《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 第1章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 作者：马立国&半岛 申明:本书由奇书网(isuu.)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第一章卢沟桥战斗 中国人的脾性，那是谁也说不清的。比如：时下气功太极拳之类。江湖上怎么说？这叫内练一口气，劲儿使在五脏六腑上。这有分教，曰劲气内练，或，劲气内敛。两个词儿虽常混淆，一字之差，发言相同，内涵远去。内敛，指在五脏六腑里收藏，是静止的。内练呢，还在肚子里折腾，且要动。这叫调理。不过两个概念的核心均在“内”字上。 譬如说，一节车厢里有数十号人，超载时当然更多。突然有歹人拔出了杀猪刀堵在门口，与众为敌，令大家把金钱细软交出来。此种情形，大家当属“内”，而举杀猪刀者则是“外”了。结果如何？大家乖如小儿。虽然车厢里定会有十几条或几十条七尺男儿，却在练内功，没外部动作。想什么？钱是身外之物，交就交吧！也许在这之前，国上下杀得血肉横飞，将军们人人豪杰，可外族东洋兵一来，又个个如丧家之犬，几十万大军狂逃数百里依然谈“日”色变。 我把这些都归纳为劲气内练，并非戏言。 且说1937年7月7日在北京卢沟桥发生的事变。提起卢沟桥事变，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3个月内占领了东北三省。古长城之外，还有热河省和察哈尔省的一部分还在中国人的手里。看看当年的地图，就知道热河省的形象状如猪鼻子拱在泔水缸里。三面被日本人包围着。东三省是前大帅张作霖发祥之地，后来却丢了家乡丢了祖宗坟墓。少帅张学良受到国人上下一片谴责，尤其受到东三省父老乡亲的怨恨。张学良自然也是不甘心的，打算死守热河以待时机。 张学良委派了大帅的八拜兄弟汤玉麟为热河省主席，并兼华北对日作战军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汤玉麟称自己是星宿下凡，所以有星宿将军之称。上将军衔。其统帅的军队除辖第五军团外，还有孙殿英的四十一军、派遣义勇军、蒙古骑兵旅等，号称8万大军。 1933年元旦，日军开始攻击山海关，长城抗战开始。在这之前，汤上将已悄悄将母亲及其姨太太送往天津。这位星宿将军一日三惊。3月初谣传日本人要进攻热河，汤玉麟军中仅有的20余辆道吉卡车满载烟土运往关内。3月2日又率部狂逃察哈尔省的古源。3月3日，日军占领热河首府承德，其兵力只有128骑，以至占领承德之时都来不及向上司请示。 少帅张学良住在北平顺承郡王府内，得悉热河失守极为震怒，下令通缉汤玉麟。中国的事情往往奇怪。听说过通缉逃犯的，那是因为他越狱了；通缉帐房总帐的，那是他卷走了金银；通缉绑匪的，那是他拐走了税务局长的姨太太。虽然那个时候到处都可见贴着照片的通缉文告，可是通缉国家高级将军的尚属首例。 星宿将军失踪了！当时，也讲究出国镀金，政客失意武夫丢了地盘，小媳怀了孕，都走出国门到国外考察学习，然后回来或是升迁或是重操旧业，又一番事业，又一番风采。可是谁听说过星宿飞到国外去了，鎏了一层金，又亮闪亮的飞了回来？那时候也没有人造卫星！要不就是星宿归了位。可是紫金山天文台，也没有发现天上又多了一颗星星呀！原来这汤玉麟在察哈尔躲了起来，上下打点得体，过了两年又出来当顾问了。 且不说汤玉麟。热河弃守之后，古长城暴露在日本人面前。古长城初建于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据说现在的长城是明代在原来基础上修复的。从秦始皇到明英宗修这长城的目的是为了防御北方落后的游牧民族。今天派上用场了，但是，为了防御的再不是落后民族，而是现代化装备的日本帝国主义。这恐怕也是秦始皇到明英宗都没有想到的。 中国人喜欢建墙。一个家庭，修墙围起来，这叫庭院。一个家族用围墙围起来，这叫寨子。一个城市用墙围起来，这叫城池。皇上住的地方用墙围起来，这叫皇宫。整个国家的叫长城。供游览，收门票。当然这不是建墙的初衷。阁下若是注意，凡中华民族发祥之地，还都残留长长短短高高矮矮各有风采的墙，现在叫文物古迹。现在也还在建筑各式各样的墙，什么用途？没考察清楚。 力求防，怕是在人的潜意中存在。常言道，防人之心不可无。 长城抗战！那是记者文人后来编排出来的词儿，最初在军事上叫长城布防。布：布置，防：防守。词典是这么解释。 全文应该说：在长城布置防守。 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绵延万余里。长城西半部是土结构，东段都是砖石结构，以巨大石条为地基，上面用城砖砌成。去过八达岭的人都见到过，城墙建筑在高山峻岭最险要之处，宽处有10余米，高有七八米，要紧之处有箭楼、烽火台等。就是在现代战争中也不愧为良好的防御阵地。 长城的关口，从东面算起，有山海关、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独石口等。每个关口都是要塞，在长城抗战中都经历了残酷的血肉厮杀。每个关口死伤壮士都以数千人计。 现在我们不容易再找到60年前战场的遗迹。过去，那里的纪念碑，抗战烈士墓，将军殉国处比比可见。后来，沧桑变迁找不到遗迹了。若干年前人们又想起了这件事。20世纪70年代北京市密云县古北口乡修建了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当然，为此，也给他们带来经济效益。可谓：历史搭台，经济唱戏。 唯一把这古战场保存比较完好的是喜峰口的潘家口战场。倒不是谁有意这么做，而是1958年在潘家口修了水库。战场的遗址到了水库的水平线以下。你要是想参观一下当年的弹洞，壮士遗骨，可以穿着潜水服下去看。 事也凑巧，我们就是想介绍介绍二十九军当年喜峰口抗敌的故事。在这之前，我们不得不把敌我两方的情况概述一下。 且说，东北三省数万大军纷纷溃退关内，国军匆匆北上。都有哪些兵？我们还是沿着战线，从东向西介绍。守山海关的何柱国新编五十九军已经退到滦河西岸，商震的三十二军准备占据冷口，商震部侧后是庞炳勋四十军做预备队，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兵出喜峰口，徐廷瑶的中央第十七军在古北口之南的南天门。 国军有多少军队？这问题现在也难准确回答。除前面已经提到的四个正规军以外，还有从关外退下来的王以哲军、缪澂流师、汤玉麟部，以及驻多伦的孙殿英部等。共有中央军11个师，东北军12个师，西北军、晋军13个师，大约30万人。为什么是“大约”？一是还有些部队编制混乱，如义勇军、保安队等。就是正规部队也参差不齐，有的是刚刚由旅升格为师，有的被打残人员不齐，有的本来就编制不满员，像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只有2.2万人，其中7000人留守山西阳泉附近，真正开到长城前线的只有1.5万人。每个师仅有约5000人的编制。 从武器上看，也是参差不等。轻重武器装备比较齐全的是徐廷瑶的中央军。东北军装备也不差，可是千里溃退，武器丢失损坏严重。装备最差的是二十九军。 二十九军系冯玉祥旧部，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与蒋介石大战中原，冯阎兵退，冯旧部退到山西阎锡山的地盘，冯玉祥宣布下野，后由张学良收编改番号为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少帅给了二十九军50万元大洋以后，二十九军的军饷、武器皆由自筹。因此二十九军的装备劣，大都是汉阳造，老毛瑟枪，根本说不上有多少重武器。然而西北军素有尚武之风，抡大刀，耍长矛，又拴上红缨，每个士兵背在背后倒也英武精神。 当时二十九军客居晋东南一带，此地出产镔铁。镔铁是什么？关云长83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就是镔铁大刀。现在冶金学没有镔铁品种，大概类似锋钢的一种。二十九军的大刀都是镔铁打成的，士兵们成了关公的“校刀手”，而就是这批“校刀手”，创造了震惊中外的喜峰口大捷。为此作曲家麦新写了《大刀进行曲》，流传至今。 国军30万编制庞杂，参差不齐。那么日军情况怎样？日军向长城沿线进攻的部队约两个师团兵力，其中包括西羲第八师团，坂本正右门第六师团、中村第三十三旅团、铃木旅团、服部旅团、黑夺旅团、落合所部等。日军编制每师团2.2万人，也就是说，日军一个师团的编制从人数上看，和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不相上下。看上去日军阵容强大，实则只有5万余人。重要的是日军武器精良，有重炮、飞机等。重炮轰击，气势夺人，轰开缺口，为步兵铺平道路。而飞机，过去打仗，没遇着过这东西。两军对阵，前后左右都可防守也可进攻。唯独这头顶上，是防卫的薄弱环节。一巴掌从头顶上打下来就叫泰山压顶，何况飞机拿着炸弹可以在你头顶任意向下丢呢！飞机远处轰地一响，当兵的就慌了神，忙于东躲西藏，谈何战斗。 第2章 长城抗战敌我双方各有优势，中国的优势是古长城和人数多，日本的优势是武器和武士道精神。 热河失守，溃兵纷纷退到长城各关口。张学良震怒，在北平顺承王府召开军事会议，分配作战任务，宋子文等中央大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学良把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铅笔，勾画防线，当他画至冷口、喜峰口一线时，他抬头向宋哲元说：“明轩（宋哲元字明轩），你把守这一线。”宋哲元却说：“我的兵力单薄，装备也差，担当不了这一线任务。” 不肯接受。 宋哲元的话确是真情，兵力单薄装备也差一点儿不假，但这话中还有别的意思。蒋冯阎中原大战，除了因为蒋介石以重金收买冯阎将领等原因以外，主要还是张学良在关键时刻宣布支持蒋介石并将奉军调进关内，所以前嫌难消。那时冯玉祥残部退到晋东南以后，突然由张学良出面收编给二十九军的番号，但没有给地盘，没有地盘就是没有生计。空占着阎老西的地方。山西人会理财，肥水岂能流到外人田。那时山西人是只进财不出财的。连同蒲线都是窄轨铁路，不同外面接轨，就是怕外面人进来，宋哲元在山西占着地盘养兵，阎锡山就会经常做噩梦。如何挤对宋哲元，宋哲元受了多少窝囊气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宋哲元带着二十九军离开山西的时候，都是夜行军，为什么？因为他们穿得形如乞丐，装备貌似土匪，怕吓着老百姓。 中原大战对宋哲元是一次大的教训，内战只能给国家带来灾难，给老百姓带来痛苦，所以在二十九军建军之初，宋哲元就提出养兵是为了保卫国家，枪口不对内的口号。当时冯玉祥也住在山西。蒋介石对二十九军总是怀有戒心，几次想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均未实现。宋哲元一再向张学良表示誓雪国耻的决心。大概挚诚所至，感动了张学良。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东三省，热河省、察哈尔省已是前线。热河是汤玉麟把守，察哈尔防守薄弱。张学良极力推荐宋哲元。1932年8月17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由宋哲元任察哈尔省主席。 察哈尔省北接蒙古，东邻热河，仅有16个县，是个地广人稀，偏僻闭塞的苦寒地区。不管怎样，二十九军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了。从1932年9月以后进驻察哈尔，到1933年2月16日调往北平以东，不到半年的时间，平东长城一线吃紧。可是察北沿线虽然日军没有重大行动，但须注意防守。把二十九军由察哈尔调到平东长城沿线，不能不让人怀疑有夺走二十九军地盘，借日本人之手消灭二十九军的意图。所以宋哲元才对张学良有以上的表示。张学良百般慰抚，宋哲元只得服从。 命令是叫二十九军开赴平东玉田、蓟县、宝坻、香河、三沙一线驻防。张学良用铅笔画的那条线，从冷口到喜峰口，铅笔过去，就是300里的布防范围。防哪儿？冷口？董家口？喜峰口？罗文峪？一时还拿不准主意，还得看看军情变化。二十九军3个师：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张自忠的三十八师，刘汝明的暂编第二师。现在已经按照战斗序列陆续到达。先头部队进驻到建昌营，准备在冷口布防，扼守要隘，收容溃兵。第三天，喜峰口方向危机。这时候东北军万福麟的五十三军从喜峰口溃退下来，士兵的情绪低落，神情沮丧，已无斗志。第二天又将冷口布防交给三十二军商震部队，二十九军当日转防喜峰口。 三十七师在冯治安师长的带领下，陆续到了离喜峰口30里的三屯营。 3月9日下午副师长刘自珍等人到达喜峰口前沿阵地视察地形，准备在天黑之前接防。部队进入阵地，万福麟部撤至口内休整。此时口里口外驻有万部一个旅的兵力。下午4时左右，刘副师长刚刚下山，前方炮声大作，从望远镜里看到万部纷纷从前方退下。旋接报告，敌人步骑炮联合部队跟踪南下，铁甲车10余辆已开到前沿附近。万旅一触即溃，望风而逃。 傍晚，未经战斗敌人占领了口上高地，居高临下控制口门，这时，三十七师特务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敌人炮火猛烈，营长王宝良率部争夺高地，中弹阵亡。随即王长海团到达。天已黑，双方在山上山下反复冲杀，一片混战。夜间，赵登禹旅在赵旅长的率领下，跑步赶到，由喜峰口的两侧夺取高地，才把敌人压下去。赵登禹部占领了长城的山棱线上，敌人退到北坡之下，战事略略平静。 赵登禹旅长站到长城之上，向前后望去。后面是刚刚厮杀过的战场，尸横有百余具。向前望去，是缓缓的山坡，敌人陈兵山脚之下，火力射程之外。再看手下的士兵，挂花的在吭吭地裹伤，没有负伤的经过整夜的混战拼杀也已很疲劳。 虽然士气旺盛，也再经不起凌晨以后必然发生的恶战。 事实证明赵旅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刚才进攻的只是敌先头部队，约400余人。其向喜峰口进犯的主力部队还在后面。 此次争夺战规模虽小，却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人还没有遇到过的顽强抵抗，尤其是已经被占领的阵地又被中国军队夺回，那真是罕见。赵登禹率部夺回喜峰口阵地，这仗打得非常艰苦。第一，敌人火力强盛，侵略者气焰炽烈，再加上在中国战场无往而不胜，更增加了士兵的勇气。第二，喜峰口长城前后，北坡缓慢，易攻难守，长城内侧向阳之面都是陡峭石壁，敌人占领山上，向下进攻势如破竹，中国军队仰面而攻，兵家所忌。中国军队之所以在这被动的情况还能够取胜，这不能不归为两点，第一，二十九军长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第二，大刀显了神威。 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一直以爱国不内战的思想教育士兵。在喜峰口战斗打响之前，宋哲元专门题写了“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鼓舞士气。平常还以日本侵略者为假想敌进行训练。东三省沦丧，日军步步向关内进逼，官兵愤恨已久，这些我们下面慢慢再说。且说这大刀怎么能在用现代武器装备的日本兵面前显出威风？事也凑巧。当日军占领喜峰口得意之时，二十九军士兵带着大刀和手榴弹，靠近了敌人，一排手榴弹抛出去之后，中国士兵大喊着杀、缮缮缮森…挥舞着大刀出现在日本兵面前。趁着他们对中国兵戒备松懈，大刀如砍瓜切菜。敌兵未明白就里，还以为天兵天将来惩罚他们，人头已经纷纷落地。二十九军士兵大都有武术底子，耍起大刀来虎虎生风，刀光红缨在敌人面前飞旋，使其眼花缭乱。日本人不怕死，但怕用刀砍头。为什么？日本国本来也是佛教国家，但他们的最高佛不是阿弥陀佛，也不是释迦牟尼，而是天昭大神，天昭大神是日本国国神，最高神。但这位大神有一个毛病，不收无头之鬼，也就是说，人被砍了头，成了无头之鬼，天昭大神就不收了，不能成神也不能再轮回转世，永远是孤魂野鬼。与此同时，活在世上的人也不能饶无头之鬼，视之为家族的耻辱。武士世家是这样要求的，当然平民百姓也如此照办。所以日本人死得讲究，死得有名份，要么切腹，要么枪毙，临死也不能身首分离。因此赵登禹的大刀队出现在日军面前，尚未肉搏，日本兵生怕身首分离就已经节节后退，把占领不到一个时辰的喜峰口阵地拱手交还中国军队。 服部、铃木旅团凑巧遇上了二十九军大刀队这个克星，免不了吃些苦头。不过两军大战，哪能都有机会举着大刀凑到敌人眼睛前？ 天破晓了。日军先头部队的那个指挥官被勒令自裁，自然是自己切自己的腹了。 日军开始进攻，重炮轰击喜峰口阵地。中国士兵没有隐蔽阵地，坡面全是硬石，连挖个单人掩体都很困难，只有卧在地上干等炮轰。一天下来，光是牺牲在敌人炮火之下的就有一个团的兵力。 炮轰过后，日军沿缓坡缓缓而上，中国士兵因山地作战，携枪不便，很多士兵，丢掉了毛瑟枪，多带些手榴弹，手提着大刀，当敌步兵冲到阵地前百余米，抛一阵手榴弹之后，趁硝烟未散冲出阵地，挥舞大刀和敌兵胶着混战，使敌飞机大炮无法使用。此时，长城边上杀声震天，来回拉锯，几处高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敌兵退下之后，又用重炮飞机轰击。 血战两日，二十九军损失兵力两个团。赵登禹旅长在前线召开团长会议，说：“现在我们仅仅与强敌对战两日夜，已损失两个团的精华，我全军共有10个团，照此下去，只能与敌对战10日。我决心绕攻喜峰口敌人后方，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且说赵登禹把自己的想法上报给师长冯治安、军长宋哲元。师长、军长都支持他的想法。此时，已经是3月11日了。赵登禹把阵地交给他部，把火炮、重机枪、驮马、乘马一概留下。士兵轻装准备沿山腰小路，兵出潘家口。 是夜，皓月如镜，风清夜静，塞上初春寒意逼人。昨日落的雪已经在地面上结了冰，山嶷之上白雪皑皑。 赵登禹在白天的战斗中腿部受了轻伤，这次夜袭他仍要求带队。兵分两路，赵旅长带一队走山口外弧，董升堂团长带一队人走山口内弧，两队轻兵在当地百姓的引导下，沿着樵夫打柴的羊肠盘道，斩荆断棘出了潘家口。 第3章 出潘家口约行数里，便是日军骑兵宿营地。满街的敌兵正在鼾睡，董升堂团长带兵冲入，手榴弹轰轰隆隆在敌宿营地爆炸。接着士兵挥舞大刀冲入，如砍瓜切菜，杀得敌人措手不及。 赵登禹部也已经得手，冲进敌人特种兵宿营地。日军有条军规：凡在战场宿营一律不准脱衣。因长期以来日军从未受到中国军队的袭击，纪律松弛，此时都脱下大衣蒙头而睡，赵登禹率部冲到眼前，他们未及清醒已经身首异处。腿脚快的，慌忙逃走。敌阵地一片狼藉。我军夺获大炮数门、坦克车数辆、辎重粮秣堆积如山。 此时天已破晓，驻老婆山的敌人看见火光听到杀声，知道有变，驰来应援。两军又相混战。我佟泽光部援军又到，将敌人击退。赵登禹旅长见战利品无法带回，决定炸毁大炮坦克，烧辎重粮秣，原路退回关内。 此役，毙敌甚众，击死敌大佐级指挥官1名。我军也伤亡很重，官长阵亡者计团副胡重鲁、营长苏东元，连长2人。受伤者团副1人，营长2人。 12日这天喜峰口沉寂了一个上午。下午敌机4架又来轰炸。两军对峙，时有接触。从9日下午开始的喜峰口争夺战经过了7昼夜的激烈战斗，我军坚守阵地，未被突破。 敌见攻击喜峰口无望，把战线转移到罗文峪。罗文峪由二十九军暂编二师刘汝明师长指挥。罗文峪告急，三十七师、三十八师各调一个团支援，罗文峪战线才稳定下来。1933年，喜峰口之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次告捷。喜峰口胜利震动全国，声扬世界。当时国人上下一片欢腾。慰问团纷纷到来，记者们蜂拥而至，报端常见独家采访喜峰口将士的新闻、故事。大学教授慰问团，商界慰问团，世界慰问团等等，闹得这喜峰口不似战场像会场。 这儿光说了喜峰口，长城各个关口情势怎样？其实战争最残酷的不是喜峰口。且看，日军进攻所用兵力，他的主要师团西羲一师团，坂本正右门师团，中村旅团面向的是古北口。古北口的中国军队是徐廷瑶将军指挥的中央军十七军。此时，古北口已经被日军占领，战线在口内南天门展开。黄杰二十一师、关麟征二十五师、刘戡八十三师陆续上去。起初是关麟征二十五师在第一线，被打残了。黄杰第二十一师顶上去，换下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一师被打残了，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又顶上去，换下第二十一师，可想战事如何。另外界岭口、冷口的战役也都打得非常激烈。这只能另篇介绍了。 舆论制造者们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煽动起来“胜利”热潮，致使人们只知道喜峰口中国军队打了胜仗，似乎其它关隘也是如此。甚至一个上海妇女界代表团到前线慰问将士只知道喜峰口大捷，而不相信古北口、界岭口都打得激烈。就在国人浸润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之中，日军陆续突破了冷口，兵出喜峰口侧背，守卫喜峰口的将士不得不放弃关隘而后退，继之古北口被突破。守军全线退却。退至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芦台一线，已是平原无险可守，距离北平最近处只有25公里。 此时，张学良已经引咎辞职到上海的国人医院戒烟（鸦片）去了。代替其担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何应钦常和军政要员在交际花杨惜惜家研究军国大事，此时得知战线已溃到通州附近，非常惊慌，手足无措，别无他法，只有和日本人签订城下之盟，于是速派代表到西羲一师团司令部求和。5月24日签定了卖国耻辱的“塘沽协定”。 日人得胜，为什么这么容易接受签约？请看关东军作战命令“473号”：“热河为满州国之领域，但隔一长城之河北，则系中华民国之领土，在该领土上，本军无行动之自由……违反国策，贻误大局……” 其实日参谋本部及关东军司令部都不准许日军越过长城。日军显无后劲。中国将士用命，可是中国方面为什么失败？宋哲元将军曾大声疾呼：“为什么我们30万大军打不过5万日本军？”这个问题只能留给中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学问家们研究。蒙辱的协定，给不服从军纪的日本武士下了台阶，使越过长城的日军摆脱了尴尬，助长了少壮军人们的侵略气焰。 长城各口战役中，日军死伤约6000人，中国军队死伤多少？说不准！请看下面记载：“时事日报”二卷二期载：各军死伤失踪之数达6.5万，徐廷瑶一军损失最大，几达65％。 中国政府通知美国大使馆，谓：中国战役损失达3万人。 这两个数字差距太大！ 屈辱的“塘沽协定”之后，华北局势是否平静？日人既得垅复望蜀，情势如何，众所瞩目。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二章 政客武夫叛乱长城抗战之时，察哈尔省兵力空虚。日方也不断在察蒙边界蠢蠢欲动，只因兵力不足没有翻起大浪。宋哲元调兵去平东以后，把权力交给副军长佟麟阁，由佟代察哈尔省主席。 冯玉祥在山西汾阳被阎锡山解除软禁之后，到了察哈尔。冯大帅这个人爱国心切而又好动，趁着察哈尔防御空虚，中央军大部还在南方“剿共”之机，在察哈尔举起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大旗。凭冯大帅昔日的威望及爱国将士的支持，振臂一呼即集聚了10万大军。这10万大军包括方振武、吉鸿昌二将军带来的较正规部队和佟麟阁带领的二十九军留部外，其他是保安团、义勇军、军官学校学员，还有一些反正的伪军蒙古骑兵。其主要将领就是佟麟阁、方振武、吉鸿昌等。 当蒋介石、何应钦得知此事后，蒋明确表示只有一个中央，和在中央领导下的军队。批评其不得“擅立军政名义”。何应钦是驻北方的最高军政长官，对他来说，就不是声明呼吁的问题了，他要采取行动。当时，庞炳勋第四十军也在平东参加长城抗战，在仙安、蓟县、马兰石门等地打得不错，曾给日军迎头痛击。蒋介石与何应钦考虑再三，决定将庞炳勋的四十军从平东撤出，电令其向张家口进兵。 为什么偏偏要令庞炳勋去进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呢？这也颇具中国用兵特点。 原来庞炳勋也是冯玉祥旧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庞炳勋等先后叛冯投蒋，致使冯阎大败。庞炳勋投靠蒋介石以后，组成了第四十军。第四十军一直在河北河间县驻防。河间只是一个县，地方小不是养兵之地。其他各路诸侯，照样和过去一样争城夺地。第四十军感到，蒋介石不时冷遇其部。庞炳勋大有后娘之子之感，如后来庞部编的歌谣所云：“年年当杂牌，天天孤哀子，不求向上冲，但愿饿不死！”要想饿不死，拥有养兵之地尤为重要。蒋介石、何应钦也算摸透了庞炳勋的心思，所以这时把四十军从长城阵地上撤下来，许以察哈尔省主席之职，趁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北出多伦收复失地之时，令其兵出张家口抄冯玉祥后路，令庞拿着中央的尚方宝剑“劝冯取消名义，奉还张政、离去张垣（张家口），另谋安置”。也就是说，你冯玉祥离开张家口，这地方已是我庞炳勋的了！诸位想，这结果如何！ 庞部得到西调命令后经北平、出南口兵陈沙城，占领宣化，离张家口仅有60华里，与察哈尔首府张家口成对峙局面。 冯大帅是二十九军的老统帅，在察哈尔又另树旗帜拉起队伍，宋哲元等人如何去想？怕也不是滋味。要说起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等人对大帅的尊重那是无可非议的。宋哲元后来回到张家口，冯玉祥到火车站接他，专列尚未停稳，宋哲元这个近50岁的人就跳下火车忙给冯玉祥敬礼。西北军的正宗教材是四书五经，讲孝悌，典型的家长式教导。官大一级如同父母，言之不过。可是在这样的当口，二十九军必须表个态度。二十九军支持冯大帅，这抗日同盟军可能越搞声势越大，尤其在喜峰口得胜，二十九军声威正热的关头，便是不用出兵，发表个声明，就会使抗日同盟军如虎添翼。反之，将是另外一种形势。 这时宋哲元表示了什么？“不协助冯先生”，“对冯不用兵”。这不是矛盾嘛！宋哲元明白冯玉祥的抗日决心和热忱，当时中国太缺少这样的人物。可是，中国20多年的内战，已经使国力衰竭，生计凋敝，百姓生活在苦痛之中。一旦内战再开，国家不堪设想。国军必然北剿，日人必然寻机闹事。大帅危矣，察哈尔说不定会落入日本人之手。 且说庞炳勋的四十军已经到了宣化下花园、沙城、新保安一带。这里历来也是古战场。当年明英宗御驾北征，就是在这里被异族包围，而做了敌人的俘虏。后来国共两军平津战役，新保安一仗揭开大战的序幕，而此一仗也是关键一仗。首先截断平津与张家口的联系，而使平津陷于孤立，天津失守，北平和平解放。 庞炳勋到这里以后，未敢轻举妄动。为什么？不义之师自先狐疑。首先担心的是二十九军再抄其后路，到那时候前途难卜。 庞炳勋这个人在当年时也是个人物，他看到国事日非决心投笔从戎。当其报名参军时，名额已满，其自愿自备服装口粮入伍。那时候讲究当兵吃粮，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雇佣兵。 第4章 庞自费当兵，创中国陆军史上自费服役的先例。后来还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后看中冯玉祥西北军军纪严明有革命精神，所以带着队伍投靠了冯玉祥，中原大战以后庞部脱离冯以后，军心涣散军纪松弛。下面的人借着有一支军队的势力做起了烟土（鸦片）买卖。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军饷无着。当年冯玉祥纪律严明，过得清苦，所以有石友三、韩复榘等人叛离。水至清则无鱼！后来自己也吸起了大烟，烟瘾一上来，多重要的军事会议也得停下来，赶紧钻进里屋，点起烟泡，过足了瘾才能出来。在这时候就是敌人端着刺刀冲到屋门口，他倒在烟炕上也不会起来。诸位别觉得奇怪，那时候有多少将领要员不抽大烟？张学良、赵登禹…… 俗称双枪将，就是指拿着手枪又拿着烟枪的将军们。庞炳勋正在烟床上，吞云吐雾。突然副官来报告：“荩忱、仰之来了！”庞炳勋一惊坐了起来，荩忱是谁，荩忱是张自忠，张自忠字荩忱。仰之是冯治安，冯治安字仰之。庞炳勋知道此次张自忠、冯治安来访，必然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原来二十九军将士已经从喜峰口退了下来，退到了通州，在喜峰口已经杀红了眼，退到平原准备挨打心实不甘，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再拼个鱼死网破之时，得知庞炳勋带兵来到沙城，压迫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当然也是抄了二十九军的老家。个个要求去沙城打庞拐子（庞在冯部打仗时一条腿负过伤）。 宋哲元、张自忠等与庞原为袍泽，也深了解，知道庞拐子这人色厉胆落，先礼后兵为上。宋哲元派张自忠、冯治安骑马速去沙城与庞交涉。前线战争瞬息万变，为什么要把两个主力师的师长派出去？前面已经说过，这西北军很讲究资历和上下关系。派张自忠一个人自然可以，可是张自忠这个人性格内向，最不会出口伤人，虽然贫困农民出身，但四书五经学得好，讲起话来，不是引经据典，也附和儒者精神。冯治安，此人无论从相貌到语言行动都是见棱见角，机智敏锐敢做敢为，不然他三十几岁怎么能在讲究论资排辈的西北军中手握重兵，冯、张一红脸一白脸真是好搭当。 庞炳勋刚从烟床上坐起来，张自忠、冯治安一先一后掀起门帘儿已经走了进来。先是给他敬了个军礼，因为无论从过去还是现在，庞的军阶都比他俩高。庞慌忙让座。冯治安劈头就是一句话：“听说军长要去打老长官（指冯玉祥），那也别怪兄弟们翻脸对不起大哥了！”你听这话，一句不就把庞炳勋顶到墙角上了。庞炳勋愣了半天，他知道自己号称一个军，实际战斗力不行。那二十九军虽然在喜峰口已经被日本人打掉了6000人，可是，是得胜之师，已经声震中外，如果和二十九军打起来，人心所向，众人必然百中之百支持他们，就是自己领的队伍也会有一半逃过去。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事，而是鸡也飞了蛋也打了。 庞炳勋不知怎么就说出了：“哪里，哪里！哪敢哪敢！” 三个人在屋里安静了半天，只见大烟灯冒着袅袅青烟。张自忠打破了沉寂，说：“仁兄，就好自为之吧！”说着，张自忠、冯治安掀门帘儿走了。庞炳勋坐在烟床上半天没动弹，既没有说送客，也没再躺下。 其实，庞炳勋带兵来察的时候心里就犯嘀咕，主要就嘀咕这二十九军，察哈尔是二十九军的地盘，二十九军几个高级将领都是老冯亲信，老冯能在察哈尔搞起民众抗日同盟军，一定得到二十九军的支持，说不定还是他们一块儿摆弄好的哩！路过北平的时候，听说电影院都在放映长城抗战的电影，他脱下戎装，穿上长袍，戴上礼帽，护兵也换了便衣，一起到大观楼电影院看看电影。那年头不像现在，能把片子调来，在自己公馆里仰在沙发上慢慢地看。那年头观众都是平等的，都得去电影院，冷了一起打哆嗦，热了一起流汗。屋子一黑，电影开始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同放录音。银幕上放人像，声音是电唱机配的。就听见电唱机里说：“这位将军，就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中将…”接着下面是一大堆赞誉之词。那面前的白布上暗了一阵之后突然出现了宋哲元戎装影子，他高高地站在长城旁边，指手画脚地说什么。这时候，全体观众自动起立，肃然向宋哲元行注目礼。接着是士兵向日本人开枪的镜头。观众一个劲儿地鼓掌。庞炳勋暗暗想，这老宋还真行。早知道我也把队伍拉成这样，也不会像今天猪也嫌狗也不爱的，他想着想着电影散场了，他跌跌撞撞地被人流裹挟着出了场，他的随身马弁都挤散了两个。电影看完以后他的心里好像压了个东西，总是不自在。没有想到今日张自忠、冯治安这两个小子找上门来了。 后来庞炳勋的队伍一直在沙城附近住着，似乎是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 且说长城抗战的部队，退到了顺义宝坻一线，北平城里一日三惊。通州外围发现了小股日军，大概是侦察兵或是先头部队。二十九军向何应钦报告情况，大概是有意夸大事实。其实那意思是想找机会再打。何应钦却慌忙通知手下人收拾行李，把指挥部撤到卢沟桥以西的长辛店去。 后来签订了协定，协定中规定长城以南，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禹河、宝坻、芦台、塘沽以北为非武装区。因当年大清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从山海关到北平沿铁路线日方有驻兵权，这个驻兵有一部分在非武装区内，所以非武装区只是中国军队不准进入，实际上是日军势力控制范围。 塘沽协定签定之后，中国军队都被迫留在平津一线，既已言和，剩下就是撤军问题了。此时，冯玉祥在张家口宣布解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察哈尔也是前线，现无正规军，那里又是与日军频生摩擦之地，应驻有一支劲旅。 1933年夏，也就是塘沽协定签订两三个月以后，何应钦顺水推舟，将二十九军又调回察哈尔。中央军留在平津一线，商震的晋军调驻保定。8月，宋哲元带兵到察哈尔，冯玉祥带着手枪团到泰山脚下读书去了。佟麟阁到北平香山兰涧购买了三间农舍，流连山水，读书写字，摄影照相，研究易经，如不抗日誓不出山。现在佟的旧居已经易主，据说由一个卖熟肉的个体户买下，围起高墙，里头盖了三层楼，楼顶养着恶犬，大铁门终日紧闭，俨然一个保密机关。据说里面还有室内游泳池，不过只是据说。佟麟阁的三间后屋新主人还将它修葺待留，总算对得起这位抗战名将。佟将军的欧体功夫甚深，墨宝至今尚有流传。不过这是后话。 察哈尔，是非之地也。它北接蒙古国，南邻山西、河北，东面是东三省，西是绥远省，首府张家口。蒙古国，那时候叫外蒙古，过去属中国版图。1924年，乔巴山宣布独立，当时历届政府都无力解决。国民党中央政府也一直不承认此事，可是，也无可奈何。1945年日本面临崩溃，苏联准备在中国东北出兵，中央派宋子文到莫斯科谈判出兵东北的事，斯大林接见宋子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中国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苏联才能出兵东北。宋子文当场就被吓出了一头冷汗，只是吱吱唔唔地说做不了主。事情未谈，赶紧从莫斯科返回南京和蒋介石商议，权衡利弊只有默许。 苏联的军事力量日本军部不敢轻视。虽然日本军界政界一直都有北进派、南进派之争。北进派的观点认为，日本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南进派的观点是速占中国及东南亚，有了丰富的矿藏、粮食、燃料等资源，日本才能成为第一流的强国。不过，不管是南进派还是北进派，满洲国（东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线，华北是日本战略资源基地的观点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侵占华北的意图是一致的，不过是迟早、手法问题。 华北，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热河失守后，察哈尔北起兴安岭南至延庆长约近千公里的边界线与东三省毗邻，张家口等地住有日本侨民，领事机构，军事顾问，明码挂牌儿的特务机关，再加上甘心投靠日本人的汉奸蒙奸，可以说，中国军队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二十九军调回察哈尔以后，经过宋哲元等人的苦心经营，兵力发展到6万左右。赵登禹提拔当一三二师师长。这样，二十九军已经有正正规规的4个完整师。装备也大有改进。当时的编制是军长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在北平香山）、副军长秦德纯，参议长肖振瀛，参谋长张维藩，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真是兵强马壮强盛一时。 日本人不甘坐视二十九军不断壮大，他们不断在各地滋事，甚至闹到首府张家口。宋哲元为了息事宁人，总以“下不为例”解决。然而日本以此为例，不断扩大。国事如此，宋有何方。最末闹到签订屈辱的“秦土协定”（即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与此相反，中央政权埋怨二十九军与日人繁生摩擦，想调二十九军南去“剿共”。 下面我们不能不把两次张北事件，一次察东事件，向各位简述一下。 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在1934年10月。其原因系由旅游护照的检验引起纠纷。 第5章 日本天津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根据辛丑条约，日本人在华北有驻兵权，因司令部设在天津，所以也称天津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等8人，不按中国官方条约规定，骤作旅游内地计划，于10月27日，由张家口出发，前往多伦，路经张北县南门，为赵登禹一三二师卫队阻止，双方争执40分钟，终于放行。张家口日领事桥本以赵部卫兵侮辱日本外交官、军官为由，向参谋长张维藩提出抗议。30日又与宋哲元军长交涉，宋为息事宁人，令赵登禹向日方道歉，并将执行检查的连长免职。 日方仍不罢休，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乘机要求中国军队退到长城以内。宋哲元以此事应与中央政府交涉，遂成悬案。 3个月后，即1935年1月，其纠纷原因，由察哈尔沽源县与伪满洲国丰宁县县界界务冲突引起。史称察东事件或热西事件。 塘沽协定后，日人久欲将察哈尔长城以北的土地，仿照协定办法，划作非武装区。我方以守土有责，不能照办。日方又指长城以北土地属于热河，其驻热河日军遂时与守军发生冲突。 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做出让步条件，通知宋哲元，宋已饬令照办。日军已在长城沿线独石口等地开始轰击。直至1月25日宋军被压逼至长城以南。松井源太郎提出大滩会议要求。结果自然是答应日方一切要求。史称“大滩口约”。 美国报纸曾指出，大滩口约，为中国对日之新割让。1935年5月31日，发生第二次张北事件。此事由于检查日军官护照而引起。日阿巴噶旗（距多伦40公里）日本特务机关官员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等4人乘汽车自多伦经张北赴张家口，6月5日车抵张北县北门，守卫兵索取护照，日人强说，1934年10月第一次张北事件以后，宋哲元已允许日本人不要护照，坚欲通过，卫兵出刃拦阻，排长旋将4人引至军法处候讯，并给予酒食招待。一面用电话请示张家口，电话又由张转向北平（宋在北平），宋哲元令姑且放行，下不为例。 张家口日领事桥本、特务机关中佐松开以日本军官受中国卫兵恐吓，向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要求限5日答复，否则日军自由行动。 这次交涉先在张家口，后到北平秦德纯家中举行，谈判的主要对手是秦德纯和日方首席代表土肥原贤二。所谓“秦土协定”就是以其二人命名。秦土交涉的结果是割让察东6县，即沽源、康保、张北、宝昌、德化、商都。 1993年中日两国儿童夏令野营训练，也就是在这块当年被日本人强占去的土地上进行。 土肥原与秦德纯在北中国的战场一直是谈判对抗的对手。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土肥原大将作为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受到审判。秦德纯是出席法庭的主要证人。 秦德纯在他的回忆录《诲诬谈往》中曾比较细微地谈到与土肥原谈判的经过。土肥原笑嘻嘻地讲起他的外祖父一家自唐朝就来到日本，他也算1a4中国人。土肥原谈到他的启蒙老师是中国的学者，他一生奠定的事业与启蒙老师是分不开的。进而告诉秦德纯谈判的背后就是军队。言下之意，你不同意就动武。 秦德纯与其针锋相对争执了三天，秦当场郁愤吐血。第四天秦德纯突然同意在土肥原提出的条件上签字，连土肥原都感到意外。秦德纯在他的回忆记录中提到这点，含混地讲到请示了上级。是谁？没说。当时“何梅协定”刚刚签订，秦认为这不过是“何梅协定”的翻版。争也无用，只好如此。同年11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秦德纯的时候，秦力图对自己签订这样蒙辱条约向蒋解释。蒋只是说不用解释了，这事不能怨你。同时对秦大加慰勉。 西北军历来讲究行武关系，而排斥军校毕业的军官，而秦是典型的军校毕业军官。秦德纯先后就读于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军事教育。在西北军中是独一无二的。秦本人思维敏捷，才智出众，兵法兵书倒背如流，是宋哲元的得力军师和帮手。此时，宋哲元被免去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即由秦代理，后在卢沟桥事变之时，秦担任北平市长，凡宋不在之时，皆由秦主持军政。甚至蒋介石两次召见宋哲元，宋都委秦代行。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因病退出战场去南岳衡山养病和去四川绵阳，皆由秦德纯陪同。宋哲元在病危之际念念不忘到前线去看望袍泽弟兄，而也主要想看看秦德纯，如秦德纯这样军校出身而受到宋哲元如北依重，也是因秦为人直而不阿，智而不佞。 话说回来，此时察哈尔签订了“秦土协定”，察北大片领土让给日本人，此后，平津也处危局，何应钦不得不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签订了“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北平、天津的党部；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的市长；撤退驻河北的中国军队；制止河北的一切抗日运动等。从此，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省的主权大部丧失。这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对日政策上的一次最大妥协，而蒋介石对“何梅协定”一说，一直持否定态度，多次饬令“何梅之间，并无协定”。事情是怎么回事？怎么引起的？ 我们引一段当时的文字：孙永勤部为热河义勇军之一，有众3000人，屡在热河南境，与日伪军队作游击战。5月中旬，日军大举攻永勤，永勤逃至遵化，其地为停战区，按照塘沽协定，我军不得自由派兵驻防，永勤遂得在该县征收粮秣，乘隙逃去。酒井（华北驻屯军参谋长）乃指此为我方接济孙部，扰乱停战区治安，违反停战协定之罪状，又谓曾获义勇军委任状，上有军委分会蒋、何衔名。但此证据并未提出。 胡、白暗杀案，即指胡思溥（国权报社长）、白逾桓（振报社长）之被刺。两报皆在天津日租界发行，两人皆在日租界寓所被刺。两报言论，平日皆反对国民党，亲满亲日。酒井谓白逾桓系日军使用人，其遇刺系蓝衣社所为。 酒井参谋长提出，将中央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及于学忠第五十一军调出平津、河北，调出蒋孝先宪兵第三团，取消国民党党部、蓝衣社（实无此组织，可能指复兴社）的活动等十二条。如果国民政府承认这样条件，其等于平津河北成为军事空白。 协定交涉始于1935年5月29日，结束于6月10日，前后13天，共有4次。第一次为5月29日，第二次为6月4日，第三次为6月9日，第四次为6月10日。谈判代表，日方是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北平大使馆陆军副武官高桥坦。中方代表是陆军部长兼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10日交涉实际上是日方发出最后通牒。何应钦不敢在文本上签字，只是口头承诺。日方仍逼迫不舍，何于6月13日凌晨3时惶惶然离平南下。行后，派军委分会办公室主任鲍文樾告诉日方代表高桥：“何总长已南下，但其面诺之事，同人均仍一一使其完成。” 后高桥代拟两稿，第二稿原文：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出之各项期望，均予承诺且自动加以实施。 此致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在此前后，日方华北驻屯军步兵不过10个中队，炮兵1个中队，总数不及2000人。而且分驻秦皇岛、山海关、塘沽、军粮城、天津等处，天津驻军不足500人。而中国驻军包括中央军，于学忠东北军，商震晋军，总数不下6万人。 在交涉中，酒井自称代表天津军（即华北驻屯军），高桥坦代表关东军。中国人当然信以为实。以后资料证明，酒井在6月9日之后才有代表日方提出交涉资格。高桥坦自始至终并不代表关东军，也不代表天津军。因为他们素嫌梅津美治郎司令官对华态度软弱，乘梅津司令官赴长春与林陆相会商公务之际，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进行诈骗。中方一直畏怕关东军入关，其实东京参谋本部对关东军的权限范围早有明确规定，只限关东，不准越至长城以南。所以说，中国方面的畏惧，并没有想象力造成的那么严重。 如把“何梅协定”说成酒井诈骗案，也许更确切些。 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当时日本国内实际上是军人左右政治，军部左右局势，而且军队内部盛行着下先上之风，少壮军人们向往着“为国家做些事情”，向往着到“满洲”做一番事业。往往是军人干出了事，政治家承认既成事实。这里引用日本联合通讯社杜本重治的一段文字，可以借鉴：“天津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怀疑孙永勤得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支持，对于学忠怀恨在心，并借此反对将公使馆升格（1935年5月17日日中两国公使级升格大使级。编者注）。认为此时将公使馆升格，是对南京政府的支持。当时，日本陆军中央的少壮军官、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官，互相勾结，紧密配合。 有吉（新任日本驻中国大使。编者注）感到华北形势将一触即发，认为立即离日赴任，将首当其冲，便决定延长在日逗留时间。正当此时，果然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即在5月29日…“ 话说回来，不管称《何梅协定》也好，叫“酒井诈骗案”也好，反正何应钦已承诺。 第6章 中央军、东北五十一军、宪兵团、国民党党部纷纷南下，平津空虚，国人震动。 这时候引出一个人来。谁？石友三。石友三何许人也？凡稍了解军阀混战历史的都知道有个三反冯玉祥、三反蒋介石的反复小人石友三。前两年10万大军被打散了，现在正乘时乱之际谋篡在平东湾平起事自治，已在聚集兵马进行大比武。怎样大比武，说起来您不要笑话，就是挑选出百余名精壮好汉和弄来百余名妓女，都脱得赤条条的，互相对站着，等石友三一声令下，就冲上去，干起那事儿。这叫练练雄风，交流体会。用在战场上，就是把对手当成女界，用阳刚之气镇住阴柔。您说这样的队伍能打仗？不尽然，找到了日本人做后台，有日本人支持，能不无往不胜！石友三带的人数不多，来敲古都北平的大门，史称石友三叛乱。平津形势骤变，倒底怎样发展，令人揪心！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三章 重兵驻进平津话说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那是几朝古都，以北平为都城始于西周燕国，距今已有3000多年，以后又有前燕、金、元、明、清及当今人民共和国定都于此。定都是建国大事。为什么看中北京，自然是龙脉所系。历代著名风水家对北京都有论述，我们不一一例举，这里不妨引用几段文字。宋代大学问家朱熹说：“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正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从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来至中原为嵩山，是为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正谓此也。”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时，蒙古贵族巴图鲁曾劝忽必烈说：出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营天下，非定都北燕不可。 明代燕王朱棣击退建文帝迁都北京，群臣对北京的形势又作了一番论证。有的说，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也有的说，北京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胜，诚帝王万世之都。 清末民初，北京修了铁路其位置尤显重要。虽然1911年清宣统皇帝退位，但其仍是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当时北京向四方修了铁路四条。一条是经天津山海关，通往关外的北宁路。一条是经天津南下浦口、南京的津浦路。另一条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第一条铁路京张路，即由北京经南口、居庸关、青龙桥达塞外张家口。现在青龙桥旧车站还依然保留旧貌，铁路设计工程师詹天佑先生的铜像矗立着供后人瞻仰。再有一条铁路，也是南控中原至关重要的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经丰台，过卢沟桥，沿着太行山的缓缓斜坡一直通向中原重镇汉口。中间经过保定、石家庄、郑州等重要城市，把黄河、长江等重要水路交通串连一起。当时北京还有水路码头，京杭大运河直通北京城内，码头所在地，就是现在的王府井南口的东交民巷附近，不过民国初年码头已废没有了通航能力。 明代建都南京，当时一个叫刘伯温的人就向朱元璋说，“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但不免有迁都之举。”纵观历史，南京虽然是几朝古都，而恰恰凡建都南京者，无不是偏安一偶半壁江山小朝廷，而就没有一统中国。朱元璋不信刘伯温之言，建都南京。果然朱元璋死后发生燕王之乱。后燕王灭建文帝迁都北京，定鼎华夏。历史又何其相似，国民政府依靠江浙经济势力定都南京，国无宁日，又引来了日本人的侵略，国共两党之争，国民党终于退守海岛台湾。共产党统一大陆定都北京。历史为何如此，这须由历史学家们去研究考证了。 话说回来。北京人口的变迁，简单的概括：外迁的进北京，谪退的迁天津。真正的祖祖辈辈的北京人怕是无从考证，那人数怕也是微乎其微，绝大部分是外来人口。从现在北京地名来看，也带着历史的痕迹。胡同，在蒙古语中就是有水源的人口聚集点的意思。文津街、贡院街、西总布胡同、外交部街、皇庄、宫门口、惜薪司、武衣库、王府井等等，从名字上就带着皇家和官场的气派。从姓氏上说，《百家姓》中非复姓姓氏408个，现代人统计北京人的姓氏多达230个。占一半还多。 老北京的人口地位反差比较大，一类是皇族、官僚和依附他们的文人学子；另一类则是为他们服务的三教九流，如：戏园子、妓院、商店以及修脚的、剃头的、老妈子、掏粪的、拉车的等等。这些行业都有行帮，大都以地方而分。老妈子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四川、安徽小保姆。修脚的是宝坻县来的，剃头的是蓟县来的，老妈子是香河县的等等。 元朝定都北京，迁来一批皇室朝臣及文人学子，明朝迁都北京，又来一大批皇室成员朝臣墨客。清人入关定都北京，也同样带来一批类似的满人和汉人。用现在的话比喻，就是中央各机关各部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专院校。他们住在皇宫、王府、贝勒府和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中。你稍稍留意就会看到北京的大小胡同中彼彼可见名人旧居和重点文物保护的汉白玉石的石碑，如田汉旧居、文天祥旧居、于谦祠。上好之，下必甚焉。说成反话就是皇上和他周围的人的政令爱好举措，臣民会加倍地去做。皇室影响首先在京城然后绵及全国，国都自然堪称国之风范，也就是皇家的“派”。民国以后建都南京，南京终未成为国之“派”，除形势上蒋介石政权没有达到真正统一以外，在心理上更缺乏凝聚力。汪精卫、胡汉民一直在经营广州、武汉。冯玉祥在经营西北，李宗仁盘踞广西，阎锡山封闭山西，西南各路诸侯各有说道。东三省刚刚依附中央，日本人就来了。 其实，北京并不出产什么。玉泉山的水好，用现在的话说够上矿泉水的水平。但是那水是每天用水车拉到皇宫里皇上用的。京西稻好，那是御米，常人能吃得上吗？北京没有工厂，不生产机械，不织布，不造酒，没有上海、天津那样的商业繁荣、金融流通。北京有什么？有“派”，有派就有影响，有影响就是力量。派是上层建筑。比如说国剧京戏，其实那是徽班进京带来的。比如北京烤鸭，山东人一直耿耿于怀，说那是山东烤鸭。京东肉饼，其实那是香河肉饼。香河地方小，没影响，在北京的东面，店大主欺客，你在京城里卖，就叫你京东肉饼，经营不好了，怕砸牌子，表示正宗，添上一笔叫正宗香河京东肉饼！都冠以京东，表示是北京的正宗产品，欺人不！当然，这话也不尽然，用现在的话说，北京也有名优产品，像同仁堂的药丸，瑞铄祥的绸缎，六必居的酱菜，王致和的臭豆腐。不过这些也是外地人带来的。它到了北京就沾上了皇家气派，上了档次，那就会誉满全球。再到别的地方开分店，那就是另一番风光！ 文化方面更是如此。著名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为历史划时代的杰作，都发生在北京。1935年土肥原贤二在北平搞华北自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50个教授联名反对，几乎等于定了案。试想，如果是山东或者湖南的50名农民联名反对，有谁理睬！ 清帝逊位以后，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都在北京建过中央政府，时气不行，垮了！但后人不想吗？连日本人的大使馆都从北京往南京迁了半个，武官等人还一直留在北京呢！“九一八”以后，北平成立了军委会北平分会，张学良、何应钦只先后做了代理委员长，委员长一直是蒋介石，可见蒋先生对北平也是不放手的，只是鞭长莫及。“何梅协定”以后，中央势力退出平津，宋哲元带兵进了北平，那也是中央没办法的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进入平津以后，发展到十万大军，宋本人也不单纯是个一军之长了，一举成了封疆大吏，国之要员，举手投足都会使四方震动。后来在卢沟桥爆发事变，就引发了全民族八年抗战。 话说回来，1935年6月，石友三和吴佩孚的前秘书长白坚武、警务处长潘毓桂叛乱，日本浪人楢碕一良为总顾问，带了500多人占领了丰台火车站，抢了一列钢甲车。是在东交民巷组织人做内应。只要钢甲车冲进城内，无论是占领中南海的居仁堂，还是占领段祺瑞铁狮子胡同的前执政府，或是就在钢甲车列车上一宣布自治，脱离中央，然后日本人表示支持，事儿就成了。 当时中央军、东北军已经南撤，不过尚有东北军缪澂流率领千余人留守北平维持治安。打，这是不行的，日本人必然出来干预，事情就麻烦大了；不打，束手待毙！当时北平的内外城墙还比较完整，丰台开往前门火车站的火车必须通过永定门豁口才能入城。军分会速派缪师官兵带着铁锹麻袋占领永定门豁口。然后土填麻袋，迅速将豁口堵死，作为最有效的防御方法。 下面我们按时间顺序，把一个月之内发生的事件排列如下，可把华北形势窘迫之相总观一遍。 1935年5月23日，发生“河北事件”（指孙永勤义勇军事件和胡恩溥、白逾桓暗杀案）。 第7章 5月29日酒井隆提出武力威吓。 6月1日何应钦宣布将河北省府迁保定。 6月5日第二次“张北事件”。 6月10日“何梅协定”出笼。 6月10日国民政府发布“敦睦邻邦令”。 6月19日行政院发布免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令。 6月27日秦德纯、陈觉生、雷寿荣与土肥原贤二、高桥坦在北平签署“秦土协定”。 同日，石友三、白坚武、潘毓桂叛乱。 同日，肖振瀛向北平军分会建议调二十九军移驻北平。 几小时后，冯治安三十七师开进北平西郊。 从以上时间表可以看出，华北形势在急骤变化，中国方面在紧锣密鼓与日方调整关系，而日方气焰甚嚣尘上，步步逼迫。 1935年6月27日这一天是北平热闹的一天。清晨，土肥原贤二、大使馆武官高桥坦就坐着特务机关的黑色专车来到了府右街秦德纯的家（现址自忠小学）门前，没等值勤哨兵通报就闯了进来，副官早已认识土肥原，力图上前“接待”，土肥原挥了挥手，把他赶到一边，就一直闯入了秦的客厅。然后有礼貌地在客座坐了下来，紧跟着高桥坦坐在他的下手。秦德纯得到副官报告，不得不出来接待。陈觉生、雷寿荣得到通知也赶来了。 土肥原仍是笑嘻嘻和霭的脸色，似是老朋友来问安，先是问秦德纯昨天吐血后身体情况，明知秦德纯吐血是被自己气的，黄鼠狼还是要给鸡拜年。话很快转上正题，土肥原又出现一副为国操劳的严正表情，告诉秦德纯：“你们说，是我们日本军人制造事件，我可以告诉仁兄，我这个人到支那来，就是来制造事件的，我们还可以制造第二次事件，第三次事件，第四次事件…” 秦德纯知道他的话不假，事件肯定是愈闹愈大的，上面的意思是苟安忍辱，无法争取的情况下答应土肥原的一切要求。看来争也是没用的，时间拖得越长，日本人的胃口越大，条件越苛刻。 就在这同时，北平街头少有行人。日本浪人们脱下了和服身着中国老百姓的长袍或是短打冒充北平市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膺品”，当然这其中也混杂着地道的中国人——汉奸，他们拉拉杂杂地拉着队伍打着小旗，用日本腔的中国话高呼着：“欢迎华北国成立！” “欢迎建立第二个满洲国！” “日中提携！” “日中亲善！” “民众要求成立华北国！” 也有少数居民出来喊反对口号。大多数居民只是扒在门缝里向外看。 这时候缪澂流留守部队得到命令：持枪监视，不准自由行动，不准开枪。所以他们只得站在路边持枪放哨，像树桩一样站着不动。 欢迎华北国成立，话从何说起？ 原来26日夜，从天津开来的火车上有100多名日本浪人、汉奸和在天津收买来的闲人已经乘火车到达了丰台火车站，与接应的数百名叛军汇合。恰好丰台站停着一列军分会的钢甲车。他们早已收买了钢甲车大队第五中队中队长沈锡之，第六中队长段春泽（石友三旧部）将钢甲车劫持。此时，指挥他们的石友三正匿藏在北平城里的东交民巷日本军营。原来，石友三在天津想借日本人的势力起事，已经受到当局的监视，尤其在酝酿滦洲自治以后，事情难成，成为众矢之的，他想带着人来北平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先潜入北平，在东交民巷日本兵营组织叛乱指挥部。各路人马分头在27日晨在丰台火车站集中，由白坚武任总司令，然后里应外合，冲入北平城，占领中南海居仁堂，宣布成立华北国。 叛军劫持钢甲车后，利用钢甲车上的通讯设备与石友三、潘毓桂取得了联系，准备攻城。 前面已说，钢甲车开到了永定门豁口，见缪澂流的部队已经用装上的麻袋将豁口堵死，知城内已有准备。缪澂流部队此时也将东交民巷包围，准备东交民巷中叛军一出即行缴械。豁口外钢甲车上的叛军见城内接应部队迟迟不出，而城墙上布满了城防部队，见大事不妙，匆匆向中南海开了几炮，还真的在城内引起了一阵惊慌。 府右街在中南海的西墙外，炮声听得清清楚楚。此时，土肥原还是秦德纯的座上客。说：“华北国今天就成立，关东军也在入关，仁兄不同意签字，这炮声就会愈加猛烈，难道你愿意轰平整个北平城吗？” 秦德纯在和土肥原谈判的过程中，出去接过几次电话，外面发生的事情大概清楚，虽然预料石友三、白坚武不会成气候，土肥原现在也不过是讹诈，可是禀承上峰之意，求得暂时喘息，只有在“秦土协定”上签字。 何应钦在居仁堂办公室里急得团团打转，随时准备打铺盖南撤。华北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石友三等人不过是个信号。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来什么人，会闹得更大更不可收拾。 这时候门外二十九军总参议肖振瀛求见。何应钦同意他进来了。肖振瀛行过上下级拜见礼之后，说：“何部长，平津局势危矣，不知何部长有何打算？” 肖振瀛一直是西北军的政客、文职，与何不是一个体系，来往也不多，不过是官场应酬关系。见这次来见，料其必有说道，互不知心，不得不用官场话应酬。“仁兄有何高见？这局势不是明摆着嘛！” 肖说：“何部长，日本人不允许中央军和东北军驻在平津，实则等于把平津让给了日本人？” 何知道肖在暗示自己丢了平津，国人不容，此时他无可辩驳，只是低着头听着。 肖说：“现在没有办法，离北平最近的就是二十九军了。 平津不能有一日军事真空。“ 何应钦低头在想，是呀，离平津最近的有二十九军和现在驻在河北的商震的三十二军。但平津形势险象环生，商震在这风口浪尖必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二十九军驻在察哈尔，秦德纯和日本人订了“秦土协定”已遭国人唾骂，难道他们还想到平津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在日本人的胁迫下再订什么协定。抢地盘？现在也不是时候呀！二十九军居然想到平津惹是非来！ 何说：“二十九军进驻北平，要报告中央，不过，我想中央不会反对！只是日本人能容？” 肖振瀛从居仁堂退了出来，连家都没回叫汽车夫火速去天津。肖振瀛到天津没有来得及拜访在天津私寓的宋哲元，直奔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求见刚回来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说明来意，着重解释前年在长城发生两军冲突，纯系两国公事，二十九军进驻平津能与日方友好相处。土肥原马上答应了肖振瀛的要求。 土肥原为什么答应得如此爽快？ 原来长城抗战以后，肖振瀛料定日军必深恨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又属杂牌，中央必然不撑其腰，甚至会借敌之手消灭异己。二十九军必处境险恶。肖借机不断向日方输诚以缓和与日方紧张关系。“秦土协定”虽是二十九军的耻辱，二十九军也因祸得福。日本人认为二十九军也是可以利用的。1933年以后，日方对二十九军情况不断研究，认为其为地方军，可以树立为反对中央的势力。土肥原答应肖振瀛的要求，也是他们研究已久的结果。 肖振瀛从土肥原那里出来，又马不停蹄返回北平求见何应钦。此时何已经将肖的要求报告蒋介石，蒋也马上答应。蒋为什么马上答应？用蒋后来对宋哲元评价的话解释这个问题也就比较清楚。qi书+奇书-齐书蒋认为宋哲元这个人受过正统（指儒家）思想教育，“是个纯朴厚重，性格直爽的山东军人，他不像其他人在政治上有那么多的花样。” 在石友三叛乱的几天之前，宋哲元已经被免除察哈尔省主席之职，原因即为与日方“频生摩擦”。当时蒋介石在庐山，行政院由院长汪精卫主持。后来蒋介石解释说，此事他不知道，行政事务是由汪院长主持。汪精卫后来投靠日本，成立伪政权，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态度自不必说了。当时战必败的思潮笼罩全国，尤其是上层。就连主战的“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也说过这样的话，“战是必败的，败也要打”。蒋介石对抗日并不积极，曾经先后谈到他的观点，认为中日大战在所难免，但愈晚愈好。蒋曾估计中日大战发生可能在民国27年（1938年）夏。中国全面抗战的条件尚不成熟，愈晚愈好，免生与日摩擦也符合蒋的观点。 但是日本的战时体制刺激其经济、社会结构在恶性膨胀，飞速发展，并不会等待中国的调整和准备。 宋哲元被免除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之事，宋着实愤懑，其实在日本人面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欺辱，为国家计、为民族计，已经委曲求全，一再忍让，没有想到中央依然釜底抽薪，撤其行政职务，同时还谣传着准备调二十九军南去“剿共”。宋如抗拒，显然被撤军职也是早晚的事。宋在当天即坐专列从张家口回到天津。在张家口火车站上不顾影响，当着手下送行的高级将领就发表了即席讲话，指责蒋介石，“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笨蛋”。当时在场的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等都是灰不溜秋的，抬不起头来。宋的讲话及当时情景，很多报纸都作了报导。 宋哲元回到天津私寓以后神情沮丧闭门谢客，准备在哪一天被递解军职解甲隐居。 第8章 可是，拜访他的客人多了起来，而且大都是过去交往不多的朋友、名士。其中有陈觉生、王揖唐、齐燮元、曹汝霖、陈中孚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有名的大汉奸。再有就是肖振瀛和实业家齐协民等老友。这里我们引用一段文字，可略观宋哲元当时情况及转变为“灵活”的情形：齐协民带陈觉生进来，陈觉生令随员送上一盒普通的点心匣子为礼物。 齐向宋介绍：“这是陈觉生先生，从日本回来不久，是我们天津政界活跃人物。” 陈说：“宋军长，久仰大名，父母之官，早应叩见，今日才来，甚歉甚歉！” 齐协民道：“我是搞实业的，政治上的事，我从来不过问。这回来拜见仁兄，也是受陈先生之托，引见引见。仁兄不计较的话，我认为仁兄居高位住天津，不妨和各界人士来往来往。” 宋说：“仁兄言之有理，我这人只是粗通军略，送迎之事，一向迟拙，认识陈先生三生有幸！” 陈道：“宋先生真是爽快之人，如宋先生的气度韬略，怕是在国家也是凤毛麟角吧！” 陈又道：“如宋先生愿疏通与日方关系，愿为阁下奔走。 若论亲缘关系，梅津将军还是我母亲的远房亲戚。“ 宋说：“华北局势，阁下如何看法？” 陈道：“当前，阁下在日军和中央军夹缝之中，投靠中央，必为所吞并，亲日尚可生存，日本国小，必以华制华，如满州国。” 宋说：“陈先生高见，我近日劳顿，不胜辛苦，他日再谈。” …… 宋对齐协民拍案大怒：“对日本人前倨后恭，不但国人不耻，自己良心也过不去！” 齐道：“深感仁兄处境之难，不过仁兄也不能得罪日本人。” 夫人派随员来告诉宋哲元，把陈的礼物退回，因其礼物太重，有金条二十根…… 后来宋的“前倨后恭”的话在报纸上发表，恰是中央发布“敦睦邻邦令”之后，无疑在“赴江西剿共”的传闻中火上浇油，这是宋最担心的事。秦德纯来津劝宋采取韬晦之计。肖振瀛建议宋公开发表主张中日合作的谈话，一方面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一方面给南京政府一点颜色看看。并在宋的同意之前，擅自向土肥原透露愿与日本人合作的意思。后来又在宋的同意之下，向日本方面作试探性的活动。 自此，宋的私寓天天高朋满座，每日搓十五六圈麻将，似在昏昏然度日。装成胸无大志，已被王揖唐、曹汝霖、陈觉生、齐燮元、陈中孚等汉奸包围。一旦中央通令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宋即倒向日方。 对政治不太敏感的实业家齐协民惊愕地问宋：喜峰口一战，誉满全国，威望甚高，现在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仁兄文武全才，智勇足备，当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仁兄与日本人频繁来往，似是不妥。 自6月19日宋哲元回天津到6月27日二十九军进驻北平，前后不过8天，这是宋哲元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即从一个单纯的军人向军人兼政客的转折。 6月27日，宋哲元得到肖振瀛从北平打来的电话，得知令二十九军三十七师进驻北平，宋拍案而起几乎掀翻桌子。立即通令冯治安师急行军5小时后到达北平西苑。张家口北平之间120公里，沿途大多土石路并不好走，并要翻越关沟南口等关塞。好在长途急行军是二十九军将士的拿手好戏。几路人马相互比赛，呼着口号，你队争先，我队跑步，4个半小时，就铺天盖地档到达了颐和园门前的西苑。西苑营房，溪边小路，行柳树荫之下，藕池岸边，农舍的场院都站满了气喘吁吁、衣襟湿透的西北军的军人。 平津，是非之地。宋哲元能否运筹帷幄，驾驭得体，是否还会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之类的卖国文书，或是再生长城抗战的局面，后来又怎么爆发卢沟桥事变，下文步步分解。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四章 宋哲元夹缝求生且说宋哲元已将二十九军精锐之师三十七师调来北平控制住北平局势，市民如何欢迎宋部驻平不必细讲。石友三、白坚武、潘毓桂等人逃回天津。我们前面已提到，大大小小汉奸都麇聚在天津，为什么？下面我给您略作介绍。 北平军分会只批准二十九军移防北平，并没有提及天津之事，其实天津情况更为复杂。天津，五类杂处之地。英、法、日等国的租界，万国租界（公共租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都在天津。前清签订的《辛丑条约》现在还在生效，天津市内中国人没有驻兵权，日本人倒驻有武装军人，其他各国租界也各有驻兵。说是中国的地方，臣民是中国的，市长是中国的，可是要干什么，都得仰承外国人的鼻息。 天津的人文社会结构和北平完全不同，可以是北平的一翼，平津合为一个城市，城市的形象才更完整。可以讲，整个天津就是一个大交易所，从事两种交易：政治交易和经济交易。社会中坚是闲人，天津几十万老少爷儿们一大半从事此种“职业”。什么是闲人？您可能不懂，引用一段描写闲人的文字供您欣赏：公元1935年，民国24年…… 自古以来，天津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俗称没有个准事由……除了军警宪政穿官服，铁路局、邮政局穿制服之外，其余的天津人什么职业都干，上午还在全城银号当大写，下午就到谦祥益管帐去了。还有的上午卖鱼，下午拉洋车，晚上倒泔水，夜里赶晚儿去给死人念经…… 天津人爱打架，打架先要有人去挑，不挑打不起来，打起来还要有人去劝，不劝打不出个结局。谁去挑？当然是天津闲人，“李爷，昨日南市口上新开张一家南味房，挂出招牌卖香糟牛肉。”岂有此理，李爷带上一干人等打上南味房去。李爷姓李名顺，大号祥藻，犯了咱爷们儿的名讳，明摆着瞧咱爷们儿好欺，打！两句话不对付，真打起来了。打起来就得有人劝呀，这么着吧，香糟牛肉改名南味牛肉，李爷每日来南味房取4斤牛肉…… 天津市百业兴旺，商号一家毗邻着一家，不知哪家商号一时失于检点，夜半三更来了帮无赖将门脸粉刷一新，你当他是用油漆为你粉刷门面？那多破费呀？他用大粪……横一扫帚竖一扫帚刷得满墙污秽。第二天太阳一出来晒得臭气熏天，倒霉去吧，闹得你三天不开张，怎么办？立即找人来了事。东说合西说合，讲出条件，明日全天凡是乞丐来“访”，一律每人一角，外加两个馒头一碗粉条炖肉…… 天津市出混混，出青皮。天津混混有帮有派，打起架来不要命，最能耐的叫“叠”了。一双胳膊抱住脑袋，曲膝弓背侧躺在地上，任你乱棍齐下，血肉横飞，打烂了这边，再翻过身来让你打那边，不许喊叫，不许出声，不许咬牙，不许皱眉头，为什么要这样打人？为什么要这样挨打？说不清缘由，这叫天津气派…… 综上描述天津闲人情况，可知一斑。天津闲人大概可分两类，一类属于劳动者，另一类则非劳动者。无论哪类，都有帮有派，一呼百应。其实这不过是泛泛而谈。真正的闲人，那是专业职称，就如今天的总经理、厂长、工程师一样，走专业的上层闲人的工作就是赶“饭局”，下层闲人被人传来传去。论他们从事说合调停之事，也不全然。在天津社会的运转中，他们——用现在的话比喻——他们是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中介公司，点子公司。 前面已经提到，从前清的皇上（这时候已经到满洲国做儿皇帝去了）五爷到北洋政府退下来的总理、督军，以至失意的政客，战败的武夫，等等，都到天津租界买下洋楼，貌似退隐，其实以求进取。这些人在天津两眼漆黑，并不认识谁。但必须结识闲人，递去名片，在至川居饭庄或是什么饭庄摆上饭局，给了面子到时辰来了。不给面子的也许来道常，也许不来，不过不来的情况极少。道常，就是来打个招呼，寒暄几句就去赶别人的饭局，如是这样，只有下次再请。您只要和闲人一挂上钩，就好比现在人的微机连了网，甚至比这个功能更全面，关系全通了。比如说，您想买10万支枪，摆饭局，他给您约来了洋行经理，两个月以后10万支崭新的捷克造步枪到手了。您想谋块地盘，能说动总裁，用开滦煤矿给您当抵押。日本人买不到英美的军火，好办。至于组织几千人游行更不在话下，能叫半个天津市的老少爷儿们出来惹惹。 两位大帅想争城夺地，能调停得打不起来。两家男人领兵在沙场上杀得血肉横飞，自家两位太太却在攀儿女亲家。天津闲人就有这能耐。 简言之，天津存在着稳定的因素，但更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 天津是北平的门户，谓之天津卫，津门。门之不守，唇亡齿寒。宋哲元占领了北平，天津无法控制，兵家所忌。 宋哲元以天津市内经常治安骚扰，形势动荡为由，陆续将张自忠三十八师移防天津周围，又将黄维纲旅换成保安队服装进入天津市区。后，又将赵登禹一三二师调往河北固安河间一带，刘汝明一四三师留驻察哈尔。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与日军相接连的最前线，宋哲元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 华北，出奇地平静了20天。 第9章 武攻以后，必有文备——这是日本式的兵法。 自从中日两国外交升格以后，两国首次互派了大使，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中心议题是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提出的中国三原则，和日本外相广田提出的三原则。我们不妨实录如下：中国三原则：（一）中日两国互相尊重对方在国际法上的完全独立；（二）两国维护真正的友谊；（三）今后，两国间一切事件，以和平（外交）手段解决。 之后，发生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事件。日方当局顾虑与中国关系趋向紧张。中国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到上海与有吉明大使密谈，通告要点如下：“尽管发生了华北事件，但中日亲善的方针不变，中日提携所必需的原则须有具体规定。在方法上，将华北和中国完全分开…” 唐的通告解除了日方的顾虑，给日本方面吃了定心丸。 广田外相顺水推舟，提出了广田三原则：（一）中国应先彻底取缔排日，并应抛弃倚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二）中国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为事实上之默认…； （三）来自外蒙之赤化，为日满支三国之共同威胁…应依日方…之希望，作各种协力… 广田三原则的提出，实又将中国放于附属国的地位。日本少壮军人对政界与南京亲善态度仍表示不信任态度，称之“水鸟外交”。 此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在酒井等人的小报告之下回国述职，新任驻屯军司令官是多田峻少将，多田下车伊始，即发表了多田声明：（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 等七条。 多田的意思明确清楚，即：华北脱离中国，经济政治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自治独立。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华北驻屯军。华北驻屯军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力和作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政府与入侵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为了侨民安全，八国在华有驻兵权，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日本，1250人，最少的是荷兰、意大利等国，50人，其他国家驻兵人数后来基本没有多大变化或是减少。唯独日本，常以各种借口增兵。1935年前后，其人数大约增至2000人，分散在山海关、天津、杨村、丰台等地，以天津最多，约500人，司令部设在天津，所以也称天津驻屯军。 人数不多，但有大日本陆军做其后台，少壮军人个个都很跋扈。兵者凶器也，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体现。 二十九军3个师进驻平津分驻在塘沽、天津、廊坊、丰台和北平近郊的南苑、西苑、北苑等地。 外交部次长与日大使有吉明密谈中已经明确“将华北与中国问题分开”，实际已经默许华北可以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宋哲元只要向日方一摇摆，恐怕即成现实。况且宋哲元一直与蒋、汪代表的中央存有芥蒂，如中央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等于逼宋上梁山。 7月17日，蒋介石密派军政部厅长中将熊斌到天津会晤宋哲元。熊与宋私谊不错，熊斌早年是留日学生，“塘沽协定”的首席代表。调整宋与日关系是最合适人选。 熊斌到天津见到宋以后，向宋宣布中央决定：将国家最高荣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颁发给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张自忠。因赵登禹在长城抗战之后已获此殊荣，此次不再颁发。 宋哲元当着熊斌的面没有表示出任何喜悦和感激。宋熊心照不宣，明白“这不过是务虚”。熊又进一步宣布，中央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这也不过是顺水推舟。此次来会宋哲元以私人传达上面旨意，并非正式宣布，不像负察省主席事，宋还不知早已见报，命令式的决定没有转弯余地。现在不过是试探宋的口气。如宋接受表示宋还想靠近中央。如其拒绝，很可能宋在日本人那里已经得到了更多的许诺。 宋慢慢悠悠地说起了在平津处境艰难。其中主要是兵力不足，装备太差，财政困难等。熊斌一一答应，说马上报告中央。熊的许诺倒很认真，果然不久，中央拨款50万元改善二十九军装备。后款项拨给各师，如何使用不了了之。 熊斌见有希望，进一步告诉宋哲元，委员长要在庐山见宋晤谈华北问题，要宋早做准备。 宋虽口头答应见委员长，可心里在嘀咕。宋与中央关系一直不好，而且在言谈话语中对蒋多有不敬，在报纸上都白纸黑字为证，弄不好此去不回，夺去军权岂不哀哉！宋不敢往，几经和部下商量，还是决定以“军务瞬息不能离身”为借口派秦德纯代行。 7月下旬秦德纯赶到庐山，蒋介石在牯岭美庐别墅以家宴形式用四菜一汤接待了秦德纯，没有责任秦德纯签订了“秦土协定”，反而把责任揽归中央，同时对二十九军支持华北危局大加慰勉。并且推心置腹地谈起国事家事天下事。下面引用一段介绍文字：“……故蒋于江西剿共军事告一段落之后，即以全力谋求国外环境之安谧，此时期对日外交，政府特别忍耐，有时旦示小惠，防其窥破内情，先机突发，毁我全盘之计划……关东军人，对蒋认识最深，畏蒋亦最甚，彼等深知蒋无久屈服之可能，而惟一能使中国统一之人物，倘不及时予以打击，则统一中国之后，蒋之威望，将不可制。1935年，苏联远东军备实力，已超日本以上，关东军必须亟于此际，宰制华北，以中国五省之资源，充当日本对苏联作战之供应，……其必于其年加紧侵略华北者以此……” 蒋在最后对秦秘密指示：“当前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争取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务必要忍辱负重，但此事只可密告宋军长而不可告诉别人。” 此次蒋接见秦德纯，尤其是推诚相见的谈话，对秦造成深刻影响，如秦德纯这样一个杂牌军的将领死心追随蒋直至退守台湾，这次谈话起了重要作用。 谈话之后，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不久又调为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已经成为冀察平津名正言顺的主要负责人。 日本军方所以能容纳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留驻华北，是认为宋哲元原系西北军将领，属于反蒋派人物，将来可以利用宋、蒋矛盾组织傀儡政权。可是眼睁睁看着宋哲元被蒋介石拉了过去。 此时，宋哲元正遇着两个强硬的对手，一个是以关东军代表自居的沈阳特务机关长兼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少将，另一个，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此二人被日本人称为少壮军人“四杰”中的二杰，奇qisuu.书将两个精英放到华北，也可见日本军部对华北的重视。此时，土肥原、多田骏正把“华北自治运动”掀向高潮。 日本何以必须在1935年推行华北自治运动，又为何使用“自治”这名词，则亦有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国际交恶。1933年日本决定退出国联，1934年日本又退出国防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其国防地位更加孤立，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受到国际围堵。围堵国家主要是英美与苏联。从中国的实力看，中国不足参与围堵，日本也从未视中国为围堵对象。 日本国防自明治大帝以来，有一最高原则，即不与两国以上敌人同时作战。1934——1935年间日本与英国关系日渐恶劣。美国不断制造军舰，扩大海军实力，日本自忖，难与为敌。而苏联远东陆军也部署完成，海兰沧、赤塔的空军，海参崴的潜艇，皆于日本极大威胁。1935年1月喀尔喀庙事件发生，苏联态度日渐强硬，东京参谋本部估计日苏战争终将不免，若不先将华北纳入日本操纵范围，一旦日苏事起，中国助苏抗日，日本将受夹击之害，而若华北成为日本控制范围，华北即成日本资源供应之地。就当时实力而论，侵夺华北，关东军并非实力不足，而关东军南越长城，必然造成与中国正面交锋局面。而华北五省当局皆有与中央敌对历史，分化种子既已潜植，诱胁手段正可运用。分离华北运动也可使南京政府陷入迎拒两难之绝境，还将为国民所唾弃，拒将受关东军并吞。华北自治方案可坐享倒蒋乱华之局，以解除对苏作战后顾之忧。 此方案发自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之手，南次郎又屡次在大连召集关东军幕僚密商，然后报东京参谋本部和经过斋藤、冈田两届内阁讨论决议。 在另一面，也就是中国方面，1935年3月中央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管制金融施行新币，通俗地说，就是把全国的银元兑换成纸钞法币。将白银运交上海国家银库，以法币代替银元在市面流通。金融权力集中之后，将使地方政府永无抗拒中央之可能，中国统一之业，即将自此迈进，日本多年梦寐以求分裂中国的策略即将由此破碎。再者，只有此法才能使中国成为战时金融体制。这就是通过增加钞票发行数量，中央政府可以集中战争使用的资金。 此举使日本上下震惊，驻华日人怨恨愤怒。一旦中国币制改革成功，将使日本经营华北的目的成为泡影，日本方面不能不产生恐慌和加速华北自治进程。 第10章 执行自治运动之人为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兼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前面多次提到，在此不得不引段文字，将此人再作简略介绍：1883年8月，土肥原贤二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农民之家。后来考入日本军官的摇篮——陆军士官学校，成为步兵科第十六期生，学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被派往中国从事间谍活动。1918年他当上了驻华日本特务头子坂西利八郎的辅佐官，前后达十年之久。 坂西的经验告诉他，了解中国的捷径是与中国人打交道，而想与中国人打交道，就必须使自身中国化。为此，他练就了一口地道的中国话，还学会了四种方言，isuu書网常常身着中山服或长袍马褂出入各种场合，甚至还加入了中国的帮会。他想方设法了解中国的历史、思想方法和风俗习惯等，而对于中国政界内幕、官场陋习，政府人事和各派明争暗斗尤感兴趣。在坂西的熏陶下，土肥原开始同中国的要人们时相过从，与大批的军政显要巨商富贾混得很熟。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土肥原善于体察人意阿谀取宠，处处毕恭毕敬，以晚辈自称，加以他容貌温善幽默风趣，对事情似乎漫不经心，因而中国的显要们不仅对他不加戒备，反而颇有好感。土肥原的住处逐步地成了热闹非凡的场所，常常是冠盖云集宾客盈门。客厅里时而摆上中国的山珍海味，时而又设一席日本茶道。在悠扬的歌舞声中，主客频频举杯，开怀畅谈。就在这个人声鼎沸之时，他却静静地站在一旁，竖起耳朵，一字一句也不肯放过……就这样，无以数计的有关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方面的实情和内幕都被他掌握。土肥原终于成为一个老练的“中国通”。 1928年，土肥原当上了东北王张作霖的顾问。在张作霖刚刚对日本主子露出了一点点离心倾向之后，1928年6月，便发生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以后，土肥原贤二因功晋升为关东军大佐特务机关长。两年以后，他又参与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出任奉天（沈阳）市长兼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发言人。1931年11月土肥原贤二又潜入天津，劫持了溥仪，亲手参与炮制了伪满洲国，因此被擢升为少将。1933年10月他再次接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连续插手内蒙“自治”和进攻热河的阴谋。 多年间，他横行中国南北，插手军界政界，足迹所至，祸乱随起，成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恶魔。以致人们常以土肥原贤二的名字来喝止小孩啼哭，并谈土肥原贤二其名为“土匪源”，真可谓音相谐义相符了。 日本的特务机关并非由土肥原贤二始创，但土肥原贤二的惊人成就却使特务机关的效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引起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特别重视，从此，大批的特务机关在中国各地蜂拥而起。 到了1935年，土肥原贤二开始染指华北，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了，也表明日本帝国又开始了新的侵略步骤。 关东军分离华北有三个步骤：第一步，要求国民党与中央军退出，使华北政权流入真空；第二步，选择傀儡对象，使自治实权入于日军之手；第三步，全面压迫南京政府，使其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华北的指导地位。 第一步工作，在何梅、秦土协定时已见完成。第二步工作是选择谁做傀儡对象。土肥原贤二主张选择吴佩孚。高桥坦武官主张选择阎锡山。天津驻屯军主张选择宋哲元。除蒋介石一人之外，何应钦、黄郛、韩复榘等都在备选之列。 自治运动分“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两种。 自下而上的首见石友三、白坚武等人叛乱，继之有香河事件，天津自救运动等。 自上而下自治运动在六七月即已开始。高桥坦武官赴太原访阎锡山，田中隆吉去绥远访傅作义，多田骏去拜访山东的韩复榘等。阎锡山态度含汉糊汉和高桥坦左右周旋打起了“太极拳”，韩复榘不买帐，要求条件甚多。傅作义干脆把田中隆吉顶了回来。吴大帅虽然很有影响，可以一呼百应，可是吴不愿为日本人为虎作伥，做儿皇帝，还想保持自己的晚节。四处出击，路路受阻。当时宋哲元已经占领平津，占住了天时地利，实力日盛。矛盾自然而然地集中到宋哲元身上。 平津河北并未因二十九军进驻而平静。二十九军因受到“辛丑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制约和中央的旨令，而忍辱负重绑住手脚，一举一动都受到极大限制。而日本方面骄横跋扈，恨不得天烫挑起事件，芥子小事，都会闹得天翻地覆。若不是东京本部的限制，少壮派军人早已大打出手。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滦州事件”和“香河事件”。滦洲地属平津北面的非武装区，日本人称战区。国人反日情绪不断高涨，非武装区内人民不断反抗，治安逐渐恶化。1935年8月4日，唐山守备队长温井亲光少佐等人与同行的保安队总队长刘佐周等一起抵达滦州火车站，刚从车上下来，便遭到数名杀手的袭击，刘当场死去，轻重伤者数人。温井少佐也遭到射击，但幸免于死。杀手却巧妙地逃走了。对此事件说法不一，有说是政治暗杀事件，也有说是日本方面的谋略。 第二天，北平日本宪兵队根据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的命令，逮捕了原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他是在几天前向天津驻屯军提出辞职的。日军强说滦州事件由陶指使。 关于冀东行政，一开始分为东西两行政区。西半部以通州为中心，称“蓟密区”，设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殷汝耕为督察专员。东半部以唐山为中心，称滦榆区，设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陶尚铭为督察专员，负行政职责。殷、陶两人都出生于浙江，同为早稻田大学毕业。殷机敏，善于随机应变，娶日本人为妻。不论好坏，千方百计与日本实力人物合作。陶尚铭回国后，曾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在南京朋友多，对日本军部并非言听计从。殷陶两人关系冷淡，矛盾迭起。在日军的眼里，殷重陶轻。陶看到这形势，便提出辞职。 7月27日，日军接受了陶的辞职，并任命殷汝耕兼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为全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8月3日陶辞职回到北平私宅，第二天，便发生了滦洲事件。8月5日酒井参谋长即赴北平要求当局逮捕陶尚铭。 8月17日天津驻屯军得到陆军中央的通知不得不将陶尚铭释放。天津驻屯军估计错误，丢了面子，酒井不甘心此事就此了结，声称此事是战区内的治安问题，要求中国当局扫除天津一带再次活跃的暴力团体，并策划采取有效手段，暗中盼望能发生什么事件或是有机会制造什么事件。果然，不久，就在离北平不远的香河县发生了“香河事件”。10月20日，大约1000多名农民打扮的人在6名日本人的带领下，举行游行示威，并占领了县城，散发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和要求自治的传单。县公安局出动了保安队，双方发生冲突。当时，中国军队为平息事件开赴香河，天津驻屯军以停战协定为由阻止其前进。同时，天津姚禔昌、钱祟宣、王明等人，组织“华北人民急进会”、“华北人民自救会”、“华北民众自卫团”、“华北自治请愿团”等数百人拿着棍棒打着小旗上街游行，与“香河事件”呼应，日方以此为由，又提出撤消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和解除北平市长袁良职务的要求。其目的很明显，即：挤走中央势力，进一步控制住西北军。 借此契机，以清除排日满势力为由，日本宪兵在平津大肆逮捕传讯爱国人士，如：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被日武官传唤于日使馆。 10月23日，天津商会会员年光垚被捕于南市会宾楼。 10月28日，天津新闻检查所副主任王一凡及检查员4人，被捕于新闻检查所。 10月30日，天津市政府社会局主任李铭被捕于日租界医院。 11月9日，二十九军政训处处长宣介溪被捕于私宅。11月30日，塘沽定船所科长沈国华、科员李纯宗被捕于塘沽。 此外，天津法商学院教授杨翊周、卢郁文，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物理教员刘海洪，天津市立图书馆主任姚庆澄，商会会长鲁毓万及平民王家矶、付洪清等皆先后被捕。后又胁迫宋哲元允照日方开单，自行搜捕。 中央迅雷不及掩耳的实行币制改革，于11月3日公布，震动日本军政界，华北日军更是暴跳如雷。高桥坦武官代表日方及天津驻屯军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要求禁止现银南运。并告诫宋哲元：“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华北主张，如贵方不能防止和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 怎样以实力？11月13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已经下达751号作战命令，饬独立混成旅团兵陈山海关古北口等地。旅顺口的球磨号巡洋舰，青岛获号驱逐舰都在驶往大沽口。两中队飞机轮番在北平上空示威…… 宋哲元屈于日方压力，也为自身考虑——因为这将失去对地方财政的控制能力，更加受中央掣肘。 第11章 于是，宋哲元与秦德纯、肖振瀛密商，当日即下令禁止白银南运。河北的商震、山东的韩复榘也顺水推舟，下令禁止白银运往上海。 10月，土肥原贤二正式调来平津兼任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即将其工作方案报请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南次郎批准其计划，令其在11月中旬必须搞出头绪。土肥原贤二在天津频繁向宋哲元施加压力，每天至少有三次不请自到。宋不堪其扰。秦德纯、张自忠见宋在天津处境危险，用专列将宋请回北平，宋等刚到北平武衣库家中，土肥原贤二即坐汽车风尘仆仆赶到，逼宋在自治方案上签字。 11月11日，南次郎限定的日期将到，土肥原贤二还没搞出头绪，这是他在中国活动半生头一次遇到阻力，因此恼羞成怒，再次来到北平，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宋等人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内容如下：coc11政权之名称：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 2领域为五省二市。 3首领宋哲元，总顾问土肥原贤二。 4军事，由最高委员会主持。 5财政，截用中央在该省市之关税、盐税与统税。 6经济，开发华北矿业、棉业，使与日满结为一体。 7金融，脱离法币制度，另定五省通用货币，与日金发生联系。 8信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同行扑灭，代以东洋主义。 9政治，保留南京之宗主权。 bc外交政策，亲日反共。coc2以上十点通令宋哲元在11月20日以前必须实行，否则日军将以五师取河北，六师取山东，南京方面如增以兵力，日军将全力遏止，如宋不允，日军将拥戴溥仪入关主持。 宋哲元的出路只有三条：一、抵抗；二、辞职；三、屈服。 抵抗必须全面，其决定权在南京。 辞职无补于事。 时人观察，恐怕只有屈服一途。 当时，国民党中央第五次大会正在南京召开，秦德纯做为宋哲元代表已去南京。宋哲元与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等僚属紧急密议后，宋哲元拒绝了土肥原贤二的要求。难道要兵戎相见？中国全面抗战将不是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开始！肖振瀛此时正与土肥原贤二折中，初拟新组织于11月20日成立。得知宋已拒绝，赶来见宋，即说：“不妥，中日将开战矣！”肖振瀛建议折中，还给日方留一线机会，同时给中央施加压力。宋同意肖的办法。 就在土肥原贤二发出最后通牒的当天，宋哲元向国民党五全大会拍发了一份电报，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将政权奉还于国民。“ 电报发出，大会震动，举国而惊。为什么？训政即中央集权制度，那是蒋介石一再强调的，宪政即实行民主议会制度，还权于民就是地方有自主权，即在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 蒋介石见电文心情焦躁疑惧。此时驻保定的商震打来电报：“明轩（宋哲元字）本人态度尚稳，唯其手下二三人极欲乘时活动，行动不检，不无可虑耳。”孔祥熙和青岛市长沈鸿烈等人也向蒋密告宋哲元有自治之势，另外，平津两市也电致蒋介石，言称“危疑震憾，难挽危局”等。南京政府更为惶恐，唯恐华北当局干脆铤而走险，公开投敌，背叛中央。翌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也发出与宋哲元类似的电文，11月15日，冀东专员殷汝耕等人联名致电宋、韩表示响应，北平、天津商会等亲日组织也通电叫好。日本国内报纸纷纷传言，华北五省三市（北平、天津、青岛）将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同时，中国的汉奸们也大呼小叫，纷纷出笼，霎时间自治之声，甚嚣尘上。 11月16日宋哲元再次给蒋介石发电解释说：“华北局势受环境压迫，危险万分，当下日方又以兵力威胁，更属刻不容缓，日方要求：（一）地方自治；（二）脱离中央。哲元对此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做，已均予拒绝……但力量薄弱，只能支持一时，不能永久。伏乞钧座速示最后整个方针，或派大员来平指导，以全大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11月19日，蒋介石给宋哲元和商震回了电报，对宋大加抚慰，要求宋不要“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单独对日方交涉，最后语义颇深地对宋表示：“中央必以实力为兄作后盾，决不令兄部独为其难，而与兄等为共同之牺牲也。” 给商震的电文是：“如果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亲，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可望兄毅然拒绝参加，切勿赴平。” 在通电之时，中央却下令中央军开往山东、河南南部以武力支援之形势。 宋哲元收到电文明白就里，就是要宋挺住，如不挺住，中央军北上，宋部当然在讨伐之列。给商震的电文中明确表露出对宋的不信任。 宋收到电文后，啼笑不是。明日即是通牒的最后期限，宋坐卧不安如芒在背，干脆一躲了之，借口探望母亲料理家务，匆匆离开北平，躲到天津家中，静观事态发展。 日方在重点策动宋哲元的同时，自然对华北其他实力派人物也不放过。土肥原贤二企图请商震与宋哲元在北平聚会，研究协力建设新政权问题。但商震为了逃避土肥原贤二的纠缠，借口“感冒”躲进了保定西关思罗医院，并致电行政院请假。接着，土肥原贤二又约韩复榘与宋会面，韩复榘则以“怀疑宋哲元派专断，不屑与之合流”为由来推脱，使土肥原毫无结果。 同时，土肥原已通告各方人士，于20日在北平参加新政权成立大会。20日晨，土肥原贤二寻迹追踪赶到天津找到宋哲元力图挟持宋回北平。派人追到思罗医院在病榻旁强见商震，逼迫他参加自治。 可是，20日，也就是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和自治的新政权成立之日。北平出奇地平静，平静得令人不可理解。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五章 对日二度妥协为什么到了11月20日，没有成立政权？原来在这前两天，也就是11月18日日本“袖珍内阁”的外、海、陆三相会议讨论对华方案，决定华北自治缓行。本来7月份日本内阁首、外、藏、陆、海五相会议已经提出处理华北纲要，此时为什么，又在五相会议上突然减速，史学家对其总结有三点：1.南京军事外交应付沉着；2.美英对日质询关切；3.北平教育界士气锋厉。 此结论不无道理，但未必尽然。若干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往往由黄豆小事引起，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两个中学生刺杀奥匈帝国王储而引发。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因袁世凯的告密，就华北当时形势，日内阁决议也未必能控制住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人。哪个犄角旮旯摩擦生热，也会引爆华北这个大药库。事情还是从头说起。 7月日本五相会议之后，吞并华北的势头风起云涌，尤其是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人时时都在摩拳擦掌寻找机会。主要的策划人即关东军南次郎大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治内轻外重，军人对政府外交政策一向不满，称之为“水鸟外交”，而关东军自行“老虎政策”。10月关东军幕僚大连会议以后，尤对“广田三原则”指驳。11月，关东军出兵华北的方案即是“老虎政策”的产物。11月11日南次郎已经向关东军下了第751号作战命令，即如前所说，海、陆、空全面动员，相机出兵华北。另以762号密电电告参谋本部，电到时，参陆首长方集宫崎正检阅大演习，这时候他的情绪特别好，认真地看了一下电文，大惊，五相会议决定华北自治纲要中并未提到包括武力，南次郎为何自主妄动。旋由今井参谋次长电告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谓其出兵须先有大义名分，照来电所称政治经济各理由，均不足作为统帅部发布命令的根据。 关东军得到此电，耿耿于怀。仍令侦察、轰炸，战斗机两中队，及陆军各部向山海关、古北口、绥中等地集中候命。并寻找理由，要求“现地保侨”。可是在华北的日侨没有受到任何侵害，只好等待时机，或等待制造时机的机会。11月11日后，天津市内500多人手持棍棒枪械到天津保安司令部门前示威，呼喊要求自治，要宋哲元交出政权。显然，这是借着形势兴风作浪，寻找缺口，没有想到宋哲元态度出奇地强硬，宣布一切听从中央命令，在辖境内如有扰乱治安的举动，不惜以武力解决。 宋的命令一宣布，日本人大为高兴，可是游行示威的人一哄而散，再也找不到踪影。那时天津人喜欢热闹，要是有人出钱更巴不得跟着起哄，可是，天津人吃硬不吃软，第一怕的是兵，第二才怕外国人。譬如说，某将军领着一伙马弁进了您的商号，进门就说：“把万国铁桥卖给你了，出钱吧！”万国铁桥？那是外国人修的，欠下的建桥钱说不定现在还没还清呢！我能买得起？这事蹊跷，您别见怪，用现在的话说叫“拉赞助”。当兵的走在你对面，不知道为什么。“啪啪”搧了你两个大嘴巴，你只有捂着腮帮子，一边叫着：“我回去叫我哥去，我哥是班长，回来跟你算帐！”溜了。那是奉军。你哥何时到过东三省，当过奉军？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可是那外国人，东洋人直眼睛，西洋人就知道打防预针，虽然也横，好糊弄。 第12章 当兵的是软硬不吃的，惹得起吗？所以怕也是正当的。话说回来，宋哲元一发布“不惜以武力解决”，这是什么意思？回家躲两天吧，到哪儿等不到“饭局”，不跟他们瞎惹惹未必就“扛刀”，弄不好人头落地，对不起祖宗。所以这些日本人一时忽悠不起来了。 日本人一向蔑视中国人，这次有点不同。喜峰口抗战的时候，二十九军不软，现在宋哲元扩军备战发展到10万。真的打起来，关东军虽然有实力，但准备并不充分。日本人没有法，也得愣神琢磨一下。 这大概就是战争契机！ 此时——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全大会。亲日派领袖汪精卫在11月1日被照相的记者孙凤鸣刺杀（未死），以后，国民党内部空前地团结，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路诸侯都团结一致要求共御外辱，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政策性演讲，下录具有结论的几句，供读者参考：苟国防演变，不断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从整个国家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以最大之忍耐，在不侵犯主权限度之下，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作…… “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言牺牲！” 第二天，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再录几段对白以飨读者：蒋介石：“尊意了悉。凡违反中国国家安全主权，妨害中国行政统一之自治制度，中国均难容忍。近得华北当局及各种团体报告，无人希望自治或独立，决不至发生事故，纵或人心有所动摇，予信地方军人，必能服从予之命令，施以镇压，亦无庸中央用兵。华北自治，乃内政问题，今与贵大使相见，宜谈国交改善之事。” 有吉大使：“华北自治，固属内政，但其对策如至破坏地方治安，则将涉及外交，日本与华有特殊之关系，自不能不关心……须磨君（总领事）自华北回来，知华北政要，希望自治，实基民意。” 张群（当时任湖北省主席，汪精卫遇刺后，准备接任外交部长）：“如日本召还土肥原，阻止多田骏赴济，则自治运动，可以立熄。昨日华北来人报告，土肥原曾提共同防赤自治委员会组织方案，其中以土肥原为总顾向，可见自治之事，系由日本所鼓动。” 以前，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会见日本大使时曾许以华北问题可以与中国问题分开，无疑鼓励了日本人在华北放肆活动。此次蒋介石又明确表示华北问题是中国内政，无疑给日方吃了闭门羹，事情棘手起来，而且南京五全代表会委员，反日派占70％以上，都支持蒋的观点，当时，日本当局并没有以武力占领河北的打算，固“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虚瞒手段皆见效，所以，此时也乐于一试，现在恫吓未能奏效，日方又怀疑是否中国得到英国、美国的谅解，同时，又得到苏联的外援，所以忧豫起来。 同时英美各国得到情报，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有计划，准备强行接收平汉线黄河以此，陇海线徐州以东，津浦线徐州以北。华北铁路关系到英国利益。关盐税收关系中国外债担保。英美方面不断向日本质询，日本早与英美交恶，此事会惹起国际纠纷，以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话最为有代表性，赫尔这次简短的演说，在他的回忆录曾认为是自己50年外交生涯中最得意之作，不妨写下欣赏：“关于近来华北方面之挣扎，其性质极为反常，其关涉甚重大，吾人所接报告内容虽有分歧，但一种改变华北之企图，显然在着力推动。华北之事，不仅关系中国一国，凡与中国有约之国家——美国，亦在注意此事发展，深望其不至妨及吾人条约上权利与义务。” 声明文字外柔内刚。文中无一字提及日本，而却是美国在日本的“天羽声明”，自1934年4月之后，对日本表示不满的第一次文书，其与英国采取的平行进行方式使东京政府不能漠视。 史学家曾评论说：“盖三十年代之间，英美联合对日，只须稍露风声，日方却步。……惜乎不常见也！” 其实英国政府暗示过中国政府“至于武力战争，英国决不参加，万一中日交战，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帮助。”自然英国自有他的困难，当时纳粹德国武力的日强，英国力不能敌，自顾不暇，所以畏惧战事。可见当时英国在华北问题上也只能做到“质询”，而不可能如日本方面估计的那样“支持中国”。 日本人今井武夫（曾任日驻华大使馆北平武官助理，官至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在后来评论华北局势时曾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比喻：“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可见华北局势如何发展关键还在中国本身。用喜峰口抗战形象塑造起来的二十九军，天津人说：“那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个个都是沧州武师教出来的好武艺，大刀刷刷地，鬼子的人头落得遍地都是。”说得有点玄乎，可人们信服，用现在时兴的话比喻，有了“凝聚力”。天津人不看大报，但也知道蒋委员长发表了抗战声明，有了这抗战声明就好，中国有四万屯同胞，一个杀一个，可日本不过七千万人，杀光了他们，中国还剩下三万屯多人哩！ 当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不会看得那么简单，不会理解这是游侠争高低，行帮夺地面。大学教授们，是民之代表，国家的精萃，用现在的话讲，是智商最高的一层，况且，中国历来有尊崇儒生的习惯，他们说话，向来是对的。11月19日，也就是土肥原最后通牒的前一天，宋哲元在险境下想起了大学的教授们。宋哲元、秦德纯、肖振瀛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了50多名大学教授座谈。与会者强烈反对自治，要求宋哲元支撑危局。11月23日，20余名大学教授又在银行公会聚餐，以联名方式发表否认华北民众要求自治或自决的宣言。不妨将其文录下：“因为近来外间有伪造民意破坏国家统一的举动，我们北平教育界国人郑重宣言：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组织特殊机构和阴谋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 有名的人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及教授胡适、张奚若、蒋廷黹、吴文藻、傅斯年等。 此时，平津民气振荡，青年学生纷纷组织团体，准备游行示威，随之发生“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 土肥原、多田骏也承认华北排日反满运动空前高涨。多田骏后来调回东京参谋本部，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力主“不扩大”，成为“不扩大”（战争）派的重要角色，主要理由就是日本必陷广大中国人的反日泥沼，恐怕与1935年的教训关系最大。 11月18日，日本袖珍内阁对华北自治缓行决定通知以后，第二天，蒋介石已经得到了消息，马上电告肖振瀛，告诉肖“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资格，只代表他个人，不必与之谈判。”当时宋哲元兴奋得差点背过气去，戎马一生还没得过如此令人振奋的消息！第二天，肖振瀛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外交界、报界宣布了此消息。会场雷动，各大小报纸都立即用通栏大字标题发出了号外。北平、天津街头喧喧嚷嚷，争购号外。土肥原自知无趣儿，土头肥脸溜回天津。土肥原自做张作霖顾问以来，搞间谍特务活动屡屡得手，甚至可以说“无往不胜”，遭此惨败尚属首次，其岂能认输？此事，虽然搬掉了压在宋哲元心中的一块巨石，可是与中央又生芥蒂。蒋又来电严厉训斥宋哲元，“中了日本人诱陷之毒计，又超过地方官吏之地位。”其实，自治风潮，总的说，宋处理得还不错，总比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好得多。宋也明白就里，毛病出在阻止白银南运和要求“结束训政”上，尤其是“结束训政”，这是蒋介石最忌讳的。后来，宋哲元借秦德纯去见蒋的机会向蒋解释阻止白银南运之事。蒋倒是很痛快地说，你们欠了钱，可以向中央报告嘛，你回去写个报告，我给你批了就是。秦德纯趁热打铁，没有离南京，就做了一笔花帐，蒋也没有细看就批了。秦又马上到财政部了结，这事就过去了。 可是“结束训政”的通电一直是宋哲元的心病。 土肥原并不是等闲之辈，回到天津又想出新的方案。土肥原读过列宁的书，也懂得退一步进两步的哲学。胃口大了，自然遇到阻力也大，全盘攻不破，可以打开缺口，一口一口地吃！土肥原暂时撇开宋哲元，找到了冀东专员殷汝耕。11月23日晚，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一家饭店召集冀东22县各保安队总队长开会，土肥原亲自到会，秘密布置冀东自治大计。土肥原当场宣布自治方案，殷汝耕赞成不迭：“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权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 土肥原喜不自胜：“太好了！那么我们就以香槟举杯预祝成功吧！” 真不巧，饭店的香槟酒当天卖完了。殷汝耕急忙说：“用日本酒庆祝更有意思！”于是拿来日本酒，以干鱿鱼当酒菜，干起杯来，散席时已值深夜。殷汝耕不顾月黑天寒，连夜驱车驶回通州。 第13章 24日晨，殷汝耕风尘未洗，立即召开负责人会议，25日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当晚，殷以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措词强硬的自治宣言，并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同时还向当时华北的实力人物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傅作义、秦德纯等发出通电，要求他们“当此存亡之秋，宜定大计…”同时，在通州蓟密行政公署大门旁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招牌。 同日，迅雷不及掩耳地调整组织机构开始办公委任大小官吏，接管电报、电话、邮局及火车站并召开记者招待会，和派人去北平天津向日本人汇报。 这一天，真做了不少的事！ 冀东22县，包括哪些县，列在下面您可到地图上去找：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县、乐亭、临榆、丰润、宁河、通县、三河、宝坻、蓟县、香河、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遵化、兴隆、玉田。 这22县就是在“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中国人叫非武装区，大概是因为饶口，所以也叫非战区，日本叫战区，和中国人叫法相反，都是指这块地方。历史上这里叫幽燕或叫燕云。一千多年前，五代后唐的儿皇帝石敬塘——儿皇帝的专用词就是由此开始——曾经签订协约割让燕云十六州，就是这块地方。历史往往重复、相似、巧合。一千年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戏剧又在这儿重演，除了地理位置有共同点之外，其他方面难说哪方面相同，历史的相似往往使人迷茫，当人们莫测自己命运的时候，又往往去请教术士、巫师，相信术数、占卜，相面扶乩，那是因为对自身对外界吃不准，一旦看准了一点，打准主意要做什么，那一切都可以不管了，不管你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殷汝耕，1919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曾多次参与对日交往，与殷同、袁良（1935年前北平市长）程克（天津市长）并称日本通四巨头。殷“东洋化”的信念何时树立，这很难说。无论在早稻田还是回国，他身着和服，口操日语，手挽日本妻子已经成他定型形象。是日本妻子参与对他的制造，还是为了塑造自己而娶了日本妻子，无法考证。用政治夫妻这句现代化的言语评述怕也不错。 殷早与土肥原等日本军政要人打得火热，也是早备进身之阶。所以土肥原一提出冀东首先自治，便一拍即合。 读者要问为什么把一个亲日分子放在与日人斗争的最前沿？当时人们并不懂，后来才普通使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知道划分敌我友。东渡日本的人多着呢，孙中山、蒋介石、何应钦、黄郛、阎锡山、张群、熊斌…1935年的内阁曾被人称之为日本留学生内阁，除宋子文一人留美以外，其他都是日本留学生。当然留日不等于是汉奸，其中大多数人是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家日渐强盛，而去日本学习救国道理。那是有志之士！当然也有起哄去镀金的，也有殷汝耕之流，也有界乎二者之间面目不清的。殷汝耕可谓盗亦有道吧，汉奸做得知名度很高。 缺口已经打开，土肥原还想争取宋哲元响应，又以11月30日为限逼宋自治。在天津又以一日一元的价钱雇佣自治游行队伍。不过这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蒋介石知道日方必不肯甘休，在南京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日对策。除已撤北平市长袁良由秦德纯继任以外，解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设立北平行政长官。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同时通缉殷汝耕。 撤换北平市长和军分会，都是因香河事件日方提出的要求，华北自治运动的退潮，华北日军处境尴尬，必然还要滋事。给他们台阶下，留面子，用留面子缓和冲突。留面子，这是东方人的心理特点，中国人甚之，所以考虑得周全，不仅自己要，还要留给对方。不蒸馒头蒸口气，自己虽没有吃上馒头，但让别人感觉是吃了，这是为自己争面子。|奇+_+书*_*网|两个人吵架，一方是对的，劝架的人说，就少说一句吧，那是暗示他也让对方，感到有局部真理，有了面子，找到心理平衡，事就了了。这是东方处世哲学！撤北平市长，撤军分会，就是给日本人留面子。其实，通缉殷汝耕也是这么回事，不过不是给对方留面子，而是给自己留面子，人家明目张胆当汉奸，早已令中国有体面的人都没面子。我们国人中有这样的败类？——其实早就有。中国本来就出产这个。殷堂堂皇皇地在通州做委员长，能去抓吗？抓得到吗？抓到又能怎么样？史学家说通缉殷汝耕是杀鸡给猴看，暗示宋哲元的，怕也未必，如是宋哲元想自治，还在乎这一纸文书，它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不过，又派遣何应钦来北平任行政长官，倒是大有学问。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何应钦吃了日本人的窝心脚，那个时候他还名符其实地统领30万大军呢。现在今非昔比已是西北军的天下，他能八面威风，领着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到交际花杨惜惜家里去商议军政大事？当然这还次要，主要还是和日本人交往，他从来没有得心应手过。再去签订什么条约？做蒋先生的传话筒？去指挥西北军？不过有一点他心里明白，而且是蒋介石接见他，令他北上，他就明白了，掣宋哲元之肘！他不愿意来，但他知道在委员长面前是不能反驳的。只好走着看，好在不是上刑场。 当日晚上，何应钦率熊式辉、何竞武离开南京北上。北上途中，何应钦神情沮丧一言不发。12月3日晚到达北平。当时，宋哲元正在武衣库家中与秦德纯、肖振瀛、冯治安密商事情，谈话间，副官报告何应钦即到北平。宋哲元闻后勃然变色，说：“他又来干什么？”又对秦等表示：“我不去接他，你们谁愿去接谁去。”宋果真没去。但当天晚上，宋在秦德纯的劝说下还是偕秦、肖二人来到居仁堂谒见何应软并汇报了情况。何应钦面带微笑和霭可亲地对宋哲元的守职苦撑大加赞许；对宋哲元做到了不屈服他人，绝对听命中央，对外毫无秘密协定，特别加以肯定。 宋哲元明白何讲话含意，是肯定也是要求，同时，也有弦外之音。宋哲元只是敷衍几句，便托病离开，留下秦德纯、肖振瀛与何周旋。宋走后，肖拍着胸膛说：“中央如果真的信任我们，我们绝对可以替中央分劳分忧，撑持局面，保证一切听命中央。”肖还建议，应以宋哲元代替黄郛，以统一军政权，加强对付日本的力量。黄郛自1933年“塘沽协定”以后，一直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也就是说是华北最高行政长官，肖强调以宋代替黄郛的意思就是暗示，宋做最高行政长官，用不着你何应钦来插手。 何应钦、黄郛一直主持华北军政事务。何不必说，自在日本留学时就已和蒋氏结成亲密关系，而且一直是蒋在军事上依重的第一号帮手。黄郛与蒋的关系更进一层，黄与蒋在日本时结拜金兰，黄也一直以盟兄自居，在国民政府中一直身居高位。此次再派何应钦来北平做行政长官，也就是对华北还不肯放手。宋见何时，何代表中央任命宋为冀察绥靖主任，宋坚辞不就，道理也在这里。 12月5日早晨，宋哲元赴西山“休息”，躲进了颐和园。 临行并发表了书面谈话：“危疑震荡的华北大局，自何部长来平，统筹大计，已有转危为安的希望……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 史学家谓之，欲擒故纵，此事用兵法解释自然不错，其实，当时宋哲元并没整套对付何应钦的方案，不过是下马威，常人也会这样做。蒋认为，宋是个单纯的军人，还是对他有深刻了解。如果说将军们工于心计，昧于方略；对内勾心斗角，对外斗争无方，宋的水平远远不如何应钦。在中国官场，即使生性单纯，也得认认真真地学习几套官场套路，否则难治！ 何应钦并不以宋的态度为意，因为他本来也想脱身，宋的办法也许更成全他。当前要处理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对宋，仍然是对日本人，日本袖珍内阁会议上决定华北自治缓行，同时也提出要求，要求华北轻度自治。轻度自治是什么样，怎样“轻度”法？国人能接受，日本人也能接受，当然主要是日本人接受！ 高度自治方案流产以后，中日在华北问题处于僵局，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岂能甘心，而且已经开始谋划新的方案。所以为使华北平静而又打破这僵局是刻不容缓的事。何应钦来北平之前，中央五院院长已经反复密商，作出几条决议，第一条就是接受日方提出的轻度自治方案，参酌西南政务委员会现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其委员由中央委任，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其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如形势许可，即设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职。这话既矛盾，又有奥妙。“如形势许可”这句话，实对何应钦脱身非常有利。 显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政务机构对宋非常有利，受到宋及秦、肖等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欢迎，一切还都顺利，但是保密的，当然是对国人保密。因为这半自治的机构，是对日妥协的产物。虽然宋为委员长，在委员分配，亲日势力参与，对日政策等方面也必对日有大步的让步，国人接受吗？ 另一方面何应钦代表中央来北平，伤了日本人的面子，日本人不买帐。 第14章 由殷汝耕出面，要求响应自治，并以殷署名写了千余言的为民请命书，又组织20余人打着“北平市民众代表请愿运动”旗帜，到中南海居仁堂门前递交请愿书。同时，日军派遣15架飞机飞临北平上空低空盘旋威吓，撒传单，请命书中提出两点要求，要求何在5天之内实施，他们赖在居仁堂门前不走，在大门上撒尿，在卫兵的刺刀上划火柴抽烟。何应钦不敢出来接见，感到空气紧张很难应付，想动身南返。此时，担任北平城防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求见何应钦，话中有话地对何应钦说：“请部长放心，你在北平的安全，我可以完全负责。”口气虽然恭顺，实已暗示何的命运掌握在二十九军的手中，此时是12月5日，为此，传出轻度自治之事，4天以后，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次运动是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愤怒的结果。学生们游行示威的第一站就是中南海。 此刻，何应钦是风箱里的老鼠两面受气。其实不只两面受气，而是受三面的气，既受日本人气，又受二十九军的气，同时受民众的气。何应钦如何处理，轻度自治能否实施，学生运动结果如何，为什么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划时代”的运动？何谓划时代？我们下回再说。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六章 学生抗议华北自治自长城抗战以后，华北自治运动步步紧张，经土肥原登场，运动发展到高潮。国民政府以至华北当局左抵右挡不过是权宜之计，度过一时，更大的压力随之而来。根据牛顿动力定律，一切动力，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自治运动发展到中国学生运动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与“一二·一六运动”也是必然。学生运动的深远影响是国民政府当局和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它既种下了“西安事变”之因，又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点得以广泛传播。以至萌透出日后国共两党在中国大陆败胜的萌芽。史评“牵引世局，至为重大”。宜予一述。 北平学生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南下请愿时，国民政府以越出法律范围，将学生押送回北平以后，士气极为消沉。1933——1934年间，塘沽城下之盟，关内外通车通邮之事，虽相继刺激，大学学生沉酣歌舞逃课罢考之事屡见不鲜。1935年春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皆因红色嫌疑遭受军警搜查，师生受军警逮捕。北京大学的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的现代座谈会，皆先后被封禁。不久，何梅、秦土交涉事起，察哈尔省、河北省主席被调免，国民党、中央军被迫退出冀察。《邦交敦睦令》发表，亲善交涉不变，外交屡屡失利，学生等非无耳目，但因新闻管制，报章消息吞吐含糊，知国难实为严重，政府有难言之隐。有识之士始因沮丧而失望，继而失望而怨愤，再由怨愤而疾呼。“偌大华北，已不容安置一张平静的书案。”虽然是宣泄学生心中之忧愤彷徨，也反映出青年对政府怨望。 据《斯诺夫人扎记》（未发表）记载，1935年10月下旬，燕京大学学生高鸣楷（音译）建议，联合北平各大学中学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请愿要求言论自由和人权。后经过数天奔走联络，得到部分同学赞成，于11月1日，用十校自治会名义向六中全会提出请愿书，其略曰：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据报纸记载，至30万之多，其遭受拘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书末，历举北大、清华集会被禁，吁请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 其十校名称：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天津中西女学、北平贝满女子中学、北京汇文中学、天津汇文中学。 请愿书送到南京时，正值汪精卫遇刺，六中全会匆匆闭幕，未及处理。学生深为失望，而天津日文报纸登出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消息，提倡中日提携，鼓吹冀察鲁晋绥五省自立。日本宪兵又四出捕人，爱国青年多不自安。燕京大学学生东北同乡会会长张兆麟（西安事变时，任西京日报负责人）见平津危急，将为东北四省之后，则欲恢复学生联合会（联合会在1932年停止活动），发表反对华北自治宣言，要求政府抗日。此议得到燕京大学同学的赞同。又经过多次接洽与筹备，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于11月18日在女一中学内成立。参加学生列名的有22个学校，但除燕京女一中及法商学院，曾有自治机构外，其余皆以个人身份参加。在当时按教育法令要求，是禁止学校之间成立联合组织的。 学联会成立不到一个月，平津形势日见恶化，教育界五大校长20余名教授发表反对华北自治宣言，殷汝耕在冀东成立自治委员会、冀东号日制飞机在北平上空散发传单，北大校长蒋梦麟被日军传唤，军警搜查北大，并在东北大学捕去学生多人。当时斯诺夫妇留住北平，告诉燕京大学同学说：君等如对国事欲有表示，则宜在12月10日以前，迟则华北易主，便恐不及。因斯诺夫妇是美国人与美使馆有联系，其与学生关系也比较密切，其家中常为学运大本营，学生们对他们的话也很信服。学联于12月3日开第三次代表会议，作出12月9日游行示威的决议。此时恰何应钦奉命来到北平，学生们决定拟请愿书，面交何。会议商讨游行示威详细计划12月四五两日分头准备。12月6日在燕大体育馆最后磋商。参加游行学校计15个单位，即：1.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2.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3.师大各班学生代表联合会4.东北大学级长会5.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三院学生自治会6.交大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学生自治会7.北洋工学院学生自治会8.朝阳学院学生自治会9.华北学院学生自治会10.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学生自治会11.河北工业学院学生自治会12.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学生自治会13.北平今是中学学生自治会14.北平艺文中学学生自治会15.北平崇实中学学生自治会请愿要求共6项：一、反对所谓自治运动；二、公布中日交涉内容；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领土主权；五、停止一切内战；六、要求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请愿团组织分工为监察、救护、交通、宣传四组，各组均置领队员与副领队员。遇军警阻拦，由领队员出面说服，如遇殴击，领队员应坦然接受，死伤不避。领队员倒仆，副领队继出。大队队形不散，男校学生写标语，印中英文传单，女校学生检习绷带扎缚与急救止血方法。 会议慷慨热烈如赴国殇，有泣下者。 12月9日，北平天气极寒，温度在零下5度，黎明，男女各校学生如期出发，独清华、燕大学生因西直门被军警关闭不得入，城内学生千人，沿途整队，呼口号，散传单，说服军警放出围阻线，沿途经无数阻压，于10时集新华门前，大门紧闭，门前已经围绕数层军警。学生推举代表要求入居仁堂求见何应钦，何应钦已于前一天躲到西山“休息”，由军委会代表侯成出面见学生代表。学生愤怒，又听到燕大、清华同学皆被关在城外，则分两队，一赴东城，拟在外交大楼示威，一赴西城接应燕大、清华同学。其后游行情况据“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报道：西边队伍行至西单牌楼，遇警察11人，被拦截并放空枪，捕学生数人，领队员任凭警察拳击脚踢或皮带鞭打，既不还手，也不退缩，前仆后继，和声婉劝警察，一同爱国，警察多被感动，任其过去。东边队伍出王府井大街遇军警，以水龙放射，朔风凛冽，领队员几成冰酱，学生亦多受伤，而秩序整齐，纪律如故，外人旁观，皆寄同情，且为中国叹息。 学生应付警察自有技术，先以传单向其解说，次则高举双手苦求警察勿加干涉，并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站在一块儿，千万莫打我们，希望你们跟我们一同打日本。” 有一领队被警察打倒，第二领队立刻上前，大队仍然向前拥进。警察报以静默。沿途观众，皆知除队长及长官外，警察心里实皆同情学生，且佩服学生之爱国与勇敢。 12月9日之前，学生酝酿示威游行，当时北平警察局长陈继庵略闻风声，但不知详情，因其职务关系，不得确实情况不便上报。这时北平市长已由秦德纯接任。12月9日这天陈继庵得讯立即派出警察拦阻学生，按照以往惯例，学生队伍可能在警察的驱赶之下而散，可是此次无法昔比，警察不肯卖力，学生队伍组织严密秩序整饬，发展声势无法遏制，陈局长才不得不慌忙去报告秦德纯。 陈继庵在卢沟桥事变北平弃守后，继任伪北平警察局长，他也做过一件好事，即宋哲元率部撤离北平之时，弃留文职及未通知到的军政人员一万余人。陈继庵在一个月内将这一万人速改成北平户口，以免受人迫害。然而在“一二·九”时，是陈首先下令警察殴打和拘捕学生的。 陈报秦后，秦德纯马上向宋哲元请示，宋无可奈何地说：“军队都没办法，学生又能怎样？” 第15章 令秦妥善处理。 秦德纯的回忆录《海噬谈往》曾较详细地谈到“一二·九”。当陈继庵向秦报告时，游行队伍已准备到东交民巷（一说去政整会大楼，一说去日本使馆）。1935年东交民巷使馆正值日本国为值更年，日本得知学生游行消息即派机枪封锁住东交民巷路口，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北口（现在正义路北口）时，日本军人已经在高处架起了机关枪，只等游行队伍进入使馆区即开枪扫射。 秦德纯回忆录中讲到，当时他得到消息，估计学生游行队伍一到东交民巷，日本军人必然开枪，必然发生流血事件，学生血肉之躯必遭无谓牺牲。当时天寒地冻，为学生免遭杀害，秦决定派二十九军官兵用水龙在北口阻止学生游行。据说执行军官曾下跪，跪请学生队伍勿进东交民巷，并传达秦德纯的要求，要求学生到景山南门集中，秦市长接见学生。当时，学生代表陆璀等要求代表游行队伍进入东交民巷，并表示学生游行示威就是要求政府抗战，抗战就要有牺牲，牺牲就从我开始吧！ 秦德纯还布置军警，警卫日侨商店，以免学生冲击扰乱引起外交纠纷和日方寻找借口，其实秦把学生水平估计过低，他们已不再是义和团。他们不再是喝了符水舞着大刀向洋枪队冲去的义和团。中国人在成熟。大部分学生后来都集中到景山南门听秦市长讲话。 据秦回忆，学生秩序良好，官方用面包馒头茶水等接待游行学生。秦市长首先表示自己也是爱国的，并且随时在准备抗击外辱，要求学生劲气内练，储为大用。讲话得到学生鼓掌欢迎。 “一二·九运动”，因请愿书未能面递，同学又多受伤或被拘捕，学生愤无所出，决议10日罢课。12月11日，东北大学学生9人又被拘捕，清华同学人心惶惶。13日，南京发表冀察政委会消息，学生疑此将为变相冀东自治，乃发动更大规模示威游行即“一二·一六运动”。 “一二·一六”之游行，其事前准备较第一次远为周密，其队伍行动概用军队部属，参加单位有44个，人数达7775人（12月9日参加人数约700余人）。规模之大实为空前。从其组织指挥情形而看，系出自富有社会斗争经验者之手。12月16日，原为冀察政委会举行成立典礼之日，因学生示威游行，延缓两天。12月16日学生游行情形如下：示威团分五大队，第一队由东北大学领导，第二队由中国学院领导，第三队由北京大学领导，第四队由清华大学领导，第五队由燕京大学领导。集合地点为前门外天桥。传单上只涉及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救国运动自由，未对政府攻击。学生出校即遭军警拦截，学生冲出，到南长街口，警察又持水龙向学生喷射，为学生所夺，放水反射，警察四散而逃。 大队至天桥集合后，就地召开市民大会，吁请抗日。呼口号散传单，市民给予同情支持，争送茶水等。队伍游行至前门大街，遇二十九军武装巡逻队，拦路不许前进，领队向前交涉，二十九军军官回答：“你们是对的，但我们匀奉上级命令，不得不拦。”相持5个小时，学生队伍遂分两路，一向宣武门西行，一向前门北行。西行队伍至宣武门始知门闭不得入，清华女学生陆璀爬入城门，欲扭门锁开城，为军警所执，第二天即释放。清华、燕京收队先归，其他学校同学守坐城外，相持至夜。寒风侵逼，学生终日挨饥忍冻，晚9时后始拟收队，分往东北大学及东城各学校投宿。军警乘黑夜之中，皮带、刀背交下，学生多有受伤。事后检查，重伤者75人，轻伤者297人，被捕者8人，失踪者25人。 两次学运正面史实虽仅如此，但其波涛动荡至为壮阔。天津（12月18日）、南京（12月19日）、西安（12月18日）、上海（12月14日）、广州（12月12日）、济南（12月16日）、长沙（12月18日）、武汉（12月17日），各地大中学校纷纷响应，游行罢课请愿，反对华北自治，释放平津学生，讨伐殷汝耕。一个月间风潮扩至35个城市，游行示威次数多达65次。是最为普遍的一次鼓动宣传运动。 “一二·九”学生游行之时，土肥原贤二伪作群众挤在人群中观看，第二天即在《满洲日报》上发表言论，称“此次运动是受国民党和共产党鼓动的。”土肥原的言论也许是他的猜测，或是有意这样解释！国民党鼓动自己的国民反对自己，似是不通。说是共产党鼓动领导则是真的。高桥坦武官于第二次游行翌日向宋哲元提出控告，指控北大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操纵学潮，要求驱逐蒋、胡离开北平，并惩办预防不力之军警。 第二次示威运动之后，学生中大部分主张作第三次游行，但未被学联会接受。学联会接纳了清华、燕京学生要求，组织扩大宣传团，向平汉线附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此议在第四次学联大会中通过。 扩大宣传团系由平津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分五大队，下分大中小各队及排班，再设常务、交通、组织、总务、纠察、调查、救护各组，悉采取军事化组织领导与方法。 各队预定1月8日在固安会齐，召开大会。全团学生达3000人，但宣传成绩不佳。民众参加听讲者，好奇者占95％，同情者只占5％。固安之会因宣传口号，发生左右派之争执。 右派主张，宣传口号只限抗日，左派主张宣传抗日并用倒蒋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右派愤恨共产党人从中利用，退出宣传团。左派将所余团员重加整编，约定1月10日会于保定。但两日之后，各队均被冀察政务委员会便衣探警分别截回。各团返平后与燕京、清华，东北大学等团体合组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组织采取民主集中制，实行列宁路线。1936年1月人数为300人，9月发展到1200人，占大学生总人数1a10，此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志士，逐渐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掌握北方青年地下工作的核心。 “一二·九运动”的前十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呼吁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同心抗日。“一二·九运动”之后，中共再度发表告全国学生民众书，对华北学运备致钦敬，并请工农兵学不问信仰与否，一律共同参加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恰与军警用封禁拘捕手段对付学生成为鲜明对照。青年心理，何去何从自可明了。日本逼取自治，原想防中国赤化，今日反使中国共产党势力深入华北，全民抗战思想深入人心。日本人的失算不在国民政府之下。 中国近代史有两个明显的特殊现象，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鲜见。一个是学生运动，一个是汉奸现象（汉奸现象下面再谈）。中国近代史中学生运动迭起，世界各国学生运动都不像中国学运有其鲜明特点，有其鲜明的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一个王朝的更替，它的前奏都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之后若干年这个旧政权消亡，以学生运动提倡的新思潮，以政党或政权的思想体系建立新的政权。 举例说：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康、梁作为参加殿试学生，率百余名学子，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革新，后来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旧势力镇压，实则已使大清王朝摇摇欲坠。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 1919年“五四运动”，反对袁世凯21条，袁世凯坐龙廷81天，引起天下大乱。 1926年，北京“三·一八”学生运动，段祺瑞政府以枪林弹雨对待请愿学生。段政府已在风雨飘摇。 此次“一二·九运动”牵引世局，至为重大。14年后，国民党被赶出大陆。 …… 中国近代史中的学生运动有几个特点，1.与外国侵略有直接关系。 2.一般在后期分化为两种观点，或者出现内奸，有人告密。 3.策源地都是在北京（北平）而后波及全国。 4.代表着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新思维。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其基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经过北伐初定中原。没有远见的领袖们往往取得了政权掌握住军队以后，就忘记了中国的一条古老的思想：“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蒋介石为何迟迟不进行抗日？他有他的道理，如：国家尚未统一，共产党势力壮大，经济脆弱，没有战时金融体制，没有战时兵役法等等。说到底，是还没有剿灭共产党。可是外交外战不断失策失利，国人无法忍辱。1931年“九·一八事变”，连日本首相犬养毅都暗示中国要打一打关东军的气焰。可是张学良将军下令驻守在奉天（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抱着枪躺在兵营里假装睡觉，看看日本兵冲进来好意思开枪吗？现在听起来像是说笑话，可是这是真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国人都无法理解。尤其令民众愤怒的是，政府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下得狠心，而对嚣张跋扈的日本人却软弱无能。中国历史上不是也有烛之武退秦师，蔺相如完璧归赵等不畏生死的爱国志士嘛，现在怎么没有！一个政权将亡，首先想到的是搜刮民脂，继之封住他们的口，镇压他们的反抗。自国民政府建立，到1935年不过十余年的历史，军事北伐，政治南侵。 第16章 好像自其诞生的那天就染上了中国固有的病毒。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渐渐地意识到中国再不需要一个准皇帝代替一个旧皇帝，一个变相的独裁代替一个名正言顺的独裁。宋哲元提出的“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虽然提得不是时机——也代表着一种思想倾向。 在未取得政权之时，强调民意，在取得政权以后，强调综合国力，也是历史必然。 曾参加“一二·一六运动”的一位奥地利学生在1939年著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学生是对的，因为他们不能坐看外国的侵略；政府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想避免一场必败的战争。学生不能体察到开战以后的局势，而政府必须取得青年的拥护，才能完成他苦心撑持的政策……” 秦德纯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讲过类似的观点。可是当时政府举措维艰，与青年之间距离难以弥合。1936年1月16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在南京中央军校接见师生代表。在这之前左派学生就以“听训”之词嘲侮赴京代表。蒋的3个小时讲话，虽得到与会代表信任，但未能造成深远影响。宋哲元“军队都没有办法，学生又能起什么作用”的话，同样远远没有料到“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也许远远超过了他们10万大军的力量。 当局是不会听学生和民众意见，官本位国家的传统就是尊卑有序。12月18日，以宋哲元为首的华北当局还是半秘密地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长城抗战树立起来的二十九军形象，使民众大为失望。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前没敢公布日期，18日凌晨从东单到外交部街一带布置大批军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成立大会极为冷清，到会来宾、记者、工作人员共20余人。宋哲元致开幕词后，委员代表李廷玉讲话，成立仪式只用20分钟就草草收场。 接着举行首次委员会议，宋为委员长理所当然，推选常委三人，即：秦德纯、刘哲、王揖唐。秦德纯属西北军势力，刘哲虽然是前教育总长，属东北军系统，王揖唐是前国务总理，典型亲日势力，这三个常委也算是三足鼎立吧。再看整个人员安排，最高顾问非土肥原莫属。其中委员如下：西北军势力：秦德纯（北平市长） 肖振瀛（天津市长） 张自忠（察哈尔省主席） 石敬亭（原西北军参谋长） 门致中（原西北军军长） 东北军势力：万福麟（前黑龙江省主席，五十三军军长） 刘哲（前教育总长） 胡毓坤（前东北军军长） 程克（前天津市市长） 亲日势力：王克敏（皖系干将，行政院北平政整会代理委员长） 王捐唐（前国务总理） 高凌霞（前国务总理） 李廷玉（前代理江西省主席） 贾德耀（皖系旧人） 冷家骥（资本家） 不久，在日方坚持下补充亲日势力，齐燮元、汤尔和、石友三、曹汝霖、陈觉先等。以后又以各种名义安排了平津地区下台军阀、失意政客和亲日汉奸100多人。其中包括潘毓桂、白坚武、张弧等。这些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全部倒向日本人，积极参加了伪政权的建立工作，在日本人的安排之下控制敌伪时期华北政权。 这些亲日分子中，身居要职，能量很大又深为国人切齿的人物，恶行不胜枚举者，不妨再介绍，一下潘毓桂、石友三。 潘毓桂，安徽人。其父潘文楼与宋哲元祖父是同学。后来潘文楼在广西做知府，宋的父亲宋湘被潘聘为家庭教师。1935年7月潘与白坚武、石友三发动北平叛乱，未果退隐天津，后又到北平。抗战时期红极一时的名为中国人实为日籍电影明星李香兰就是在潘毓桂家中长大，潘收其为干女。在贫穷落后的中国人中，潘的生活水平可算凤毛麟角，家中有红外线抽水马桶，每日24小时可洗热水澡，“文明”的程度和现代人比，恐怕大款莫及。潘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任政务处长，其貌似为宋出力实为内奸，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其不断把军事情报密报日方。事态严重以后，每次军事会议情况，军力部署调动，日人了解一清二楚，主要情报来源即出于潘毓桂之手。南范血战失利，佟麟阁将军、赵登禹将军殉国，即因潘的出卖。 石友三在7月叛乱失败以后，逃回天津，四处活动以图再起。石觉得混得无聊，每日必去泡名妓王双喜。这个女界名流对他也很仗义，每天不叫他掏出三万块银元绝不歇手。因石友三在西北军时是宋的旧部，二十九军占据平津以后，宋深知石必不甘寂寞，为笼络住石，免其闹事，与石商量，任石为冀北保安司令，并把陈光然等两个团交给石指挥，同时将石自己拉起的人马再编两个团。石知宋意，把陈光然交给他，实是看住自己。石友三知道自己名声不佳，在宋的眼皮底下拉起人马必很困难。石相信占卜扶乩，求签为“上上”，石高兴地带着姨太太和十几匹宝马到北平安定门外的黄寺上任去了。 石友三很善交际，和土肥原、今井武夫多年前就有交往。 “七七事变”之前，石获悉东京、北平在传闻“七夕之夜必发生柳条沟事件”（柳条沟事件指1931年9月18日在奉天柳条沟引发“九·一八事变”）石马上驱车在北平城里四处寻找日本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见到今井立即表示：“七夕之夜如果中日两军发生冲突，我部决不与日方为难。”宋哲元撤出北平时挟其南撤，石友三趁局势混乱收罗散兵，扩大实力，不久即扩充到12个团。土肥原这时已被任命为师团长也在鲁南一带，石又与土肥原恰商投靠之事，后来被高树勋将军诱捕勒毙，埋在黄河沙滩里，让他魂归大河了。 石友三与殷汝耕不同，殷投靠日人，打出大义凛然旗帜，呐喊所谓救亡口号。明知自己不光明，却用光明的口号塑造光明形象。而石友三对自己投敌却毫不遮掩地说：“没有当过汉奸的人，以为汉奸好当，当过汉奸的人，真他妈的王八蛋才当汉奸。” 这也是汉奸的一个种类！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七章日本国内军人叛乱曾在燕京大学读过书并参加“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的一名奥地利学生在1939年著书，书中提到：“中日之战，在中国是太早了五年，在日本是太迟了五年。日本容许中国准备五年，始行开火，是太迟了；中国如在1937再坚忍五年，日本或至不敢再和中国作战…” 20世纪30年代日本正面临空前未有的经济危机，由于军费支出连年直线上升，迫使国家总预算连年有增无已。昭和6年（1931年）由于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军费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31.2％。昭和9年（1934年）便激增到44％，昭和11年（1936）又增至47.7％。日本政府弥补巨额赤字的可行之策唯有发行公债和多印钞票，从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日元贬值。再加上劳工工资降低，米价跌落，益以岁荒，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员踯躅街头，劳资纠纷层出不穷，都市农村经济同时陷于绝境。昭和7年（1932年）年底，平均每一农户负债2000日元。各地报章每天都在刊登令人怵目惊心的社会新闻，诸如“生计日艰，悬梁自尽”、“走投无路，父子自杀”等等。 另一方面，基于所谓军需景气的刺激，使明治维新以来的产业结构逐渐转向战时体制。日本政府颁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用国家权力来加强大财阀们对主要产业的控制力，三井、三菱、住友、日产、申岛相继壮大，形成巨大的独占资本。这些大财阀们和军部、政府勾结，他们被称为“死亡商人”。死亡商人既因战争崛起，就要诱发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以免业已扩大的生产陷于停滞。战争也就成为他们无时难忘的当务之急之事。 早在1919年8月，在上海的一所公寓里，日本作家北一辉完成了一本叫《日本改造方案》的书，北一辉，一个中学没有毕业，全凭自习，博学多闻文采口才俱佳的作家。鉴于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蔓延，唯恐日本重蹈俄国覆辙，出现列宁的政权或是德国的社会主义，他四处奔走到处游说，鼓励日本军人和有志之士断然改造日本。 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方案》迅速风靡徬徨苦闷的日本少壮军人之间，他们将北一辉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尊北一辉为教祖。日本右翼理论家大川周明觉得北一辉大有利用价值，便亲赴上海把北一辉接回日本，参加右翼革新团体“犹存社”，使日本极右派声势为之一壮。 大川周明和北一辉起初同心协力，策动日本的暴力革命。当年日本少壮军人分为“统制派”和“皇道派”。统制派强调稳重，皇道派采取激进。统制派尊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中将为首，皇道派的首脑是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大将。 昭和9年（1934年）11月23日，日本内阁正在讨论预算案，突然10余名青年军官冲进首相冈田启介的官邸，要求增加陆军预算。但皇道派这一阴谋胎死腹中，反而引起军部内部的派系斗争，导致“昭和肃军”，真崎甚三郎被免职。继之皇道派的报复接踵而至。相泽三郎中佐赫然在大白天闯入军务局长室，一刀砍死了永田铁山。 第17章 因为相泽三郎中佐深信永田是罢黜真崎的主谋。或说，倘若永田铁山在世，太平洋战争就绝对不会爆发。似乎是中校的一刀砍出了太平洋战争，日本激进军人势力恶性发展，永田一人能够螳臂挡车？怕也是后人说讪。 大川周明与北一辉分道扬镳，大川支持统制派，在军部内部权重一时。北一辉既被皇道派奉为教祖当然不甘落后，此人活动能力极强，和政府首要财阀巨头关系密切，经常向他们提供政治方面意见，传达军部要人意向。昭和八年（1936年）初，他暗中策划流血事件。 北一辉原来不过是一个善于冒险的落魄作家。民国初年，他在上海的地位大概和中国的三流作家，如危楼房主、琴湖闲人之类不相上下。一本《日本改造方案》使北一辉地位暴涨，一跃变成人神之间的教祖，发展下去深感力不从心。好在他在中国混了多年，对中国的佛、道、儒、法、占卜、术数都有兴趣。为达到目的，也不妨学习中国的军阀、官僚，将佛神威力在军政上使用，况且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接受起来更是得心应手。为了盅惑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皇道派军官，他利用神道设教手段，往那些焦燥的恨不得马上吞下这个世界而又对吞屯吐吐的政客怨恨入骨的少壮军人身上火上浇油。北一辉说：每当他诵念法华经的时候，他的妻子便会有神灵附体，代宣法旨。 是年（1936年）2月24日，“二·二六事件”轰然爆发的前两天，主谋之一村中孝次向北一辉提出自己心中的忧虑说：“假如我们按照计划集结兵力，继续进行高阶层工作，是否违背我国国体？” 他所谓的“高阶层工作”，即利用流血事件向裕仁天皇请愿，组成以皇道派军官为阁僚的军政府。 当时北一辉妻子宣达神灵法言：“光照大内无暗云。” 这句神言不伦不类，难解所云，不过这无关紧要，北一辉可以解释清楚。北一辉说：“你们的心意，必可上达天听，纯正的政府即将产生，皇室可保释安泰，放心大胆干好了！” 村中孝次听了这一派胡诌，高兴异常，立即返回机关，准备放手大干。 2月26日，东京已经降了两夜一天的大雪，积雪铺砌成一片银白世界。皇道派的军官以第一师团的第一联队和第三联队为基干，集合了军官21人，军士94人，士兵1358人，分成若干队，按照预订计划，开始行动。举世震惊的“二·二六事件”爆发。 凌晨5时，栗原中尉指挥300名日军进袭冈田启介首相官邸，千钧一发之际，冈田灵机一动逃到一名女佣房里，藏身在壁橱里面。冈田首相的妹夫、退役陆军大佐松尾传藏正担任首相贴身侍卫，他率领首相官邸的警卫赶来，刚跑到院中，便被叛军开枪射杀。松尾的尸体误被抬入首相寝室，由于松尾和冈田首相相貌酷肖，有似双胞胎一样，使栗原等人误以为他就是冈田首相。正在取出相片对照，冈田首相的秘书官福田获得栗原中尉允许，进入首相寝室向亡魂上香。他通过走廊，宪兵上士小坂业悄声向福田耳语：“看到尸体时，务请保持镇静，切勿惊慌。” 福田满心纳闷，入室后直奔松尾停尸之处。当栗原揭开尸体脸上白布令福田辨认时，福田一惊，立刻悟到小坂上士告诫的缘故，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决不流露出惊讶的神情。 这时候，站在他身边的栗原两眼紧盯着他问道：“这是首相吗？” “是的。”福田答道。 至此叛军确认击毙的是冈田首相，决定不再进行搜索。 首相官邸还在300名叛军的包围监视之下，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使首相逃出官邸。经过私下密议，乘首相家人亲友获准入内哭祭之机，小坂宪兵突然高叫：“快快，这位老先生刺激过度，得了脑溢血赶快备车送往医院！” 在首相寝室里一片悲泣号啕众人忙乱之时，他抢起一位身穿礼服戴着眼镜和口罩的老人，挤开人丛，奔出大门，迅速钻进汽车直驶医院。 在袭击首相官邸同时，四处出动的还有：中桥中尉指挥的120名士兵闯入前政友会总裁现任藏相高桥是清的宅邸，排闼直入乱枪齐射，德高望重的藏相身中十余弹当场而亡。由安田少尉率领200名叛军，包围内大臣斋藤实的住宅。先用机枪扫射，然后打破窗户越窗而入，一枪击毙了斋藤实。同时将挺身上前阻止的斋藤实夫人击伤。突击得逞，又乘军用汽车去荻惘，冲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的寝室，击毙了教育总监渡边大将。 另一队叛军129人，由监田、对岛、井上等数名中尉率领，分乘汽车前往袭击日本元老重臣西园寺公望的宅邸。出发前遭到士官学校板垣中尉的激烈反对，理由是，事后尚须西园寺公望推荐首相人选，板垣中尉不惜采取暴力对抗，阻止了刺杀西园寺的行动。 安藤中尉指挥150名叛军赴裕仁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的寓所，将铃木击成重伤，铃木夫人苦苦哀求。安藤中尉动了恻隐之心，率队而去，使铃木奇迹般的保全了生命。 前任大臣牧野伸显也是叛军刺杀目标。叛军分乘两辆汽车携带机枪在大风雪中向牧野寓所汤河原伊藤屋旅馆别墅疾驰，抵达目的，不分青红皂白，以机枪猛烈扫射。牧野的家属哀哭号叫四散奔逃。叛军冲入室内没有发现牧野尸体，于是纵火焚烧，将伊藤屋旅馆别墅化作一片瓦砾。又滥射避难人丛中的老年绅士，造成重大伤亡。牧野本人在枪声起时，立即从后门匆匆逃走，直逃深山。 叛军完成袭击计划之后，按照原定计划将首相官邸和东京警视厅分别占领，并且切断鞠町西部一带交通。凌晨5时许，叛军首领香田清真、村中孝次和矶部浅一三名上尉便公开露面，他们联袂晋见陆相川岛义之，由香田宣读了“蹶起旨趣书”，并提出了下列三项要求：一、立刻逮捕统制派首要：南次郎大将、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大将、小矶国昭中将和建川美次中将，并将根本博大佐、武藤章中佐、片仓表少佐免职。 二、以荒木贞夫大将出任关东军司令官。 三、川岛陆相应引导“二·二六事件”，使其步入“昭和维新”之途径。 三名叛军首领并向川岛陆相露骨表示：希望川岛迅即与真崎甚三郎大将等皇道派领导人物共商善后之策。 表面看，“二·二六事件”起因是统制派与皇道派之争，实则刺杀内阁重臣，一日惊扰，图穷匕见，叛军的目的是争取建立以真崎大将为中心的皇道派政府。 川岛陆相由于接见叛军首脑直到上午10时方始脱身，马上入宫面奏昭和天皇。这时，寺内寿一、阿部信行、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等五名大将俱已齐集宫中，内阁阁员也大部到齐。年高的农相町田治一见川岛陆相，便怒不可遏地说：“他们不是天皇的部队，他们是叛军！所以应该立刻加以讨伐！” 但是川岛陆相已被吓破了胆，他不敢附和町田的意见，只顾低下头来喃喃自语，顾左右而言他，显出一副畏葸可怜相。 内阁阁员和军部首要对处理叛军问题开展讨论。统制派要角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力主严办，皇道派首脑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认为对维新部队应该尽可能不予触怒。争论的结果是：暂以维持治安为前提，施行战时警备令，避免流血，叛军各自归队。此外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大家一致认为，收拾乱局，除延请东久迩宫大将出组皇族内阁外，别无它途。 东久迩宫组阁建议甫行提出，远在赤坂山王饭店的叛军总部即获情报。当日晚间，叛军又向川岛陆相提出三点追加要求；一、即刻逮捕西园寺公望。 二、公认“蹶起部队”为义军。 三、绝对反对皇族内阁。 此外，在这以前，即下午1时30分，陆军部对“二·二六事件”发表了一项举世惊骇的公报：“本日清晨5时许，部分青年军官，对左列各场所发动袭击：（指首相官邸等，略） 此批青年军官蹶起之目的，据其旨趣书所载，系在处此国内外重大危机时际，铲除元老、重臣、财阀、政党、官僚等破坏国体之元凶，以伸大义，而维国体。“ 下午3时20分警备司令官也发表公开布告，竟然是——一、你们蹶起的旨趣，业已上奏天皇。 二、蹶起行动已被公认为发自维护国体的至情。 三、各军事参议官一致协议，上项旨趣继续迈进。 日本军部、警备司令居然起哄架秧子！ 第二天（27日）日本仅有的十位大将集偕行社（高级将领俱乐部）商讨对策，意见纷歧，莫衷一是。 同日，真崎甚三郎应皇道派军官之请，由阿部和西两大将陪同前往叛军本部访问，乘机苦劝及早归队结束乱局，居然也遭叛军拒绝。真崎转而会晤川岛，建议他入宫觐见裕仁天皇，请天皇下诏解散叛军。 川岛见真崎大将有平叛决心，才略安心，便遵真崎意见，入宫奏请天皇，请天皇敕令叛军各回原部队，裕仁天皇立即首肯，并向川岛表示；“倘若此事不获解决，朕将亲自镇压叛军。” 2月28日上午5时，裕仁天皇对警备司令官香樵浩平颁下敕令，严令叛军各归原队，否则即视同叛逆，实行武力讨伐。然而敕令延搁一整天，迄至29日凌晨方由香樵司令利用无线电广播，同时发布戒严布告：“本司令官对于在东京都鞠町区附近发动骚扰的叛徒，决定采取镇压措施。” 第18章 但这位司令又深恐讨伐行动势必引起巷战，为避免冲突，他用气球广告，在东京的半空中飘扬起“放下武器，返回原队！”“此刻尚不为迟，迅速归回原建制！”等，同时出动战车、军用飞机等威胁叛军，又一面发表情词恳切的“告士兵”广播，频频劝促软化叛军。下午2时叛军决定接受天皇敕令，军官宣告投降，赴陆相官邸自首，士兵就地解散，各自回原部队。 “二·二六事变”在表面上看似已告一段落，叛军首脑有二人引咎自杀，其余均囚禁于代代木监狱。真崎大将等人亦因涉嫌叛乱暂遭监禁。3月4日陆军部遵照天皇敕令特设特别军事法庭，在不公开无辩护的情形下，一审判决，村中、矶部等13名低级军官，以及幕后主持人北一辉等被判处死刑，但被认为背后策划者真崎大将被判无罪，多方庇护叛军的香樵、山下奉文等将领未受审判逍遥法外。 上起裕仁天皇，下迄日本平民，几乎每一个日本人都被“二·二六事变”的暴行所震惊，对国家命运忧心忡忡。日本的舆论工具也不敢向这些跋扈嚣张的少壮军人公然挑战，各报纸各电台只对此不幸事件略表遗憾，《朝日新闻》说了几句公道话，马上就受到袭击。从此以后，日本军部控制了全国舆论。 冈田启介在“二·二六事变”中幸免于难，这一任首相当然做不下去了。于是由西园寺公望推荐广田弘毅组阁。军部方面建立“内阁阁员甄选委员会”，由陆军部武藤章中佐，参谋本部石原莞尔中佐二人组成。阁员必须由两名中佐通过。 日本帝国此时也是太阿倒持，国不成国。 那些青年军官们稍不称心如意，立刻出语威胁，东京街头巷尾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的吼叫！ “‘二·二六事变’可以说是一种叛乱，但是策动者的主张和要求是完全正确的。令人遗憾的是，引发‘二·二六事变’的形势迄今仍毫无改变。因此，这一局面必须打开，而能够打开这种局面的，非军部莫属！” “我们不能使‘二·二六事变’毫无意义地结束，我们必须继承同志们的意志，军部绝不屈服！” 于是日本各地谣诼朋兴，风声鹤唳，人人害怕另一个“二·二六”又将来临。所有的日本人都在少壮军人的淫威下彀觫战栗，广田弘毅内阁首当其冲，广田内阁不能不成为军部的傀儡、军部的尾巴，唯军部之命是从了。[奇][书][网]而且叛乱刺杀的阴影永远笼罩着内阁。政权落入陆相寺内寿一和海相永野修身两位大将的手里。 叛乱的尘埃落定之后，由于日本政府所表现出的软弱态度，竟促使统制派与皇道派化除分歧，渐趋合而为一，甚至于连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共同拟定了共同纲领。如：3月8日寺内寿一和永野修身联合向广田首相提出的四项主张：一、彻底显现国体。 二、加速充实国防。 三、建立积极自主的外交。 …… 日本人虽然被“二·二六事变”震惊和激怒，对皇道派的极端行为非常憎恶。日本是一个缺少资源的岛国，日本的军人政权认为，要发展必须面向海外，无非是武装占领他国或是经济向外侵略。日本隔海而望的近邻——中国，恰是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政治腐败、经济落会的弱国，自然激起日本军人的经济侵略和武装占领的欲望。这一点无论在日本政客或军人的潜在观点都近似的，只是理智和蛮干的差别。军人们在中国行动屡屡得手，自然使日本人对少壮军人的激怒憎恶渐渐变成屈从，又由屈从到接受，甚至支持。 当时，日本对我国华北所采取的策略是蚕食而不是鲸吞。力图华北政权在日本的卵翼之下，先使华北特殊化，不必完全脱离中央，只求实际上听从日方摆布，经济上完全受日本控制，即成为日方对外战争的能源基地。日方眼见迫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特殊化已无可能，乃改变方式，向秦德纯提出了五项要求：一、修筑沧州到石家庄铁路。 二、开发龙（关）延（庆）铁矿（也称龙烟铁矿）。 三、开辟塘沽新港。 四、冀察二省，平津二市重要行政人员任免必须征询日方同意。 五、日本在华驻兵，不受限制。 第一至三条似属经济要求，第四五条该属主权问题。如果日本人从沧州修铁路至石家庄，实已将平津与中原隔离，日军将利用沧石铁路自南向北控制平津，平津将孤立无援，进退无路，四面在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二十九军将是守孤城立死地，只等束手待毙。开发龙延铁矿，除以钢铁支援日本东亚之战以外，龙关延庆界于北平张家口之间，宣化附近，从地理位置看，为平津一翼，军事要地，如答应以上五条，华北将是名存实亡。日方虽然没有强调“关东军入关”一类的武力威胁，从条件内容上看，日方胃口很大，态度也比以前更强硬。似最后通牒，没有商量余地。 秦德纯在这几年和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长了见识，总结出不少经验，除逐渐了解到中央政府的底牌以外，也渐渐摸到了日本人的底牌，不再听他们的虚声恫吓了。对这五条，秦德纯干脆直截了当地说；“关于第一至第三项，须呈请中央核示。第四、五项事关国家主权，根本无从研讨。” 一下子空气凝窒。冲突升级。 1935年12月土肥原贤二已经返回沈阳，1936年3月晋升为陆军中将，半月后调任留守第一师师团长。日本在中国特务机关工作由于土肥原的卓著成绩成为“热点”，它的顶峰就是挟持溥仪出天津建立满洲国，也由于土肥原1935年在华北成绩晦暗而失去军部的青睐，当然也由于少壮军人已经不耐烦武戏文唱。土肥原调走以后，特务机关仍然存在，新调来的特务机关长是松室孝良大佐，松室是个凶悍的骑兵，早年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军事顾问，也算半个中国通吧，此人办事不再如土肥原那样做出温文尔雅之态，他是个骑兵。在这之后，多田骏少将也调回国述职。1936年4月1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会议决定将中国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升格，成为日本五大集团军之一（五大集团军，即：国内驻军，朝鲜驻军，台湾驻军，关东军和华北军）。人数也由原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司令官由少将提为中将，由军部任命改为“亲补职”，即由天皇直接委任。5月1日田代皖一郎中将被任命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取代多田骏少将。原来长城战役、《塘沽协定》、冀东自治均是关东军所为，华北驻屯军只不过是个配角，此次升格，标志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已经平起平坐，成为独立兵团，可以独立所为。5月6日，日本陆军部下达对华北驻屯军的指示，规定：“……维护日本在华利益，必要时使用兵力……一旦有事，制敌机先……与海军协同……先发制人……谋求速战速决……初期目标是占领华北……” 田代中将，早年在中国留学，两任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副武官、武官。“一·二八”淞沪抗战，田代曾任上海派遣军参谋长，指挥与中国十九路军作战。后又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第十一师团师团长等职。调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以后，一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可以说都与田代中将有关。可惜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已病危，生命存于旦夕之间还在病床上指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天即暴毙，终年57岁。 9月30日，田代中将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宴请宋哲元将军，酒至半酣，田代突然拿出“华北经济提携纲要”要求宋哲元马上签字。宋哲元草草一看，内容主要是以前向秦德纯提出的五条，现在又加添了开发井陉煤矿，复兴石景山钢铁厂和向日本输出华北棉花、海盐等。宋哲元回顾左右，他身后已经站了两个凶悍持枪的武士，他的随行人员也被日本军人看住。如拒绝签字，必遭不测，后悔当初已经无用，只有就范签字，再图他法。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八章 咽喉重地剑拔弩张且说宋哲元参加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宴会，被日本军人挟持，屈辱地在“华北经济提携纲要”上签了字。狼狈地离开了宴会，回到在天津的三十八师司令部。因此事事关重大，宋哲元不得不向张自忠等人讲了在日本人宴会上发生的情况。大家听了以后，惊呆了，只好马上向中央报告情况。一个封疆大吏，到敌人兵营里吃饭，这还是次要的。日本人抓到把柄岂能轻易松手，日日追找宋哲元逼问落实情况。按日本人的逻辑，宋哲元已经签下文书，下边就是如何变成现实，否则，该是传出宋将军切腹的消息，或在报章上会不断报道出：宋将军向友人表示，此次签字是国家及个人之耻辱……宋将军已邀其妻弟为助手，将于某日在私寓切腹。宋将军已聘请某著名外科医生，划定心脏位置，然后田代亲自戴着黑纱到灵前祭奠，表示对这位不甘受辱的将军的景仰……可是没有这样的消息。 其实，宋哲元对被挟签字的处理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字：拖。如果这是常人，可以斥之为耍赖、牛皮糖。可是将军这么办，国家这么办，就会令人感到高深莫测，玄机迭出。“拖”的含意是什么，拖的含意就是等待，或说等待与准备。 第19章 日本人早就准备了！ 本来轻度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目的是缓和与日方矛盾，当时已经被国人不容，连国民党中央全会上都引起尖锐的争论，北方元老张继等人在会上大哭要求逮捕宋哲元。以“一二·九运动”为代表的民众思潮本来目的就是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伊始，就把那些明码的汉奸沐猴而冠拉进去当委员，当咨议，并给高官，授予权力，更增加了民众对其不信任。事情闹到签字这步田地，舆论对宋哲元等极为不利。秦德纯、肖振瀛等，不断出面表示“出卖朋友，出卖长官，出卖国家的事我们绝对不会干的”。话虽然通俗，定义非常明确：不当汉奸。中国汉奸的心态也很复杂，有的是在强权的压迫下当了汉奸，有的也未必，可能是为了蝇头小利或是个人恩恩怨怨，有的今天慷概陈词为国为民奔走呼号，明天天亮又可能摇身一变，前面说的话余音还在绕梁，他已经自我否定。肖振瀛由于与日人来往过密，受到国人指斥，借口出国留洋去了。宋哲元、秦德纯形象如何，忠不忠还要看行动。 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后，国家权力已经落入海相永野修身、陆相寺田寿一之手。海相永野大将在海、陆、外三相会议上提出对中国“总力战”，陆相寺田大将表示赞成，外相有田也同意。怎么解释“总力战”三个字，意思是综合国力战，或是全面战争。也就是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吞并中国。这样确实是比较彻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扫清与苏联开战的后方和占领中国的战略资源——包括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基地。可是经过精确的计算日本要出动9个师团的兵力，也就是40万大军的兵力，当前日本驻国内外的总兵力不过25万，观点又转了回来，还是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州国为妥。 日本在华北增兵深深刺激了华北民众，5月28日天津学生游行抗议日军增兵。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将领明确表示“二十九军誓不与日方妥协，誓不由华北撤退。” 日方进一步在平津市区进行巷战演习以威胁华北军民。 日军坦克、步兵在北平市内以民房、公共建筑以及平民为假想故进行演习，从朝阳门到东交民巷的街道被坦克辗得乱七八糟。在朝阳门内一个11岁的小女孩对着日军坦克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被坦克扫射并用履带辗成肉酱。 二十九军不甘示弱，继之在河北固安一带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战演习。参加的部队有三十七师、一三二师和若干特种部队，总兵力在5万人左右。宋哲元将军亲自奔赴庞各庄现场指挥。随后，驻华北的东北军万福麟部，商震的三十二师及驻河南新乡的庞炳勋四十军也都举行了较大规模的演习。回顾几年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直到1933年长城抗战，从长城抗战到签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中国方面从军事上，外交上步步失利。1935年下半年以后，首先是华北及全国民众的觉醒，其标志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中国政府逐步稳住阵脚，总结过去，开始做积极的战争准备和外交上的反攻。 1935年夏天蒋介石在庐山接见秦德纯的时候已经表示中日两国全面开战在所难免。所以国民政府的国防计划在如下方面也做了些准备：1.整编陆军。 2.整编和建立特种兵。 3.扩建空军。 4.改进军需生产。 5.国防工事构筑。 6.整修江防要塞。 7.实行征兵制。 8.普遍实行军训。 9.开发经济资源。 当时的中国陆军派系复杂，编制混乱，武器种类和制式不一，装备器材缺乏，官兵大都行武出身，缺少精良的训练，从这一点看，比日军的军事素质相差甚远。1935年春天，蒋介石命令设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计划分期将全国陆军训练为教导师，未编成教导师以前整编成整理师。因蒋预计中日大战将在1938年夏天开始，所以计划自1936年至1938年每年整编20个师，3年完成整编60个师，以此作为国防骨干。另外，蒋介石还下令建立轻炮兵30个团，重炮兵5个团，骑兵10个师，战车两个团，装甲汽车两个团，高炮7个团，化学兵5个团，工兵3个团，通讯兵5个团，交通兵5个团，铁道兵1个团，铁甲车5个大队。另外，将全国分为6个空军区，设立第三第一两个司令部，9个空军大队另5个中队，4个运输队，建立260多个飞机场…… 另外，这里要特别提到两点：一是蒋介石一向崇尚德国的整军布阵战术，再一个就是预计大战爆发期限。德国式的整军布阵战术，也许在德国是成功的，不失为有价值的战术方法，具体到中国是否可行？中国兵的军事素质差，派系复杂，相互间的协同必有问题。另外，中国军队面对的是强敌日本，日方的重武器必然在步兵行动之前打击，而中国方面还击能力不足，必然被打乱阵脚，打击士气。这种整军布阵战术的弱点其实在长城抗战中已经体现得比较明显，而且在以后的抗战中也都大吃其亏。以后的每一次中日两军大的交战中，日中伤亡人数的比例大多在1∶5——1∶10之间，即：死伤一个日方战斗人员，中方要付出5个至10个战斗人员的沉重代价。当时毛泽东的军事理论还没有被人了解或是不愿接受。游击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还有运动战、麻雀战、地道战……符合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当时的军事状态。当然这些战术必须基于民众和动员民众。后来这些战术使得日本人头疼，并且吃了苦头。1938年开战的设想，未免有些呆板，致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二十九军力图局部解决，而战机一失再失，最后仓皇退出平津。 1936年连续发生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中国外长张群和日本大使川樾茂因两事件而引起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双方提出谈判的核心都不是事件的本身，长达三个月的谈判，中国方面的目的是拖延时间，日本方面力图要求更高的筹码。英国报纸曾称中国不再“吃耳光、赔笑脸”，谈判的中心内容仍是华北问题。 成都事件：1936年8月，日本政府决定恢复成都日本领事馆。按国际惯例，领事是商务代表，只能设于通商口岸，成都不属商埠，而日本却坚持在此地设领。因此遭到成都民众的强烈反对。但日方对此不加理会，依然派领事野村率随员入川。野村一行抵重庆后，派随员深圳经工、渡边洗三郎、田中武支、濑户尚四人先行前往成都。8月21日，愤怒的成都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与四名日本人发生了冲突，混乱中，渡边与深圳先后被青年学生打死，田中、濑户受伤。 北海事件：成都事件几天以后，中野顺是以开药店为名潜伏于广西北海的一名日本间谍，其间谍活动早已被当地百姓察觉。为了抗议中野的不法行为，9月3日，北海群众举行示威，当天下午，中野被闯进药店的三名买药人刺死。 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抓住这两事件大作文章，外相有田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陆军、海军、外交三相举行会议，对中国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军部甚至叫嚣：“如事件解决拖延下去，即行使兵力的决心。”由于日方的渲染和夸大，成都和北海事件在当时造成了很大影响。中国国内各大报纸也纷纷以“成都月”、“北海月”为大字标题披露这两个事件。 9月中旬至12月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就两事件举行了数次谈判，日方提出：解散一切抗日团体。 杜绝一切排日运动。 实行共同防共。 华北经济提携。 减低关税。 张群外长提出五点反要求：1.取消塘沽、上海两协定。 2.取消冀东伪组织。 3.停止不法飞行。 4.取缔走私。 5.在绥东剿匪（指绥远省东部伪蒙军）。 双方要求背道而驰，谈判无法进行。 不法飞行，日方称为自由飞行。 《塘沽协定》确定冀东22县为非武装区以后，关东军以监视非武装区内是否撤除武装为名目，没有经过中国同意，飞机经常在这个地区上空飞行，后来不仅飞出非武装区，甚至远至山东等地。不仅作为军用，后来竟然发展成定期运输旅客。后来，中国当局公开命令中国人在机场跑道挖了沟渠和建筑障碍物，飞机实际已不能起飞降落。 对冀东走私，中国当局也开始采取对抗措施，凡是没有输入证明的物品，就是正当途径进来的物品也当走私品全部没收。在冀东积压着无数的货物，对日本的贸易打击很大。 日本政府与中国的外交战走到了军人的前面，当发生了成都、北海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气焰很盛，他们估计关东军、华北驻屯军的战争发烧友们必然有所呼应，尤其冀东走私和自由飞行受挫，发烧友们必不会坐视。可是关东军、华北军都很平静，没有任何积极的反应。此事使外交官员不解，一直到战后，这些人写回忆录对此事也无法解释。 第20章 可见这些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心灵并不沟通。日本外交官员们和中国政府的外交战打得火热的时候，田代皖一郎中将等人一个心思想经营华北，田代对发展华北经济尤为感兴趣，所以有田代设宴挟持宋哲元签字之事。或问，中国政府取消冀东自由飞行和冀东走私不是妨碍经营华北了吗？当时田代胃口不在冀东一隅，他早有取消冀东自治政府而将殷汝耕纳入宋哲元门下的想法。废止表示独立的冀东自治政府把它变成整个华北自治的一个行政区的设想，特别得到“住友”总理事小仓正恒的赞赏，小仓进一步说服关东军人，小仓磨刀霍霍等待着宋哲元履行诺言，并准备邀请宋哲元为沧石铁路动工仪式剪彩，一旦沧石铁路开工，田代马上命令殷汝耕实行易帜。 诸位，宋哲元将军能同意沧石铁路动工吗？驻屯军一旦绝望，后果是什么？ 华北驻屯军可能随时被激怒，战争可能突然而起。这里不防再把华北驻屯军与二十九军的情况对比介绍一下。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广田内阁已经正式决定向华北增兵，强化华北驻屯军。天皇亲自任命田代皖一郎中将为华北驻屯军新阵容的司令官，使华北驻屯军的规格提高到和关东军平行地位，为将出现的第二满洲国——华北国已经粗划出规模。 华北驻屯军下辖驻屯军旅团、守备队、宪兵队等部。其中步兵旅团为驻屯军主力，旅团长河边正之少将，旅团司令部设于北平。 旅团编制：步兵第一联队，队长单田口廉也大佐。 驻北平市内、丰台。 步兵第二联队，队长萱岛高大佐。 驻天津。 炮兵联队，队长铃木率通大佐。 驻天津，炮12门。 通讯联队队长真崎信行大佐。 驻北平，辖6个中队。 航空联队，队长小吉介中佐。 驻天津、北平，辖3个中队，飞机18架。 战车队，队长福田丰雄大佐。 驻丰台，辖大小坦克24辆。 骑兵大队，队长野口钦一大尉。 驻天津。 汽车大队，队长福田吉次大尉。 驻天津，辖军用汽车180辆。 辎重大队，队长木野茂义大尉。 驻北平，辖3个中队。 工兵大队，队长田中宽大尉。 驻天津。 小炮队，队长上田武夫大尉。 驻天津、塘沽，辖2个中队。 此外，步兵旅团内还有机械化大队、化学战大队等。河边旅团长还自兼驻屯军守备队司令官，辖5个中队，约1000人。 驻屯军宪兵队总队长藤井慎二大佐，队部设于天津，在北平、通州设分队，共457人。 首批增兵华北的日军部队于5月9日从日本宇品港登船，先后分8批，均在塘沽登陆，然后进抵平津各地。6月上旬，整个驻屯军完成了新编制。 这次增兵的总人数，东京公布为6000人，连同驻华北2400人，总计8400余人。据上海《申报》1936年9月间调查，增兵后的华北驻屯军人数不下1.4万人。而《我们的华北》一书作者则指出，增兵后的华北驻屯军，兵力超过2万人。此外，华北驻屯军还在华北19个城市设立了特务机关，同时豢养了一大批伪军等。 从抗战时期中日两军的质量看，大约1个日军的战斗力能抵5——10个中国士兵。除武器的因素外，军事素质相差悬殊。日军士兵都经过严格的军事战术技术训练，战斗意识强，各级指挥官均出自军校，自陆军小学到陆军大学的军官比例很大。中国的士兵均出身农民，绝大部分抱着当兵吃粮的雇佣意识，战斗的意志不强。二十九军的军官绝大部分行伍出身，在军阀混战中提拔起来，虽然战斗经验比较丰富，但过去遇到的对手均为不分仲伯的国人，在长城抗战之前尚未遇到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意识很强的对手。军官的指挥水平带着很大的随意性和个人的性格特征，教育士兵的指导思想非常陈旧，二十九军的士兵课本就是四书五经，孔子的哲学是治世哲学，用于对付外国侵略者颇为迂腐。日本华北驻屯军1.4万人与二十九军10万人同时雄踞华北，一旦战起，鹿死谁手很难定论。再加日军已经捷足先登占住军事要地交通枢纽，且有汉奸效力，无疑雪上加霜。 二十九军也难脱军阀混战时观念，对日本方面的军情，如：军队数量、调动、装备等基本情报也只是粗知大概，至于更深层次的敌方的军事秘密，更是一片漆黑。长城抗战之时，中国军队只知硬打，敌方军情多来自老百姓提供的直观感觉。否则何至日军128骑占承德，星宿上将军狂逃沽源，是有时间慢慢地走的！又何至签定“塘沽协定”？中华民族是个出思想的民族，几年过去，中国方面是否应该很好总结一下经验？ 中国是产生《孙子兵法》的国家，据现代人研究，这部“世界兵法之最”已经被洋人炒得热火朝天。“兵者，诡道也。”而又被国人奉为正宗的儒学宣称：“君子不施诡计”，谋将焉出？二十九军的将军们，如宋哲元、佟麟阁、张自忠、秦德纯等深受儒学影响。“君子之谋”无可厚非，“小人之谋”大该商榷，从平津布防即可明显看出。 1936年春天，北平形势已经日趋紧张，华北驻屯军已经占领丰台。距丰台5公里即是北平咽喉通道卢沟桥，二十九军的将军们才考虑到加强卢沟桥及宛平县城的防务。决定派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第三营接防。 第三营是加强营，计有步兵4个连，轻重迫击炮各1个连，重机枪1个连，约1400人。营长金振中中校是个倔强、经验丰富的军官。金营长接防之时，心里已经明白，形势已经被动。丰台之敌，随时有从背后突袭的可能。可是，现在卢沟桥是通往内地唯一咽喉要道，固守住卢沟桥，虽然未必能保卫北平（因日军已在背后），弃守卢沟桥，北平必是死城，所以喘息之道尤显重要。 1936年平津已是被日军三面包围之势。“塘沽协定”以后，日军势力东起塘沽海口，西至昌平、延庆，日军已在平津之北成弧线形包围，日军控制天津即等于控制住北去东三省的北宁铁路和南下江浙的津浦铁路。《秦土协定》中国失去察东6县，日军兵力已近张家口，北平向西通道随时可被切断。剩下的唯一通道，也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只有平汉铁路一条。平汉铁路出北平13公里由卢沟铁桥过永定河，沿太行山缓坡南下中原腹地。 北平北靠燕山山脉，西依太行山脉，桑干河水于太行燕山之间冲出官厅峡谷，于门头沟附近流向平原，更名为永定河，古称卢沟或无定河。然后向东弯曲，在北平之南形成缓换弧线。查看世界城市，几乎所有大城市不是傍河即是临海。北平的形成自然离不开这条有名的河流。永定河冲积扇形的背脊即是经过3000余年发展起来的北平。50岁以上的北京人都会记得，当时北平城的水源丰沛，凿井汲水，喷泊为流，停潴为湖。山水景色，天赐帝王之象。永定河南即华北平原，因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是以白洋淀、东淀为中心的湖泊沼泽地带。现在虽然生态环境屡遭破坏，河流枯竭遍地干旱，仔细观察还可看出水乡田园风光。因这广柔平原布满湖泊河网，所以交通不便，致使北京南控中原必行大行山东麓缓坡，东据齐鲁江淮须经天津或走水路，自占以来太行缓坡都是进出京城交通要道。而卢沟桥即是要道的咽喉。可以说有了北京城就有了卢沟桥，有了卢沟桥才有了北京城。元朝以前，北京曾被称蓟、中都、大都等名，金代以前，卢沟桥是渡口，有浮桥。金大定年间（1189年）始建石桥。 这座11孔联拱石桥保存至今。桥长266·5米，桥面宽7.5米。桥面分作桥面伏石、仰天石、桥面石三层。石栏杆279间，栏板279块，望柱280根。栏杆每间是望柱，柱头刻仰俯莲座，座下刻荷叶墩，柱顶刻狮子。石狮形象生动活泼。共485个，坐卧起伏，极富变化，有揉胸昂首，仰望云天，有双目凝神，注视桥面，有侧身转头，两两相对，有抚育狮儿，轻轻呼唤。这些狮子有雌雄之分，雌的戏小狮，雄的弄绣球。大狮子身上又爬着小狮子…… 卢沟桥两端入桥口两侧有石制华表四根。两端雁翅桥面及桥头上，有碑四通，有康熙帝修卢沟桥碑，乾隆帝葺卢沟桥碑。“卢沟晓月”碑及乾隆题察永定河诗碑的碑亭。 卢沟桥自建桥至清末经过18次修缮。 明朝末年，为了防备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北上进攻京城，崇祯13年（1640年）在卢沟桥东岸约200米距离筑起拱北城，即后称宛平城，宛平城只东西开二城门。有瓮城，有闸楼，东城楼称顺治门，西城楼称威严门，典型明代建筑。二城门间距640米，城池宽320米，青砖结构，城池坚固，是全国最小的县城。城内主要建筑是军卫营房、仓库、马厩等，城东还有观音庵，城西有兴隆寺。西城外至卢沟桥之间有旅店、茶楼、酒馆、车马店、民房等。 在桥梁建筑史上，卢沟桥也占有重要位置。1290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过此，惊叹其建筑绝伦壮丽神秘，并做了详细记载，使卢沟桥的形象进入欧洲，所以欧洲人往往称卢沟桥为马可·波罗桥，欧洲人谈起东方的神秘也往往以卢沟桥为证。 第21章 卢沟桥除其实用意义以外，其已成东方文化的象征和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结合的代表作品。 汉、唐时人们离别京城长安，送行的人都要送至灞桥，折柳赠别。金、元、明、清定都北京，送客出城，都至卢沟桥，小住一夜，次晨起程过桥，所以后来有了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晓月”。下弦之月，衔在西山边上，黛色笼罩，滔滔大河冲出峡谷，如银蛇蜿蜒，至桥下奔腾东去。过往商旅，文人墨客，升迁或谪贬的官宦或寄情山河，或感慨人生短促，或叹息旅途艰辛，或留墨或留诗，已经形成卢沟文化现象。以卢沟桥为背景的诗流传下来有几百首，以唐朝刘皂“渡桑干”最为著名：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此外还有北宋诗人苏辙的“北渡桑干”（永定河古称桑干河），金代文学家赵秉义的《卢沟》诗，南宋诗人范成大《过桑干》，元人尹建高的《卢沟晓月》诗，文学家张野的《满江红》词，杨奥的《过卢沟桥》诗，诗人兼画家王绂的《扈从过卢沟桥》诗，明人冯琦的《桑干歌》，王英的《卢沟晓月》诗，杨荥、张元芳、顾起元等人的诗。明永乐年间，以胡广为首写“燕山八景”诗124首。清康熙的《察永定河》，乾隆的诗与碑—《卢沟晓月》，和清代诗文若干首。 另外，元人著名画家文征明（真尚待鉴）的《卢沟运筏图》大幅主轴画卷，明人王绂的《卢沟晓月图》，日本人绘制的《唐土名胜图会》，清代人张宝绘制的《泛槎图》等等，以及《卢沟记事》等文章。 这些带着古远、淳朴、壮丽、粗犷……带着鲜明的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相融合特点的作品，是中华民族极为重要的文化财富。 1936年金振中带着他的加强营到卢沟桥接防，他不是来写诗的，也不是来感叹河山壮丽的。他是军人，他带着他的队伍在卢沟桥出现，预示着卢沟文化淳朴古风的结束，将开始的是为民族生存拼搏的血与火！那是新的歌，悲壮而又悲惨！ 宛平城，过去称拱北城，也称拱极城。拱北，拱卫北京的意思；拱极，“极”是人臣之极，即皇帝，拱极也就是保卫皇上保卫社稷了。 从卢沟桥和拱北城建筑位置分析，卢沟桥为交通咽喉，拱北城为屯兵之地。拱北城在桥的内侧，即靠北京一侧东侧。从军事角度看，敌人来自对岸，来自桥的西侧，拱北城西出，控制住石桥|qi|shu|wang|，使西侧攻来之敌不能通过。 现在的情况，今非昔比。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已经捷足先登占领了丰台，丰台距卢沟桥只有7公里，而位置在宛平城东，卢沟桥与北平城之间。“拱北”、“拱极”现在都失去了意义。它唯一的目的是守卫住北平与中原腹地的交通咽喉，使其通畅，勿令日本人扼死北平。前面已经提到，实际上守住卢沟桥，不等于交通线不被日本人切断，但是不守住卢沟桥，咽喉必被日本人切断。而且敌人在其背后，随时可能遭到敌人突然袭击切断宛平城与北平联系，使宛平成为孤立据点。可见守卫宛平实为艰险任务。再看看金营长的兵力部署，你会感到莫明其妙，其实也是必然。一旦战起，不仅存在固守桥头的艰巨，同时面临着争夺丰台的厮杀。日军已经经常以卢沟桥为“假想敌”进行演习，战事已迫在眉睫，已经不是希望中的争夺丰台，而是卢沟桥能不能自保的问题。一日，旅长何基沣来宛平视察，金营长请示：“如敌人进攻宛平，怎么办？”何要求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听者会马上悚然吃惊，因为一旦枪响，那将是两国全面开战，将是国策、国运、国家前途大事，牵一发而动全局，一个旅长岂能轻易决定？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九章 佟麟阁出山中国是重视数量的民族。大至国家，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小至家庭，多子多孙。行政机构里人员鼎盛。工业产值、农业产值——虽然专家们说，不能单以产值看生产效益，但“从量变到质变”总在难产之中。当年，日本的现役军人不过38万，而中国军队有200万，国人中的亡国论者还不断呼叫战必败。1929年国民政府编遣会议，准备淘汰几十个师。可是蒋介石认为自己的黄浦系质量好，淘汰较多的是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引起了蒋冯阎中原一场大战。那年代是个军阀就能拉起十万八万的军队，第一流的军阀，如：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蒋介石等每个手下都有30万到50万队伍。次一流的，如：石友三、韩复榘、陈济棠、张宗昌、孙传芳等也是几万、十几万大军。这些队伍一拉而起，一打即散，打内战还行。遇到了日本帝国这样的敌人，狂逃几百里就不足为奇了。日本在抗战爆发前夕，有人口1亿零500人，现役官兵38万，预备役73.8万，后备役87.9万，第一补充兵役是157.9万，第二补充兵役90.5万，总计448.1万。其制度之严密，远比中国为高。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即是科学。 @奇@话说回到华北。宋哲元以军阀传统的招兵方法，集聚了10万军队，面对着装备精良素质精良的日本军队，训练是当务之急的。 @书@佟麟阁，前面已经略作介绍。一向以练兵有方出名。二十九军建军之初，佟就以副军长职兼任军官教导团长。训练军队非佟莫属。1933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解散以后，佟麟阁隐居北平香山。宋、佟20年之交，宋多次登门造访敦请出山，佟对中央抗战失望，见宋对日本人态度暧昧总是推脱。 @网@宋也无奈，但总是关照，每月薪水800元派人送到。 一日，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来访。张、佟也是多年之交，而且话也投机。张克侠于1935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在二十九军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中，张是官阶最高的，这次来访自然有其目的。张克侠受共产党北方局指示，将“以攻为守”方案提交二十九军首脑决策。张作为副参谋长当然有提出作战方案的任务。可是，必须在适当时机，最好有较多的长官支持，同时不暴露自己身份。张向北方局汇报，要求首先做每个人的工作，估计可能会得到佟副军长的支持。 佟麟阁戴着瓜皮黑色小帽，架着两片正圆的墨镜，穿着马褂正坐在院中的躺椅上读《易经》，门外一阵马蹄上坡的声音由坡下而来。佟将军放下《易经》，心里琢磨着，是谁来了？这时候张克侠已经推开了两扇木门，手里还拉着马缰绳，马的半个头已经伸进门来。 “副参谋长，怎么一个人出来？” 张克侠把缰绳递给身后跟上来的勤务兵，勤务兵牵着马到坡上吃草去了。 二人在院中石桌边谈了起来。张在石桌上用手一边画着一边说：“山海关、秦皇岛、滦州、天津、丰台。兵出山海关，截住敌人退路，突然包围各地日军兵营，给予消灭。”他停顿了一下，佟麟阁注意地听着，说：“这就是两国全面开战的开始。”张克侠点了点头。佟麟阁又问：“下面呢？”张说：“消灭，全部消灭华北驻屯军，关东军必然出兵。”佟麟阁点头说了声“对”。张克侠又说：“因为我们有充分准备，所以还能继续消灭敌人。情况逆转，即退出城市，交通要道，分散与敌人打游击战。”游击战的战术方法，在佟麟阁戎马生涯中尚未遇到，但他不反对这种战术，当初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吉鸿昌将军曾经提出过一整套的战术方法，他觉得很新颖。今天张克侠又提起此事，所云内容几乎和吉鸿昌相同，什么“分散隐蔽自己，集中消灭敌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动员民众…” 佟麟阁想着，他怎么和吉鸿昌说得一样，连词句都一样。但他没有说出口。张克侠知道佟麟阁不喜欢打断别人的话，但他想什么？他还摸不透。不管这些，党交给的任务，就勇往直前吧！张克侠索性侃侃谈了起来。人是有这样心理的，一个人说话，另一个人沉默，有信心表达自己的人，往往认为对方在恭听，增加了自己的勇气和临场发挥的水平，另一种人往往揣度对方狐疑自己，就容易乱了阵脚。张克侠属于前一种人。他继续谈起了“蒋委员长迟迟不抗战，攘外安内处理不当，逼迫中央全面抗日”等等。其说也不无道理，果真如此，中国历史将是另一种写法，张学良将军也不会发动“西安事变”，二十九军的番号可能被打没了。华北可能血流成河，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佟麟阁仔细地听着张克侠的论述感其新奇，耳目一新。兵无常态，也不能不算一个值得考虑的很有价值的方案。佟脱口而出：“此必有大气候者策划于后！” 张克侠听了佟麟阁的话，以为知其被共产党指使，手中拿着的划道用的石头差点掉在地上。佟麟阁究竟是军人，不是政客，答应认真考虑。二人又说了些闲话。日头已衔西山，张克侠告辞。 两天以后，宋哲元来香山拜访佟麟阁，佟将张克侠提出的“以攻为守”方案再加上自己的补充，向宋介绍，宋沉吟半天，认为事关重大，待召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研究之后，再做决定。 第22章 宋还真的将刘汝明、赵登禹秘密召来，再加在北平的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将领秘密商议张克侠制订的“以功为守”方案，宋哲元在会上曾拍案而呼：“兵出山海关！”但经过三天商讨也无定议。这且不说，高级将领的秘密军事会议，引出一段节外生枝的事来。 高级将领在北平开会，早被日本人知道。日本驻北平最高长官河边正元三旅团长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二十九军各位将军赴宴，请柬印得很大，都是派头面人物面送的。宋哲元吸取上次赴宴被挟而被迫签字的教训，通令任何将领不允参加日人宴会。可是日方一请再请，东方人是爱面子的，尤其是中国人。拒不参加岂不示弱。或有人出谋划策，不如二十九军作庄，以主人身份请客，既不失面子又能了却此事。二十九军即以冀察绥靖公署名义，由在北平团以上军官作陪，在中南海怀仁堂招待在北平日本驻屯军连以上军官。史称“新鸿门宴”，参加宴会的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都曾以回忆录形式绘声绘色描写过当时情景，下面节录李旅长回忆录一段，以飨读者：6月的一天，冀察绥靖公署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部队连长以上的军官，由第二十九军驻北平部队团长以上的军官作陪。还邀请当时在北平的北洋军阀余孽和所谓社会名流如吴佩孚、张怀芝等人参加。日方出席的有驻北平部队的边村旅团长等30多人。筵席间每桌上有三四个日本人。宋哲元和边村、松岛、樱井、秦德纯、冯治安等与那些社会名流共坐两席，其余的中日双方的军官，共坐8席。在两张主座席的两边，设了两张空桌子，备上下菜之用。酒到半酣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跳到空桌子上，唱了一首我们听不懂的日本歌曲，进行挑战。接着又有两个日本军官上桌子唱歌。这时，何基沣旅长临机应变，立即上桌唱了一首黄族歌，以示应战。又有日军官唱日本歌，李文田副师长也立即上去唱了一段嗓音粗壮的京戏黑头腔。随后日方又出来两人，一人上桌唱歌，一个桌下舞蹈。当他们歌舞完毕后，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到我们桌上来小声说：“谁出去打套拳？”意在不能输给日本人。这时董升堂上去，打了一套西北军所流行的拳术。日本人又以一人打一人唱来作答。当时我有些心情激动，立即在酒席前打了一套在学生时代所学到的花拳，表示中国军人不可欺。引起席间中日主客们的注意。 当我归座的时候，好几个日本人都到我跟前来敬酒碰杯，表示亲善。接着又有日本人用他们的“倭刀”，在席间挥舞一阵。我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立即招呼我的传令兵坐我的小汽车到永增厂，去取我定做的用最好的钢打成的“柳叶刀”。这时日方已舞过两三起“倭刀”了。董升堂也实在耐不住火气，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西北军所习用的大刀片来，在席前劈了一趟刀法。恰好我的新“柳叶刀”也取到，我立即换上传兵令的布鞋，拿过刀来劈了一趟十多岁时学来的“滚堂刀”，以压倒对方的骄横。我入座以后，又有几个日本人围着我敬酒碰杯，还给我戴高帽称我“李武术家”。酒杯用的是小饭碗，酒是中国花雕和日本啤酒。我到厕所中吐干净酒之后，回来再喝。我想：反正不能在日本人面前丢人，顶多也不过是一死而已！这时日本人不劈刀了，松岛将武装带捆到头上，前头打一个结，赤膊上去。把大酒壶放在头顶上，将点燃的纸烟，口叼三支，鼻孔中塞上两支，两个耳朵中各插一支，肚脐眼上按一支，他弄得几处可以同时冒烟，又可以同时不出烟。看到他们出洋相，耍花招，我们就没人和他们比试了。他们又提出来要笔墨纸张写大字，日本人写一张，我们也写一张。我想写字用不着我们比啦，有吴佩孚那样的名流就能占上风了。日本人写的大笔汉字虽然不错，但总比不上我们那吴佩孚的醉笔，他当众挥毫写出一个大条幅，一笔写一行大字，真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 这时，日本人将宋哲元抬到酒席前，喊着号子举了一阵子，又有几个日人把秦德纯也举了一阵，我们中国方面的旅团长们，不约而同地把日本边村旅团长拽出来，也照样把他举起来。彼此使个眼色，把边村脱手往上甩，然后在下边接着。另有一些人也把松岛举起来。冯治安怕出岔子，叫我们放下来。此刻席间确有一触即发之险！宋哲元看势不好，立即在席间讲了几句话，边村也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天的联欢会很好，应当“互相亲善”。 散会后，宋哲元和边村到后面一个房间去了。日本军官都先后退席，只有松岛留下，叫我同他“转转去”。我对松岛说：“我们的长官还有事，必须等着。”宋哲元送边村走后，松岛还在等着我，拉着我说：“转转去，不要害怕！”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我忘记谁跟我说了一句：“你就跟他转转去吧！”于是我随松岛走出怀仁堂，松岛叫我上车，我看不是我的车，心想反正不能“孬”给他们，就上了车。我的传令兵问我：“车跟着吧？”我以为在中南海内路上转转就回来了，就说：“你在这里等等吧，我们去转转就来。”谁知日本人的汽车开出了中南海。我身上带着一把短剑，是专门定做的折叠钢刀，很锋利。我想万一他们要害死我，我也要拼他一个够本。不知转到哪里，车子停下来。我下车后，又来了一辆汽车，下车的人是我认识的徐廷援，他会说日本话，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过去做过我们的军事教官。看到有徐廷援，我的心气更壮起来。走进一个院落，才知道是一所日本妓院。有八个穿着日本便服的日本人在里面。松岛向他们介绍我：“这是中国的李武术家。”他们硬要我再练一套拳术供他们观赏。我说：“喝多了，已不能练了！”他们就都围着长桌坐下喝起酒来，日本妓女陪酒，还劝我喝日本酒，直到深夜12点后，我才辞出来。 当时日军方面，知道用硬的方法来对付第二十九军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因而采用卑鄙下流的软化办法，来从思想上、政治上分化第二十九军，另一方面利用大小汉奸来包围第二十九军上层人物。那时第二十九军有些上层人物生活腐化，思想动摇，政治暧昧，而下级军官则生活朴素，埋头苦干，准备交锋。由于这些矛盾，日本人便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对第二十九军的军官进行分化、拉拢、收买和软化工作。 今天我回忆松岛为什么要在宴会后拉我“转转去”呢？显然他是想拉我到亲日派汉奸方面去。后来又有一次我在南苑驻防时，松岛去飞机场送人之后，又指名找我晤谈。我当时是找一个日本士官出身的黎广时副团长共同和松岛见面的。松岛又约我“到城里去玩玩”，我谢绝了，没去。由此可见他对我的工作是下了功夫的。为什么我到南苑驻防，他如此熟悉？为什么他能直接到我的住处找我？从这些小事中，可以想见日本人对中国军队内部情况是如何熟悉。 “新鸿门宴”对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刺激颇大，他们商讨不下去兵出山海关之事，这宴会成了议题。可是谁是刘邦？谁又是项羽？或说日本军人处处主动，中国军官处处被动。或说，中国军官个人武术好，缺乏集体配合意识。或说，日本军人临场发挥好，中国军官精神负担太重。 说到这里，大家议题又回到“以攻为守”和佟麟阁上来，或说，锣鼓打了三通，不见黑头出来，捷之还没修炼完成！ 这一天，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赵登禹聚齐，四辆黑色道吉轿车开到了香山兰涧沟的山坡底下，喇叭齐鸣，四位师长一起来见佟麟阁。或问岂不像中学生相约郊游？各位不知，还未来得及介绍他们之间关系，其实，二十九军几个高级将领之间私交甚笃。 1930年中原大战前后，冯玉祥旧部纷纷倒戈，投向蒋介石。后来这些将领一直活跃在中原和北方战场，如：山东的韩复榘，四十军的庞炳勋，仍用西北军旗号的杨虎城，又回身投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方振武、吉鸿昌，后来担任冀察战区总司令的鹿钟麟，任冀察战区游击指挥官的孙良诚，以及汪伪政权的参谋总长刘郁芬等。 率旧部退到晋东南的有张自忠、孙良诚、庞炳勋、刘汝明、冯治安、过之纲、高桂兹、张人杰、鲍刚等军、师级将领。高级将领只有宋哲元一位。不久，庞炳勋又率军投蒋。 当初，二十九军建军之始，张学良曾令张自忠出任军长，张自忠认为自己威信不足统率二十九军，张以“平日宽大厚重，深餍人心，物望所归”为由，推荐西北军五虎将之一宋哲元为军长。当时与宋争夺军长宝座的还有孙良诚，张、宋密商，密派肖振瀛带着厚礼到张学良左右活动，以使宋哲元抢在孙良诚之先，成为既成事实。冯治安是宋哲元谪系，又与张自忠关系甚好，冯较年轻，张又推荐冯治安为主力师三十七师师长，自任三十八师师长。刘汝明带来8000人，开始任副军长，经宋哲元、秦德纯、肖振瀛到张学良处活动，又扩编二师，刘汝明出任师长，佟麟阁为人宽厚有长者之风，人缘颇好，做过宋哲元的副职，与刘汝明关系莫逆，以后被任命为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长。 第23章 赵登禹资历较浅，但是跟着宋哲元突围出来的。西北军跟随冯玉祥20余年，南征北战，几经变迁与淘汰，可以说，二十九军是西北军剩下的精英，同时也形成了气味相投的一个圈。 中国人是讲究人情关系、人际关系的。二十九军自然也不能例外。当年孙中山曾经以一个主义集合同志，这个主义经过中国国情的磨洗和修正，往往最高的原则得靠私人关系去推动。公情之中必须夹着私谊，就像时下人们喜欢的汉堡包，碳水化合物中间夹着蛋白质和维生素，才能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当时，就有人说，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圈的社会，大圈套小圈，这圈套那圈。“蒋委员长”的圈是最大的圈，二十九军不过是个小圈。 这四位师长到了佟麟阁农舍以后，互相叫了一阵捷之兄，荩忱兄，仰之兄，子亮兄，舜城兄。当时中国人称兄者，并非因为年长，而只是一种亲切的尊称。捷之是佟麟阁的字，当年44岁。荩忱指张自忠，45岁。仰之是冯治安，40岁。子亮是刘汝明，41岁。舜城指赵登禹，38岁。一阵称呼之后，之间再没有繁文缛礼，直接进了一明两暗的堂屋。几位将军立于侷促的小屋当中，先是评议侧面墙上佟次子荣芳写的大楷，墙上用钉子钉着数层毛边纸，是荣芳每日必须立此写下的《朱子治家格言》。 冯治安和荣芳逗趣：“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是什么意思？” 荣芳仰头翻眼答不上来。引起各位将军大笑。 佟妻见屋中狭小，令荣芳院中去玩，荣芳顺手拿了毽子溜了出去。 各位将军又评论起堂屋正面佟自写欧体墨宝，这是佟将军近日得意之作，是王昌龄的《出塞》诗，冯治安轻声念了一遍：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几位又一阵点评。张自忠叹息着：“若是昨天怀仁堂的宴会上，捷之兄在场，无论从书法功力到诗文内容，也给我们二十九军大长志气。” 冯治安说：“那吴大帅，潇潇洒洒的条幅，倒像文人卖弄，哪有武人的刚劲？” 刘汝明质问道：“你怎么知道？” 冯搪塞道：“我听他们说的。” 这时候荣芳在院中一个人踢起了毽子。赵登禹建议大家玩玩踢毽子。 几位将军又到院中，围成一个圈儿做了一番准备活动，就踢了起来。 这几位西北军军人的身体都比较好，当初冯大帅带兵是非常重视身体素质训练的，高级将领也不例外，踢毽子是将校们“业余活动”，打仗、训练、开会的空隙，往往几个人围成一个圈就踢了起来，一面踢还一面传递着口令，如明德串珠、鹞子翻身、珠联璧合、八仙过海等等。口令没有定规，随口而出，主要是韵和配合动作。请听这几位的口令：中国是条龙！ 天下哪有龙？ 大清国是龙！ 一条废物龙！ …… 中国是狮子！ 东方的睡狮？ 卢沟桥上的狮子？ 嘻嘻哈哈的狮子？ …… 有些人是狗！ 汉奸才是狗！ 丧权辱国是狗！ 中饱私囊是狗！ 有人是洋狗！ 有人是巴儿狗！ 毽子在他们头上飞来飞去，刘汝明伸手一把把毽子捏在手心里，说：“别说狗了，该回去了！” 佟妻彭静智已经收拾好简单的东西，他们准备下山了。 佟麟阁走出大门，回头向山坡一望，只见古木参天，林海茫＃，兰涧沟的小溪，从山上层层叠叠而下，形成重重的飞瀑。那黄栌树叶圆而墨绿，在已过中天的夏日照耀下闪闪灼灼。佟麟阁本想在金秋时节，再拍摄几张红叶作品玩赏，看来戎马倥偬怕难完成宿愿。自己暗暗地思忖着，待到打败日本人，再回此躬耕，终老山林。 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瞥。40年后，人们纪念这位爱国将军，才将其忠骸迁于此处。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十章 丰台冲突迭生且说“兵出山海关”的作战方案，宋哲元虽然拍案赞成，但仔细想来恰与蒋先生密授“忍辱负重，拖延时间”八字方针针锋相对，岂能这样做！“兵出山海关”方案被否定之后，四位师长联袂去邀佟麟阁，佟麟阁磨不开各位袍泽的情面，跟着他们离开了山林。看来，即使是圣人，也有掰不开情面的时候。 前章李致远旅长提到这样一段话：“……第二十九军有些上层人物生活腐化，思想动摇，政治暧昧……”前面我们又讲到佟麟阁隐居香山居住农舍粗茶淡饭与农夫无二，岂不前后矛盾！佟麟阁，河北省高阳县人氏，高阳县在易水河畔，自古燕赵出慷慨悲歌之士，3000年前燕太子丹送荆轲去刺秦王，留下千古绝唱“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佟麟阁虽是儒将，实已装下了慷慨悲歌之信念。目睹国土沦丧，遍地狼烟，抱着为国赴死的决心，一切都置于度外了。 二十九军将士跟随冯玉祥将军南北征讨20余年，战事频繁从未有安定之时。可是二十九军进驻北平以后，情况今非昔比，虽说是与日方剑拔弩张，终未引起大战。北平城乃帝王之都，虽然国家战火频频，仍不失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将军们大都出身低微，不似那前清的王爷、贝勒们锦衣绔绔食甘餍肥，也不似今人时装新潮，川鲁粤菜，生猛海鲜，那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还是每日必足的。圣人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在有条件之时，自然也不必违背圣人之言，当年冯玉祥冯大帅主张吃玉米面贴饼子就咸萝卜条，不准纳妾，不准吸毒，致使一些将领受不了清苦，背他而去。水至清则无鱼，也是至理名言。中国是个农业大国，那些高级将领不甚明白什么是金融巨子，什么是企业托拉斯，只认为财富就是土地和房屋，所以他们在北平城里或是天津租界买了房子。北平住房，最讲究的是四合院。如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在北平都有四合院式的私人住宅，规格都在百余间，而且大都有几套住宅。听说刘汝明还在河南买了两个县的土地。宋哲元在武衣库的私寓更加讲究，中西合璧，既有中式的亭台楼阁，又有西式的喷水花园，类似一个缩小的圆明园。其他比较低一些的将领军官也是住着二三十间、四五十间住宅不等。高级将领出入是黑色道吉轿车，远行有专列，而无刘备在荆州寄居刘表帐下“今久不骑，髀里肉生”之感叹。“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带兵撤出北平，因通知不到，而丢下文武人员万余人，不能不说与其生活方式有关。 总的说，二十九军比其他队伍还好，除了赵登禹嗜好起阿芙蓉（吸毒）以外，还没有人利用权力吃回扣，或是指使子女开洋行。 且说，佟麟阁跟随四位将军回到北平城里。佟本人先去铁狮子胡同绥靖公署向宋哲元报到，宋高兴地出来欢迎等等，不必细说，马上分配了任务，到南苑军部主持军务——二十九军军部在南苑，实际上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极少去南苑办公，都是在铁狮子胡同或是私寓处理公务，“秦土协定”就是在秦德纯府右街家里签订的。佟麟阁到南苑主持军部工作倒还次要，反正凡事都须向北平城里的宋哲元汇报或是和在城里的秦德纯商议。佟麟阁的最主要任务是，组织军官训练团，招收青年，组织军事训练团——其实这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深夜，佟麟阁才回到家中，佟麟阁原住东单苏州胡同，有房20余间，佟到香山隐居以后，佟父佟母从河北老家来北平居住，佟还有四个女儿和祖父母一起，侍奉二祖。刘汝明等见佟家居住窄促，刘即将东四十条一套百余间房的四合院送给佟麟阁，并将佟父母和女儿迁去。 佟麟阁一敲门，4个女儿和大黄狗就飞奔出来迎接。小女凤洲趴在地上给将军一圈一圈地解绑腿，大女儿凤华，登在凳子上为将军脱军帽，脱军装。 佟将军最喜欢吃红豆饭，桌上的红豆饭已经热过又热等了很久。将军声明已经吃过。儿女们开始扑到桌子上撕扯大饼，然后蘸着黄酱。夹着大葱，吃了起来，佟家每日开饭必有一小批来打秋风的乡亲，今日也不例外，他们或坐或蹲，占满客厅。家中其乐融融，宿无话。 佟父身体欠佳，按中国习俗，清晨佟将军必然到东跨院儿向父母问安，并且要仿二十四孝亲自尝过汤药，再双手递给父母。 佟将军略略睡会儿，天已经亮了。他到东跨院儿，父亲已经起床到厨房扒炉灰捡煤核去了，这是老爷子每天必做的事，“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也是佟家的治家格言。老爷子捡煤核的事，是谁也不能干涉的，尤其佟将军。一次佟将军相劝，老爷子大怒：“你甭看你在外面是朝廷的武将，在家里你就是我的儿子，你站好！” 佟将军在屋中笔杆条直地像个士兵样子站立着，听着老爷子的训斥，引得儿女掩口而笑。 佟麟阁向父母问安之时，专车已经在门外等候，出来以后即驱车去了南苑。 南苑大约在北平城南15公里，历来是练兵之地，1922年11月冯玉祥将军“南苑练兵”是西北军建军的一个里程碑。 第24章 在此之后，南苑和西北军结下了不解之缘。1935年二十九军进驻北平以后，军部一直设在南苑，当初冯将军驻兵南苑，对旧练兵场曾加以修建，练兵场南北长约3华里，东西略窄。围绕操场修建兵营18所，每所建平房6—10排，中间为大操场。二十九军司令部设在原冯玉祥将军司令部旧址。兵营南北，为南、北小街，有些店铺，实已成各种人员活动之地，情况复杂。 佟麟阁将军上任以后，发现情况不妙，一是编制混乱。驻军约7000人，包括郑大章的骑兵师、特务旅、三十七师、三十八师各有部分部队，还有后勤、工兵和后来新建的军官训练团、军事训练团等。各有所属，并无统一指挥。南苑兵营四周虽部分地方有寨墙，但四周均无堑壕工事。如单纯做训练场地，倒也无妨，一旦战起，必然遭殃。后来全面开战，日军主力首攻南苑，战事惨烈，致使北平城失守。其二是军部缺少一个现代战争的重要机构，就是军事情报处。敌人的军情没有来源，就是有来源也没有应有的机构处理。反之，二十九军在南苑情况及一举一动，日本浪人通过他们在南北小街的活动，了如指掌，他们把南苑兵营画了详细地图，连某房中住几个士兵，简历情况，都记录在案，更不用说装备物资、马匹、武器、兵力调动等重要情况。其三，要立即着手建立军官训练团，集中失业的军官，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培养中下级指挥员，改造农民士兵，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这一切都要从0开始。 话说两头。日本在华北增兵以后，中日间的危机空前严重。华北地区已经遍地是导火索，不知何时哪根点着，大战即起。请看：1936年5——6月上旬，日向华北增兵。 5月初，日军在丰台大建营房。 5月30日，宋哲元就日增兵问题发表谈话。30日晚，宋哲元在武衣库私宅召集秦德纯、张自忠、肖振瀛、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等研究对策。 6月26日第一次丰台事件。 7月9日大沽口冲突。 7月22日天津金刚桥事件。 9月18日第二次丰台事件。 10月南苑冲突。 第一次丰台事件：冯治安三十七师一部分军队由张家口调丰台驻防。26日上午9点左右，几个士兵在离铁路不远的地方放马，一列火车驶来，汽笛长鸣。那些从蒙古草原上弄来的军马，还没有受过现代化生活的熏陶，不习惯铁路附近的环境，有五匹受惊狂奔，其中一匹冲进正在修建的日军营房中。随后二十九军士兵赶到，军马已被日军扣留。士兵与站岗的日本兵交涉，要求他们放还军马，日方不但不放，反而凶蛮地打伤中国士兵，而且又有不少日军持枪跑出营房加岗放哨，如临大敌。此时，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军官闻讯赶到现场，忍气制止中国士兵，要求他们采取克制态度，一场争端才告结束。 第二天，一个朝鲜籍的日本特务冲进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的马厩，竟说营中马棚是他的私产，是他花钱买来的，非要腾出不可。官兵觉得事情太离奇，未予理会。这个日本特务竟立即从腰间拔出短刀动武，并招来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帮打助威。中国官兵忍无可忍，只得还手自卫，双方发生械斗，各有负伤。 事发后，日本驻屯军便以此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抗议，并提出四项要求：一、道歉。 二、赔偿。 三、惩戒肇事军官。 四、自丰台撤兵。 宋哲元接受了前三项要求，拒绝丰台撤兵，同意将与日军发生冲突的三营调往颐和园驻防，将三十七师一一○旅蒋华延营调往丰台。 大沽口事件：7月9日2点钟，驻塘沽日军香川部队30名步兵，乘小船在海河进行军事演习，他们把船划到东大沽，要求在那里登岸。东大沽是二十九军刘汝明一四三师一三三旅刘团一营的防守地，因为事先没有接到日军进行演习的通知，中国守军不允许日军上岸。日军不听劝阻，强行登陆，互相枪击，各有伤亡，后经中日两方军官出面制止，枪战停止。10日刘团长奉命拜访日军香川队长，向他表示歉意。张自忠亲自向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委婉进行解释，大沽口事件才得以了结。 天津金刚桥事件：天津市政府保安队九中队第三分队队长邹凤岭，是个土老冒，第一次到天津来，听说天津是个热闹的大城市，7月21日晚间，穿上了便衣到市内街上游玩。因为这个老冒不熟悉天津情况，更不了解街道分布，误入日本租界，被日本特务逮捕关押，日本特务对邹进行严刑拷打，审问他的身份、到日租界的目的。邹凤岭死活不敢暴露，一口咬定是北宁新站小营公司的茶役，因迷路误入租界。 22日，日本特务会同中方公安局押邹凤岭到小营公司对质。 由日租界到新站须道经市政府。此时，市府保安队正为分队长失踪着急。一个在市府轮值的保安队员看见一辆卡车从金刚桥通过，车上押着的人正是他们的分队长，一时情急，向此车开枪射击，打死一名日本特务。保安队的另一些人合力把邹凤岭抢了回来。 事发之后，许多日本特务一窝蜂拥来，聚集在天津市政府门口。市府保安队也全体出动，个个持枪肃立市政府门前。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见形势紧张，立即向天津市市长张自忠请示，张自忠说：“事已至此，你先和他们和平交涉，如果他们无意扩大，当可和平了结。否则迟早总得一拼，也只好提前拼拼罢了！” 马秘书长当即返回市政府门前，从围在门前的特务群中找到了特务长，向他转达了张自忠的意见，希望就地和平解决，不扩大事态。 日方提四点要求：一、市长正式道歉。 二、严惩开枪犯人及肇事分队长。 三、从优怃恤死者及伤者。 四、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二次丰台事件：7月下旬，日军在丰台兴建的营房已经完成，日本在丰台驻军也陡增至2000名，而二十九军在丰台驻军一直保持一个营。由于丰台是北宁、平汉、平绥铁路交通枢纽，同时又处南苑兵营和卢沟桥驻军中间，东出南苑，西出宛平，对中国驻军都有很大威胁。 日本人经营丰台历史已久。丰台主要街道正阳街，时称日本街。那意思大概相当于旧金山的唐人街，不同的是，唐人街是所在国法律允许的，而日本街是日本军人用枪杆子支撑出来的。 1935年夏天的石友三、白坚武叛乱失败以后，日本人便亲自动了手。同年11月28日，90名日本宪兵强占了丰台火车站，从此，日军开始在丰台驻兵。开始住在丰台原英国兵营，后来便大肆修建营房，强行霸占，旧英国兵营东北方向的北孔庄子、南孔庄子（部分）、松树坟村、七间房、孟家大院、后泥洼、周庄子（部分）、七里庄（部分），用极快的速度抢建营房，1936年7月，丰台日军陆续增至2000人。这个兵营，老百姓称之为东仓库。东仓库除驻有步兵外，还有装甲兵大小坦克24辆和马号（现军马科研所）。 正阳街为东西向，街中间有一条由西向东流着污水的明沟，是丰台西边的机务段工厂排放污水用的。街的北侧有商店铺面，南侧是铁路，铁路边有一排花洞子。正阳街的东头，也就是污水沟的下游，是丰台火车站，二十九军驻军1个营即驻在车站对面的中和、大兴两货栈内。货栈北校书里胡同，胡同北是空地，空地乃二十九军的练兵场。二十九军的营房距东仓库日军营房仅300米。为了避免冲突，中日双方曾议定，日军穿过正阳街走污水沟的南侧，中国军队一律走北侧。可是，日军一向肆无忌惮，横冲直撞，故意寻衅生事。他们不时闯进中国军队的练兵场出操，有时还把装甲车开了进去，实际已将正阳街及丰台控制。 宛平县政府秘书洪大中回忆：“当时日本商人、浪人、妓女等已充斥丰台一条街。”当时丰台隶属宛平。洪所指的一条街即丰台唯一可称之街的正阳街。日本人不仅驻兵，顺手牵羊地将地方事务也管理起来，在丰台建立起了日本人的警察署和宪兵队，设立了监狱，给中国人坐电椅子和灌辣椒水。日本人已把丰台视为大日本帝国的领土。日本人还将正阳街的两个胡同分别划为日本人的妓院胡同和中国人的妓院区。日本妓院、大烟馆（鸦片馆）、白面馆（海洛因馆）占兴隆胡同。另将中国人的鸿禧、同乐、双全、泉香、福喜、双喜堂等6家妓院集中到校书里胡同，校书里胡同原名晋阳胡同，源于青楼校书，更名校书里。日本人的妓院专门是接待日本军人的，当然这些军人也可到中国人的妓院，反之不行。日本人的妓院主要有两家，一家叫“军人寮”，一家叫“绿寮”，所谓“寮里”就是日本妓院的代称，也有称“料理”的，乃寮里的误读。 现下，中国的门户第二次开放，有些大饭店或餐馆挂起了“日本料理”的招牌，不知何意，是在中国的城市里替日本人开起了妓院？起码做过亡国奴的人会这么理解。 这是题外之话。话说回来，那正阳街上从白天到深夜，都可以听到从妓院里传出的哼哼呀呀的日本音乐和大声喧闹，酒后狂喊。 第25章 身着和服足登木屐的日本人无分昼夜在街上逛来逛去，那神态要比在北平城里松弛得多。日本艺妓在门外招揽客人，无论是日本军人还是中国游民只要从门前通过，一概点头哈腰地欢迎，可是中国人是不敢随便进去的，除非你当了汉奸，赏你开一次洋荤，尝尝日本娘儿们的味道。每到开饭之时，日本人的食堂里飘出大米饭出锅的香味，接着是日本娘儿们提着饭篮赶来打饭，或是单身的日本男人拿着日本式的饭盒到食堂就餐。之后，是高丽人（朝鲜人）来打锅巴。住在附近的中国居民可以闻到大米饭的香味，也只能闻一闻香味。如你偶然到此，会疑为到了东京或是大阪。 对此，中国军民早已恨入骨髓，只是无可奈何。反之，这里驻的一个营的中国军队倒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了日本人的心病，欲除之而后快。 7月以后，日军不时借故挑起事端。一天日侨森川太郎无故闯入二十九军兵营内寻衅，与守卫士兵发生殴斗，被刺受伤。日方以此为借口，再次提出要二十九军让防。宋哲元派人同日本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进行交涉，答应给予赔款和惩办打人凶手。对宋哲元的让步，日方不予理睬，仍以“驻丰台日军感受到二十九军威胁”为理由，坚持要求二十九军让防。 1936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5周年纪念日。每年的今天，二十九军官兵都要进行国耻纪念日军事演习。 下午，冯治安师混成部队二营五连孙香亭部在铁道附近演习。6点整整队归营。日军也在“九·一八”进行纪念演习。回营之时，恰与中国军队在正阳街上狭路相逢，街道狭窄，不能同时通过，日军耀武扬威，夺路先行。中国士兵早已愤懑于胸，也不相让。于是两军在路中对峙。 一些日本军官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大嚷：“皇军大大的好，支那兵小小的！”有的还用手指比喻，大拇指伸出来表示是皇军，小指伸出来表示是支那兵。 二十九军的青年军官和士兵斗志很旺盛，巴不得和日军开战，此时岂能相让，也就回骂起来。一时中日士兵展开一场舌战，挥舞拳头，互相辱骂。 日军小队长岩井少尉带领两名日本骑兵冲进孙香亭连的行列之中，战马乱冲乱踏，中方士兵有的被马踩伤，于是用枪托击马，场面混乱，日骑兵被赶出行列。 日军指挥官穗积大佐说中国军队侮辱了日军，立即命令其部队散开将孙香亭连团团包围，并要解除孙连士兵枪械。孙香亭快步走出行列，到阵前与日军交涉，竟被日军掳去。中方士兵也立即列阵，准备还击。 日军向其上级报告，日方立刻决定从北平增派一个大队，由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率领驰援。中方也得消息，当牟田口率队抵达丰台附近大井村时，遇二十九军驻军，受到阻止，发生冲突。 日军一面层层包围丰台的中国军队，一面趁机将丰台通北平的电话线割断，以阻中国军队对外联系。当日军布置完毕之后，便向中国军队开枪，中国军队被迫应战，双方枪声陡起。趁机，日军迅速占领丰台各重要军事要地，并包围了二十九军在丰台的营房。两军相持整整一昼夜，双方各有伤亡。 宋哲元得知消息，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命令丰台驻军不得先行开火。其实，这已经是废话。同时速派在身边的三十七师副师长和天津市政府顾问甄铭章等，会见日方，与日方代表池田、铃木等前往调查并会商解决。 20日上午，双达成协议。协议条件：一、中国军官道歉。 二、中国军队立即撤离。 三、最后中国军队撤出丰台。 把中国军队赶出丰台的目的，日方已经达到。21日上午，双方军队在丰台车站列队，相对而立，互相敬礼，表示误会解除。中国军队让出营房，欢迎友军进驻。 友军？中国有句成语，叫：认敌为友。在此再恰当不过。 中国军队从丰台撤出后，日本华北驻屯军牟田口廉也联队所属一木清直大队进驻丰台的中国兵营。卢沟桥事变挑起者，即一木清直大队。 第二次丰台事件一起，立刻震动全国，全国各界人士听到二十九军在丰台与日军抗争，无不异常兴奋，鼓励支持电文信件纷纷而来，远在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打电报给宋哲元：“希即奋起抵抗，勿再退让，弟等誓以全力相助。” 但很快，退让的方案，又使全国上下失望。 10月，南苑又起冲突，佟麟阁派兵将日军包围，情况如何，下面再讲。 李宗仁“希即奋起抵抗，勿再退让”的观点，可以说是中国上下人士普遍看法。可是不当其政不谋其事，宋哲元有他的难处，也有他的私心。除其遵循蒋介石“拖延时间”的训示之意之外，二十九军进驻平津威震华北，是其黄金鼎盛时代，一旦开战，局面必被打破，不是日军进驻，玉石俱焚，就是中央军北上，而受后娘之子待遇。 从全国看，自1935年12月中央组成日本留学生内阁以后，对日实行谨慎外交，也不希望华北动荡影响全局。中日两国上下普遍认为，中日两国全面开战在所难免，只是早一天晚一天之争。蒋介石估计中日开战可能在1938年夏天。而日本也有人估计：可能在1940年。蒋介石虽然是日本留学生，也算日本通吧！可是日本国在1935年前后遇到经济危机，并不等于日本日薄西山，一蹶不振。经济发展规律是波浪式的，由高峰到低谷，又由低谷到高峰。日本人也在准备，也在调控经济，甚至还在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国人并不能接受蒋介石的拖延时间的观点，如李宗仁、冯玉祥和国民党的元老们，大都抱着对日决一死战观点。而青年军官们又普遍是速胜论者，尤其是二十九军的青年军人。可惜，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不时兴“下克上”，讲究一切行动听指挥。几次冲突事件的模式都是：日本军人挑起事件——冲突——中国方面赔礼道歉，惩罚肇事者。 窝囊之气，愤懑之火，早已郁积于胸。摩擦事件不断产生。日本人自5月在华北增兵以后，经常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名为演习，实为挑衅。日军蛮横、恶劣的行径已使中国人忍无可忍，何况驻防于此的年轻军人？鉴此形势没有更好的办法，以演习对抗也算一策，常常是日方演习，中国军队在其两侧也以演习对抗，当时人们谑称：“烧饼夹肉。”可惜，这也只是精神上演习演习，为中国人争争面子，而实际上没有多大作用，在以后的实战中即已证明。 日方军部对华北的兵力部置、装备使用等都进行过充分的估计。尤其是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对华北的军事形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日本军部多次分析研究，才确认田代司令官率8400人的精锐日军可以对付二十九军的10万大军，至于兵力部署，何时何地演习，演习项目等，都经过精密计划。比如，日军为什么一个劲儿在丰台叫劲儿，道理何在！日军为何在长安街进行巷战演习？而中国人注意点却在“日方踏坏民房”，“履带将东长安街的路面压得凹凸不平”，“小姑娘被日本坦克轧成肉泥”。为此而义愤填膺。实则对日军准备侵占北平时的巷战并不太重视，战事发生后，方才顿悟，而那时更没有认真研究的时间了！ 中国军人称“烧饼夹肉”为对抗演习，虽然有部分对抗的意思，更准确地说，应该叫“被动演习”。实已被日本人牵着鼻子。但按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会称之为“争气”。 华北当局就是在这种危机之下，在战斗力的部署、国防工事构筑、战略物资的准备等，也都是马马虎虎，甚至毫无准备。尤其对日方的意图和动向，更是若明若暗。日本军部曾考虑过以5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华北，华北当局甚至中央政府都毫无察觉。自1935年7月二十九军进平津，兵力粗定以后，再没根据形势需要和发展，做进一步的调动和部署。对佟麟阁、张克侠和参谋长张维藩提出的两种方案的研究讨论，也不了了之，即使没有通过“以攻为守”方案，也没落实沧洲——保定防线方案。 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以后，财力物力人力都已是以往难比，高级将领买房买地花天酒地现象陡增，有点像李自成进了北京。而战略物资准备，却极不充分。在这样大的前题之下，那种对抗式的演习不过是应景文章，带着一定的象征性。 现在有的史学家、回忆录家们还在津津乐道地谈着二十九军的大演习：国耻演习，固安大演习等等。 我想说：面子是没有价值的。面子是什么？“面”是脸的意思，“子”该是儿子，洋人说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的解释为“只顾外一层，不管实际内容。”也有人解释为“虚荣第一，实质第二。”看来洋人还是懂了这意思。 日本在华北增兵，华北驻屯军的升格，按日本人说，它还有另一种意义，即：华北驻屯军与关东军成为平等规格，以扼制关东军再干预华北问题。 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日本帝国的社会制度，似很近似但有结构上的不同，又有观念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不同。日本是议会制，近似英国式的民主体制，但是，日本天皇有最后决定权，大事不决，可在御前会议上由天皇“圣断”。 第26章 天皇并不主持日常事务。国家政策方针一般由内阁制定和决定，而日本的内阁又非常软弱，动不动就是总辞职。倒不是因为天皇权力太大，而是军人制约内阁，日本的政治又是外重内轻，驻外的关东军、朝鲜驻屯军、华北驻屯军、台湾驻屯军四大常备兵团，虽然直属日本陆军部领导，而大有鞭长莫及感觉，这些驻屯军往往各行其是，对陆军部阳奉阴违，好像接近猎物的狼群，愈靠近血腥的气味者愈难控制自己的食欲。所以人们说日本的政治是“下克上”、“外重内轻”。 话说回来，日本在华北增兵和升格的手段也确实起到了扼制关东军的作用，关东军不便再向平津伸手。但是关东军，尤其是关东军的少壮军人们是不甘寂寞的。 1933年间，内蒙古五大贵族发起自治运动。1934年，得到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并答应给所需要行政费，实际却分文没给，内蒙古方面很不满。 另一方面，关东军建立“满洲国”以来，为了西边国境的安泰，有计划地利用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内蒙古运动的头领之一，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左旗旗长德王（政务厅长，相当于首相）因得不到南京的财政支援，为了和宋哲元、傅作义对抗，便开始投靠关东军。 1935年德王在乌珠穆沁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等会见，获得了关东军的支持，但是，其条件是必须与李守信合作。李是在关东军的扶植下，在1932年当上“察东特别自治区”行政长官兼军事长官的。 1936年，华北军增兵和升格以后，田中参谋为了与华北驻屯军争雄，拟定了宏大的《西北施策要领》，并说服关东军首脑，4月末，田中参谋成功地在察哈尔省德化建立起“内蒙古军政府”，并让德王任主席，李守信为副主席。 田中参谋为加强内蒙古军政府，首先需要确保财源。德化一带的鸦片质量差，栽培所需劳力不足，主要依靠来自冀东走私的财政援助。可是后来，国民政府责令华北当局打击走私，内蒙古军政府的财源断绝。为打开局面，田中参谋与德王一致决定，将以平地泉为中心，盛产杂粮，比较富庶的绥东四旗，从傅作义的绥远省夺过来。 但是，为夺取平地泉地区，单靠德王、李守信率领的内蒙古军办不到，兵力、武器、弹药根本不够。于是又勉强组成了匪贼头领王英部队（骑兵3000人，炮兵200人，山炮3门）与原属孙殿英部的金甲山部队（约3000人），以及察哈尔特别保安队3000人，日本人称三支谋略部队。号称4万人。 8月中旬，田中从张家口的刘汝明师长的眼皮底下，用火车、卡车为上述部队运送武器弹药，甚至在北平到处收买日本浪人和强拉民伕参加内蒙古伪军。 9月末，田中起草的《绥远工作实施要领》不顾日本陆军部的反对，暗地通过。此时，田中已经升任为内蒙古特务机关长，同时，田中强硬要求指挥这支“谋略部队”。11月12日，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两个骑兵旅和金甲三步兵旅及两个炮兵连等，在三架轰炸机的掩护下，向红格尔图进攻。 13日与守军发生前哨战。 14日上午8时，2000余名日伪军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行猛烈进攻，守军只有2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及当地自卫队百余人，战至下午5时，守军将敌击退。 15日晨6时，田中隆吉亲自指挥步骑兵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守军阵地轮番轰炸，猛烈进攻。先后冲锋七次。守军得到当地父老兄弟努力支持，战斗情绪极为高涨。 15日晚，守军骑兵两个连在团长亲自率领下驰往增援。 16日至18日，日伪军连续猛攻，均未得逞。 傅作义将军亲往集宁前线指挥，令董其武派秘密突击队，抄袭敌穴，令孙兰峰所部星夜乘汽车驰往红格尔图之西的月岱沟。 19日凌晨2时，两部分别向田中隆吉和王英驻地包围袭击。敌以事出不意，仓猝应战，激战至拂晓，敌不支，向西北方向溃退。敌阵地土城子冲出七辆汽车，拼死抵抗，仓皇向东逃跑。因注意力集中在西，东面防守单薄，被汽车冲出。 后知，车中所载有田中隆吉和王英。 19日上午7时，敌人全线溃退。21日敌飞机又来投弹、扫射。被守军用步枪击中油箱，返飞途中坠毁。 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深恐傅作义部捣毁伪政权所在地百灵庙，派王英部2个旅进占百灵庙东100公里的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并沿百灵庙四围山顶、山腰、山脚构筑坚固防御工事，积极备战。同时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指挥官。 傅作义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在敌未发动进攻之前，出敌不意，以远距离奔袭战术，毁其巢穴，将百灵庙收复。 要收复百灵庙，一个重要的战术问题就是部队要在零下20c的寒冷天气里，秘密奔袭170公里。傅作义将军命令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前敌总指挥，各部限于11月23日午夜前秘密集结于百灵庙东南25公里的二分子、公胡同一带。 孙兰峰部驻守归绥（现呼和浩特市），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监视之下。孙部为迷惑敌人，傅作义将军命令孙部在出发前几天，每日到归绥东15公里的白塔一带，进行野外演习，天黑后再返回驻地，使日特务机关以为部队出动是例行野外演习，不生猜疑。 23日夜12时，各部队到达准备位置。 24日零时开始攻击，由于各部队行动极其秘密，日伪军毫无察知。百灵庙及其周围山上山下虽有坚固工事，但无伪军防守，及至将敌警戒哨兵捕获，日伪军听到枪声大作，始从梦中惊醒。伪军在日指导官的威迫下，慌乱进入阵地，进行抵抗。 傅作义部在步、炮、装甲车各兵种密切协同下，向敌发起拂晓总攻。 山炮12门，苏鲁通小炮8门，用破甲弹向女儿山敌之轻重机枪掩体直接瞄准射击，掩护装甲车及步兵进攻。短时间内，敌阵地为猛烈炮火摧毁。装甲车及步兵向敌猛烈冲击。 最前一辆装甲车驾驶兵被敌弹击中身亡，第二辆装甲车又被敌用手榴弹炸毁，驾驶兵受伤，这个受伤的驾驶兵，冒弹爬进第一辆装甲车，开足马力向敌猛冲。继而6辆汽车满载步兵跟进，冲入山口。 敌不支，纷纷向庙内败退。 傅部各队又将庙内前后院分割为数段。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敌人飞机场，将敌后路切断。 敌遂惊惶失措，无心再守。伪蒙军一排20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本指挥官射击。日指挥官及伪蒙师长，见事已危机，援军又一时难到，顽抗下去，必成俘虏，乃急乘汽车数辆，由日本指挥官用机枪射击掩护，朝东北方向夺路逃窜。 激战至24日上午8时，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 之后，日军连续不断向百灵庙及集宁一带侦察、扫射、滥施轰炸。 12月2日晚，日伪军4000余人乘汽车百余辆再图反攻百灵庙。 守军景彦青营长，得知上述情况，急电傅作义将军和孙兰峰旅长，力陈百灵庙不可久守，建议将庙焚毁，把部队撤回原防。傅将军接电，极为震怒，对景营长严加申斥，并令孙兰峰旅长亲自率部前往坚守。之后，孙旅长击溃反攻之敌，打死打伤日伪军500余名，俘200余人，并将其副司令雷中田击毙。遂之向傅将军告捷。 后，傅将军决意乘胜收复大青山以北地区，日伪已成惊弓之鸟，金宪章、石玉山两部反正，王英部所属安华亭、王子修两旅反正。致使日伪军再无力反扑。 绥远抗战无疑是中国对外作战最成功的范例，空前的范例。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可以说，无懈可击。无论是迷惑敌人隐蔽自己，还是兵力配备使用，采取突然出击，或是袭击敌指挥机关，分割包围，断敌后路等，以至处理俘虏（每人给一袋面，银洋五元，释放回家），争取伪军反正都非常成功。 但有其重要一点：面对的敌人不是关东军，而是在关东军军官指挥下的汉蒙伪军，这些伪军的作战士气，训练水平，观念心理又极类似国内军阀混战。 无疑，绥远抗战的胜利是关东军的耻辱，日本史学家称：“参加作战的日本现役军官不过4名，此外参加的预备役军官也不过数名。”而中国方面估计至少200名。 绥远抗战又掀起了如长城抗战一样的举国欢腾庆胜利的场面——支援抗战服务团、慰问团、代表团……捐款等。 官方报纸居然用大泼墨的手法报道“被打败的内蒙古军是戴着内蒙古军标志的关东军”，“田中部队”等。这个概念又令人误认为傅作义将军是直接和关东军作战。报道的目的似是好的，以打消中国官民中间存在着的对日军的自卑感，而给他们能战胜日军的自信心。 获得“自信心”的中国人看到日本人如此可打，对蒋介石为什么迟迟不抗战开始怀疑。尤其是对抗战前线，平津封疆大吏宋哲元大加诘责。把成功鼓吹得玄行虚虚，也会有人相信。如果你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话，大家会认为你猥琐，是懦夫。 第27章 所以标语口号，豪言壮语在那时候就非常盛行。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十一章 儒将镇守南苑南苑，距北平永定门16公里。古南苑四周有围墙120里，是一座广大的皇家园囿。元代称放飞泊，明代称上林苑。育养禽兽，设24园。清代为阅武田狩之所，并修建行宫4座，以团河行宫最为豪华，距南苑约20里，团河之河出南苑墙称为团河。团河行宫内有前殿、后殿、配殿、别宇亭台，及松柏花卉，宫堂之间有游廊，共有宫堂124间。这一切，均在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的进攻下毁于战火。 1904年袁世凯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南苑开始驻兵。1913年北洋政府在南苑设飞机场。1922年冯玉祥调北京任陆军检阅使，1922年的南苑练兵是西北军建军之始，1924年北京政变驱逐清帝，此处是冯玉祥司令部。陆军检阅使署设在七营房。1936年春，佟麟阁将军主持军司令部工作，军部也设在检阅使署旧址。 南苑兵营陆续建成，有营房18所，每所营房有平房6—10排，每排10余间，每间可住一个班的兵力。另设有马厩、车库、弹药库、厨房等。原行宫建筑逐渐荒废，寨墙大都残破，砖瓦被乡民取为它用。尤其经过八国联军及1937年两次战火以后，南苑、团河这座宏大宽广的皇家花囿，已是残垣断壁，满目荒凉。 话说回来，佟麟阁出山，当夜回到东四十条家中，第二天天明向父母问安以后，即到南苑军部上任。前面已经说到，军部虽在南苑，实无人主持，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都家住北平城内，政务缠身，无暇兼顾，宋将军不过是每周来视察一次，听听汇报，或做一次演讲，日常工作多由副参谋长张克侠管理。 佟将军到任以后，要速办两件大事，建立军事训练团、军官训练团和马上筹建军事情报处。筹办这两件事的消息，不胫而走，建立军事训练团的消息，因登报招生，日本人知道，还可理解；而建立军事情报处的事，日本人怎么马上知道的？ 待我们下边细说。 佟将军带着随行人员，无非是参谋副官，把整个兵营的每个营房视察了一遍。完整地看了两个连的术科竞赛。两队竞赛的终点立着一个炊事兵，炊事兵用绳子牵着一头肥猪，猪身上用红墨水写着东倒西歪的一排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胜者冲到前面，到肥猪身边就是一刺刀将肥猪挑翻，其他战友也跟上来，将哀号的、奄奄一息的肥猪抬回自己的食堂，改善胜利者的生活。 佟将军虽然离队两年，对这种生活感到陌生，但他知道这是西北军——二十九军传统的训练方法。他考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似乎也想不出什么绝计。 佟将军只好向他们说了声：“很好！”转身带着随员又视察别的地方去了。 他走到大操场边上的主席台，只见台高丈余，上面用竹篙和席搭起幕壁和台楣，他对这个地方并不生疏。不过那时候他是在台下的训练场上，不过是个排长。往事好像还都在眼前。 他抬头看见台的中央挂着三个人的画像，中间是孔子，右边是孙中山，左边是蒋介石。这种偶像的悬挂方法是当年没有的。这也是进化，他可以理解。作为宋哲元的重要助手和20年袍泽，他马上就理解到，这实际上反应了宋哲元的观点和心理状态。 宋将军早年曾做私塾老师，教学生四书五经。后投奔表姐夫冯玉祥门下，冯对宋影响很深，冯在滦洲起义后力图追随孙中山，以三民主义救国家。宋本人后来眼界开阔，吸收新知识，钻研各门科学，推崇华盛顿、林肯、拿破仑、讷尔逊、俾斯麦、玛志尼等人。宋将军在督陕期间，就曾在陕西实行教育救国，实行十年强制教育制。宋之所以能成为冯玉祥将军的“五虎将”之一，与其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熏陶，品德厚重，好学而懂得指挥艺术有很大关系。在1930年中原大战前后，五虎将的其他四人鹿钟麟、李鸣钟、张之江、刘郁芬都背冯而去之时，蒋介石几经策反，宋哲元仍不为所动，最后将败军带回山西境内，反而得到蒋介石的尊重。在这之后，宋哲元逐渐意识到“军阀拥兵自重是国家民族之一大害”。 南苑操场主席台的三张画像两旁还有格言联。孔子像上题“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对联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孙中山遗像上题是：“革命导师孙总理”，对联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孔子的左边是蒋介石像片，上题是：“革命领袖蒋委员长”，对联是：“实行新生活，恢复旧道德”。在这三幅像的旁边还有宋哲元亲自拟定的“永久信仰及决心”等8条。 这三幅画像不仅在主席台上高高悬挂，同时在每个营房均有一幅精美印制的约3尺宽，2尺高的字画，挂在营房当面墙上。 佟将军的眼神停在“恢复旧道德”上。若是在3年以前他可能毫无感触，自从退隐西山以后，名是退隐，实际自己在思考救国救民之路。他虽然早年已经跟着冯玉祥将军信仰了基督，退隐以后，他又从头研究起四书五经。 别人称自己是儒将，似是恭称，自己开始怀疑自己。儒学，治世哲学，非乱世哲学。汉初刘邦打天下，屡败屡战，他不信儒生的一套：智、仁、勇等等。儒生来求见他，他非常不礼貌地坐在地上，两条腿直伸出去，像簸箕。他把儒生的帽子抢过来，当着众人面把尿撒在儒生的帽子里。他做了皇帝以后，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勋臣们对他很没有规矩，他很烦恼，那个儒生叔孙通请求为大臣们演礼，刘邦同意了，大臣们不得不按照“礼”的要求演习，演习完成以后，以“礼”去见刘邦，大臣们变得尊卑有序，他的烦恼没有了，尝到了做皇帝的甜头。如果早演礼，臣下的智能会受到制约，刘邦可能打不下天下。得了天下，不演礼，臣下很没规矩，早晚有弑上之举。其实，这只是佟将军的一闪念。佟将军也在研究《孙子兵法》，可是，委员长一再强调将军们的武德。他暗自怀疑，兵法就是诡道，讲武德如何用兵，岂不成了宋襄公！他也暗想，这明轩，是不是宋襄公的后代，怎么对日本人总是以君子之风对待！ 其实——国家如此，我有妙法，能做个忠勇的岳武穆（岳飞）即可。将军战死沙场，不要像岳武穆落入奸人之手。 佟将军想着，也顺便问了问这些参谋们的看法，正说着，值班人员来报告，秦副军长有急电，佟将军赶回了司令部。 秦德纯的电话没有挂断，等待着佟麟阁。佟拿起电话，原来是情报处的事，日本华北驻军已经通知秦德纯，二十九军成立情报处，可以！但日方必须派顾问。 佟脱口而出：“是我们搞日本人的情报，还是日本人搞我们的情报？” 电话里听到了秦德纯的苦笑。 佟将军说：“叫日本人找我来！” 秦在电话里回答：“日本人说你是刺客。” 为什么说佟是刺客呢，日本人引用了“齐鲁多鸿儒，燕赵饶壮士，盖风土之然乎。”这话在二十九军是有流传，因宋哲元是山东乐陵人又是私塾先生出身，常引用四书五经，而又以四书五经治军，齐鲁鸿儒即指宋。佟麟阁家乡在易水河边，佟非常钦佩荆轲，并经常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所以日本人认为佟将军有刺客荆轲的作风，可能动不动就掏出鱼肠短剑，不好打交道。 秦、佟二位副军长商议半天，没有结果。 参谋又报告军事训练团招收学兵情况，招生通知发出以后，平津各大学学生纷纷到南苑来报名，已经开始考选。另外，海外华侨青年也有来信来电报名的，还有海外华侨若干团体要出资捐助等。 佟将军略略平静，转身到自己办公室，翻阅军训教材。片刻，厨房按照将军的喜好，用餐笼提来了红豆大米饭和几根大葱，一盘黄酱和一盘萝卜条。——这样粗茶淡饭，在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中已是独一无二。 佟麟阁漫不经心吃完了饭，又继续翻阅教材。深夜了，他拔了几下“单杠”——用两根粗绳在房梁上横挂的一根木棍——这是他军旅生活养成的习惯。在勤务兵的侍候下洗漱完毕，即躺在办公室的帆布行军床上。第二天，营房里的起床号一响，就坐了起来，略做活动，又去拔“单杠”。 这时值勤哨官疾步走进院中，在廊下大声喊着“报告”。 佟将军信口答应：“进来！” 哨官推门进来，立正站在佟将军的办公桌前。 佟将军平和地问了问：“什么事？” 哨官说：“大门外一辆日军汽车送来6名日军少尉军官，他们说是军事情报处的顾问，是否放他们进来？” 佟麟阁感到惊奇，昨天和秦德纯商议此事，并未做出结论，此事本是佟可做主，他并未同意派什么日本顾问。说：“我们并没有请什么日本顾问，让他们回去！” 哨官转身走了。 大门外面，两名日军少尉拔出指挥刀，用指挥刀逼着哨兵，哨兵用枪挡架。 其他4名少尉也挥着指挥刀向大门里面冲。幸好其他哨兵手疾眼快，把大铁门关了。少尉们挥刀乱砍乱叫。见值日军官出来，他们又围到哨官面前。 第28章 哨官告诉他们，并没有请日方顾问。 一个少尉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你们二十九军，都请我们日本军人做顾问，情报处为什么不请？” 少尉的话确实不错，就在中日两军战事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二十九军确实还请有日军顾问，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怪现象，但也确是事实。 哨官说：“我们执行命令，长官说没有请你们！” 那个少尉又说：“这是你们的最高长官宋将军同意的。我知道你们支那军队是各行其是，命令是可以听也可以不听的。” 那个少尉确可以说是中国通，这种情况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中国人这方面思维方法非常发达，能把一件很好的事，做成很坏，而又符合好的原则。 这句话使得哨官回答非常软弱无力，他总是搪塞说：“我们是执行命令的。”又转念一想，也许是宋军长同意了，我们不知道？又说：“我再去请示！” 哨官这次心情可不如上次轻松了，明明白白的，佟副军长说，没有请日本顾问，宋军长同意或没同意，他该对佟副军长讲，这不是我该问的。想着、走着，他已经到了佟麟阁办公室前，只好喊了声报告。 佟又叫他进去，他把情况讲了，他想自己一定要挨申斥了。佟副军长没有申斥，为什么？很简单。他拿起电话与秦德纯核对情况，秦德纯又通过电话与宋哲元核对情况。 半天，这事情搞清楚了。佟副军长说：“谁也没有批准他们来当顾问。” 哨官又把这几个少尉在门外的表现说了一遍。实际上，他是讨口风。 佟申斥道：“哨官该做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 佟：“知道就好，他们不走，你的兵呢，逼他们走，赶他们走。” 哨官敬了礼，快步走出将军办公院落的大门。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正在值哨的军人，捋胳膊挽袖子，摩擦着手掌，步履急促，集合他的士兵去了。 哨官自己先到了大门口，这次他态度也强硬起来。6个日军少尉上来把他围住，狂喊乱叫，毫无礼貌可言，他大吼一声，“在客军上级军官面前，为什么不敬军礼！”这句话问得太突然，太没头脑了，他们都愣了，才注意到站在他们面前的中国哨官是个中尉。 少尉的态度果然有些收敛，但初衷未改，哨官不客气地招了一下手，一队30名持枪的士兵跑步而来。 中尉反而退到一边，30名上刺刀的步枪对着少尉们，逼着他们向后退。开始少尉们还较嚣张，大喊着抗议，他们越向后退气焰越下堕。一步一步退着。最后把他们逼在大铁门对面，写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大字的影壁前面。他们从高喊变成了哀鸣，“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是坚决执行命令的，没有完成，就要切腹。” 那个“中国通”少尉还真的举着指挥刀要切腹的样子，但是，没切。 中国军队胜利了？没有。这6个少尉虽然被中国士兵逼走，日方又以抗议、出兵相威胁。宋哲元和秦德纯商议了一个办法：兵营里找个房间，挂起二十九军情报处的牌子，让日本顾问上班。qi书+奇书-齐书情报处人员另在它处秘密办公。佟麟阁只好同意这个中国式的办法。 胯下之辱当然是要忍耐的，只要你是韩信，不是草包。这个时候的中国要钻的“胯”太多了，有人不甘寂寞就去当汉奸了！ 青年学生们来了，他们还是学生，不是士兵。在报名处就开始了叽叽喳喳的争论。当时青年最关心的题目就是中国的前途问题，“中华民族，在20年后，就会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最保守的观点是50—60年。他们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会血气张扬地辩论起来。其实，对这个主题的争辩也不光是在青年学生之中，有志之士，忧国忧民之士都在考虑，甚至有些外国人也在考虑。20—30年的观点，大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受苦难太深了，他们梦寐以求自己有一个富强的国家，尤其在华侨中间，他们甚至可以将几代人积累起来的财富贡献给国家，自己不惜再做乞丐。日本人考虑这问题似是比较极端，主要是军国主义政治的影响吧，他们唯恐在几年内，中国统一发展起来，其弹丸小国将不是对手。 佟麟阁听到下面给他的汇报，他心头一热，意识到培养这些热血青年，再用西北军老一套训练士兵的方法是不行了。可是，他现在还没有好的方法。他的经验、方法也只能沿袭旧路。 不管如何，训练总要开始。 佟将军怎样训练学兵，不妨把一个已经战死沙场的学兵日记摘录几段：{{8月x日}}开学。吃红烧肉。吃饭时间只5分钟，据说，是向日本学的，日本军人吃饭时间也是5分钟。 下午，士兵术科，练西北军单杠三大套（屈伸上、摇动回转、拿大顶）。 吃肉过多，拉稀、要求出恭。在奔厕所的路上，每过一单杠，还要求引体向上三次，几乎将大便拉在裤裆里。 入厕，厕外站一哨兵，大吼一声“骑马蹲裆”。原来每入厕必须骑马蹲裆式，头露在土墙以上，哨兵站在墙外能够看到。稍支持不住，哨兵就会大吼“骑马蹲裆”。 发四书五经白话解袖珍本，人手一册。要求装在上衣口袋中，随时翻阅、背诵。{{8月x日}}发歌本，包括：《八德军歌》、《悔改歌》、《射击军纪歌》、《利用地物歌》、《行军歌》、《站哨歌》、《吃饭歌》、《国耻歌》、《睡觉歌》、《起床歌》。 最可笑的是《悔改歌》，歌词是：“悔改工夫切要，曾子三省教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乃是完人。” 好像入小学的蒙童，对我们大学生简直是复古的启蒙灌输。 《起床歌》必须鼓起中气去唱，否则像在庙里念经，你看这歌词：“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升人起早，国耻莫忘了，将来练得学术高，复兴民族显英豪。” 睡觉前还要唱《睡觉歌》：“今日工作又完了，平安快乐去睡觉……外患方多，卧薪枕戈，人人振作奋勉，努力工作，不可懒惰，救我中华民国。” 我们向团部提出，这像山村民歌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一脉相承。我们要求驱除鞑虏的战歌！终于同意。但找不到作曲和词作人。{{8月x日}}军阀吴佩孚讲《春秋正义》。{{8月x日}}宋军长在操场集合全体官兵讲《大学》、《中庸》，并指出这是委员长的要求。 《大学》、《中庸》能救中国？四书五经能救中国？学兵要求讲科学救国，民主救国！{{9月18日}}今天是国耻日。 今天只吃一顿饭，每个馒头上都印着“勿忘国耻”四个字。 朝会中，学兵高声问答：问：“东北是哪一国的地方？” 答：“是我们中国的！” 问：“东三省被日本占去了，你们痛恨吗？” 答：“十分痛恨！” 问：“我们的国家快要亡了，你们还不警醒吗？你们应当怎么办呢？” 答：“我们早就警醒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学兵唱着《国耻歌》回营房，大家躺在自己铺上，凝神静思，深刻反省，以期官兵知耻后勇。 晚，大家正躺在铺上，队长进来通知，丰台与日寇发生冲突。学兵都跳下铺，要求去支援丰台。长官说，等待命令。 ……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生了人所共知的“西安事变”，史书都冠以“震惊中外”，这话不假。 在日方不断挑衅，我国军民抗日情绪日趋高昂声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很迅速地在全国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散播开来。对于国仇家恨方殷，思乡心切的东北将士，尤其具有莫大的鼓动力量。连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都大声疾呼：“誓必收复先人故土！” 15万东北部队呐喊着：“打回老家去！” 你去叫他们剿共？ 事与愿违。 先是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阎锡山要求中央支援，实际上是要武器弹药的支援，蒋介石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中央军开入山西，待红军退出山西，中央军也赖着不走了。这已使阎锡山耿耿于怀。 再者，陕西省改组，以生活腐化或违法吸毒为借口，淘汰了一些西北军的（指杨虎城部，杨部原属西北军）旧干部。任西北“剿总”第三路军总司令、陕西省主席的杨虎城，感到中央在削减他的势力。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蒋介石感到“剿共”进度迟缓，不辞辛劳，先太原，后洛阳，再飞到西安，坐阵指挥。 张学良求见蒋介石，谏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对张大加斥责。之后，张再见蒋，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又加严厉斥责。11日，张学良的特别助理黎天才求见蒋，又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还不悟。军心已变矣！ 固执是人所难免，小人的固执不过是鸡零狗碎的事，大人物的固执，涉及到国家命运。不管怎么说，固执也是凡人的品格。 “震惊中外”，其震惊最大的莫过于日本，关东军本来想在绥远再动手脚，“西安事变”把他们震呆了。日本官方估计，中国亲日派政府（指以蒋介石为行政院长的日本留学生政府）将遇到空前危机。 第29章 中国少壮军人也效仿日本“下制上”。这些少壮军人可能要和日本人玩命了，而且会得到中国举国支持。 张学良扣押蒋介石以后，通电全国，并专电通知各地重要将领如：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李宗仁等，并专门与陕北的周恩来联系，要求到西安共商国事。形势相当严峻，举国关注。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十二章 宋哲元回乡1936年12月12日，北平。 北平学联组织“一二·一二”示威游行，以声援绥远抗战。 北平当局善意劝阻，未成。决定于景山与学生对话。宋哲元准备到场。 在学生队伍向景山集中途中，宋哲元乘车与学生队伍相遇。 学生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宋下车向学生要传单。学生围在他身旁，向他说明示威目的。双方进行了诚挚的对话。宋听了学生的申诉，面带笑容乘车离去。 下午，宋因故未能到景山。 秦德纯与学生见面。学生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拥护秦市长领导救亡运动！” 秦德纯在讲话中对学生说：“诸位是爱国的，二十九军也是爱国的，二十九军爱国心是不让于诸位的……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是民众的力量。” 当晚，张学良电宋，速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国事”。 13日，宋召开高级将领幕僚会议。 宋作了最初的应付：一、即日电张学良以国家为重，务请保护委员长安全，国事应由国人解决，一切问题从长计议。 二、为免除猜疑，引起混乱，复电何应钦，说张学良是被共党包围而叛变。 三、为杜绝日方提出共同防共要求，宣布加强防共。 四、为保护东北军眷属在北平住宅及人身安全，决定立刻派人分门别户进行访问，嘱咐他们切勿出门，少来往，以免发生意外。 13日、14日，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及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同意他们的戡乱主张，但不公开指责张、杨。 后来，通过派员赴南京了解到何应钦等企图以武力讨伐张、杨，乘乱夺权。 冯玉祥力主政治解决，遭严密监视，冯暗派邓签三、韩多峰北上，转告宋小心说话，宋悟，求以政治解决。 12月16日，南京空军轰炸了陇海铁路沿线的渭南、华县。地面讨伐部队亦已开进潼关，大规模内战将一触即发。 17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宋氏兄妹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谈判。 21日，山东韩复榘发出“马电”，称赞张学良的行动是英明壮举，并通知张学良、杨虎城，他的部队“奉命西开，祈勿误会”，但，电文中未说明奉谁之命。 “马电”引起南京政府军政大员惊慌。何、孔等怀疑宋哲元与韩复榘联合行动。 第二天，宋偕秦德纯、邓哲熙匆匆赶往山东德州与韩会晤。韩兴致勃勃，见宋即抖搂出个包袱：“明轩兄，你知道老蒋一生都干了些什么事？” 宋哲元感到没头没脑，怀疑他会发出类似“檄文”一样的话，未及开口，韩大概觉得这个提问艰深难答，于是自己回答了自己：“其实，这老蒋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件就是赚钱，一件就是撒钱。看懂了这一点，其实那个委员长的角儿，谁都能当。这回他蔫了！” 宋、韩在西北军的时候，虽是袍泽，但在冯大帅严厉的管教之下，韩并无此放达，宋、韩又有上下级关系，韩见宋总是恭而敬之。但宋也感到韩属“控他型”而不是“他控型”，往好的方面解释，可以说是“领袖型”，往坏的方面解释，可以说是“野心型”。可是现在，他已经不是“控他型”的问题，而是失控了。宋才略略明白，“马电”中所提“英明壮举”是何用意，宋说：“向方兄，‘马电’是否莽撞，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反而不利于政治解决西安事变，结果只能使日本人坐收渔人之利。” 韩突然收住话题，宋见说话机会，向韩力陈利害。最后说服韩，韩同意与宋联名，发出“漾电”，电文如下：“……慨自西安非常事变，举世惊痛无已……万不容在国难严重之际，再有自伐自杀之行动……所谓亲痛仇快者是也。目前急务，约有三大原则：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以上三义，夙夜彷徨，窃维处穷处变之道，回与处经处常不一，似宜尽量采取沉毅与静耐，以求政治妥善通适之解决，设趋极端断然之途径，上列三义，恐难兼顾，或演至兵连祸结，不堪收拾之时……倘蒙俯察，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以后，宋哲元几次失策，甚至丢失北平城，蒋介石替他转圜，没拿他做“替罪羊”，据有些人解释，与在西安事变之时，宋支持蒋有关。也为韩复榘终被蒋所杀留下伏笔。 作为宋哲元个人，其与韩复榘、石友三等翻三复四的人不同，与张学良这样少壮军人也不同，甚至与城府很深深通官场的其他将军和政客也不同。宋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影响较深。蒋、冯、阎大战后，在形式上韩复榘、石友三、吉鸿昌、庞炳勋倒向蒋介石，而宋哲元心里已认为国家之君即蒋，可惜的是，蒋一直拿他做异己，也是蒋狭隘之处。 话说回到“西安事变”。这里引用一段日本现代史家伊藤正德的说法：“……发生西安事件……结果使蒋委员长决心在民族战争的基础上，对于日本军部的侵略从事长期抗战……在这种情势之下，土肥原使‘华北五省独立计划’，不得不像童话一般宣告破灭。由于国民政府渐趋积极的态度，遂使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纷纷宣誓效忠中央。而冀察政权的内部，亲日派也在逐渐的遭受淘汰……” 1936年在混乱纷纷的局势中过去，往事不堪回首，未来又怎能展望！人们心情沉重，余悸在心。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1937年的开始并不是狂飚突起，也不是纷乱纠葛。年初是一种罕见的平静。 美国的中国通拉铁摩尔曾对人说：“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使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呢！” 以沉着、圆滑、老练著称的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尔·e·格鲁写道：“这个运动我常常谈到，并视之为恰似海边的浪潮，坚信潮是在涨，而不是在落，重涨起来的侵略扩张运动的浪潮必定要比以前的潮水冲得更远……” 日本政局自1936年“二二六兵变”以后，军人更加跋扈专横。“二二六事变”至使冈田启介内阁倒台，促请东久迩宫大将出组皇族内阁。建议流产。于是日本各地谣诼朋兴，风声鹤唳，人人害怕另一个“二二六事变”又将来临。所有的日本人都在少壮军人的淫威之下觳觫战悚。在此形势之下，成立了广田弘毅内阁。前面已经提到，广田内阁已经成为军部的傀儡，政权已经落到陆相寺内寿一、海相永野修身两位大将之手。 广田内阁寿命半年余，于1937年2月倒了台，又由曾任过陆相的林铣十郎大将，组成军政府，军政府面临着军政矛盾和国内外各种危机，寿命更短仅仅3个月，于1937年5月末宣布总辞职。 为平衡以天皇为中心，协调军部与官僚政党之间关系，6月4日，由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出马，组成新内阁。近卫文麿年仅45岁。被报纸和国民誉为“青年宰相”。近卫是平安时代历任辅佐天皇大臣之职的五世家之首。从近卫文麿的祖先藤原镰足算起，已是46代。作为日本最高的名门望族的近卫家，与皇室的密切关系已达一千数百年历史。近卫和天皇就像是一对亲朋好友。表面上看，近卫对天皇甚至有些不礼貌，实际上这是与天皇家世代亲密的表现。他的组阁当然有很高的权威性。 近卫于14岁时世袭公爵，后入京都大学就读。早年一直在西园寺公望公爵的扶持下活动于政界。1933年任贵族院议长。他任宰相后，对军部的行动和对处理中日关系，态度一直模糊，有人说他城府很深，也有人评价他犹柔寡断。他对自己的身体十分精心，生怕患上什么病，就连生鱼片也得煮着吃。医生告诉他，每天照日光浴，从脚尖照起，每天向上照两寸，他就忠实照办。 他和夫人在轻井泽落满火山灰的小路散步。近卫边走边说，照这样下去日本将灭亡，应该决心舍命打开困难的局面，“为国家舍生命，万死不辞。”他精神抖擞地说。 忽然，天空响起了出乎意料的雷声，夫人回头一看，近卫竟躲到近处的一个大树洞里，雷声过后，他才从树洞里出来。夫人讥笑他，“能万死不辞！被雷声吓得躲进树洞里！”1937年在近卫首相任期内，日中全面开战。从开战起，他确信定将战败，可惜当时他患有痔疮，不论去哪里，都要在屁股上垫一个充气的胶皮圈。所以，后来他亲近的人遗感地说：“如果近卫公爵的痔疮不那么重，也许能避开这场战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对中国是否发动全面战争，近卫犹豫了4天，终于同意军部的观点——膺惩暴戾的中国军队，向华北派遣3个师团的兵力。 第30章 到战争后期，日本面临战败，近卫也像中国军阀一样迷信起巫术。把巫婆请到宅邸，询问自己前程，卜测国家命运。并请巫婆把先祖镰足公（藤原镰足）请来指点迷津。微胖的老妇人和中国的巫婆似是同出一辙，是会鬼魂附体的。 老妇人身体开始颤动起来，接着全身大摇大晃，大睁双眼，连眨也不眨。突然，她横躺在榻板上，一会儿又坐起来。接着，她闭上眼睛，老妇人举止稳重，说话变成了庄重的男人的声音，并且在悠悠然地作着手势：“文麿，我是镰足，一晃1300年过去了…” 近卫两手着地，平伏在地上：“是，是…” 1937年新年伊始。也就是美国人说的“退潮”。除了田代司令官纠住建沧石铁路、开龙烟铁矿、修塘沽码头以外，又在华北各地，首先在北平、天津周围大建兵营、飞机场，以积极准备开战。在东京已经多次商讨过对华全面战争问题。那些少壮军人不断以各种形式向政府、军部要求“对南京政府一击”，如：2月1日，海军军令部第三部在《综合情报》中要求对既定对华政策再作研究，准备和战的两手。 3月上旬，日军参谋本部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少将，华北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佐，关东军参谋大侨熊雄主张：“…对苏行动之前，首先对华一击，挫伤蒋政权的基础…” 5月下旬，来华北了解情况的井本熊男回国后向参谋本部汇报：“…大多数意见认为，对中国打击一下，就能改变局势。” 6月5日，来中国东北、华北等地了解情况的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向日本内阁和参谋本部报告说，“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 6月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对新政府建议：“…… 如我武力许可，则应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 与此同时，日方开始积极军事准备。 3月24日，70艘日本军舰开到青岛，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登陆演习。 4月1日，日本海军派遣野村等人勘察塘沽港口形势。 4月2日，日本海军武官齐集天津，会商兴筑塘沽港口，以备开战后运送军队给养和弹药。 4月，把国名改称“大日本帝国”，似乎是向国外宣言，若有反抗我国者，立即将其击退！ 5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在承德召开军事会议。 5月8日，关东军一个旅团开进热河。 5月中、下旬，日军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率参谋们，在东北进行参谋旅行演习。 之后，参谋公平与井本又奉命到关内旅行，侦察各地情况。他们先后到过天津、北平、张家口、归绥（现呼和浩特）、大同、太原、济南、青岛及华中等地。6月底回国。 平津地区华北驻屯日军演习，比上一年更加频繁。如：从4月25日起，在平津近郊战斗演习。 6月开始，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并且由驻屯军大部幕僚聚集大枣园山（宛平城东约1公里），对演习部队进行检阅和现场指导。 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 显然日本军方在积极备战。而三届内阁，又均伸出了橄榄枝，发出过和平的保证。如：1月25日，日本“稳健派”主要代表，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以参谋本部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 2月，广田内阁倒台，林铣十郎组阁，林铣内阁上台即标榜不尚武的新政策。 3月，以儿玉谦次为团长，由日本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的经济使节团来华访问，称此行“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儿玉等人几次与蒋介石、张群、吴鼎昂等头面人物数次接洽会晤，一改过去责问、刁难的神气，态度乐观、气氛友好。儿玉表示，要调整两国邦交，改变对华政策，协助中国的统一和复兴。 日本官方采取一系列措施：令蒙古军自动停战。示意德王发表通电，拥护南京政策，并解散王英等部队。 日本外务省通过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表示：“……采用公正的态度……形成日中间的友好关系。” 4月16日，日四相会议，又强调“必须以公正的态度”改善与华北当局的关系。 4月间，华北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邀请宋哲元、张自忠赴日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表示亲善和友好。 宋哲元以不能分身为由，派张自忠率代表团前往。行前，田代司令官，日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海军大佐久保田等，设宴为张自忠饯行。出发时，田代与堀内又特派代表到车站送行。代表团分两路访日，访日期间，日顾问笠井半藏，樱井德太郎亲自引路，形影不离，表示了高度友好。 除此之外，华北驻屯军还拨给二十九军1个营的三十八式野山炮。这也是件空前绝后的事。 在这同时，日本也极力改善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关系。 人们对这个宁静的春天感到惊异，许多人相信，中日两国已经共同度过了严重的危机，所有悬而未决的纠葛与矛盾将会一一获得解决。 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对张自忠率军事代表团能够理解吗？ 张自忠率代表团访日消息发出，全国上下，舆论哗然，一时间成了国内舆论关注的中心。许多人不理解宋哲元为何在全国抗日气氛高涨之时，出此亲日之举，而中央政府对此缄口不言，使人们疑心重重。全国上下质问宋哲元的信件如雪片飞来。宋的故旧，甚至亲自乘火车北上，当面对宋诘责。 不久，斥责之声骤起，指斥宋在拥护中央同时，又背离中央。《中央周报》在一篇题为《天津特函》的文章中指出：“（日本）军部之意，除使张自忠等悚于日本之富强，自动彻底亲日外，则欲拉住冀察一部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根本排除其抗日反日思想，而无形中做到破坏我收拾华北计划。” “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显然是指宋哲元一伙。 人们还猜测宋等有政治企图，张自忠有重要而秘密的政治使命。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程锡庚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宋哲元有通过张自忠访日，绕过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与日本政界商谈冀东、察北收回问题。” 另一方面，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对张自忠访日也非常警惕，在两军联席会议上，决议反对张利用访日之机，和日外务当局商谈冀东和察北问题。 宋、张在日驻军的强烈反对下，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百般掩饰。在回答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阿弗荣克的询问时，张自忠解释说：“这仅是一次礼貌上的访问。”在启行前对新闻记者也强调：“此次系旅行性质，并考察日本军政商航空等状况，俾作借镜，如有机会，亦将与日本朝野人士一谈，但并无政治上使命。” 宋哲元也对新闻界表示：“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 诸位看到宋将军以上讲话也许会感到惊讶，话虽未讲到“中日提携”，“东亚共荣”，话中实际内容已与其相同。把其讲成通俗的意思，即：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团结起来对付英国和美国。 令人似乎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况。日本人肆无忌惮地侵占中国东北又进一步蚕食华北，中华民族已经到生死存亡关头，为什么中国的领袖们，尤其如宋哲元这样的爱国将领，也不断地提出“对远东共同负责，否则他人（他人显然主要指英美）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为什么要忍辱向侵略自己的敌人靠拢，而眼睛警惕地球另一边的民族？ 因为中日两个民族太相近了。不光地理位置相近，在文化习俗、政治传统、面孔文字、繁文缛礼、心胸狭隘、思维方式、说话兜圈子、生活恶习、官本位、窝里斗、告密、偶像崇拜等等，均能找到共同之处。不过，这些还属次要。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中国的社会情况几乎没有差别。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强盛。日本貌似学习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而实际上仍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主义的专制制度，天皇还是“现人神”，更加强了专制的内容。其根本不同点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基于人权与民主思想，而日本的天皇中心制度，基于东方式的专制制度。西方式的强盛是基于民主的强盛，日本的强盛是基于专制独裁式的强盛。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大有西方式的民主特征，后来蒋介石解释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仁政。”“施仁政”是儒家建立政权的根本思想。仁政的行为顺序是统治者向小民恩赐，并不是民主，而是主民。做民时希望民主，做了领袖就开始惧怕起民主，而希望主民。中国人都想国家强盛，是欧美民主式的强盛还是日本独裁式的强盛？所以，当时中国人被日本人打得焦头烂额，中国的领袖们和日本的关系，也还是剪不断，理还乱。 话说回来，虽然当局感到两国大战难免，但也希望互相理解，开始缄口，《中央周报》一发文章，这事儿就等于完全推给了宋哲元、张自忠。 第31章 宋、张有口难言。 当时，华北的形势，无论在“经济提携”的谈判桌上，还是在“烧饼夹肉”式的军事演习上，都是处于僵局。可是同时，日本政府却派经济考察团来华，受到蒋介石等头面人物多次接见和热情款待。华北驻屯军力图打开与二十九军的僵局，所以策划宋哲元、张自忠等访日。 华北驻屯军为什么单单看中宋、张？将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分成两派，即：亲日派和南京派，宋、张属亲日派，冯治安、秦德纯，佟麟阁属南京派。邀请宋、张访日，既是反间活动，又是拉拢他们，使他们进一步了解日本的军事实力。鉴于华北的“抗日空气骎骎乎弥漫京津一带”而有必要采取新对策。1937年3月底，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遂主动邀请宋哲元组团访日，费用由日本退还庚子赔款中拨支。 宋哲元接到邀请后，真有点左右为难。鉴于到日本兵营吃饭而被迫签订“经济协定”的教训，现在再深入敌国，再遇要挟，如何转圜？难道自己去做现代的苏武？还没有苏武那样光采照人，恐怕更不会留名青史。但若拒绝，又担心会使局势更加恶化，甚至有与日方立即决裂之险。宋与张自忠、秦德纯等再三商议，宋决定以自己身体不适，改派张自忠代替自己访日，以李代桃僵之计敷衍日方。 4月中旬，组成了以张自忠为团长张允荣为副团长的“冀察赴日考察团”。主要成员有：三十七师的何基沣旅长，三十八师的黄维纲旅长，一四三师的田温其，一三二师参谋长徐廷玑，天津市政府交际主任兼中英文秘书翟维祺，天津市政府参事徐维烈、边守靖，天津市商会会长王文典，原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陈中妥等，加上随行家属共20余人。赴日考察团启程前，宋哲元特别约集刘汝明、冯治安等人为张自忠饯行，嘱咐要事。外人不知，还以为像诸葛亮送刘备去江东相亲，亲授锦囊妙计，或是燕太子丹送荆轲去刺秦王，击筑而歌。结果都不是。宋哲元只是对张自忠一再叮嘱：“要为中国人争气，要住最好的旅馆，钱该花的不要小气，别叫小鬼子看不起我们。” 张自忠率团于4月28日抵东京，后分“内地组”和“青岛组”分别访问东京、京都、奈良、大阪等地。宋哲元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之下，电催代表团回国，代表团提前于5月23日离日。 日方就此大造舆论，说他们在日“受到各方面的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满脸喜气，亲日气氛造成，已收到相当的效果。” 张自忠回到天津，在全国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向国人交待情况。不得不在报纸上发表书面讲话，称“此行走马观花，没有什么心得。”张的讲话使国人不满，不得不调查其在日言行。 材料证明，他们在日确没有同日本谈判政治军事问题。仅有一次涉及经济提携，张的表态和中央精神一致，即：经济提携的前提是消灭冀东伪组织。 张等还有一次与日本少壮军人吃饭，日方挑衅，言称中国联合其他国家反对日本。何基沣致答词否定。 此外，张自忠还拒绝为名古屋国际博览会中国馆剪彩，迫使日方将展览会对面的伪满洲国国旗撤除。 张自忠访日之事，风波略略平息，华北又回到往日的纠缠、对峙之中。 因宋哲元被迫在《华北经济提携》文书上签了字，日方加紧催逼兑现，变本加厉不断提出层出不穷的要求。如：开发龙烟铁矿，必许以日人投资，而以矿产为抵押；沧石铁路必须垄断井径煤产。凡此问题，宋哲元均不敢专擅表态，而必须请示南京政府。在此期间，日人的胁迫又无所不至，不分昏夜清晓都来拜访宋哲元，或到绥靖公署胶着纷扰，使得宋等要员没有片刻休息洗浴时间。 当年宋哲元已经五十有二岁，长年征战已患高血压和胃病。宋本来话少，现在更加沉默，有时脾气非常暴躁，无法忍受日方尽日骚扰。人在病中，难以避免一种软弱者的心理：“眼不见，心不烦。”1937年2月，宋哲元就向秦德纯表示：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滋扰不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以我为交涉对象，我暂离开平津，使日方失去纠缠目标，可以缓解日方胁迫之势。“并告诉自己的想法：”准备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 秦德纯和佟麟阁都不很同意，事情搁下。3月宋又提出：“本人原拟在春节内返籍扫墓，惟以天寒不便，未成行，俟春暖后或仍将一行。” 5月，宋哲元决意返鲁，经中央批准，成行。 宋哲元偕秘书长邓哲熙一行，从天津接了老母和全家老小，浩浩荡档地返回山东乐陵县后颜家村老家。自从投笔从戎以后，几十年间他很少回家居住。此次宋已是国家上将军和雄踞一方的封疆大吏，衣锦还乡言之不过。 宋家老屋只是几间土坯房和一个小四合院，岂能容下全家20几口和勤务、秘书、幕僚及一个警卫连的居住。在来之前，宋已在后颜家村选购了宅院地基，新建了前后两座二层楼的宋家大院，留给随员居住。 宋到家后，来访乡绅耆宿络绎不绝，宋与风水先生堪舆墓地。变得精神松弛，露出了很久少见的笑容。 宋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非常重视家乡。 回乡几天，即在宋的主持下，成立了县公益事业促进委员会、县志局，并聘请编撰人员数十人编写县志。组织修缮文庙，建设了图书馆等。此外，他还选送家乡13—16岁子弟兵500名，到二十九军当兵，编成学兵营，送往南苑军事训练团训练。 宋返家乡，亦非完全休假，他随时通过携带的短波电台与平津保持联系，并以幕僚戈定远、王式九等往返于南京、天津与乐陵之间，磋商各类要事。 在这期间，各种迹象表明，战争可能一触即发。作为一个统帅此时离开确实不妥，但无他策。 由于对敌人内情一无所知，长期胶着相处，摩擦——冲突——解决，已使麻痹意识渐渐滋生，而且二十九军上下普遍有一种轻敌思想，认为：“天时、地利、人和都对我们有利，日军劳师远侵，补给困难，语言不通，困难重重，用不了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把日本军队打垮。”宋将军在鼓励士兵时，经常这样讲：“真打起来，我们这个军毫不含糊，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有大刀，手榴弹。在喜峰口和他们较量过，两军杀到一块，飞机、坦克不如大刀顶用…” 大战临头，不光宋将军轻敌，6月22日蒋介石派人给宋送来的亲笔信中，也只是说宋含垢忍辱、苦撑精神，“久而弥笃”。未及一语，提醒警惕。当事者迷，大将亦然，当局亦然。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十三章 卢沟桥枪声兵戎相见这个成语，是指两军发生武装冲突。语意内含丰富，词意文雅，充分表现中国文字的特点。可是，若看华北军事形势，你会对兵戎相见这个成语做更切实更准确的解释。 前面已经多处提到，日军不断在平津市区及近郊军事演习。例如：在北平长安街举行的坦克步兵巷战演习。 在演习的街道两旁，中国军人的岗哨如同路边行树，一直伸延下去。这些哨兵身着英式军服，手持上好枪刺的步枪。因二十九军非常重视士兵身体素质的训练，所以，每个士兵身体精壮，站立如桩，瞪着眼睛，看着日军的步兵和坦克从他们的眼前过去。将军们还经常表彰他们：“没给中国人丢面子！” 反之，中国军队的演习，日方的监视也是如此，甚至过之。不仅监视，还对中国军队的战术、技能、特点等进行研究，很想发现有如大清国海军士兵把军服挂在大炮上凉晒的信息。二十九军官兵这一点还够面子——没有这样的信息。 如此敌我两军见面的特殊规定情景，实属历史上鲜有，可否称之“兵戎相见”！ 单说那卢沟桥，1937年6月以后，丰台日军到卢沟桥附近演习频繁起来。 一般的说，日方演习的目的性比较强，如：以某街某巷为目标的巷战演习，以某地某军为假想敌的进攻演习等。而中国军队的演习目的朦胧，大都属“示威”性的演习，就是“不蒸馒头蒸（争）口气”。对于敌方的特点，可能发生的情况，敌方战斗力，将领用兵方法等很少考虑。 1937年6月份以后，丰台日军以卢沟桥守军为假想敌的演习日渐升级，先是日出而来，日入而回，后来变成日暮而来，日出而回，再后不分昼夜，甚至连日连夜持久演习。先是一般空弹训练式的演习，后是实弹实战式的演习。 这次，金振中的部队负有夺城夺桥任务，不能“烧饼夹肉”，只能摩拳擦掌，站在宛平城墙上作壁上观。 一日，日方提出，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和卢沟桥石桥到长辛店进行演习。守军拒绝。日军兵围城下，僵持10余小时。 两方士兵无论谁一走火，可能中日大战就开始了。 日军已经摸透了华北当局的特点，于是找当局交涉，结果可想而知，折衷方案，日军可以通过宛平县城，但不能通过卢沟桥石桥。日方同意。也许日方本来的目的就是进宛平城。宛平城是一个长640米宽320米，长方形微型城——全国最小的县城。 第32章 从东门到西门一条中轴路整整640米。没有南门北门，中轴路两旁各160米即是南北城墙。从宛平中轴路通过顾望两边，城中一切一览无余。日军通过城池再出西门，即到卢沟桥石桥桥头，桥距西门仅50多米。走这一趟，可以讲，把一切建筑设施，军事部署看得一清二楚。 这一天，日军丰台一木清直大队所部在骑着高头大马的军官带领下，神神气气威威风风地进了东城门，向西门缓缓前进。这位军官轻轻策马，左顾右盼，只见持枪携大刀的中国士兵密密排列在路的两旁，有点像仪仗队。这更加显露出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威风！日军的战马虽然也训练有素，可是它究竟不是天皇宝驹“初雪”，经常见到这样阵仗，这马感到眼生，恰恰此时站在路旁的中国士兵的大刀在阳光下一闪，刺眼的闪光射向马头，这军官的坐骑一惊，向路旁躲去，一脚踩到了一棵小树，小树在马蹄下倒下去。小树边站着一个中国的持枪岗哨。这个年轻的士兵一见树倒，伸手抓住马头的辔头：“罚款两角！” 这次日军军官开始很横，要兵戎相见。中国官兵围了过来，说他损坏中国树木，必须赔偿。他回顾左右，见所率中队已经走到城池正中，四面城墙上枪口向内架着机枪，也许四周建筑之中还有伏兵。一旦动手，中国人岂不是在瓮中捉鳖。他虽然很想挑起中日冲突，但在现在，首先是自己受皮肉之苦。衡量利弊，还是红着脸掏出了两角钱。 日军出了西门，已经到了卢沟桥桥头，根据双方协议，不再通过石桥，而向北行约一公里，再越过铁路，到了大瓦窑村附近，准备开始演习。 这日军行动路线，实际上等于拐了一个90度的直角，按正常行路，是舍近求远，根本无须通过宛平县城，从丰台可直达大瓦窑。那意思，有点像天津青皮式的挑衅，但也不尽然，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从宛平城东大枣山上发射的第一发炮弹，即击中宛平城中营指挥部，据说，日本人进宛平城时已经量好了步子，算好了距离。幸亏指挥部早有准备，转移它处。 史学家一再提及“两角钱”事，赞誉士兵爱国行为。当然一个士兵的爱国也只能作到这些。 再看全国动向：1937年6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大公报》记者，对时局发表谈话，强调西安事变已经解决，要求“抓经济和教育”等。 日方估计，国民政府在准备长期抗战。 6月12日，蒋介石决定将国民政府的重要部门移至庐山，以预防中日冲突突然发生。 6月21日，蒋在庐山官邸召集冯玉祥和宋哲元的代表戈定远，韩复榘的代表张招堂，召开了华北对策会议，商讨在万一情况下，南京协助华北防卫问题。 6月24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合电邀全国各界知名人士300余人，于7月15日到23日间在庐山牯岭图书馆召开国事谈话会。被邀请的人，除军人外还有政界、学界、实业界及新闻界人士。在国民党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民间盛会。 6月25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决定从7月20日起至24日，在庐山召开全国陆军军事长官会议，已向全国各军长、师长、参谋长等200名军官发出通知；并决定7月27日召开各省主席会议，还计划召开各省主席与军长、师长、参谋长联席会议。 5月期间，军政部长何应钦密电宋哲元，要求其做准备。张樾亭参谋长（二十九军参谋长前是张维藩，后是张樾亭）的“布阵”方案和张克侠副参谋长的“兵出山海关”方案又提到日程上来。 张樾亭方案即是在平津、张家口、保定这些华北北部地区，由北至南部署三道防线，此种方案恰是蒋介石所崇尚的德国整军布阵方法。这种布阵方法，中方伤亡率极高，中日两军对比，最高伤亡率达20∶1，平均已在5∶1以上。恐怕与这布阵方案有关。 张克侠方案，即共产党方案，张1935年即秘密加入共产党，此以攻为守方案即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指示，以副参谋长名义向二十九军提出。当时华北，中日两军驻军情况形似围棋盘上的黑白棋子，日军之所以频繁调动，实是走子儿。二十九军自三十五军进驻平津后，虽然也有调整，但在全棋宏观控制上缺乏见解，主要立足于驻守。 二十九军号称10万，实际上有很多弱点。关键是由内战发展起来的一支农民队伍，从将军到士兵都缺乏现代战争的意识，缺乏对外来强敌作战的经验和对敌人的了解。华北驻屯军，言称5700人，实际上可能比这多得多，另外还有伪军约日军人数5倍。也是因为不了解敌情，所以敌人的数量，也成千古之谜。据华北驻屯军自我估计，一旦战起，华北军的实力能够对付二十九军。 从客观估价，华北两军实力接近，在此情况下，再加两军均处分散驻兵态势，哪一方突然袭击，得手可能极大。但突然袭击的前题是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才有后劲儿。 1936年初开始，日方军部政府曾多次商讨对中国“一击”。“一击”是日语，翻译成中国话，应该是打击一下，语意分量很轻，但运用到中日两国态势，这“一击”就意味着两国全面开战。假如这“一击”方案在日本内阁通过，日军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华北驻屯军突击袭击二十九军。在措手不及情况之下，二十九军可能陷于灭顶之灾。 在这样形势之下，宋哲元不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清楚，他还是同意了以攻为守、兵出山海关的方案。如何实施还面临着很多难题，这时候他已经在山东乐陵老家，在忙着为先人修坟。 北京的气候，一般在每年的7月7日到8日，才开始进入雨季，才开始下第一场大雨。 1937年7月6日，好像为了令中国人纪念这一天似的，清晨就下过了每年的第一场大雨。雨中，驻丰台的日军清水节郎大尉率领着他的中队在炮兵的配合下，通过宛平县城，然后拐到铁路北面的大瓦窑，开始以卢沟桥为假想敌的攻击演习。 金振中营长为了侦察敌情，在午饭后，换了便服，扛着铁锹向大瓦窑附近日军的演习地走去。他刚过卢沟桥火车站，就远远地看到日军队伍，这些日军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张地构筑工事，再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也开了上来。金营长凭一个军人的直觉，感到不同寻常，见机溜了回来。回到营部，马上召开军事会议。 金营长摊开军事地图，一个连地询问战斗准备工作。问到卢沟铁路桥守卫排排长的时候，金营长特别叮嘱铁路桥与石桥同等重要，而铁路桥没有拱卫城，只是桥头一片空地，兵力无法调动，只能死守。 前面已经介绍，当年修建卢沟桥和宛平城目的是拱卫京城，宛平城在桥东，京城一侧。而现在态势已和以往不同。日军已经占据丰台，兵出其后，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通道。兵力部署方向也要和当初相反。永定河东岸（北平一侧）兵力部署的突出部位就是宛平城。宛平城内驻守着九连和重机枪连、轻迫击炮连，城北铁路桥东头是十一连，城南一带沿河驻守十二连。重迫击炮和预备队均在河西。假如当年建桥和建城的先民忽然活过来，他们怎么也不会理解这些枪口对着京城的队伍，是在保卫北京（北平）！建设平汉铁路的先辈，在建设卢沟铁路桥之时，恐怕也没有想到，此处将是中日交战的焦点。而更难设想敌兵出击方向是在北平一侧，有了铁路桥更增加了中国军队扼守的难度。 7月7日，昨天虽然下了大雨，酷热并未缓解，太阳一出，人如在蒸笼之中。 在北平的外交使团的先生们，难耐北平的酷热，都到北戴河海滨避暑去了。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中早找不到这些衣冠楚楚的先生，剩下的只是几个无关紧要的人，不过是在馆里守摊儿。但是，日本人的使馆例外。 7月7日，上午，驻守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又到回龙庙和大瓦窑附近演习。回龙庙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宛平城、回龙庙、大瓦窑各距约1500米，成三角形。 7月7日，上午，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于昨天得三营金振中营长报告（此时团长吉星文在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学习，10日回到宛平），已命令吉星文二一九团（金振中营属二一九团）密切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并命令全体官兵“如遇日军挑衅，一定坚决回击！”对今天，日军演习动向，感到形势紧迫，电告正在保定的冯治安师长，并催促他马上返回北平。 7月7日，秦德纯市长准备欢送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等教育界、新闻界社会名流20余人去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座谈会。此时，在中南海的乾隆爷的书房里正在准备盛大筵宴。 7月7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校园里冷冷清清，学生们在为争取全民族抗日而罢课。 7月7日，宛平县的工作人员从清晨就忙着国大代表选举。7日这天乃正式投票日期，监票人员已分赴各区乡。根据河北省府的规定，投票箱要原封不动地送至省府保定，而且要求一律当天送到|qi|shu|wang|。 第33章 下午4时，各区乡镇票箱收齐，为了当天送到保定，同铁路局商量，请让下午5时30分南下火车在卢沟桥火车站停一下，铁路局同意，临时停车1分钟，随即将十几个票箱全部送上车，并派两人护送。 此时谁也不会想到5个小时以后，在宛平城下，中日两国两个民族的命运决战轰然爆发。 7月7日，北平城内，唯一着了慌的人是石友三。石友三听术士之言，委曲求全在宋哲元帐下做冀北保安司令已经一年有余。他日日占卜，天天打卦，均无结果。这时他的副官满头热汗疾步走了进来，石知有事，抬起头等着他说话，副官凑近一步，身子向前略躬，说：北平城里到处在谣传，“七夕之夜，在华北必发生柳条沟一样的事件。”七夕之夜，就是今天，柳条沟事件是指在奉天（沈阳）柳条沟发生“九·一八事变”。石友三一愣，副官又补充说，这消息在东京已经传说很久，最近才传到北平。 石友三站了起来，叫了一声“备车”！副官忙着帮他穿上中式长袍。石友三嘴里嘟哝着，“难怪今天卦有异兆。” 石友三上了自己的专车，直奔东交民巷日本辅佐武官（是中日特殊国情下的名义武官，实受东京陆军参谋总长直接指挥）今井武夫的家中，今井不在，据说到好友陈子庚家赴宴去了。陈曾到德国留学，并获德国医学博士学位，今日在家中设宴告别好友，准备启程到庐山参加座谈会。宴会刚刚开始，石友三唐突而入，因石与今井是旧友，陈子庚即请石入席。石友三劈头就问：“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3点左右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眼下正在交战，武官知道情况吗？” 今井不承认有此事，劝石放心喝酒。 石友三又说：“即使日华两军果真发生全面战争的话，驻在黄寺的我的部下，对日军是不怀战意的，所以请你务必尽力不叫日军攻打他们。” 宴会刚上凉菜和燕窝，大家举杯祝酒。石友三举了举杯，一饮而尽，拱手告辞。主客哑然相观。 7月7日，暮色降临，在大瓦窑演习的日军迟迟不撤，并加紧构筑工事。为防备万一，宛平警察局在天黑前把东门关闭，不许出入。 晚7时30分，半阴，看不到月光，宛平城若隐若现。清水节郎大尉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起来。 夜色漆黑，22时40分，宛平守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位置响起一阵枪声，共18响（据日方统计）。 从当时华北形势看，中日双方军队频繁演习，无论是空弹还是实弹，都是极为平常的事，可是，这十几声枪响，却揭开了中日全面大战的序幕。 在当时情况下，两军经常“烧饼夹肉”式的演习，枪响也不是回事。如若枪弹落在对方阵地，而有所伤亡，那可另说。这回枪响只是引起日方一名新兵失踪，这名新兵叫志村菊次郎。就是向假设敌传达命令的传令兵。 据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负责人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记述：“清水中队长听到枪声，立即以无线电向丰台的大队本部报告了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同时，集合中队点名，发现缺少一人，因此也向大队长报告了‘士兵一人下落不明’。实际上，约3小时（另一说20分钟——编者注）之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归了队，并非被中国方面绑架去了。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执行任务返回时，在黑暗中走向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一木大队长听了清水中队长的报告，对士兵一人下落不明之事非常重视，立即将事件报告给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上校）。一木大队长奉命带领丰台的一个中队士兵急赴现地，与中国方面进行交涉。 据当时住在宛平城里的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洪大中回忆：入夜，偶然听到部队集合的哨声和跑步声，县府也声音嘈杂。我忙翻身起床。第一个消息听说日军要攻城。守城部队苏桂青团副和金振中营长请示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何命令第二一九团：（一）不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这样坚决的命令，全城军民都非常振奋。人们高兴地说：“可有机会打鬼子了，出出多年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欺压的怨气。”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争先恐后，为部队往城墙上运送弹药箱和麻袋泥土，做临时防御工事。城内居民没有人惊慌失措，更没有为了自家安全想出城逃走的。都认为打日本侵略军是大快人心的事，都要为抗日出力。这时大家齐心协力把东、西城门用麻袋泥土堵紧，仅西门留一缝隙，供人出入。家家户户用棉被遮窗，一可防煤油灯灯光外射，二可防止流弹。“ 守卫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三营营长金振中回忆：7月7日夜11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地方向，响了一阵枪声。少顷，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说：“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查。”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只因我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为借口，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我将此情回告许处长，陈述不要听信日方谎言。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飞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6间，炸死士兵2人，伤5人。防守阵地的各连连长纷纷报告，日军蜂拥般地向我阵地扑来。我立即奔往城上指挥战斗，给敌人以猛烈回击…“ …时间：7月8日晨2时以前。 北平市市长，二十九军驻平津最高指挥官秦德纯（当时军长宋哲元回山东乐陵）的回忆：七七之夜，约在11时40分钟，我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及负责对日交涉的林耕宇专员电话，谓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说：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 我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惟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一章卢沟桥事件中记述：1937年7月7日… 我从长春亭提前回家，和来访的客人谈过话后，12点前便就寝了。刚入睡不久，北平驻屯部队联队副官河野又四郎大尉打来电话，武官室的值勤兵把我叫醒…… 就是卢沟桥日华两军发生冲突的第一次报告。我大为震惊，急忙穿上军装跑到隔壁的联队本部，已是午夜一时左右。办公室中央放着一张长方形桌子，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以及主要干部军官们，一个个穿着整齐的军装围在桌子的周围。这时从卢沟桥附近送来的情报接踵而至，大家听着，却沉思少言，室内鸦雀无声，每人脸上流露着极其严肃的表情。 日本投降以后，茂川直言不讳地供认，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日本放的。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是我。” 开枪之事，双方均未造成任何伤亡，甚至子弹落到何处都不知道，和听了一阵鞭炮差不多。志村菊次郎走错了路，又走了回来（另一说，志村小便，去了20分钟，我们姑且按走错路说法）。事件再没什么可延伸的余地，下面该中方赔礼道歉膺惩肇事者了。不行！ 秦市长回忆：“……夜晚2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谓日方对我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 谈判结果：先由中日两方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 中方代表：王冷斋（督察专员，宛平县县长）、林耕宇（冀察外交委员会专员）、周永业（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 日方代表：樱井（冀察政委会军事顾问）、寺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大尉）、斋藤（特务机关秘书官、大尉）。 共6人，乘两辆车前往宛平城。 同时丰台日驻军一木清直大队长率500余人并炮6门，向卢沟桥出发。 调查团车辆开至宛平城东约0.5公里处，遇准备攻城日军，日军埋伏于铁路涵洞下，已经枪炮摆列，作好战斗准备。日军指挥官副森田胁迫中方代表观看日军战线，并以武力恫吓中方代表。 大概寺平代表，害怕进城困于缧绁，在日军阵地，就拿出了地图，对王县长说：“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在已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守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数十米地带，再商解决办法，以免冲突。” 王县长冷冷地回答：“此来只负调查使命，你所提出我军撤出，你军进城的无理要求，离题太远，更谈不到。” 森田手指日军枪炮威胁说：“要请王专员迅速决定，10分钟内，如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立即爆发，枪炮开眼，你等同样危险。” 第34章 代表进城，进城的工作就是调查，调查什么？ 日方代表樱井又提出与寺平类似的要求：（一）宛平县城内中国驻军撤退到西门外10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丢失之日兵，否则日方将以炮火把宛平城化为灰烬。 （二）赔偿。 （三）严惩祸首，最低限度处罚营长。 双方代表，唇枪舌剑。时间是8日凌晨4时50分以后。 在这之前，凌晨4时，牟田口联队长已经下达战斗命令如下：“……一木大队长在凌晨4时许，从前线打来电话，并特地要求牟田口联队长亲自接电话……电话中请示说：”中国军队再次开枪射击，对此，我方是否应予以还击？ 应该怎样处理才好？请指示。“ 于是联队长斩钉截铁地命令说：“被敌攻击，当然还击！” 他又避开话筒，独自嘀咕道：“受敌攻击，不知所措，还等指示？天下哪有这样的军人？！” 在前线的一木少佐似乎也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所以又叮问一声：“那么！开枪可以吗？” 接着又慎重地说：“既是这样，事关重大，请对一下时间吧！” “上午4时23分！” （引自《今井武夫回忆录》） 1937年7月8日，上午4时23分，在这个时间，实际已经决定中日之间战与和的前途，已经脱开了战争的缰绳。一木大队长向牟田口联队长请示的含意，即是请牟田口大佐负起挑起中日大战的责任。牟田口不在乎这些，像腌过的老咸菜一样，牟田口浑身的细胞都像被中世纪的武士精神腌渍过了。后来牟田口调到印度支那战场，他已经提升为一个方面军的指挥官了，日本已经面临战败，牟田口还不顾他手下的所有官长反对，宁可将所有官长撤职，还要一味地进攻。可见1937年，将牟田口放在北平，也算“权而用其长者”。 7月8日，北平的雨季开始了。凌晨5时30分，北平地区下起了滂沱大雨。宛平城内外朦胧在漫天而下的雨水之中。 城内军民紧张地行动起来，在抢构掩体工事和运送弹药。 一木清直大队长，已经得到牟田口的“尚方宝剑”，在这大雨开始之际：5时30分，下令向宛平城攻击。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十四章 宛平城血战1937年7月8日晨5时30分，日方谈判代表尚在宛平城内，日军已经迫不及待，向宛平城发起了进攻。开始用大炮轰击，炮弹呼啸着飞过城墙，首先炸毁了营指挥部，继之轰击城墙，并击毁城东顺治门城楼。 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召开紧急会议发表声明：“彼方要求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徜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当不得不与竭力周旋。” 同时二十九军军部发出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在这之前，凌晨3时半，二十九军司令部得知日军主力向卢沟桥方向前进时，秦德纯曾指示宛平城守军：“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同时，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也来电命令“扑灭当前之敌”。 宛平城守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奋起还击，士兵们沉着应战，待日军接近有效射程内，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 城内居民没有人惊慌失措，争先恐后向城上阵地的部队运送弹药。 日军进攻的枪炮一响，正在宛平城内与日方调查谈判的王冷斋县长便严词质问樱井等日方人员。樱井支支吾吾地说：“开枪或出于误会，当努力于此事的调解，勿使扩大。” 宛平城的战斗打了一个小时，日军伤亡惨重，还在原阵地不动，未能进前一步。樱井等登城“调查”，见对日军非常不利，以调解为名，手持白旗，要求日军停止射击。 此时大雨还在如注而下，枪声渐渐地停了下来。雨水冲洗着战地硝烟，宛平城随之慢慢地清晰，依然屹立在永定河畔。 团长吉星文曾感慨评议说：“这次士气的旺盛，较前喜峰口作战时尤甚。因为士兵们含垢忍辱，已非一天，这一口郁积在胸中的气，无缘发泄，所以大家听说打日本，个个都纵身跳起来。士兵们看了阵亡的同伴，一点也不悲伤，只是咬紧牙关，急步向前，带伤的就是命令他退后，也不掉转头来。” 5时30分，就在日军进攻宛平城同时，日军第三大队主力部队在大队长一木清直的率领下，排成四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径直向铁路桥和回龙庙的中国守军扑去。 铁路桥头守军一个排，由排长李毅岑率领。当金振中营长得知日军大队人马从丰台向宛平开来时，抽调预备队十连沈忠明排火速赶至铁路桥东头和回龙庙阵地，协助李毅岑排守卫桥头。并命令，“严加防范，如日军来犯，坚决予以回击！” 夜雨不停，李毅岑得知日军进攻宛平消息后，全排33名战斗员，自深夜2时即进入守卫桥头的堑壕，沈忠明增援后，调整部署李毅岑排退入掩体略息，沈排进入阵地。此时，堑壕已成水沟。黎明，大雨如注。大雨之中，在向东的警戒方向出现大队日军。排长沈忠明跳出堑壕，站在掩体前伸出右手制止日军进入警戒线。日军官扬言搜寻失踪士兵，未答话几句，日军突然开枪射击，沈忠明排长中弹当场牺牲。此时，守军80名战斗员已经做好准备，双方都立即开枪。日军枪约500支，守军机关枪6挺、步枪60条，顿时枪声响成一片，继之出现手榴弹声。顷刻日军冲入守军阵地|奇+_+书*_*网|，守军剩下的士兵又抡起大刀与敌展开了肉博战。15分钟后，寂静下来。铁路桥失守，守军两个排的士兵全部战死在桥头阵地。铁路桥左侧回龙庙阵地自然也落入敌手。铁路咽喉被日军占领。继之，日军以兵出永定河西岸。已经抄宛平后路，宛平城将成四面被围的孤城。但因日军兵力不足，未敢进攻预备队阵地和袭击长辛店的军火仓库，只得暂时停下来等待援军。 清晨7时30分，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对驻天津的各部队下达准备出动的命令，并命令在秦皇岛检阅部队的河边正三旅团长马上返回北平。 9时，华北驻屯军军部命令牟田口：一、我军要确保永定河东岸卢沟桥附近。二、步兵旅团应解除永定河东岸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以利于事件的解决。下列部队中午由天津出发经去通州公路到达通州时，受你指挥：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欠步兵2个小队）。 战车一中队。 炮兵第二大队。 工兵一个小队。 牟田口接到命令后，于9时25分命令副联队长森田：“指挥一木大队，对卢沟桥中国军队提出，要求撤退到永定河西岸，如果需要，解除中国军队武器，占领卢沟桥。华北驻屯军有这种意图，请迅速执行。” 森田马上向中方提出交涉要求，林耕宇和寺平随即立缒城而出与森田面谈。但是，日方提出的要求，中方不能接受。森田再度命令攻打宛平城。枪声一响，马上遭到守军猛烈回击。 当日（7月8日）下午1时，牟田口大佐从北平到达宛平城东的一字文山前线，亲自指挥作战。一字文山是什么地方？一字文山，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大枣山，也叫大枣园或沙岗。在宛平城东约1公里，属沙岗村地界。[奇][书][网]过去这里风沙较大，在村东积成一连串的沙丘，后来乡民植枣树，所以称大枣园或大枣山。一字文山是一木清直大队长起的日本名字，因其形似“一”字。20余天宛平城下的战斗中，这里一直是日军的炮兵阵地和河边旅团长的指挥所。后来日本人，曾于大枣山顶立了“支那事变发祥地纪念碑”。 下午3点50分，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已从秦皇岛赶回北平，立即到丰台督战。之后，又到一字文山视察。 下午4时，牟田口派人绕道从宛平西门进城送信，请王冷斋或金振中出城谈判。王、金以守土有责，不便擅离职守为由，回绝牟田口。下午5时，牟田口又派人送函，向宛平政府发出通牒：一、限于当天（8日）下午8时前，中国军队撤到西岸，日军亦撤至河东，逾时即实行以大炮攻城；二、通知城内人民迁出；三、城内日本顾问樱井，翻译斋藤等，请令其出城。 王冷斋阅信后答复牟田口三条：一、本人非军事人员，对于撤兵一节，未便答复；二、城内人民自有处理办法，勿代劳为顾虑；三、樱井等早已令其出城，惟彼等仍愿在城内商谈，努力于事件之解决。 下午6时，宛平城内政府官员及谈判代表，离开宛平专员公署办公厅，到附近一所民房办公，以备不测。人们刚刚步出专员公署十几米，日军的炮弹呼啸而来，第一炮就打中了专署办公厅，接着炮弹一颗接一颗，顿时，宛平城里是一片天崩地裂的爆炸声。把专署和城内房屋炸得东倒西歪，栋折梁摧瞬间成为一片废墟。 日军又在炮火掩护下，用9辆坦克配合步兵力图一举攻克宛平城。守军以步枪和手榴弹等轻武器硬是把坦克全部打退。 第35章 日军反复冲击屡遇挫折，完全没有料到，会遭到如此强硬的反击。战斗已经进行了3个小时，日军毫无进展，只是炸毁了宛平城内的大批房屋，无辜百姓惨遭祸殃。晚9时日军停止进攻。 前面提到，日本驻丰台兵力2000人，中方守卫卢沟桥的金振中营1400人。8日下午3时师长冯治安电话通知金营长，有人去宛平与金联系。放下电话，保安第四团第二营曹营长带领四个连长来见金营长，说明奉冯师长之命支援宛平，曹营长所带700余人交金营长指挥，此时宛平守军已经增至2100人，但在铁路桥等处战斗中守军已经损失近200人，重要的是铁路桥已经失守。日军在几次进攻过程中损失较重，光铁路桥的战斗中就减员百余名。总的说，在战斗力上，日军仍占优势，但士气已堕。 铁路桥失守，形势对守军极为不利。金营长决定组织突击队对铁路桥进行夜袭。在这之前，所有的上级命令精神都是固守宛平，包括中央政府得到卢沟桥事变消息，蒋介石的命令：“固守宛平，就地抵抗！”此次出击，实属空前。 连日来，日军的侵略行径已使中国官兵极度愤恨，当面就地抵抗的命令又使官兵郁闷于胸，官兵的情绪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如若再不令出城杀敌，几乎都要自杀。组织突击队的命令一下，有的士兵难以控制兴奋的心情，竟然号啕大哭起来。报名参加的队伍马上从东门延长到西门，后来组织成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排。 “男儿流血不流泪，你们去流血吧！” 士兵拥向北面城墙，准备用绳梯缒城而出，有的士兵不顾危险自7米高城墙飞身下跃。夜12时，突击队秘密接近铁路桥。 凌晨2时，出敌不意，两面夹击，冲入敌阵地。顿时日军阵地手榴弹爆炸，大刀闪着寒光，喊杀声传出数里之遥。只见阵地上血肉横飞，人头滚滚落地，日军东奔西窜，有的跪地求饶，原来三营士兵挥着大刀冲入阵地，溅来的血已经将人从头顶到脚跟染红，浑身上下成了血人。一名19岁的突击队员用大刀连砍了13个日兵，生擒1人。大刀已经卷刃，血已经染满全身。这时集合号响，无法将士兵集合回来，他们不顾一切还在拼命追杀，阵地四周好像猎犬在追赶兔子，四处可见举着大刀的血人追赶拼命奔逃的日兵。 此役将日军一个中队几乎全歼，突击队也伤亡3a4，铁路桥收复。 1个小时后，打扫战场，一个隐匿日兵向金营长投出一颗手榴弹，将金营长右腿炸断，紧接着又射来一发手枪子弹，由左耳旁钻进，右耳下穿出，随从兵急忙抢救，将金营长抬出战场，护送到长辛店车站，转送至保定医院救治。 营长金振中，河南固始人，1904年生于贫穷之家。1924年，加入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曾在张自忠任校长的“西北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历任排长、连长、营长，金振中勇敢善战，在1933年喜峰口战役中，率部夺回烟简山立功，受到冯治安师长的嘉奖。1936年率领全营打先锋，冲入敌穴斋堂村，捣毁了由汉奸临时拼凑的“冀西防共自治政府”，俘敌千余，获特等奖。金振中在接防卢沟桥之时，曾请示师长冯治安说：“对当前日军在宛平和卢沟桥不分昼夜的挑衅，以及进一步硬占桥和城一事，我们如何对付？” 冯师长回答说：“我们既要本着南京政府的指示办事，又要保全现时本军处境。平津是我国著名的大城市，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内外人士深为关注。若稍有处置不当，即会遭到全国同胞的唾弃，甚至使我军无法生存。但从好的方面说，平津地区不但能满足我军的开支，而且还可壮大实力，舍此，再难得此机会。因此，与日军争端，越往后推迟越好，望好自为之。” 金振中表示，接防后，“当本着师长的训示，以不惹事、不怕事的原则维持目前局势。但若日军硬攻时，必抱定与城、桥共存亡的决心，以维护本军名誉和报答全国同胞。” 卢沟桥的保卫战中，金营长的确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在保定住院医治后，左腿截去。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到医院慰问他，并赠送“抗日先锋”银盾一枚。后因残废复员回老家固始县务农。 话说回来，金营长率部收复铁路桥以后，形势转为对日军不利。同时，何基沣旅长率西苑驻军已开到八宝山一带，正向大井村等地截断日军后路。另外，天津日军支援部队开到通州以后，因遇大雨，难以前进。原定日军于9日上午9时再次攻城计划难以实现，并畏中国军队全城出击，称“失踪日兵”业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同意与日方谈判交涉，放弃了继续进攻的有利时机。 卢沟桥事变爆发及在宛平城下抗击日军的消息很快传到海内外，引起国人轰动。 7月8日消息传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发表宣言疾呼全国人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国民党爱国将领纷贩发表通电、讲话，主张坚决抗战。其中以桂系将领尤为激烈。李宗仁致电蒋介石及各方长官，呼吁“为应付目前重大事变，应即实行全国总动员。” 广东余汉谋表示：“枕戈待旦，愿效前驱…” 云南龙云复电，“方今紧迫之际，凡属袍泽同声愤慨，自己乐为前驱也。” 四川的刘湘也激昂地表示：川军“愿在政府领导下，作不顾一切的为民族求生存战。”随后，刘湘、潘文华开始整编川军，准备应召出战。 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准备开赴前线增援友军。 卢沟桥事变和二十九军奋起抗战的消息传到浙江奉化雪窦山，被软禁在这里的张学良将军心情激动，特地到餐厅与工作人员一起进餐，并站起来慷慨表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抗日，这一天终于被我等到了！以后我即便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了。” 冯玉祥将军、傅作义将军等也都致电或发表声明，支持二十九军抗战。 卢沟桥事变后，文化界人士和全国人民一同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成立救国团体，投身救亡事业。 二十九军的爱国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作曲家更心潮汹涌，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三天完成《大刀进行曲》，这首激荡人心的进行曲很快流行到抗战战场的每个角落，至今仍大流传，成为妇孺皆唱的战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到来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 把它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确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在卢沟桥战事打响之际，金振中营就得到当地民众大力支援，北平郊区的农民自动地挑起了支前的重担，他们为前线输送了无以数计的粮食、饲料、燃料、蔬菜和民工，特别是长辛店一带的农民，包括妇女和孩童，帮助军队筑路、送情报、抬伤员、运物资、送食品。在日军炮弹密密麻侣落在宛平城内之时，为驻军修筑巩固阵地，长辛店工人运送来大批枕木、铁板和铁轨。 北平的磨刀匠得知金振中营砍杀日军之事，从城里扛着磨刀凳赶到宛平，为二十九军无偿磨刀。 北平城里的黄包车夫为到宛平前线抢救伤员，自动来到前线，在运送伤员进城救治时，很多车夫在中途惨遭日军杀害。 北平、全国以及海外侨胞成立了各式各样的“救国会”、“后援会”、“救灾会”、“筹饷会”、“慰问团”、“服务团”等等。 宛平城内，送来的西瓜和其他慰问品堆积如山。 纽约所有的华侨社团联合召开了紧急会议，建立统一的华侨组织实行总动员支持祖国抗战。在这之后，在美国各地及其他国家也纷纷成立各种支援抗战组织。 自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初。 纽约华侨救济总会募捐100多万美元和大批军用物资。 在“缅甸救总”的号召下，40多万缅甸华侨组成救亡大军。 马来西亚地区华侨捐款2000万元国币。 仅从广州口岸回国参加抗战的旅泰华侨及各地华侨达30批2000余人。 乞丐行乞：“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 南京下关一卖菜小贩，得知卢沟桥事变消息，至为愤激，将自己5年辛苦积蓄的300元全数送到中央财委会，捐作御侮守土抗战将士费用。 “抗战的一天到来了”，这是对人的直观感觉，也是一般民众的心情和愿望。可是，政治家不能完全这样考虑。蒋介石的“固守宛平，就地抵抗”的命令，意思也是进行局部战争。宛平城是弹丸小城，如若日军重炮不断轰击，夷为平地也是早晚之事。何基沣旅长本可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出日军背后，给其致命打击，现实只是兵移八宝山进一步占据大井村，在敌背后威慑。冯治安师长的“与日军争端，越往后推迟越好”的观点，是华北当局的主要观点，也是国民党政府的主要观点！所以，日军一提出谈判交涉，奇qisuu.书冀察当局马上接受。 第36章 8日夜至9日凌晨，双方即开始紧急谈判。 谈判在北平、天津两地举行，所以双方都有两个代表团。在北平谈判的中方代表是秦德纯和张允荣，日方代表是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和和知鹰二、今井武夫、寺平忠辅。在天津谈判的日方代表是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中方代表是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的张自忠中将。 9日凌晨4时，在北平的中日双方代表达成三条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回丰台，守军撤向卢沟桥西；三、宛平城防务除城内原有保安队外，由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派部分人协同防务，人数限300人。 定于9日上午9时到达接防地，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秦德纯当即命令王冷斋和吉星文团长作好交接准备。 部下提醒秦德纯：“近日丰台车站不断有关东军到达，运输很是紧张，不像停战不打的样子。” 秦德纯说：“日本军部的命令可能还没下达，我们先执行吧！” 部下们又提醒说：“我军为表和平诚意，将宛平城与卢沟桥交与石友三部，而日军并不撤退，会不会在一方诚意撤兵，一方是假讲和，日军突如其来，大举将城桥一举占领！” 秦德纯说：“这样解决是给日本人保留一点面子，找个台阶下！” 关东军不断来到丰台是怎么回事？ 原来，关东军得知卢沟桥事变消息后，少壮军人摩拳擦掌，鉴于华北驻屯军已经升格，他们再无权干预，现在只能派来宣传队，拉拉队。他们到宛平前线大枣山等地鼓动宣传，他们宣读了关东军的声明：“由于暴戾的第二十九军的挑战，今日在华北竟发生了事端。我关东军将以很大关心和重大决心，严正注意事件的演变。”他们站在友军面前大声地喊着：“军刀已经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 他们带领着友军高声唱着鼓动“圣战”的歌。 他们代表关东军表示做华北军的坚强后盾。他们表示，一旦需要，他们与华北军并肩而战… 本来欺负惯中国人的华北军，对铁路桥的惨败已不可忍，又经关东军代表的扇动，更加怒火上扬。9日清晨6时，也就是达成协议后2小时，河边旅团长就下令向宛平城内开炮，轰击宛平县城，炮击达1个小时30分钟，发射炮弹100余发。 北平当局接到宛平的报告，责问日方为何背约。日军答复说：“炮击是为了掩护撤兵。” 不仅如此，9日凌晨4时50分派出接防的保安队踪迹不明，经北平方面派出联络参谋出西直门到卢沟桥方向侦察，得知保安队行至大井村时，受到日军阻击，死伤数人，日军故意刁难，不准通过。 北平当局诘责。日方回答：“因天阴雨大两军对峙，误会难免。” 经北平方面反复交涉，日军才允许保安队通过50人到宛平接防。这时已是下午6时左右。再交涉，日军只准保安队携带步枪，每人只准带子弹30颗。十几挺机枪及多的子弹等送回北平，每挺机枪派三人护送，保安队减员百余人。晚7时后，保安队到达宛平，实际人数已不足200人，而且装备极差。保安队尚未进晚餐。他们清晨出发，没有想到15公里路程，走了整整一天。进入宛平后，由于忙着接防、布防，直到10日凌晨2时才开始吃饭。 与此相反，日军在刁难阻挡保安队的同时，不仅一兵未撤，反而增加兵力，将机械化第二大队从通州调到了丰台。河边旅团长又下令到宛平东北角的大枣山接防，企图利用吉星文团与保安队换防的机会一举攻克宛平。 保安队接防后，日军以为万事俱备，河边要求亲率幕僚入城慰劳，遭谢绝后，又派外交人员笠井顾问，广濑秘书和翻译爱泽三人携带香槟酒前往宛平，作庆贺和平姿态。 王冷斋接到情报，日军确实未撤，而且调整部署，向前推进。王将情况报告秦德纯，秦回答说：“双方正在研究善后，果真他们背信毁约，明天正好在会上向日方提出质问。请加强城防守备。” 10日天亮，王冷斋赶回北平。上午，秦德纯、冯治安、王冷斋、何基沣等，应日本人的提议，和日方代表樱井、中岛、笠井、斋藤一起召开联席会议。日方特务机关长松井，武官今井等均未出席，4代表中无一人能代表日本军部。显然，日方在借谈判而拖延时间。 会上，樱井提出，要求中方撤换有关指挥官，并向日方赔礼道歉。 何基沣旅长一听，勃然大怒，指斥说：“这次卢沟桥事件完全是日本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方集结军队向宛平首先开火，明明是侵略行为，应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略，否则就消灭你们！”说罢，拔出手枪，“啪”地一声放在桌上。 樱井等人吓了一跳，面面相视，突出意外，不敢答话。 冯治安看着日方代表，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王冷斋接着声明：“我方已遵照停战条款实行撤兵，但日军在铁路桥涵洞、大枣山等部队尚未撤兵，昨夜又向宛平袭击，日军此等行为显系破坏停战协定，应即迅速撤退方能保持和平，否则一切后果均由日方负责。” 斋藤说：“日方未撤尽的原因，是因有阵亡日兵尸骸数具尚未觅得。” 王冷斋说：“搜索尸骸无须这么多兵士，而且也不必携带机关枪。” 斋藤说：“因恐你方袭击，不得不多留些部队以资警戒。” 谈判停留在具体事情上，唇枪舌剑纠缠不清。忽然日方来电，4个日方代表一齐离席到外面接电话。 中方代表只好坐等，久不见日方代表返回，派人到外面一查，才知道他们已经不辞而别，不知去向。 原来，他们得到电话通知，日本军部已经决定向中国华北出兵，惩罚支那（对中国的蔑称——编者注）军队，即：对中国开始全面战争。所以，一切谈判都再无必要，日方代表欢喜雀跃，不辞而去。 宛平县长王冷斋三天三夜不曾合眼，他又气又急，悲愤欲绝，哇地一声，口吐鲜血。 王冷斋，福建人，在保定军校与秦德纯是同学，秦任北平市长后，王冷斋代任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并兼任北平市政府参事和宣传室主任。王喜欢音乐，王妻能歌唱。isuu書网王上午去宛平主持公务，下午即去宣传室，每晚王家中有歌唱，隔墙可闻，人称王家为“极乐世界”。当时记者采访宛平城最高军政长官王冷斋和吉星文时，曾经这样描写：王冷斋是一个文弱书生，蓄着八字胡须，身穿灰色纺绸长衫，手摇折扇，面色苍白，形容憔悴，因为连日和日军谈判，已经把他累垮了，旧病复发，大口吐血……从王冷斋的样子和他的谈话中看到，他已经出了很大力气，尽到职责。 吉星文：从报纸上已经知道他是吉星文团长……拄着白色粗木棍，从头顶到颈项缠着绷带的黑大汉，上身穿着白老布短袖衬衫，下边打着整齐的绑腿、眼睛里充满着血丝。 宛平前线最高军政官长，是一对形象反差极大的文官武将。他们配合协调，真是天造之和。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十五章 将军坐失战机“把河边旅团自支那军的包围中拯救出来！” “膺惩暴戾的支那二十九军！” “膺惩可怕的冯治安师！” 7月8日以后，东京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日本的国民举着小旗，呼着口号连日游行，要求政府对中国出兵。 日本的舆论在军部的控制下，国民的情绪早就被鼓动起来了！ 7月7日至10日，卢沟桥畔的战事，4次挑起，又4次谈判，其实日方毫无诚意，除等待援军以外，重要的是，日方的决策人正在举棋未定。8日晨，华北驻屯军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迅速解决卢沟桥事件的方针，也只是策略性的决定。是否挑起对中国全面开战，华北驻屯军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并不一致。准备发动战争并在积极筹划对策的，主要有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郎，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辅佐武官今井武夫，二十九军的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等。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和参谋长桥本群，对开发华北的经济皆非常热心。而不赞成行使武力，田代在这之前也曾多次与外务省商议，谋求实现和平的方法。华北驻屯军首脑们大多认为：一、如果宋哲元失去京津地盘，将来恐怕没有交涉对象，因此，不愿意提出使宋哲元地位以致命影响的要求。 二、考虑宋哲元的地位处境，考虑宋哲元从齐齐哈尔的深山里出来（有误——编者注）踏上京津军政舞台的心境，实有如插足京洛之地的乡下武士，汲汲于保持京津的地盘，尽量稳健的解决，以求自保。但是二十九军的下层，特别是青年军官们的排日抗日风潮又甚激烈。加以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宣传、鼓动，使宋哲元就是想表面上接受日本要求也不可能。 不过，此时田代中将的心脏病发作，已经命在旦夕。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于8日深夜，陆相杉山元即下令，以备对华紧急出兵。令4万士兵停止复员。 日本军部内部的“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顿然明朗。 第37章 日本军部主管作战的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提出“事变不扩大”的主张。在军队内部得到航空本部长久迩大将，参谋次长、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等寥热可数的几个人支持。 石原莞尔，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角之一，有“关东三羽鸟”之称，被日本少壮派军人视为英雄人物。当他被调回东京迭任要职后，他却顿悟前非，极力反对继续侵略中国。在卢沟桥事变前，就曾坚决主张驻华北的日军撤到长城以外，而将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彻底解决华北问题，使中日之间避免发生冲突。 有一次，石原莞尔在京都大学讲演，竟然公开发表惊人的主张：所有应负中日之战的人员均应发交军法审判。同时他更呼吁应由日本裕仁天皇亲赴南京，向蒋介石求和。 多田骏，在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之时，亲眼目睹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多田和石原之所以主张“不扩大”方针，均以中国民众普遍抗日排日风潮极为高涨，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统一国家，而不再是过去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状况为理由。 “七七”之前，石原少将担心华北会发生突然事变，警惕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密派陆军部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中佐到华北找各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冈本在平津逗留一个星期，回国后，向石原作了极为乐观的报告：“在华北的日军中，虽然也有部分人忧虑会爆发事件，但为数极少，从整体看，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 石原才略略放心。除此以外，占压倒多数的日本军方首要，无不在秣马厉兵，跃跃欲试，企图在即将扩大的中日之战中一显身手，如同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中的那些名将一般。其中最强硬的主战派诸如：朝鲜总督南次郎，鲜朝驻屯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内务大臣、海军大将末次正信等。 内阁与军部联席会议上，两派反复激辩，多田骏与末次正信险险乎动了武。 7月9日，陆军部决定了派兵方针，早上8时50分，杉山元陆相便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正式提出派兵案，陆相说：“……自事件发生以来不法射击不断，是一种无信不逊的态度。尤其从第二十九军的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不如在此时派出适当的兵力，亦即从国内抽调3个师团派遣到现地。” 其他阁僚认为，“从国内派兵时机不到。” 恰好此时，得知中日双方于9日凌晨，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因此，杉山陆相的派兵案就被暂时搁置起来。 接着，上午11时，日本内阁四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决定了“不扩大”方针，提出“日本政府的解决方针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进行道歉，以及今后的保证。”参谋次长今井清根据内阁会议的精神，9日夜里就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电示华北驻屯军。要求使冀察方面在最短时间内予以承认实行：一、停止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驻扎；二、关于将来的必要保证；三、处置直接负责人；四、道歉。 华北驻屯军根据这样精神，10日向二十九军提出四项要求：一、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道歉；二、给肇事者以处分；三、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取缔办法。 石原莞尔以军部第一部部长名义用无线电话命令天津驻屯军，叫他们下令牟田口联队立即从丰台附近撤退到丰县（指河北省丰县），勿使冲突扩大。可是，天津驻屯军的少壮派参谋人员却认为：撤退是交战之中军队的最大耻辱。他们悍然拒绝了这个命令。 军部非常不满9日内阁决定的不扩大方针。第二天，参谋本部制定并通过了向华北派兵的方案。决定从中国东北和朝鲜各派1个师团，必要时由日本国内动员3个师团，共5个师团，两个多月内使中国屈服。这个方案，军部仍称为是不扩大方针，而遭到军政界大多数不扩大派的反对。 7月11日，参谋本部将派兵5个师团的方案，首先提交五相（首、外、陆、海、藏）会议统一意见。上午11时30分，在首相近卫文麿官邸召开五相会议。 陆相杉山以强硬的态度说：“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5个师团，目前暂用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 海相军内光政支持陆相方案，认为：派兵等于全面战争。 海军也作全面战争准备。 外相广田弘毅只是软弱无力地提出，为了保护日侨和为驻屯军自卫才须动员。意见似是疑问也像是出主意。在3个多月前，广田就任外相时铮铮地保证：“在我的任职期间，我决不让发生战争。”犹余音绕耳，广田唯诺接受了军方的方案。也有人说“广田三原则”是迈向战争的基础，也不能说不准确。 拓务大臣大谷问道：“陆军将打到何处为止？” 陆军大臣杉山傲然拒绝答复。 海军大臣米内便代为答道：“预定打到保定为止！” 不料，陆军大臣当场大发雷霆，愤然斥责米内说：“像这样大的事，你也能在这种地方说吗？” 会后某位阁员曾经忿忿不平地说：“指内阁会议为‘这种地方’，叫我们这些阁员如何能尽职责？” 结果，陆军大臣杉山的派兵方案，在五相会议上诺诺连声中通过了。只是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陆相提出的派兵方案做了小小的文字上的修改。如，将“卢沟桥事变”改为“华北事变”，向华北“出兵”，改为向华北“派兵”。好在这些昭和军阀们并不在乎咬嚼几个文字，也未计较，就算同意了。 下午3时20分，只用了40分钟的内阁会议，决定了接受五相会议的决定，并议定“要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实际上内阁通过决定只是一种形式，真正的意义是利用内阁进行举国战争动员。 下午4时，首相近卫到叶山皇室别邸见驾。看来近卫的举止似乎对天皇不甚礼貌，近卫每次见到天皇都显得较为随便，这只不过他们如兄弟般亲密的一种表示。他们信口谈了些事情。20分钟后参谋总长载仁和陆军大臣杉山元也赶到了。 近卫和杉山谈了内阁出兵决定以后，天皇问了类似拓务大臣那样的疑问。天皇似乎对预定打到保定一说并不深信，但也没另提出疑议。天皇把中国有两个月时间就会屈服的话，问了一遍，杉山做了极为肯定的回复。天皇就一一批准了他们的奏请。包括稍后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官奏请的海军用兵事宜。 军人能够决定国家对外用兵，能够决定对另外一个国家宣战，能够简单而顺利地在内阁和御前通过，日本二战期间最后一任外交部长重光葵曾这样评价：日本政治的死亡。 当日（11日）晚7时，日本政府发表了声明，其要点如下：“……第二十九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了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与该军发生冲突。为此，平津方面形势紧迫，我国侨民濒于危殆…… 惟华北治安的维持为帝国及满州国紧急之事……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向华北派兵……“ 日本政府发表声明11分钟后，即18时35分，日本参谋总长就对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临参命第56号”令，命令关东军急速派遣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主力、飞行集团一部（6个中队）、高射炮两个中队、铁道第三联队主力等部开赴华北，受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指挥。 21时40分，参谋总部又发出“临参命57号”令，命令驻朝鲜第二十师团迅速开赴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这天夜里，参谋本部和军令部门各有关方面都发出了必要的准备命令。日本的海、陆、空各军种都做了紧急动员。 翌日晚间，首相近卫邀请政界、言论界和工商界领袖们到首相官邸，首相亲自出面要求他们对政府的决心予以了解和支持。 过去，如“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都是走在后面，而被军部牵着鼻子。这次相反，首相先发采取主动，进行战争动员，政府首先出手，与军部作战争竞赛。据说近卫是采纳了亲信的意见，这样可以利于事件解决。 声明宣布不久，军部的独断专行，很快使天皇和首相，大多数的日本政府官员，各地民众忧虑起来。甚至使近卫想搞掉陆相杉山。 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积极从事谋和活动，公开主张在华日军撤到长城以外。又想尽方法钻门路找关系，运动近卫文麿首相，请他下定决心，亲自到南京乞和。他通过内阁书记官风见章，对近卫首相提出了直接与南京谈判案，近卫首相对此也表示同意。 近卫首相本人，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不到10天观点又转了方向，认为卢沟桥事件只能和平解决。又暗中准备与蒋介石和谈。 19日，风见章书记官为转达石原氏的方案，拜访了近卫首相。首相正患痔疮，躺在床上。听完了石原氏的方案，首相表示决心说：“我本来身体很弱，不知道能活着为国家效劳到何时。 第38章 我如果能飞往南京，与蒋介石直接交谈，那就要豁出命来立即施行。现病卧在床，但可以由一个护士陪着去。” 在这之前，首相找来日本老政治家西园寺公爵的私人秘书原田熊雄，与其商谈与中国政府和谈之事。 西园寺公爵是当年日本仅存的一位无志政治家，他的实际权力，甚至在天皇之上。因为所有的日本新内阁首相都得由他推荐。而且，任何一位日本首相，倘若不能获得西园寺公爵的支持，他就很难干下去。原田熊雄是西园寺公爵唯一的耳目，通过他联络各方代表。他这位私人秘书，具有充分代表西园寺公爵说话的资格。 7月19日，石原氏又力图说服军部首脑，向陆相杉山元、次长梅津美冶郎和军事课长田中新一表示反对出兵华北。他认为“这样做将导致日中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会像西班牙战争时的拿破仑一样，陷入泥沼之中。此时在华北的日军应一举全部撤退至山海关。并且近卫首相应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谈判，解决日中两国间的根本问题。” 梅津反问道：“石原部长向首相谈及此事时，首相有信心吗？在华北侨民多年的权益与财产能放弃吗？能保障满洲国的安定吗？” 这位“关东三羽鸟”的谈话，应该说是很失败的，重要的是军部开始注意首相的动向。 近卫首相又以身体很弱为由，改变信誓之言又想派遣外相广田弘毅访华，谒请蒋介石和平解决中日纠纷。近卫甚至说：“广田外相倘能抱定非常之决心，亲赴南京直接谈判，即使交涉办不成功，最低限度，也可以让世界各国了解日本的意图。” 原田熊雄当下就答应了近卫，将他的决定转陈西园寺公爵。5天以后，经过多少观察与审慎的思考，西园寺公爵通过原田熊雄答复了近卫文麿的请示：“中国可能不再相信广田弘毅，最好是近卫文麿亲自到南京走一趟。” 然而，近卫文麿却还在忌惮日本皇道派军官的跋扈嚣张，横蛮无理，他迟迟迁延，踌躇不决。先是央请孙中山先生的一位日籍友人秋定辅，请他秘密往见中国驻日大使馆武官肖叔宜，希望肖代为联络，并予协助，让近卫能够派遣一名特使，到南京求和。 之后，这已经是7月23日，近卫首相又获得西园寺公爵的指示和肖叔宜的联络与协助。首相又邀请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日本友人宫崎龙介充任他私人代表，秘密潜赴中国南京，晋谒蒋介石。 7月23日深夜，宫崎龙介乔装易服，穿上便衣，悄悄离开东京到神户，预定搭乘24日由神户驶往上海的“长崎丸”，直驶上海，转赴南京。可惜的是，有关宫崎龙介赴华乞和的往返电报，早已被日本军方截获。宫崎龙介正杂在人丛中依序登轮，跟踪已久的便衣宪兵，不由分说上前逮捕。近卫首相的乞和密谋，居然被日本军部无情地揭露。 日本军部逮住了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堂堂日本首相居然拿他们无可奈何，更加助长了少壮军人的气焰。近卫首相忧思焦虑悲愤交集，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 近卫下令准备好专机，准备亲自飞往南京，亲自向蒋介石乞和，遏止中日间行将全面展开的大战。 专机已经发动，螺旋桨已经嘭噜噜地转了起来，近卫首相的专车秘密地开到了飞机场，当下就被冲上来的少壮军人们截住，因为少壮军人们已经侦得首相行动的消息。少壮军人拦住了首相的专车，令其转回官邸，不准首相登机。近卫首相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他知道这些少壮军人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们也不惜在此再发动一次类似“二·二六”式的政变，他们可能马上举枪向他射击，把他打成血肉一滩，或是将飞机击落。首相只好乖乖从命，调回车头转回首相官邸。 近卫飞华乞和再度受阻，和议马上趋向低潮。少壮军人悍然不计一切，准备蛮干到底，中日大战已属无法避免。 再说，7月8日中央政府就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蒋介石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固守宛平，就地抵抗”。同时申令二十六路军军长孙连仲，率领所部两个师，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的三十九师兼程北上增援，并令外交部长王宠惠、军政部长何应钦速返南京。 下午，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口头提出严重抗议。可是，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却在7月6日由南京去上海转青岛到天津去了。日本外相电告川越茂，已发生卢沟桥事变，命川越速回南京，川越茂在天津逗留不回，外相无法，只得任命在返国述职途中的汉口总领事三浦义秋为返任督促使，去督促川越茂返任。 7月9日，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三将领联名向南京参谋本部、外交部、军政部电呈前线情况。 同日，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再度赴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一名参事重申口头抗议，陈介正告日：“根据我方所接获的报告，卢沟桥事件其责并不在我，显系日军挑衅，特严重抗议，并且声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中日关系已臻重要关头，不容再趋恶化，贵方应立电华北驻屯军，速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速据正确事实，立谋和平解决，藉免事态扩大！” 日方参事虚与委蛇，强调日方并无意使事件扩大，并答允立即通知华北驻屯军，制止军事行动。 卢沟桥战争打响之后，副军长佟麟阁即派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副参谋长张克侠，军法处长邓哲熙3人前往山东乐陵向宋哲元汇报情况并力陈主战观点。 宋很赞扬，决定克日起程回平。此时忽先后得到蒋介石、何应钦来电，要宋到保定坐阵指挥。何应钦还特别强调勿到天津，免为天津群奸所卖。宋与何一向不睦，此次一再强调其去保定，不能不令生疑。而对蒋的抗战决心也有疑虑，是否抱着坐收渔人之利的态度？中央把其推到前面，然后掣肘？二十九军如若和日本人硬拼，其结果必是二十九军被打残，撤出平津，中央出面言和，自1935年二十九军进驻平津直至今天的二十九军黄金时代即告结束。另外一点，如若维持现状，以大刀精神武装起来的二十九军与华北驻屯军共存于平津，二十九军仍占优势和主动。得到何应钦命令以后，他又在乐陵滞留两天，从卢沟桥前线不断报告来打打谈谈的消息。日方不断地制造“不扩大事态，就此解决”的空气。这种假象很符合宋哲元的希望。宋哲元决心北上天津，再做和平努力。7月11日晚6时30分，宋哲元从山东乐陵抵达天津。刚下火车，就得到日本政府当日的政府声明，即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同时也得到中日代表谈判情况的报告。 7月10日，中日交涉又开始进行。 冀察政务委员会先派天津市长兼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为交涉负责人。日方对张自忠为交涉负责人非常满意，因为日方认为，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中，张属于“知日人士”，“与冀察军内其他要人不同，总会对日采取合作方式的。” 10月下午4时，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特务机关长同张自忠代表张允荣进行了3个小时的谈判。之后，松井、张允荣又和日武官今井一起，不顾天黑雨大，满怀希望地来到张自忠的住宅，交涉撤兵问题。张自忠因患痢疾，卧病在床，面颜憔悴，身体消瘦，十分虚弱。张自忠听了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张的回答，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他非但不肯答应惩处“肇事”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军队的问题，也只不过主张换换部队而已。松井二人无功而返，便将交涉的对象转向秦德纯和其他冀察要员。 11日晨5时，秦德纯亲自打电话对松井说：其他条件都可以让步，唯独对卢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绝对不能同意。由于冀察当局态度很强硬，谈判出现了僵局。 下午，今井武官与冀察政务委员齐燮光、张允荣等人再次进行交涉，日方答应可以从卢沟桥附近撤去日兵。张、齐二人基本同意了日方提出的条件。 正在这时，日本内阁决定派兵的消息已经传达给华北驻屯军。下午2时（7月11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情报参谋专田盛寿给今井武夫武官打来特急电话，向他传达了东京内阁会议的决定：“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华北驻屯军得到内阁决定通知后，马上召开了参谋会议，作了如下决定：“以此项事件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 具体措施是：一、暂时停止过去的和平谈判；二、彻底实行《何梅协定》；三、在此期间，逐步集结兵力，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给以彻底打击和扫荡。“ 华北驻屯军的方针已定，需要的是战争的准备时间。如若像专田参谋那样撕毁一切协议，露出马上发动战争的面孔，可能造成二十九军提前准备。 特务机关、武官都没有按照专田参谋的方法去做。当日（11日）晚8时，也就是专田通知今井武官，一切协定予以撕毁后6个小时，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仍然与中方代表秦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史称“秦——松协定”。协定内容主要有三条：一、道歉；二、保安队维持治安（指卢沟桥附近）；三、取缔抗日团体。 第39章 从协定内容看，日方已经降低要求，而同时，日方不断向华北派兵。冷静观察，日方签定协定不过是争取时间，敷衍中方。 与日军态度相反，华北当局在协议签订后，以为和平已不成问题，为表示自己的友好和诚意，首先，在当天晚上，把几天来俘虏的200多名日军送回丰台。 7月11日宋哲元由山东乐陵赶到天津以后，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辅佐武官今井武夫少佐等即马上研究分析宋哲元的心理，认为：一、宋认为卢沟桥事变又是局部冲突，只要我们再让一步，那就不难获得解决。 二、他还不知道南京中央业已决心抗战到底，不再对日方继续忍让。 桥木群等抓住此机会，马上派遣他们的鹰犬爪牙，亲日分子，如前江苏督军齐燮元，北洋政客潘毓桂等，向宋展开了包围攻势，要求宋哲元留在天津，与日方展开谈判。 潘毓桂甚至坦直承认：“我已经跟松井机关长商量好了解决办法，才来求见宋主任委员，向宋主任委员剖析利害，希望您能够采纳！” 此事变以后，日方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中央军北上，如若中央军进入平津附近，两军战事就会再行升级。日本内阁所通过的派兵5个师团计划就须重新考虑，中日两国全面战争不再是步步升级，而是一步到位。也不再是海军大臣米内预言打到保定，和两个月使中国政府屈服的事。所以，驻屯军马上要稳住宋哲元，先行孤立二十九军，挑拨起二十九军与中央军的矛盾。稳住宋哲元的工作必须首先由亲日分子去做。然后，再集中兵力，施以致命的打击，一举攫夺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在未完成部署之时，日方须不断放出“现地解决，不扩大”的烟幕。 而10日至12日秦德纯、张自忠与日方松井等人所签协定，也恰是烟幕的一个重要部分。12日秦德纯赶往天津向宋哲元汇报战事与和谈情况。基于这三种因素：一、日方努力达成协议；二、汉奸下说词；三、宋本人希望地方性解决。 宋判断可以“就地解决。” 所以，宋到天津后的第二天，即发表谈话：卢沟桥事变乃系局部冲突，希望能做一个合法合理的解决。 同时，谈话中又强调：“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类，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 宋哲元在看到日本政府11日向华北派兵的声明以后，汉奸们对声明作了合理的解释，使宋哲元深信不疑，以为日方又在虚声恫吓，并不以为意。而对蛮横跋扈的昭和军阀采取了精诚所加，金石为开，仁人义士的态度。这举止也不能不属“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就在宋将军发表谈话同日，即7月12日，日本军部又拟定了“对支那作战计划”，决定了“目前应向平津地区迅速派遣陆军兵力，以达膺惩二十九军之目的”。 另外，因原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之病危，新任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乘专机，在关东军战斗机的护送下降落在天津机场。这一新的任命也是11日五相会议通过，由天皇亲自任命的。 香月清司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十四期生，后入日本陆军大学。日俄战争后，被派驻德国日本大使馆充任武官。他研究“步兵战术”在当时日本颇有名气。1928年，济南惨案中，香月提议，驻东北的一部分日军，急速调往山东，对北伐军横加阻挡，开了以武力对华进行干涉的先例。由于他在侵华战争中有功，从此官运亨通，不断得到提拔，甚至一度成为陆相候选人，香月清司来华前，任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一直关注着华北局势，在任教育总监期间就曾到北平、天津地区进行过考察。 香月一到天津，驻屯军的少壮派军官就摩拳擦掌地向其汇报，只要日本陆军两三个师团的兵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扫荡二十九军，并且将其逐出华北。香月还进一步认为：倘若对卢沟桥事变采取消极的态度，就唯有增长中国的势力，徒然贻害于将来而已。香月力主予中国彻底打击，以确立华北亲日政权的基础。即：在华北建立汉奸傀儡组织。7月12日香月到天津，19日香月即向军部提出了“状况判断”。香月提出：“只要使用日军首次增援华北的兵力，便可以将二十九军一举击溃。不过，不妨利用谈判转移对方耳目”。香月开价七项和谈条件：一、彻底镇压共产党活动；二、罢黜排日之要人；三、具有排日色彩之中央机关自冀察平津撤退；四、排日团体，如：蓝衣社（实无此团体，可能指的是复兴社编者注）等，应自冀察平津撤退；五、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以及其他学生与民众之运动；六、取缔军队与学校中之排日教育；七、北平市之警备，由保安部人担任，中国军队，一律撤出城外。 7月13日，慷慨激愤的上海市各团体，电慰宋哲元及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宋哲元还曾回了一个通电，说：“日军之宗旨在战斗，凡战官兵，慷慨赴义，公所当然…” 这一封复电由全国各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使所有同胞读了莫不大为感奋，以为二十九军将士的抗战决心，应该是绝对不会成问题了。然而，在第二天，即7月14日晚上，香月清司派参谋专田，将日方七项和谈条件，向宋哲元当面提出，宋哲无细心看过之后，却又郑重其事地表示：“贵方的这七项要求，个人在原则上无异议，只是希望能够延缓实施。” 当下宋指派张自忠、陈觉生、齐燮元等与日方代表研究磋商。 然而，7月15日，日军部即完成“中国驻屯军之作战计划策定”，即等于日军部向在华北日军下达了作战命令。这一作战命令的头一条方针便说：“军事行动开始时，速以武力膺惩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期，应先将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以西。” 当日，由于宋哲元原则上同意日方所开列七项条件，以为局部冲突可以和平解决，又发出了一封与13日通电矛盾的通电，令全体国人为之错愕，通电说：“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概不敢受…” 华北局势剑拔弩张，战云弥漫，日方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形势忽而紧张又忽而松弛，遂使国人也坠五里雾中，对华北当局与日交涉，有莫测高深之感。因此，有人致电宋哲元，表示关怀慰问，也有人义愤填膺，大为指责，甚至有人亲赴天津，投刺谒见，向宋哲元痛陈利害，揭发日方的阴谋诡计。7月16日，北平教育界推派代表李书华、李蒸、张贻惠、刘冶洲等望重一时的学人，专程赴天津谒宋，向他探问究竟，有所建议。宋哲元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我明晓日本人是贪得无厌的，今天我答应了日本人几项要求，明天他们就又有新的条件来了。所以，时至如今，我还没有跟日本签订任何协定，二十九军也绝不会同日本人让步！” 可是，话锋一转，宋又自食其言地说：“不过呢，为了保持华北的和平，我也愿意有限度地接受日方要求，譬如道歉呀，撤兵呀什么的。” 7月16日晚间，香月清司奉日本陆军部的指令，命令他立即采取强硬措施，要宋哲元在指定期限之内，应允日方所提的条件。7月17日上午，香月通告宋哲元，限他在19日以前承诺日方所提的条件。宋哲元只好责令张自忠等于当晚开始，继续与桥本群商谈。日方为此，又大造舆论，言下之意二十九军与日方秘密签订协定。 这时，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病殁。田代是抗战爆发后第一个死于中国的日本高级将领。宋哲元以参加田代皖一郎丧礼为名，跟香月清司见了面。日方又借机宣传宋以参加田代司令官丧礼为名晤面新任司令官香清司，并对日军表示道歉。疑团丛生，连南京中央也弄不清宋哲元在干什么。 7月17日，南京中央责令二十九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李世军问询宋哲元与日方谈判真相。宋知自己在天津羁留已使中央疑虑，宋只好为自己解释说，仅以解决地方局部冲突，决无任何丧权辱国协定。 有人向宋建议，要宋速离天津，否则人身安全将难保证，宋已觉得再在天津滞留也无意义。7月19日早上，宋搭乘北宁铁路专列离开天津，专列经过杨村两侧铁桥，桥上，已被日本人埋置了炸弹，专等宋专列到来。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十六章 关东军入关前面提到，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蒋介石即命令亦在庐山的外交部长王宠惠立即回京。王即日启程，7月10日抵达南京，旋即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 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时在天津不回，日大使馆由仅有的一位参事日高信久郎负责。日高悍然向王宠惠表示：“……日本不愿意以中华民国外交部为交涉对手，卢沟桥事件应予就地商谈。” 日高参事的一席言词令人惊愕。这也是“不以中华民国为交涉对手”一语的首次出现，翻阅过抗战史的人，就会经常发现，日方在这之后，经常使用此语。这话何意？一是，就地解决，但从全局看，日方非此意。二是，对冀察当局施加压力，使冀察当局就范，成为类似冀东殷汝耕那样的伪政权。 第40章 就在这一天，蒋电冀察当局“固守宛平，就地抵抗”。并令孙连仲、庞炳勋率师北上保定一带，准备在保定——沧县一线与日军作持久之战。这一构想，恰恰体现蒋介石的“德国式的整军布阵战术思想”。岂料日军在占领平津以后，先向西北，兵出南口，8月份即开始了南口大战，得手后，又转战山西忻州、太原等地。平津失守后，恰遇平津河北天降大雨，遍地汪洋。二十九军兵败，军多怨言，已无战心，所以，保定——沧县的阵地防御战，未经大的接触，即行南溃。 蒋介石与宋哲元虽然在以儒学治军治国的观点上相近，但蒋曾受上海滩翻云覆雨的经济政治潮涌的影响和青帮红帮黑社会势力的熏陶，手段要比宋哲元高明而灵活得多，这一点也是宋对蒋不信任的根源。再加上过去的芥蒂，一直潜伏着心理上的危机。反之，蒋也一直认为宋是冯玉祥的亲信嫡系，也总是防他离心离德。 话说回来，日高参事的话不能不使蒋介石派生出很多想法。 7月13日，蒋电饬宋哲元“万勿单独进行和与战”。电文有谓：“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余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绝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控。”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的观点，无疑是见地远远高于宋哲元。后面电饬既是针对日本的“不愿以中华民国外交部为交涉对手”，又是暗示宋哲元必须听从中央指挥。孙连仲、庞炳勋率师北上，既是威慑日军，同时也是威慑宋哲元。宋哲元抵津之日，到19日离津之时，在这黑暗而漫长的8个日夜间，风波层出不穷，他确给国人留下了一个莫大的谜团，他所表现的矛盾与犹豫，险些使日本人的诡计得售，险些断送二十九军，国人可能沦于万劫难复之境地。 宋哲元乘专列回北平之时，日人见宋并不顺从，企图再制造一次“皇姑屯”轰炸张作霖那样的事件，而使冀察当局及二十九军群龙无首，趁乱出面收拾局面。所以在杨村西侧铁桥埋置炸弹，而图炸毁宋的专列。庆幸的是，装置炸弹的人是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在炸弹上没有装上引信，所以没有爆炸。 19日上午10时宋的专列到了故都北平。当日，日报宣传，19日，张自忠、张允荣与香月商定6条“细目”，即以香月提出的7条要求为基础的商谈内容。并说张自忠、张允荣还代表二十九军签了字。 宋将军从火车上走下来。8天前，由于在老家两个月的休养，又恢复了他那方脸黑髭高大魁伟的齐鲁军人形象。8天后的今天，跳下火车，几乎令人认不出来，人的轮廓好像小了一圈，面带疲劳和憔悴。记者们围了上去，劈头就问：“宋将军，今日日文报纸已报道，张自忠市长、张允荣委员已经和香月司令官签订六条‘细目’是否属实？” “宋将军，日方报道将军参加田代司令官的葬礼，目的是见香月，并向他道歉！” 宋哲元面露愠怒，振振否定：“根本没有道歉之举，若是道歉也是双方道歉。更没有‘细目’之事。” 宋本来寡言，今天的话就更少，只说以上的几句话，就钻进了来接他的汽车，在车上一言未发，回到武衣库私寓。随员知宋心境不佳，谢绝一切来访者。宋心里明白必有很多前来诘责的客人被拒之门外。宋考虑再三，决定翌日发表公开谈话。内容略约：“哲元对此事（指卢沟桥事变）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之大事，只有静候国家解决也。” 当日（20日）下午3时，日军以大炮回答了宋哲元的讲话，日军用大口径炮猛轰长辛店及宛平城，造成守军及民众惨重伤亡，宛平城最高军事指挥官吉星文团长亦负伤。中日全面大战开始进入不可收拾阶段。 宋哲元到北平以后，首先见到了秦德纯和冯治安。秦已经在府右街私寓，秘密构筑混凝土地下室，以备固守北平之日，做战时指挥部。 被日本人看作抗日的主要人物冯治安，这时已被任命为北平警备司令。他往日精神抖擞气魄剽悍的形象，现在加上了一双熬红的眼睛，因为年轻，只有三十几岁，所以尚无疲劳之态。卢沟桥事变后，他已经在北平城内及郊区布置警戒，北平城内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检查来往行人车辆。在交通路口均已垒起沙袋和拉起铁丝网，以作临时工事。 宋哲元听了以上报告以后，一言未发。之后，带着冯治安等出去视察。坐在车中，见到林三街旁向车敬礼的军人和交通要道如临大敌的临时工事。宋哲元向冯治安表示，为表示我们和平解决的诚意，要把这些工事拆掉，并和冯治安等商量将三十七师暂时南调。后经冯治安、佟麟阁等人反对，中央也不同意，事情搁置，待观动静。 7月17日，军政部长何应钦密电宋哲元，要求二十九军兵集南苑、宛平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日方压迫，要求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南调，北平城区只准驻保安队（天津城区根据辛丑条约，已不准驻军），作为谈判条件。两种对立的要求，宋对谁的都得听，对谁的都不能全听。宋举棋难定，只好将两种指令要求折衷。 当时北平城内防务，主要由三十七师二二一、二二二团担任。7月20日，日方要求将二二一、二二二团南调离北平城40华里以外，作为解决大炮轰击宛平和长辛店的条件。因宛平、长辛店距北平30华里左右，南调40华里的意思，即调往宛平、长辛店以南，把北平防务让出。宋等只好答应，采取偷梁换柱之法，将二二一、二二二团官兵速换成保安队服装，继续住在城内，将原驻城内的保安队南调，并令驻河北任丘、河间的赵登禹一三二师石振纲二十七旅换成保安队服装急行军进平。一时保安队服装奇缺。 人心略略安定，北平城防务部队又增至4个团。二二一、二二二团防守北平西北方向，由阜城门至德胜门一带。安定门至东直门一线由六八一团一营防务。齐化门（现朝阳门）到东便门一线由六八一团二营驻守。东便门至大红门由刘汝珍六七九团三营防卫。右安门至广安门一线交给了刘汝珍六七九团李延赞一营警戒。此时，驻城内东交民巷日军约有500人。 同时，宋哲元又令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下辖的一旅陈光然二旅吴振声，在西苑布防。23日国民政府公布“惩治汉奸法”，汉奸为日人通风报信情形略略收敛。北平态势粗定。 蒋在庐山令宋哲元到保定坐镇指挥之后，蒋料宋必打折扣。11日果然得到宋到天津消息，蒋大怒，但此时不是发怒之时，一怒可能将宋哲元逼到日本人那面去。他只好忍怒召来参谋次长熊斌中将，向他面授机宜，令其马上北上，向宋哲元传达中央抗战决心。熊斌中将12日即出发北上保定。因宋去天津，迟滞至22日两人才在北平见面。熊斌是个说客，“塘沽协定”之时，曾是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也属留日派。熊与宋的私谊也不错。熊见宋先叙别情，再论国事，最后，又准确而又生动地讲了中央的抗战决心及委员长谆谆期望。 19日那天守军得到蒋在庐山海寒寺向大学校长、教授、新闻界和知名人士谈话的消息。这就是庐山讲话，节录如下：“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下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楚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的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态度；和平希望绝须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讲话”19日发表，国人极度激奋，零涕相告，掀起全民族抗战热潮。同日将“讲话”送交日本大使馆。同时以《备忘录》形式向日方提出和平倡仪。20日日军大炮轰击宛平、长辛店，大概也是对“讲话”的回答。 熊斌向宋哲元讲明中央意图，宋才相信中央已经决心抗战。 第41章 20日前后，军政部拨发给二十九军300万发子弹，并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所属高射炮部队，全部调赴保定，拨归宋哲元指挥。鲁、豫各地兵站仓库一律向北推移，以备作战补给之用。 宋哲元才作下国人殷望的决断，他要誓死抗日，固守国土，跟日军决一死战。7月24日宋紧急召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军事会议，研究兵力部署和方案。不过此时，无论采用参谋长张樾亭的“三线防守”方案，还是采用副参谋长张克侠的“以攻为守”方案，还是其它方案，都已为时过晚。自11日日内阁发表向华北派兵声明，已过13天，日方在这13天里紧锣密鼓布置，作战方案已接近完成。也由于二十九军无法掌握日方军事情报，和对日军向华北调兵目的反应迟钝，宋哲元等人还以国内内战的经验而决策，决定赵登禹一三二师石振纲旅守北平，其余和三十七师进攻丰台、通州，三十八师进攻天津海光寺。刘汝明一四三师自南口出来，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截断古北口通路。决定8月1日行动。而被日人抢先动手，二十九军极为被动，战事也极惨烈。 两国交兵，争取好的国际环境和其他国家支援，也是决定胜败的重要条件。 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势力最大的莫过于美国、英国、苏联。自从日本退出与英美等国签订的海军条约以后，日本不愿再在海上称小兄弟，而使美英不悦。“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又退出国联，而与英美等国关系闹僵，但是，不等于美英支持中国，英国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一直以中国为“敌性国”，中英关系存在敌性性质由来已久。鸦片战争，就是英国的兵舰敲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广州的平英团，平津一带的义和团，高举着反帝大旗，主要面对英国。况且，30年代以后，德国纳粹兴起，已经对英国构成极大的威胁，英国也感到无暇东顾。英国也已明确表示，中国如与日本发生战争，英国不能支持中国。而美国对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摩擦一直抱着观望的态度，只有日本损害美国在华利益之时，美国才出面表态。中国与日本爆发战争，如请美国支持中国也是不可能的事，假如为中日之间战争之事在美国公民中进行公决，恐怕支持中国的观点会不足一半。因为美国人会认为，两个黄种人的国家争吵，我们不必介入，尤其中国人的形象在西方人眼中比较恶劣，一个留着长辫子面黄肌瘦的鸦片鬼，在外国的街头打着滚要求洋人施舍。驻外国的中国大使趿拉鞋在巴黎街头捡罐头盒等等，给洋人的印象太深。美国人会认为将纳税人的钱支援中国，无疑是给东方鸦片鬼以更多的条件去过烟瘾。至于苏联，西面面临纳粹德国的威胁，苏联不愿东西两面受敌，几乎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愿意中国牵制住日本，但也不愿明显地支援中国，而激怒日本，影响日苏关系。 可想中国政府在外交上步履艰难。 原来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的陆军元帅山县有朋和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鉴于日本既结了与中俄两国的仇恨，又招来了英美的嫉妒。英美俄三国干涉日本归还辽宁的余痛未消，各国联系的威胁可惧，为国家百年大计起见，曾制就日本未来战略数则，奏准天皇，列为兵典，那战略就是将欧亚强国，分为假想敌，按其敌性深浅，定其交战等等。照当时计议：日本的假想敌，帝俄居第一位，美国居第二位，英国是同盟国，中国国力未充，不在假想敌之内。山县、东乡自觉日本国力与任何一个假想敌作战，都可获得胜利；如与两个假想敌同时作战，胜负还可相等；如与两个以上假想敌作战，则日本必败。因此他们议定日本国防公式：应以避免与两个强国同时作战为铁则。这铁则经过后来1918年、1923年的改订，假想敌次序有数度变更：美国第一位，俄国第二位，中国第三位。而不与两个假想敌同时作战的铁则，仍无变动。 日本元老、内阁对于大陆政策的推行，格外小心谨慎。1922年宇都宫太郎大将在病榻弥留时，命他副官土桥勇逸把荒木贞夫（1932年担任陆相）召唤前来，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粗线，这条线在东经60度与70度之间。他说：“这是你们一代应该努力的日本。”这条粗线包括：西伯利亚全部，中国、印度、东南亚、澳大利亚。后来日本创造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即此范围，只是将其性质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日本属地，包括海南岛、香港、东南亚、苏门答腊、婆罗洲、锡兰和印度洋沿岸。第二种是受日本指导的国家，包括中国、满州国、缅甸、越南、菲律宾、阿富汗、暹罗和爪哇。 1927年前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之曾向天皇上奏，说“要征服世界，就得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就得先征服满蒙。”虽然此奏折是否属实，已难考证，但日本所实行的大陆政策确是这样做的。史称“田中奏折”。“田中奏折”将宇都宫太郎大将的遗嘱更加明确和具体化。 日本的大陆政策，在1936年以前，仍以山县东乡铁则为基准，所以无论怎样，他们还是小心谨慎地对待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关系。至于1942年爆发与美英的太平洋战争，德意日三国结成轴心同盟，英美中苏成为同盟国，那是后话。 话说回来，蒋介石在17日向大学教授们讲话之后，7月20日自庐山返抵南京。7月21日英国大使许阁森谒见蒋，蒋对许阁森明确表示：“我国非不可考虑为适当之解决，但…… 日人无信用，最好请你作中间保证。“ 三天后，许阁森再度请谒蒋介石，他说：“贵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和贵国特使孔祥熙先生，已与敝国外相哈里法克斯会晤。敝国刻已知会日本，停止原在进行的英日谈判计划，并且促使日本全力节制日军在中国的行动，日本必须深切了解，中国的忍耐是有一个限度的。” 蒋对许阁森大使说：“中央对于宋哲元与日本人间的协议可以同意，实已达到最后限度，日方如再提出其他条件，我方必予拒绝，彼时战争必不可免。” 7月25日，美国大使詹森请谒蒋，蒋首即说明：“在我方已尽最大容忍，对于日方之两项目的已予同意，盖日方要求：一、卢事当地解决，我方已允由当地解决。二、中央不妨碍当地解决之实行，我政府对于宋哲元请示之三点已予同意。凡此均为谋求和平，曲予优容。但我政府至此已到最后限度，若日方再提其他要求，向我威胁，我方决难接受，唯有出于一战！”……蒋又正告詹森大使：“美国是九国公约的发起国，对此项事件，实有法律上的义务；美国又向来主张和平及人道主义，所以在道义上，也有协助制止日本的义务。” 26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谒见蒋介石时，向他提出报告：“敝国……极望贵国与日本能和平解决，昨天和王宠惠部长晤谈的时候，本人曾经表示：敝国政府甚愿协同第三国，对日本为友谊的劝告，或出面调解。但日本已声明不愿意第三国出面干涉，敝国虽欲调停，恐亦不可能收效了。” 同一天下午，蒋接见法国大使那齐雅，那齐雅以英法间的“百年战争”为例向蒋感慨地说：“敝国在历史上，曾与英国有百年战争，当时英国谋伸张其势力于欧陆，认为敝国将永远为英国所征服。但是，百年战争的结果，却是英国势力仍须缩回英伦三岛。现在日本在亚洲大陆得势，也以为可以征服贵国。可是战争的结果必然是日本归于失败，将来仍须退回岛上。然而，在此和平尚未绝望以前，敝国极希望仍能和平解决，所可惜的是日本军人太多，意见不能一致，因此，和平的前途实在不可乐观。”蒋回答说：“日本全为军人所控制，国事无一人能够作主，实在可惜。” 可惜的是，这些国家只是在道义上对中国表示同情，并无任何实际支援。 蒋为做最后和平努力，电令驻日大使许世英晤见日本外相广田，要求日本政府以和平解决之愿望，平息中日争端。日本外务省官员幸灾乐祸地回答：“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 这实等于戏谑式宣战了！ 到7月25日左右，日军在平津集结兵力有：一、关东军第十一独立旅团，即铃木重康混成旅团，由热河兵出古北口，已近北平北郊。 二、由东条英机统率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即酒井镐次旅团，亦由热河向北平推进，并攻占平北沙河镇。 三、日本驻朝鲜驻屯军第二十师团，由师团长川岸文治郎率领，已进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进犯。 四、由板垣征四郎统率的第五师团，自日本国内循海路运抵华北，配合海军在塘沽登陆。 五、原华北驻屯军。 六、日飞机50架飞抵天津。 以上兵力，约6万人以上。 另外，冀东伪保安队约1.7万人（后反正），蒙汉回伪自卫军计2万余名，伪满蒙征绥联合军约1.2万名，伪蒙古征绥军联队约7000名。 日方实力已远远超过二十九军。 日军在塘沽已卸下10万吨军火物资，天津日军以40辆载重汽车日夜不停向丰台等地运送。 第42章 日军目的，首先分割北平与天津，而使北平、天津二十九军驻军成为孤立形势。这样，北平与天津之间重镇廊坊的战略地位就显十分重要。 当时的廊坊是河北省安次县的一个小镇，被北宁铁路（北平到沈阳的铁路）线分为南北两部分，小镇坐落在廊坊火车站的两侧。早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义和团曾在此与八国联军大战，以廊坊大捷而使廊坊知名。平津地区如若战起，争夺廊坊是不可避免之战。 因在廊坊地区有北宁铁路和平津公路连结北平与天津，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以后，即派三十八师一一三旅刘振三旅长率旅部及二二六团驻守这一带。旅部、团部和特务营驻在铁路路南，第一营驻在车站东端的侍卫府。第二营（欠第五连）驻防廊坊以东的武清，其第五连驻守杨村。第三营（欠第十二连）配置于廊坊铁路以北，其第十二连驻在廊坊东北的河西务。团迫击炮连驻在铁路以北的一个小货栈内。机关枪连则配置在车站以北的一个小村子里。 卢沟桥爆发战事以后，二二六团官兵知道固守廊坊，钳制阻止日军由天津增援北平，对整个战局至关重要。团长崔振伦首先把随军家属送走，随即构筑工事，把车站和街巷隔开。各街口用枕木、麻袋填土堵塞，在房顶上则垒起各种类型的掩体，并在车站两端布置了便衣队，准备于必要时拆除铁路。 二二六团官兵得知卢沟桥消息后，全团官兵上书师部请命，表示愿到前方杀日寇保家园。几天后，得到师部备战避战的命令，要求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但又要求寸土不失。官兵对这命令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当年大清国签订的《辛丑条约》现在还在生效，条约中规定北宁铁路不做运兵使用。卢沟桥战事爆发后，日军从天津向北平运兵，因日援兵尚未到达，也不愿在各地惹起麻烦。所以由天津增援北平的日军没有利用铁路，而是以汽车运输，甚至徒步行军。但从天津到北平，必须经过廊坊，必须通过二二六团防区，二二六团官兵眼看着日军辎重和军队日夜不停地经过防区，已是怒不可遏，但也不敢违抗军令。7月11日以后，日军更加嚣张，不断到廊坊进行挑衅、侦察，了解铁路和车站的地形和情况，目的不言而喻，似已注定大战必由此处引起。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十七章 廊坊城下勇士请缨7月25日开始的廊坊战事，即是中日两军继卢沟桥之战的扩展。 在这之前，廊坊的形势已如渐渐拉紧的弓弦。到25日，这弓弦已经绷到了顶点，此刻，箭已经不容不发。 卢沟桥战事爆发，郁愤已久的廊坊守军二二六团，连日来，擦枪磨刀，尤其得到“卢沟桥守军，以卢沟桥为坟墓，寸土不可让敌人”的消息后，全团官兵更加情绪兴奋，斗志高昂。但他们得到的是“不准先敌开火，又要寸土不失”的难于执行的命令。 前面提到，日军因国内及关东军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为避免与二十九军全面冲突，由天津开往北平的增援日军，没有利用铁路，而是利用汽车运输或徒步行军。无论利用何种行军运输方法，由天津到北平，必须经过廊坊。而廊坊要道的咽喉路口是杨村东口。驻守在这里的守军是二二六团第二营第五连的士兵。自卢沟桥战事爆发后，五连守卫路口的士兵，眼看着日军的汽车和步行队伍掀起滚滚烟尘，大模大样地通过杨村东路口，然后又朝北平方向而去。士兵们要求上级阻止日军通过，得到的命令仍是不准先敌开枪。后来，日军通过路口越来越频繁，甚至每天都有几次，每次日军通过，五连的士兵都向上级要求就地杀敌，但都被严令拒绝。五连士兵气愤不过，悄悄商议，在公路上挖了个陷坑。这次恰好一辆辎重汽车经过，陷入坑内，怎么也开不出来，士兵见机会到来，在阵地兴奋地观察，等待开枪的当口。连长杜巍还蒙在鼓里，他担心这辆车在这里呆时间长了，士兵们定会搞出名堂，一旦开枪，违反军令，自己担当不起。连长便请示团部，问如何处理。团部难以做主，又马上请示师部。当时师长张自忠在北平，师部工作由副师长李文田负责。电话等了半天，才传来副师长的命令：“责令这个连的官兵，帮助日军把车拖出来，快走了事。” 团长崔振伦听后大吃一惊，他感到难堪，像这样一个帮助敌人打自己兄弟部队的命令，崔团长是不敢向连里传达的，他知道五连官兵必会对自己愤怒而唾骂，今后的队伍将不好指挥。虽然，二十九军中的愚忠观念很起作用，但是红了眼的拿着枪的士兵，很可能将自己看成汉奸而开枪。但是，不传达命令，又得负违背上级命令的责任。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崔团长拖延着时间，正在左右为难之际，他得到了杜连长咬牙切齿地报告：“日军的汽车开走了！”崔团长不顾杜连长对上级不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杜连长在电话里又说：“请团长另委个连长来代替我好！” 崔团长问：“这是什么意思？” “敌人几天来络绎不绝地从门口经过，官兵都忍不下去了，非打不可。如果真打起来，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杜连长接着又说：“如不让我们打，就叫我们改装土匪，离开杨村到别处去袭击敌人，打了就跑，你看行不行？” 话分两头。日军利用公路运输辎重和部队只是权宜办法。已经卸到塘沽港口的10万吨军用物资和数万军队如何运到北平？利用北宁铁路运输，是日军绝不会放弃的办法。1937年春天，冀察绥靖公署的日本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也就是卢沟桥事件的日方谈判代表，要求到廊坊考察。三十八师官长没有办法，只有同意樱井到廊坊检阅部队。于是，樱井在副师长李文田的陪同下来到廊坊二二六团驻地。因樱井少佐与李文田少将副师长官衔相差悬殊，由一个将军陪同一个少佐检阅部队，在有军衔以后的军事史上，难找到第二例。如此难题，中国人自有中国式的处理方式，于是，李副师长改穿便装，按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官民制服有两种，一种是西服，结领带，另一种是民族式的制服：长袍罩马褂，西瓜皮小帽。这种长袍马褂下肥上窄，如若平常穿着倒还宽松，如若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去检阅军队，不能不令人感到滑稽而不伦不类。但是，李副师长无可奈何，只有穿这样行头在被检阅的官兵面前出现，同时接受受检阅部队指挥官敬礼，但是副师长不能还礼，因为穿长袍马褂的还礼是作揖或叩头。副师长本人在这种场合也显得做作和别扭。樱井少佐为此倒大出风头，并且在部队面前讲了话：“中日同种同文，应该睦邻亲善，共同防共，对付欧美各国…” 可是，7月7日以后，尤其是11日以后，日方来者不再“睦邻亲善”。11日中午，二二六团团部接到万庄车站通知，说：“有日军五六名携带通讯鸽两笼，到廊坊车站去了。” 这时二二六团崔团长找旅参谋长李树人研究对策（因旅长刘振三在庐山受训，李参谋长代理旅长之职），决定请安次县廊坊公安分局种长出面交涉，同时传令官兵不准到火车站去。 6个日兵到达廊坊，下车后，种长趋前问其来意，日兵只做漫不经心地回答：来检查通讯的。并要求到市内去逛逛。种长只好耐心向他们说明，从车站到市内均被驻军隔绝，不能进去，劝他们早些回去，以免与驻军发生误会。这6个日兵大概觉得势单力孤，或是已经完成任务，不再坚持去市内，答应等有车来即回北平。日兵与种长谈完话后，立即放走了两只通讯鸽，种长派了两名公安人员一直陪同日兵等车，直到车来走了完事。 廊坊当局并不理解日兵在廊坊放通讯鸽的目的。中国人以养狗养猴等玩物出名，如宫廷狮子狗，就是现在人称之为京巴的哈儿，洋人曾赞叹它有东方神秘色彩。另外还有沙皮狗，大五藏獒等，都是世界第一流名犬，可惜中国人只把它们停留在玩物上。国人养鸽子的历史无法考证，估计当时也会有人赶这时髦，放着大群的鸽子，满天地飞。但在军事通讯上使用，虽然简单而有效果，当时也乏人琢磨这事儿！ 以后，这类事情不断发生，特点是人数一次比一次多，态度一次比一次强硬。当局采取随机应变对策，或选派机警能干的军官化装成公安人员，暗带短枪，随同公安分局种长与敌周旋，或派出武装便衣，将日兵秘密包围起来，以防万一。 一次，十几名武装日兵仍以检查通讯为名来到廊坊车站，下车后佯做无事，到处游逛。有一敌兵爬到电线杆上四下张望，他发现房顶上有守军哨兵，向他们瞄准作射击状，他急忙下来，咆哮如雷地向公安分局种长表示要找驻军司令抗议。说，在他们值勤之际，中国兵为什么向他们射击。公安人员一再劝阻解释，恰开往北平的火车已经进站，日兵一面威胁一面咒骂上了火车。 7月23日傍晚，二二六团接到天津车站的紧急通知，说，“有敌人兵车一列开向北平。”这时日军兵车已离杨村只有一站，团部当即与杨村、落垡两站站长商量，是否有办法阻止敌车前进，两站均表示没有办法阻止。 第43章 二二六团的任务是守备廊坊地区并阻止敌人前进。可是有上级的命令在前，既要避战，又要寸土不能资敌。打！违反军令。退，也违反军令。 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幽默，难道这不是实实在在的美国式的黑色幽默？ 不过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对付方法。廊坊车站站长李益三说：“我倒有办法，团长能不能为两个站长负责？” 崔团长急忙问什么办法，表示任何责任都能负。 李站长一板一眼地说：“在军阀混战的时候，摸索出来个办法，当作战双方谁也惹不起的时候，一跑了之。可以叫这两个站长带着全体职工和一切工具一跑了事。” 崔团长一听，拍手叫好。而李参谋长却犹豫不决。其实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大事，只好请两位站长带着全体职工和工具马上撤到廊坊。果然日军兵车在杨村进不了站，火车再无法前开，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根据各方面情况分析，廊坊的保卫战，可能很快就要爆发，大家正如热锅蚂蚁之时，旅长刘振三，从庐山训练团赶了回来，大家有了依靠，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24日这天，日方因一时摸不清二十九军动静，松井特务机关长和武官今井武夫，去铁狮子胡同政务委员会拜访，探听中方口气。松井以冀察当局在北平城内增兵为题，强调已有口头约定，中方同意撤兵，催促宋哲元在数日内完成。宋回答说，目前还没有做执行计划。日方又叮问撤兵日期。宋漫不经心地回答：“大约需一个月之后。”今井心里明白，中方已无心撤兵。但仍做出哭笑不得的样子，一再追问：“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宋哲元索性回答：“眼下天气太热，等凉快点再办！” 松井、今井极为不快，觉得宋哲元在用漠不关心的态度，故意愚弄他们。心胸狭窄的海岛民族是忍受不了这种挑逗的。他们要发火，不过现在是没有用的。他们退了出来。动手吧！ 赶快动手吧！ 第二天，即25日，日驻朝鲜驻屯军第二十师团，即川岸文治郎师团的七十七联队五井中队在廊坊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大战即发。 这天下午，旅部接到北平师部的通报，有日军兵车一列向廊坊开去，令严加注意。刘振三旅长召集团长崔振伦等人研究敌情，商量对策，根据最近日军来廊坊活动情况判断，以前都属少量人数，带侦察性的活动，日军此来，必是决心占领廊坊。于是，旅长马上向师部请示机宜，以便行动。师部指示：“让敌人的列车进站或通过，不让敌兵出站进街。”旅长感到很难办，又问：“如果此着不通，下一步怎么办？” 师部没有回答。 旅长刘振三等只好根据上面指示精神去办。并把“让敌人的列车进站或通过，不让敌兵出站进街”的指示，传达给团、营、连各级指挥官。 当时在廊坊驻军总兵力只有两个营。 25日下午4时半左右，日军兵车开进廊坊站。车未停稳，就有一些日兵跳下军车。按照前几次办法，由廊坊公安分局种长出面交涉。日军声称是交通列车，来修理沿途电话线。他们马上在站台上布置警戒，驱逐车站上的闲杂人员，并禁止站外旅客进站，将车站占领。 廊坊公安分局种长和廊坊驻军代表前去交涉，告诉日军不要出站进街。当时，日军忙于在车站部署兵力和对四周环境尚不了解，只是对谈判代表虚言对付，接着，提出：“光在站内活动，怎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呢？”继而要求请旅长来车站谈谈。旅长在这样情况下，不能冒险前去，可又不能不去，于是，派了位上尉参谋，代表旅长去和日方交涉。但日中队长仍坚持中国军队要派最高长官和他商谈。 李参谋坚持旅长不在，由本人代表。中队长无奈，又降低标准说：“如果旅长不能来谈，派团长来也可。” 李参谋只好向旅部反应。刘旅长考虑，尽快使事情解决，日方既然降低要求，决定派遣二二六团中校团副杨遇春同李参谋和分局长一起再去交涉。待到这一伙人到后，日中队长非常高兴，马上邀请中方代表和他们合影留念。于是中方代表和日军在月台开始拍照片，日方还特请杨团副站在中间。照完相后，双方又开始谈判。 杨团副说：“我们的要求是：你们的任务完成后尽快离开廊坊，以免发生误会。” 日方代表说：“我们不出站，怎么完成任务？” 杨团副又说：“此地有驻军，你们在此宿营绝对不行，还是赶快离开此地。” 日方代表说：“有驻军，很好！可以把驻军的营房让出来，给我们宿营。” 日方坚持宿营，中方坚持赶快离开，双方观点都是赤裸裸的，而且语言中暗藏着杀机。反复争执，毫无结果。杨团副见无进展，只好回去汇报情况。日方见中方代表已走，机会难得，赶快行动起来。 日军很快被分成4个组列，每组40人左右，他们全副武装并带工具，分头出站，选择有利地形，开始面向市区方向构筑工事。为了隐蔽主力部队，将他们仍然留在车站内，以不让中国方面发现。 就在双方谈判之时，刘旅长不断将发生情况向师部报告，以便师部随时掌握动态，做出决策。实际上，他心里只希望着，师部只要有这样一句话：消灭来犯之敌！就一切都齐了！可是，师部每次指示都是：“不准敌人出站进街，不准开枪！” 旅长又报告：“敌人已经进街了！” 师部回答：“挡住他们！” 怎么挡法？ 刘旅长又报告：“敌人在构筑工事！” 师部又指示：“前去交涉！” 刘旅长只好又派遣杨团副和公安分局种长带着朝鲜籍副官吴明海前去交涉。杨团副要求吴副官把他的话准确地翻译给日军，日军队长听后大怒，马上扇了吴副官两个耳光。并强硬要求中国军队让出营房，给他们宿营。 这时，刘旅长又马上把发生的情况报告副师长李文田，李指示说：“不能让出营房！” 刘旅长：“敌人硬要进怎么办？” 副师长在电话中说：“挡住敌人。” 刘旅长又问：“如何挡法？” 副师长说：“总之驻地不能让出，也不能先敌开火。” 李文田副师长是参谋出身，在以行伍而升官为主流的二十九军中，李文田代张自忠指挥三十八师，已很困难，又在这关键时刻拿不出主意，当然他也很难拿出主意，而造成李、刘二人以后不和。此时，刘振三旅长咄咄逼人地叮问，除战事必须，也不能不怀疑二人之间的感情因素。 刘旅长放下电话，气恼地低头抽起了烟。只见袅袅青烟从他军帽帽沿边上升，飘成了扇面之形。刘旅长一言不发，只顾一口接一口地抽着。 这时候，第三营营长邢炳南前来报告军情，正和往外走的崔团长撞个满怀，邢营长借势向崔团长报告说：“团长，敌人正对着九连住的街口做工事，工事做完以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 崔团长还没考虑子丑寅卯，第九连连长宋再先也来了，见了崔团长就说：“团长，打吧！” 崔团长说：“你打谁负责？你先回去，我和你们营长商量商量。” 崔团长把邢营长领到另外一房。两人悄声商量开了。 不多一会，崔团长已定下决心向邢营长说：“你先回去布置，我去和旅长商量。” 邢营长说：“如果旅长不同意怎么办呢？还是等团长回来再说吧！我在这里等。” 其实邢营长和九连宋连长已经开始布置了，而且那方案还考虑得极为细致。现在来找团长、旅长报告，不过是想说服他们，使“布置”合理化。 崔团长转到刘旅长的指挥室，向刘旅长报告邢营长与宋连长先敌开火的意见。刘旅长只是眼皮动了一下，还是低头大口地吸着烟，抽了两三口，那只香烟就剩下一小截尾巴，他续上了一支新烟，狠命地将烟头摔在地下，对邢营长和连长的意见不置可否。 这时忽然听见外边机枪声、炸弹声、喊杀声大作，刘旅长大惊，从凳子上跳了起来，扔掉手中的香烟，拿起了电话即向师部报告：“敌人已经开始向我们进攻了，我们不能等着挨打，怎么办？” 电话筒里说：“育如（刘旅长的字），你拿着电话机不要放下。” 刘旅长手里拿着电话，转过头来向崔团长说：“你马上去，了解各处情况。” 崔团长等人马上走出指挥部奔向九连阵地。九连阵地上，有5挺轻机枪一齐向车站方向射击，尖锐的机枪声已经连成一片，耳朵已经听不到别的声音。硝烟在阵地上飘滚，把人呛得窒息。日军的火力被压下去了。 当时十连蒋排长等在一家饭店房顶上建立了隐蔽哨，敌人没有发现，部分日兵在房下休整，恰在此时，九连阵地机枪大作，蒋排长见已开火，就用5个一捆的集束手榴弹投向房前休整的日军，手榴弹就在日军群中轰汉汉爆炸起来。 天已傍晚，机枪和手榴弹声停止，这时候才听到日军阵地上的伤兵鬼哭狼嚎地惨叫。估计日军伤亡比较惨重。因本来日军立足未稳加上日军一直轻视中国军队，料想中国军队不敢开枪，必然受了这口窝囊之气，行动上又比较轻敌，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以主待客，猛然发作。日军措手不及又无掩体，只好东躲西藏四处狂逃，难免中了中国军队的枪弹。 第44章 日军为了抢运伤员，组织起小口径炮和重机枪，以猛烈的火力掩护。中国军队还击，又将日军击退，日军又增加不少伤号。 廊坊火车站前，枪声炮声时起时落，只听到日军小炮、重机枪声一响，片刻——估计此时日兵在小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出动抢运伤兵。中国军队的轻机枪就开始还击，又过片刻，大概日兵难以冲上阵地，只有退回。轻机枪声也就渐渐稀落下来。这时出现两次战斗之间的平静，日军倒在战场上的伤兵的哭号声才猛然清晰起来。 战事到了半夜，廊坊车站和田野漆黑一片。九连和十连的官兵还兴奋地守在阵地。日军无法，只好把伤兵丢下，退回车站内的建筑物中，等待天明。 刘旅长和崔团长并不像连营官兵那样兴奋和轻松，因为这一仗打响，已经标志着战事只能扩大，不会平息，至此还未得到上级指示，令人不安和焦虑。再有，日军龟缩到车站之中，必是等待援军，援军一到，如何是好？刘旅长考虑，不管战况如何发展，在拂晓前夺回车站，这是必须的，否则，不堪设想。他回头和崔团长商量，但没说几句，又叮嘱值班的参谋说：“我去九连阵地，你们一步不准离开，等待师部电话。”说着他迈步走出了指挥室，崔团长跟在他的身后。他们不再说话，只听到他们一行人刷怂怂的脚步声。稍有常识的人，听到这声音，也会知道他们是军人。 廊坊地处平原，四野地势平坦。正值七月盛夏，满地青纱帐。廊坊镇区四周枣树很多，一派田园风光，可惜的是，枣树枣红叶疏，无法在战术上作掩护之用。廊坊镇内也大都是土坯平顶房。暂时作攻防用一下尚可，如若日军调来飞机大炮……尤其是飞机一来，等于老鹰捉小鸡，连裤裆都会暴露在飞机的眼皮底下。 说着他们已经走到了九连阵地。宋连长见旅长、团长来了，腾地跳了起来，立即敬了个军礼，神情不安地像段木桩样地站住，刘旅长才从他的思考中醒了过来。劈头就问：“怎么回事？”其实，刘旅长并没有想到问哪个具体问题，只是一种习惯性的上级对下级的招呼，你如何回答似乎都可以。 宋连长紧张地回答：“这次开火，是连里一个列兵，集合了五挺机枪，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命令，就向敌人开火了！” 旅长问：“是谁？” “是列兵王春山！” “把他叫来！” 连长马上派人叫来列兵王春山。王春山只是一个刚刚入伍，不到18岁的小伙子。河北人，圆脸，身量不足，冷眼看上去，像个在城镇里上学的孩子。王春山战浇兢兢地站在旅长、团长面前，或许心里在想：今天要军法处治我了？因为按照二十九军的军纪，违反上级命令而开火，就是枪毙，而且毫无减刑的余地。 刘旅长以长官的眼光打量了一下，停了刹那，官兵们屏气等待着旅长决定王春山及机枪手们的生死。 刘旅长迸出了一句话：“罚他，罚他们唱悔过歌！” 啊！原来他们只受到了最最轻嗡的处罚。 刘旅长转身走了。 王春山站在阵地中间，两手垂立，文诌诌地认认真真地唱起了二十九军的“悔过歌”。 “悔改工夫切要，曾子三省教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乃是完人。” 王春山唱完了第一遍，又唱第二遍，大家笑了。 刘旅长、崔团长视察完九连阵地后，又去十连等阵地视察，他了解一下人员伤亡情况。因争取了主动，伤亡不多，损失也很小。官兵们普遍认为敌人没有撤走，决不会罢休。刘旅长想着：拂晓前，一定要把车站的敌人全部歼灭，夺回车站，以便天亮后对付增援的敌人……敌人援兵来了，势必利用车站的各种建筑物向我们进攻。我们没有重武器，支持不住……再后撤，困难就大了…… 刘旅长等人在返回指挥部的路上，值班参谋匆匆赶来报告，说：“师部来了电话，说北平方面敌我双方都已经派出调解人，乘汽车前来廊坊进行调解。” 刘旅长和崔团长不约而同地掏出怀表，此时已过半夜12点，调解的人，早该到了？ 他们一行回到旅指挥部，焦急地计算着时间，等待着双方调解人的到来。时间滴滴答答过去，天很快就要亮了。既然不能收回车站，现在不能不考虑自保的其他办法。刘旅长决定，在天明以前，把旅部、团部撤至营房以内。在兵力配置上，调整了部署，准备在拂晓前既能进攻，又能应付增援之敌。 26日凌晨，华北平原的夏天天亮得很早。黑夜过去，青纱帐蒙罩着轻轻柔後的水气，高粱玉米都在拔节，只听到田地里发出清脆的吧鞍鞍的轻响。以农业为生计的国度，无论壮实的乡民还是妇孺老幼听到这清脆的声响，都会发自由衷的喜悦。远处传来一声长长的汽笛，声音那么长而且用足了劲，似乎告诉人们快些闪开。这一声火车的长鸣划破了廊坊的原野。 刘振三旅长的旅部忽然接到了报告：“天津之敌开出兵车一列，已经到了落垡车站，估计此刻敌人已经下车。” 刘旅长还要再问，电话已经断了，是谁打来的也不知道。刘旅长以他久经战场的经验估计，此电话可能是中国铁路员工或是地方官吏打来，可能打电话的人尚处险境。 刘旅长一惊，因为落垡车站距廊坊不过十华里左右，事已危急。他想了一下，马上把邢营长找来，告诉他马上以驻军营长的名义给开来的敌人写封信，说明北平中日双方都派人来进行调解。以借此缓和一下敌我气氛，争取时间，完成自己的部署。 邢营长马上坐下开始写信，写不到几行字，从天津飞来9架飞机，它们分三组在营房上绕了一圈即开始轰炸。此时营房周围天崩地裂、房倒屋塌。二二六团陷入被动而危险境地。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十八章 乡绅设宴激将前章提到，在这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上，刘旅长最担心的事就是，日军利用飞机大炮进攻。不光是地形不利，工事无用，当初二十九军没有防空部队和防空武器，就是作战部队也没有受过防空训练。日军抓住中国军队的弱点，所以向廊坊派来了飞机。 9架飞机一阵扫射、轰炸以后，转头飞去。紧接着又飞来了6组18架，他们知道地面没有防空武器，飞机飞得很低，擦着枣树稍而过，带起来的风刮得枣树叶儿哗啦哗啦往下掉，吓得百姓家中鸡飞狗跳墙。 邢营长写的信也没有用上。刘旅长等研究营园（即营地）的面积不过200多米见方，又系沙土围墙，素无坚固防守工事。部队都在市区的边沿，正在敌机的攻击目标之下，固守营房是没有用的，也守不住。不如把队伍撤至市外，和敌人作野战倒还有利。 当时刘旅长等人正在地下室里开会，也还安全。散会后走出地下室，见地面建筑都已被炸塌，部队开始向市外撤离。日军的大炮又开始轰击，炮弹像冰雹一样打了过来。大家沿着围墙外部，利用高粱和芦苇的隐蔽撤向外围。 崔团长和邢营长，跑到营园外边，找了个地方再研究作战方案以及通讯联络和伤员转移等问题。研究决定，团机枪连归邢营长指挥作总掩护，并作为营的预备队。作战部队一律撤到营园外400—500米，选择有利地形，准备与日军野外作战。 日军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向营园进攻，因邢营长已下令三营撤退，日军很顺利地占领守军营园。两军开始在营园周围对战。因日军大炮飞机找不到目标，所以只是盲目地轰炸和炮击。中国军队只有82迫击炮4门。为躲避日军炮火和轰炸的目标，用活动阵地的方法，每放五六炮，就迅速转移阵地，再向敌人射击。步兵利用高粱和芦苇的隐蔽向营房接近，向墙里射击和投掷手榴弹，并不冲入营区。日军盲目还击，死活不出围墙。日军飞机自早到晚始终保持着9组27架在天上盘旋扫射和轰炸。打了一天，三营共伤亡40多人，团部和第三营的行李全部丢光，只是将文件带出。日军伤亡人数不详。 中午12点左右，刘旅长到了距廊坊约20华里的桐柏镇。在这之前，参谋人员已在镇公所建立了旅部。刘旅长到后，立即将驻武清县的第二营调到旅部。第二营在营长范绍桢的带领下，跑步到桐柏镇报到。范营长带队伍刚到桐柏镇遇到崔团长从前线赶来，范营长气喘吁吁地请示：“需要不需要我们第二营上去？” 崔团长觉得第二营刚刚开到，尚未吃饭又很疲劳，说：“让第二营先吃饭休息。旅长叫我去汇报前线情况，等请示过旅长再说。” 崔团长到了旅部，向刘旅长报告了廊坊外围作战情况。刘旅长看来已经胸有成竹，不过还是认真地听了崔团长的报告，问道：“崔团长，你看今后怎么办？” 崔团长敏感到“今后”两个字的特别意思。假如问及下边如何打法，崔团长在从廊坊赶来桐柏的路上就考虑了几种方案，可是刘旅长所提到的“今后”，就有另外一种意义。 刘旅长了解崔团长是个思路敏捷的人，此时不语，必还有尚未弄清的问题。刘旅长说：“昨天得到北平指示，说双方来人调解，调解的人没见人影，他们调来了飞机大炮。现在我们和北平、天津联络已经中断，无法了解卢沟桥方面的情况，也得不到军部和师部的指示，事实上形成了我们在廊坊独立作战和盲目作战的局面。 第45章 敌人已经占领铁路线，他们和北平、天津联络通畅，可以互相呼应和支援。如果北平或天津方面战况不利，我们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放弃廊坊，对北平和天津的友军都不利。”刘旅长话说到此，便打住了，似乎意思已表达完整。 崔团长一路上多是在考虑战术问题，虽然也朦胧感到这种危机，但这究竟是上级考虑的问题。现在刘旅长谈到此处，做为下一级指挥官当然要为上级负责。崔团长说：“马上反攻廊坊也无意义，须设法和军部或师部联系上，实在无法，就派联络人员去北平，直接向师部或军部报告廊坊情况。” 刘旅长点了点头，似乎很同意崔团长的看法。 崔团长又说：“我们不如将队伍集中，去守武清城关？” 刘旅长摇了摇头，打断了崔团长的话，说：“武清距铁路太远，只是屯兵驻守，没有威慑作用，实则等于敌人已经打通了铁路线。”说着，他从八仙桌上拉过军用地图，指着地图说：“去武清不如去安次，安次离廊坊30里（华里），可以时刻威胁敌人。距安次县城关最近的铁路线不足10里（华里），可以派人破坏铁路，也可以袭击敌人军用列车。安次城地虽不坚固，遇到敌人飞机轰炸，可以退到高粱地或是芦苇荡里隐蔽。”刘旅长又指着地图说：“天黑后，我们横过落垡，将其铁路破坏，然后向安次城关进发。” 刘旅长的意见，就是做了决定。当晚9时，守军全线撤退，到安次城关集中。日军全部占领廊坊。 夜，当大部队准备从落垡铁路路口通过铁路的时候，日军已经占领落垡，并在各路口放出警戒。崔团长决定将两个营的大部机枪和迫击炮交第三营营副李盛荣带领，向敌人搜索前进，到铁路口后即向敌人实行急袭，掩护大部队通过，尔后迅速脱离敌人。当与敌交火后，大部队开始越过铁路之时，日军一列运兵列车，慢慢从落垡车站开出，军车上的机枪、小炮不停地乱扫乱轰，经我地方铁路员工了解，说是敌兵列车可能是由天津刚刚开来。崔团长一听，知道情况有变，敌人增援也将对安次构成很大威胁。敌兵车因惧遇到铁路被破坏，所以从落垡开出时速度很慢。这话提醒了崔团长，崔团长马上了解，是否能找到撬道钉的撬棍，能卸下一根铁轨也行。利用黑夜，可以集中火力重创敌人。遗憾的是，撤退的时候，不可能想到带这样的工具，马上去找，也不可能。 崔团长命令李营副集中所有的火力向敌人列车袭击。大部队继续向安次县城撤退。 李营副带领着所有的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向敌列车开火。敌人不了解情况，又值半夜，不敢出来，只是停在那里在列车上用机枪和小炮盲目地向外乱打乱放。李营副带领的士兵，见日军龟缩不出，就冲到铁路上埋手榴弹。可惜，在当时的中国军队没有重武器，否则，日军定会受到重创。两军相持，天已快亮，李营副见再坚持下去将对自己不利，决定撤向安次，向大部队集中。 且说，部队陆续撤到安次，安次老百姓半夜出城欢迎。当时的小县城里并没有大城市的报纸或电匣子（收音机），百余里以外，无论发生天大的事，乡民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廊坊距安次不过30里，廊坊的枪炮声，在那广袤静谧没有任何嗓音的华北平原上，枪炮声清晰可闻。乡民们虽然过惯了平静而单调日复一日的日子，可是，喜欢热闹追求刺激似乎是人的本性。廊坊战事的第一声枪响以后，人们的神经就突然被刺激得兴奋起来。乡民们对枪子不留情的观念并不具体，当廊坊战起，驻军动员父老乡亲撤出廊坊，到四周乡间亲戚家躲避之时，除了一些胆大的男人还想留下来看创热闹——当然其中一部分是愿意留下为驻军服务的。大部分人，尤其是足不出家门的女人，巴不得有机会出门走走，串串亲戚，这战争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借口。女人们动作又慢，口里说着傍晌离开，家里的箱子找不到了钥匙，老母鸡要等日头落到两杆子高才下蛋。猪食还要煮一个时辰等等。下午廊坊车站开火，傍黑这些女人们才大包小笼拖儿带女惶然出了家门。这时候已经是枪炮声连天，日本的飞机又投弹又扫射，阵地上也抬下了伤员，他们已经目睹了这场战争的开始，可是乡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恐怖，以及日军如何屠杀中国百姓。这些女人们及一些男人和老幼，成幅射状向廊坊的四周仓皇奔走，他们成了廊坊战事活的“号外”发布者，廊坊战事的消息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到四周的乡村和县镇。另外一些好事者，得到了这些口头上夸大的宣传者的消息，而放下了手中的活计，伸着好奇的脖子，不顾走几十里路的辛劳，而赶到廊坊附近创热闹和听听那些子弹的呼啸声和震人心肺的大炮飞机的轰炸声。当饥肠辘辘之时，才想起回转向乡亲们禀报采访到的第一手消息。 廊坊战事的消息在四方传开了，并且是以口头文学形式的夸张虚构传开了。甚至，有人看见安次县城关帝庙里的关云长老爷也带着天兵天将去到廊坊助了阵。还有好事者为了给关老爷做人证，亲自打着灯笼到关帝庙里去拜访，并证明关老爷刚刚回来，他的赤兔马已经累得浑身汗如雨下。他的副将周仓被溅得满脸是血，现在还没来得及洗脸。 这些话，真假自然不必评论，不过反映出一个软弱民族的国民的希望，希望王师打胜仗，自己不做亡国奴罢了。 二二六团官兵撤到安次，安次父老乡亲并不理解官兵丢失了国土，并面临着收复廊坊的艰巨使命。父老乡亲们赞扬他们为国而战。父老乡亲们集中了安次县城关的能工巧匠，连夜突击，赶制出大匾一块，上雕四个金色大字“民之依靠”。当刘旅长带着部下到达安次城关的时候，乡亲们推举出德高望重者，在吹鼓手们的吹创打打的乐声中，将大匾送到刘旅长的手中。刘旅长因失了廊坊，心里在窝火，手接这匾有点哭笑不得。 安次县长张汉权与民众的看法不同。这张县长是见过世面的军人出身。早年跟着五省总司令孙传芳当师长，以后叛孙投奔了卢永祥。张县长见国家连年内战，内忧外患，军阀之间无正义可言，决心解甲归田，回到家乡为百姓做些实事。以后当了安次县父母官。张县长见刘旅长等人连日苦战而又失了城池，退兵到了安次城关，张县长在县府设宴小酌，为刘旅长、崔团长等人饮酒解闷。刘旅长只是低头喝酒，一言不发。其他官佐也因在枪林弹雨中打仗行军没捞上一顿饭吃，现在只顾狼吞虎咽，席上一片吸溜吃饭之声。 张县长凭其老军人的直觉，他虽然没有参加廊坊之战，对发生的事情也能猜度出八九。他从刘旅长的态度及兵撤安次，料刘旅长没有下定反攻廊坊的决心。根据平津形势，廊坊这交通要道，对两方都是至关重要，尤其在塘沽港口日军的10万吨军火物资，如运至北平，必经廊坊。廊坊在日军手中，对支援北平日军行动极为关键，如若落在中国军队手中，在北平的日军马上就会粮草军火不济。这平津要道日军必然死守，中国军队如去争夺，必然要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刘旅长心情沉重的主要原因。可是，不去争夺，事关平津战局。 张县长暗想，第一步首先应使刘旅长定下决心夺回廊坊，至于下一步，待着瞬息万变的战局发展。 张县长知道部队已连战两个日夜，已经极度疲劳，在这酒席宴上，也不便久留。索性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激刘旅长等人下定夺回廊坊的决心。 张县长说：“刘旅长，上级指示，不得先敌开火，虽是使战局被动所系，可是，上级也没有命令撤出廊坊。” 张县长一语，四座皆惊。也许是当事者迷，在纷乱繁难的过程中，谁也没有认真总结出这样一句“点睛”之意。 张县长又有条不紊地说：“廊坊的情况，不管在时间上，地点上和敌情上，都和卢沟桥不一样。卢沟桥是平津与中央联系的咽喉，而廊坊是北平与天津联系的要道，如若日军在平津之间腹中开花，将对二十九军极为不利。同时，日军自国内运来的兵源物资，如进北平，必经廊坊。廊坊得失事关重大矣。如果为了一时的态势不利而撤出，应当伺机恢复廊坊，庶不致有过。” 接着张县长又分析了廊坊周围两军形势及进展趋向，又特别强调日军目前占领廊坊立足未稳，急于利用北宁线运兵运物资，也是襟肘不能兼顾，空隙很多。张县长又表示，如果军人为国用命，敝人也必动员铁路员工及乡民破坏铁路和设备，使日军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不能从廊坊一线通过。 当时吃饭的人都停下吃食，洗耳听着张县长滔滔论述。在座的无论是军人或是陪客的地方官员，都情绪激奋，表示不惜一切报效国家。 当即刘旅长表示，令崔团长带领七个连的兵力，饭后出发，夜袭廊坊之敌，夺回阵地。 前面提到，军长宋哲元态度转变，已经命令部队备战布防，使得二十九军官兵兴奋异常，愤懑沉闷的空气一扫而光，各部队都在积极备战，只等命令到达，即杀日寇，雪耻复仇。 秦德纯副军长很快地制定了收复丰台的战斗计划，随即准备付诸实施。7月25日，廊坊战斗爆发，为了支援和配合廊坊战斗，二十九军何基沣旅加炮兵1个营，在何旅长的指挥下，乘敌不备，向丰台发起了猛烈进攻。 第46章 丰台是北平地区铁路交通枢纽，是北宁铁路和平汉铁路的结合点。北宁铁路所运输到北平的日军和物资首先到达丰台。7月7日以前，丰台驻有日军约2000人，7月7日以后，日军不断增兵，人数虽不可查，最少也在4000—5000人左右。丰台的日驻军，已经成了北平地区的毒瘤，二十九军的心腹之患。丰台日军占有地利，向西南方向兵出卢沟桥，挑起卢沟桥事变的清水次郎中队不过是丰台驻军一部。另外几次向东南方向南苑兵营挑衅，也是丰台驻军，只是几次南苑冲突，在佟麟阁将军的指挥下，都予击退，未酿成较大事件。另外，如进攻北平城，丰台的钢甲车也可以直冲永定门，而进入城内。当初，石友三叛乱，即是首先占领丰台，然后利用铁路这种现代交通工具的优势，而威慑北平。 25日廊坊战起，何基沣旅的官兵像火山爆发一样，冒着枪林弹雨，一鼓作气冲进了丰台镇。当时丰台日军没有准备，又加上中国军队如泰山压顶压了过来。他们凭借着工事和建筑物，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开始，日军依靠自己兵精武器优良，并且有建筑物为依托，还想固守丰台。可是中国军队非常勇猛，不畏生死，拼命前冲，每被突破一个点，日军就退回一个面，两军胶着对峙的战线渐渐朝东南方向移动。为什么？日军非常怕交手战，即：拼刺刀。7月8日夜，金振中营长率大刀队收复卢沟铁路桥，对日军如砍瓜切菜，给日军带来了巨大的恐惧心里，再加是日本兵又怕天照大神不收无头之鬼的心理压力，所以一见到二十九军的士兵挥舞大刀冲近，就心胆发颤。为此，日本军方还专作深题研究，并特别请专家——用现在的观点看，应该是心理学家——商讨对策，商讨的结果是，每个士兵装备一个铁围脖，即：用一块半月形的铁片，将其折成半圆，在上沿两头打两个洞，用铆钉铆在钢盔上，戴上钢盔时，铁围脖即围在后脖子上面。日本人是讲究效率的，在25日丰台之战时，日军的每个战斗员，都已经配备了铁围脖。可是，战斗一起，就发现了这铁围脖的问题。一个是，这铁围脖围在脖子后，极为不便，不过这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铁围脖在脖子后蹭来蹭去，总有一种大刀即将砍来的感觉，假如大刀砍在脖子后，倒可侥幸无碍，那大刀未必都是看准铁围脖砍的，砍到其他地方也是有效的，所以，25日丰台之战，只要有一个战线被中国军队突破，何旅长的士兵冲了上来，两旁的日兵，都会感到大刀的灾难即将来临。 那战线渐向东南方向移动。因为二十九军军部考虑是局部反攻战，主要将日军赶出丰台据点，并非将日军全歼于丰台，日军且战且退，整个上午，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到中午，何旅已收复丰台大部，日军只是占领丰台东南一隅，只有部分日军，凭借坚固工事顽强抵抗。如若此时，调动南苑驻军攻其背后，可能大功很快告成。可惜，没做这种准备。 这时，趁廊坊守军疏忽，天津日军的一列军车载着战斗部队，一路绿灯开到了丰台。形势大变。 中国军队因无全局计划，没有兄弟部队增援，也无阻击外围日军的计划安排。进攻丰台的部队经过10小时的激战，疲惫不堪，加之伤亡甚众，战斗力锐减。下午4时，从天津增援的日军赶到，与负隅顽抗的日军相互配合，一齐发起反攻，不久，又占领了丰台，二十九军功败垂成。 26日上午，日华北驻屯军向东京参谋本部申请使用武力，参谋本部立即同意对二十九军坚决予以讨伐。 26日下午3时40分，日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代表香月清司司令官来到东城铁狮子胡同政委会办公地点求见宋哲元。宋哲元知道日方此行不善，派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代见qi书+奇书-齐书。松井呈递一份华北驻屯军向二十九军的最后通牒，通牒内容如下：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阁下：昨天25日夜，贵军对我派往廊坊掩护通讯设备的一部分军队进行非法射击，因而引起两军冲突，不胜遗憾之至。 引起上述不幸事端的原因，不能不归咎于贵军缺乏执行协议之诚意，依然不改挑战行为而造成的后果。 贵军如仍愿以不扩大事态为宗旨，应首先速将驻卢沟桥、八宝山一带之第三十七师，于明日中午前撤到长辛店附近；另将北平城内之第三十七师，由北平城内撤出，和驻西苑之第三十七师部队一起先经过平汉线以北地区，于本月28日中午前转移到永定河以西地区，然后再陆续运往保定地区。 如不执行上述要求，将认为贵军对协议毫无诚意，虽感遗憾，我军将不得已采取单独行动，而由此所引起之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完全责任。 日本军司令官陆军中将香月清司昭和12年7月26日张樾亭将通牒交给秦德纯，秦德纯拿去和宋哲元商议，宋看后大怒，马上命令将通牒退回。并怒气冲冲地说，拒绝日本侵略者的一切要求。 秦德纯拿着通牒出见松井，秦向松井退回通牒，同时提出口头抗议，限日军立刻退出北平城。双方辩论3个小时之久，松井最后恶狠狠地说：“条件接受当做，不接受亦当如此做。” 秦德纯大怒，说：“吾人可在枪炮上见面！” 松井把通牒往地上一扔，气势汹汹地走了。 宋哲元已经感到战事难免，马上召见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孙丹林，请其向中央报告“战事恐不能免，外交大计仍应由中央主持”。另外，宋开始积极安排军事部署。 且说，廊坊刘振三旅长已经决定收复廊坊，26日夜，部队认真休息。27日上午，崔团长的二二六团驻安次的7个连队，开始做收复廊坊的准备事宜。据分析，廊坊日军守敌在经过两天的苦战之后，伤亡颇重，约在百余人以上，立足也不甚稳固，守备人数约在一个加强连左右。已得到北平此时正在激战消息，估计日军从北平方面获得增援的可能性不大，但可能从天津方面得到增援。 崔团长将兵力作了如下部署：第一营附迫击炮连（缺两门炮）、轻机枪4挺，由营长左景春带领为主攻，以夺回廊坊全歼守敌为目的。 第五连附迫击炮两门、轻机枪两挺，由赵营副带领占领落垡阵地，破坏铁道，堵截由天津增援之敌，确保主攻方面安全。 第六连附轻机枪连（缺6挺）为预备队，随团长行动，并将由安次县城关到北史家务村的电话线路修整完毕。 下午，全队由安次县城关出发。黄昏前到达离廊坊10华里左右的北史家务村，将队伍略加整顿，安下基点，以便与旅部（驻安次县城）联络。一些非战斗人员、医务所、伤兵收容所以及县政府随来的人员均在此停下。一切就绪后，各按自己的任务分头出发。 深夜，反攻廊坊战斗打响，由于使用兵力比日军大两倍，对廊坊的地形、市街又熟悉，士气也旺盛。日军从梦中惊醒，仓促应战。崔团官兵打起来很顺手。此时恰一列由北平退下来的日军伤兵列车停在车站。左营长立刻命令兵分两路，一部袭击伤兵列车，一部继续进攻守备之敌。日军列车上的伤兵、护卫及医务人员很快全被歼灭。日守备部队如惊弓之鸟，除死伤外，大部仓促逃走，只有少数未及逃走的日兵躲在建筑物内，崔团几乎已经占领整个廊坊。 崔团长兴奋地将战情电话报告刘旅长。 刘旅长指示说：“平津两地的情况均不很好，可将部队从速撤回安次县城关，另有计划。” 崔团长接了电话，如头上倒下一盆冷水，愣了刹那，军令难违，当即按旅长指示，将部队逐步撤离廊坊。 当初派向北平联络的参谋，此时也回，联络参谋介绍，北平形势已经非常紧张，到北平城下，城门紧关，守城士兵问清情况，才将其用绳索吊上城墙，汇报后，也是缒城而出。只得到上级八字指示：“和谈绝望，遇敌就打。” 刘旅此时已成孤军，对外面发生的情况几乎全然不知。 在廊坊战事同时，中日两军在北平广安门发生了战斗。 27日凌晨3时，河边正三郎步兵旅团第二联队，袭击了驻守通县城外的二十九军独立三十九旅第二团第一营。该营对袭击之敌顽强抵抗，战至上午11时，突围至南苑休整。 27日上午8时，关东军酒井镐次独立混成第一旅团袭击驻小汤山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十九旅特务团第二营，守军与日军战斗后向北苑撤退。 27日下午3时，日军川岸文治郎中将的二十师团一部袭击团河守军，守军与敌激烈战斗后，残部退向南苑。 在27日日军的攻击行动中，均有日机空中支援。日机并在北平上空频繁下行侦察。 北平已在日军紧紧包围之中。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十九章 浴血广安门25日廊坊战起，大战难免。蒋介石密电宋哲元，“乘机围攻东交民巷日本大使馆，消灭日军发号施令台，除掉日军在平指挥机关。”宋再三考虑，投鼠忌器，因东交民巷是各国驻平外交使团所在地，怕引起外交麻烦，又惧北平古都毁于一旦，终于未行。 日军也感到北平驻军司令部设在城内，在二十九军的包围之中颇有不妥，因其在使馆区又享受外交权宜，谅中国军队不敢轻易进入。 第47章 考虑办法一是加强防御工事，二是加强守备军队。目前守备东交民巷日军约500人，显得捉襟见肘。日驻屯军决定向东交民巷增派500名步兵及坦克数辆。其部是华北驻屯军驻天津的第二联队第二大队，由大队长广部率领，乘火车从天津经廊坊，26日下午2时赶到丰台。火车经过廊坊之时，正是两军血战最激烈之刻。当时火车飞速从廊坊站通过，车上日军合声唱着那首虽非军歌，但在日军中流行甚广的歌曲：“我要走了，你呢？你这死气沉沉的日本，实在令人讨厌。 波涛那边是中国，它的四万万人民正等待着我。“ 歌声中虽然没有欢呼和助威，但每个日本的士兵听了它，都会心领神会，知道他们在为自己祝福，祝福日本人成功！下午赶到丰台后，随即换乘汽车，径直开往北平，7时许抵达广安门。 当时守卫广安门的部队是一三二师独立二十七旅六七九团第一营。卢沟桥事变的时候，独立二十七旅布防于任丘一带，划归赵登禹一三二师节制，旅长石振纲，六七九团团长刘汝珍，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之弟。7月18日二十七旅奉军部电令：“令该旅进驻固安，掩护平大公路（北平至大名），并掩护卢沟桥右侧之安全。” 20日又奉军部电令：“令该旅为左地区右侧支队，以固安、庞各庄、黄村为据点，北宁铁路为轴线，左援协攻卢沟桥，另一部协攻丰台，左与廊坊取切实联络。” 北平城防，先是由三十七师二二一、二二二团担任，1933年长城抗战，获得喜峰口大胜，便是该两团，卢沟桥事变后，日方企图分化二十九军，要求将二二一、二二二团调离北平西40华里，以一三二师调至北平，担任城防。政委会一面答应日方要求，一面将二二一、二二二团换穿保安队服装，仍留城内，调至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一带担任警戒，将城内保安队调出，以搪塞日方要求。独立二十七旅奉令急行军进驻北平。并任旅长石振纲为北平警备司令。 二十七旅旅部及六七九团团部驻天坛，六七九团第一营驻骡马市附近的陕西巷，一营担任骡马市至广安门到右安门一带警戒。 7月26日下午约6点，从菜市口方向驰来一辆日制三菱坐车（即吉普车），车上坐着二十九军的日本顾同樱井和中岛，还有书记官佐藤茂，樱井顾问是卢沟桥事变后中日两方谈判的日方主要代表，一直都很活跃。且说3人到了广安门城楼之下，这时候广安门城门已关。或问，此时太阳尚未落山，为什么城门关得如此之早？这广安门是通丰台公路咽喉，根据形势的松和紧，每天可能开门两小时到七八个小时。昨天廊坊战事爆发，丰台日军蠢蠢欲动，这广安门的城门在白天也只是开开一条缝隙，来往行人都要经过严格检查。几天前，中央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法》，北平地区虽然已经行动，但还没有有力措施，那些汉奸觉得风头不对，略略隐避，更加神出鬼没。实则北平城内，汉奸充斥，四出扰乱，时闻枪声，这守城官兵既要警戒敌人，又要防范汉奸陷害，彰明昭著之敌，尚易应付，神出鬼没的汉奸，则难清除。以致军事上的运动，反不如日军便利与灵活，这也是这时最感觉困难的问题。紧守城门，这也算措施之一。 樱井等人到了广安门城下，见城门已关，哨兵前来盘查，樱井见机，对哨兵说：“我的二十九军军事顾问，你的开城门。” 哨兵的职责是对直接长官负责，不能听从其他人的指挥，况且是日本人。哨兵拒绝开城。 樱井知道来硬的不行，说着掏出一叠日钞欲塞给哨兵，哨兵不接，樱井又从坐车上拿来四盒日本香烟，往哨兵怀里塞，哨兵仍然拒绝。樱井是中国通，知道中国人很穷，重贿之下必有懦夫，于是又掏出一大叠日钞，力图塞给哨兵，“你的可以回家种地，养活妻子儿女，大大的富余！” 两人僵持之际，连长等人从城楼上走下。 樱井又转向连长：“你的值勤长官，我的二十九军军事顾问。我们日军几十个人想逛逛北平城，他们远远的从帝国国内来，想逛逛这北平古都，你们的太和殿，他们都没有见过。”说着他顷囊而出地掏出衣袋中钞票，说：“中国人很需要钱，这些钞票分给弟兄们，小小的意思。” 连长告诉他，不能开城门，开城门必须请示长官。这时候中岛顾问和佐藤书记官从车上拿下几瓶啤酒，“弟兄们欢乐欢乐。”似乎连长已经同意似的。佐藤还词不达意地说：“钞票大大的给。” 恰在此时，团长刘汝珍带着随员，骑马巡哨到广安门城下。 连长向刘团长报告发生的情况。樱井、中岛不断插话解释，日军七八十人来观光北平古都，要求开城放行。 刘汝珍团长听了报告以后，不动声色地请樱井等三人上城楼小憩，趁隙令人向上级报告。 报告报到军长宋哲元处，因刚才日特务机关长来送最后通牒事，余怒未消，又得到丰台方向报告，日军约500余人乘12辆汽车，5辆座车和两辆坦克已经向北平方向出发。宋料必是此军进城。于是命令不准日军进城，如强进消灭他们。 宋军长的命令很快传达给刘团长。此时，樱井等人正和刘团长开价讲条件。 佐藤说：“刘团长，我们已经准备5万大洋送给团长，不成敬意。” 中岛说：“刘团长，开了城门，银元马上送来！”在广安门城楼之中，刘汝珍团长和三位日方代表正在一张白木桌前的条凳上坐着。只听三位日方代表不断开价，不断升值，刘团长只是一言不发，听着三个日本人说话。这三个中国通，知道中国商场习惯，对方不言是对条件尚不满意，等待提高价钱。这次，他们对刘团长有些误解，刘团长一言不发，是等待上级命令。 樱井、中岛感觉到漫天升值，会引起对方的不信任，为了缓和气氛和掩饰急不可待的心情，必须转换一下话题。二人抬头东张西望了半天，中岛忽然说：“北京的古建筑极为辉煌，日本帝国的没有。” 刘团长在三个日本人不注意之隙已经得到部下暗示，随之刘团长似乎表示已经同意日方的开价，说：“我们中国军人很欢迎贵军，请他们来逛逛北平城吧，来到了，再开城门。” 这个时候，六七九团一营官兵已经在路两旁的市民欢呼声中，从骡马市经菜市口跑步到了广安门城下。 日军500余人汽车12辆座车5辆坦克2辆，已在二十九军少校参谋周思靖和熊少豪的带领下到达广安门城外关厢，等待城门一开，冲入城去。 卢沟桥事变后，周思靖是日方要求指派的中国方面谈判代表，谈判前后打着中方旗号为日方做了不少事。平津沦陷后，周担任了天津市伪公安局长。此时他的汉奸面目已经暴露。 城外日军得到广安门城楼上樱井发的消息，一拥到了城楼之下。有的日兵不等开城，已经开始从城墙向上爬，城门打开，日兵一拥而入。在瓮城之中团团而转，再等瓮城门开，日军便冲入城内。此时城上枪声大作，一营官兵居高临下，向城下日兵猛烈开火，刹那之间，瓮城内外，日军人仰马翻。 城楼之中刘团长正陪樱井等三位围木桌而坐。樱井等听枪声爆响，马上跳了起来，这时一个班的中国士兵已经端着刺刀将三人包围。 樱井冲出刺刀的包围圈，奔向刘汝珍：“你的，不能开枪…” 刘汝珍只是对他冷笑。 樱井不停地向刘汝珍和阻止他的士兵纠缠，企图阻止士兵射击。 书记官佐藤突然拔出手枪，被士兵开枪击倒，又被跑过来的一队士兵踩死。 中岛已经被吓得瑟瑟而抖，士兵把他逼到墙垛边。 樱井狂喊乱叫地和看守他的士兵打了起来，他也突然掏手枪，企图对士兵开枪，士兵用刺刀把他的手枪向下一拨，“砰”的一声，枪弹击中士兵大腿，士兵马上血流如注，士兵拉开枪栓对准樱井的胸。樱井已经退到了墙垛边，见势不妙，跳下城墙，樱井沿城墙滚下，摔在地上，半天不动，忽而蹿起，一瘸一拐地奔逃起来，逃到一菜地旁边，失足跌入粪坑，粪坑又深又大，樱井在粪坑中拼命挣扎。 汉奸周思靖和熊少豪在战事起时，即逃入路旁百姓家中。二人躲在窗台低下，用手扒开窗纸，向外窥视。只见日军狼奔豕突，四处躲藏。周思靖用日语大叫道：“快快到房子里躲—” 熊少豪在窗孔边向外扫视，看到樱井跌入粪坑，好不容易爬到坑边，又滑了进去。 周、熊二人为了邀功，冒着枪林弹雨冲到粪坑边，二人皱鼻捂嘴，设法把樱井拖了出来，樱井已成粪人，浑身上下流着屎尿，一团恶臭令人作呕。无法，二人只好架着樱井而逃。后，樱井顾问被称之“掉粪坑里的樱井”。 广安门城楼上的日军代表一死一逃，只剩下中岛一人，见中国军队已经不像从前，动真格的了。吓得他连忙跪下求饶：“中国古训，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 刘汝珍命令：“叫他滚吧！” 士兵押中岛到台阶前，中岛连滚带爬地滚到城下，鼠窜而去。 由于守军向瓮城内一齐开了火，瓮城内的日军丢下了30多具尸体和狼哭鬼嚎的伤兵。 第48章 活着的日兵都没头没脑地向城内和城外狂逃，逃进城内的都作了俘虏，向城外狂逃之敌，冲击了后续部队，日军大乱，丢下了汽车和坦克，一些东躲西藏窜入了民家，一些沿着平丰公路向六里桥方向拼命逃跑。 广安门城上的守军，见日军逃走，都端着刺刀冲下城来，不顾一切地向逃跑之敌追去。 逃入民宅的日兵，或钻到民家的八仙桌底下，或是跪下哀求。一个日兵冲到了一个寡妇家，当时妇人凡知日兵要来，都面涂灶灰，穿上男人的破衣裳，这个寡妇刚刚将亡夫破衣穿到身上，一个日兵就冲了进来，咚的一声对着她的白褂黑裤子跪下：“爷爷，爷爷，请你们保护我的性命，不要叫中国军人把我的头砍掉，我今生不能报答你的大恩，等到来世变猪变狗也要报答你们。” 广安门外大街上，日军四散逃空，坦克、汽车、座车都丢在大街上，中国军队成群地冲了过来，逃跑的日军除个别胆大者从墙角和民房的窗下窥视以外，都不知逃到何处。中国军队夺获了坦克、汽车、座车和四处丢弃的大量物资弹药和枪支。可惜的是，这些二十九军的官兵大都是农民出身，入伍以后也未受过对付现代化武器的教育，他们面对坦克和汽车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处理为好！恰在此时，广安门城楼上吹响了收兵号，刚才如猛虎一样冲来的士兵，他们只好遗憾地丢下坦克和汽车撤回城内。逃窜的日兵见中国军队收兵，大为惊喜，他们跑了回来，驾驶起坦克和汽车掉头向丰台方向撤去。大部分藏匿起来的日兵，因冀察绥靖公署同意日领事前来收容残兵，才从各个角落找了出来。已入城的日军，于27日晨2时，按照二十九军指定路线，到达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未入城的日军退到丰台。 中国军队为什么匆忙收兵？显然，刘汝珍团长得到上司指示，令其不要扩大事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得含泪收军。 此次广安门之战，日兵阵亡30余人，受伤80余人，夺获和击毁载重汽车4辆，坐车5辆，坦克2辆，后又都由日军开走，另外缴获日军子弹10余箱，掷弹筒10余个，望远镜、照相机、文件等。 中国军队阵亡7人，伤重殒命5人，负伤10余人，内有官长1人。 26日夜，华北驻屯军向日本陆军中央报告，呈请积极行动并付于新任务。陆军中央收到报告，27日晨，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协商，作出决定，给予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以新任务，并动员国内三个师团来华，同时对已经来华的二十师团，独立混成第一、十一旅团再进行第二次动员。 27日8时40分，日本内阁在近卫首相官邸召开紧急会议，批准陆军实行动员。 27日9时30分，杉山陆相将“陆军实行动员”报告，上奏天皇批准。 27日11时50分，下令动员。 同时，日本政府向正在举行的第71届特别议会说明政府态度。贵、众两院于27日各自作出决议，感谢在华的劳苦的官兵，并祝其勇健。 27日，日本政府以风见章官房长官谈话的形式发表声明，声明指责廊坊、广安门事件是中国军队以武力妨碍日军保护交通线和保护侨民而引起的，现在驻华北的军人为完成任务，并为保证协定各事项的履行，以至不得已而采取必要的自卫行动。 日本陆军第二次紧急动员计划在10至14天内完成。并决定从8月1日开始，输送国内部队。 动员之前，陆军向特别议会提出预算，作为华北军事行动而用，共4.1亿日元。 日第二次动员兵力人数约20.9万人，马匹5.4万匹，后勤支援部队遍及全国。紧急动员的部队第五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师团、第十一师团和第三师团，预定将第十一师团派往青岛，第三师团派往上海，其他派往华北。 27日，日军参谋总长载红亲五命令中国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中国驻屯军除现有任务外，应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安定平津地区各重要地方。”接着下达派遣第五、第六、第十师团来华北的命令。 28日，参谋总长关于华北作战问题，给中国驻屯军发出指示，其要点是：（一）华北作战陆、海军配合问题…… （二）军的作战地区（航空兵除外）大概定于保定、独流镇一线以北。适当可使用催泪弹。 （三）第十师团为基干的部队，约于8月15日至18日前后在北塘及塘沽附近登陆。 29日，日军参谋本部根据参谋总长指示精神为基准，又将战争扩大到华北地区之外，制定了《对华作战计划大纲》，其要点是：以一部兵力，在青岛及上海附近作战。 兵团的兵力编制及任务：（一）平津地区以中国驻屯军约4个师团为基干，击溃平津地方的中国军队。 （二）占领青岛，以保护侨民为主旨。 指导作战要点：（一）以中国驻屯军进行作战……对中国军队尽力加以沉重打击。 （二）在情况不得已时，对青岛及上海附近进行作战。 （三）……占领平津地区，并策划持久占领…… 另外，在日本海军方面，随着陆军决定向华北派遣国内师团，也于27日作出《省部关于处理时局及准备的协议》，协议指出：“鉴于今后形势有很大可能导向对华全面作战，因此海军必须进行对华全面作战的准备。” 至此，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26日夜华北驻屯军上报陆军总部报告，未及批准，华北驻屯军已经迫不及待，便于26日晚10时20分下达了攻击中国第二十九军的作战命令，命令要点如下：一、7月27日正午开始攻击。 二、在廊坊及天津的第二十师团主力在团河村附近集结（北平南约15公里，距南苑二十九军军部约3公里——编者注）与位于马驹桥（北平东南约15公里）的一部部队协同攻击南苑。 三、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主力从丰台向南苑兵营西北端方向攻击，至11时进入北平——马驹轿一线，听从旅团长指挥。 四、北平警备队保卫北平侨民。 五、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在高丽营）从卫窑（北平北约16公里）附近攻占西苑，然后进入永定河一线。 六、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在顺义）从沙河镇方向向永定河线攻击。 七、军预备队（第二十师团的步兵3个大队）位于天津。 八、集成飞行团主力于拂晓攻击西苑兵营。 九、临时航空兵团一部在承德，主力跃进于天津，协助地面各兵团的扫荡战，并随时准备与中国空军决战。 廊坊、广安门战斗发生以后，宋哲元感到日军大举进攻即将来临。于是，在26日下午4时，即日军准备总攻之前20个小时，和26日晚，两次电报军政部长何应钦，并请转呈蒋介石，报告日军向二十九军的最后通牒情况，和平津地区形势，并求政府援助。蒋于27日晨回复宋：“此时先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忽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至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26路军总司令孙连仲字仿鲁）随时加入也。此时电报恐随时被阻，请与仿鲁切商办法，必以全力增援，|奇+_+书*_*网|勿念。” 27日上午8时30分，蒋介石在其南京官邸决定了华北地区防御计划，其部署是：一、我军应仍照原计划在沧保（沧州——保定）、沧石（沧州——石家庄）二线上集中构成阵地，期在此线上与敌作整齐之战斗。 二、中央军以援助平津期与敌在永定河地区作战之目的，先以主力集结于沧州——保定之线。第二十九军应固守北平、卢沟桥、长辛店、涿县之线，与保定方面保持确切联络。 三、令孙连仲部26路军即向永定河地区前进。该路军之行动此后归宋主任哲元指挥。所遗保定、任丘、河间、献县防地，已令万福麟第五十三军接防（当日上午11时30分改为河间、献县另令曾万钟部接防）。 四、令万福麟部五十三军即推进于保定、任丘之线，接26路军防地，在该线上构筑阵地。 为了确保北平重点及附近地区，二十九军曾于7月16日拟定了一个万一战争不可避免的作战计划。指定冯治安为总指挥官。赵登禹的一三二师由任丘、河间北调，一部守卫北平城，其余部队协同三十七师攻击丰台和通县之敌，包括捕灭丰台和卢沟桥的日军。 第三十八师进攻天津海光寺的日军司令部。 刘汝明的第一四三师由张家口等地南下，兵出南口，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等地，切断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 廊坊、广安门战事以后，形势已有变化。日酒井镐次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已经由古北口到顺义，又由顺义进一步占领沙河镇，从而切断北平至张家口的平绥铁路。铃木重康的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濑良支队已经由高丽营进一步占领清河镇，与驻北苑的二十九军独立三十九族阮玄武部已经近在咫尺。 驻通县附近的日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二联队步炮兵2000余人，突然攻击通县附近宝珠寺的中国守军独立三十九旅一营，一营由营长傅鸿恩率领下苦守阵地，战到午夜以后，方突围而出，退至南苑。 第49章 为此，日军在总攻之前拔去了身边第一个钉子。 7月27日夜，日军已得到汉奸潘毓桂报告的中国军队的军事部署情报。川岸文治郎的二十师团提前占领团河。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急调两个团兵力增援南苑守卫，行至团河，日军以逸待劳，在大炮坦克的支援下，截击赵部，赵部伤亡惨重，部分队伍冲出，至南苑兵营。此时，日军已全部进入总攻阵地。 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已经被汉奸出卖。廊坊、广安门战事后，宋哲元叫来在北平的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对他说：“子亮（刘汝明字）你赶快回去，照计划做，8月1号行动。”这该是绝密军情，刘汝明立即乘专列回张家口，可是，车经沙河镇时，日军拆毁500米铁路欲挡住刘汝明，时间差在瞬息，刘汝明列车刚过沙河。 中国军队与日军两个针锋相对的作战方案，成败的关键在于谁先动手，中国军队方案决定8月1日施实，可能日军已得情报，日军方案决定于7月27日中午施实，因北平城内日本侨民未能按计划全部撤至使馆区，进攻时间向后延续14个小时，即：总攻时间在7月28日凌晨2时。比中国军队提前4天。 日军总攻的第一目标是南苑，川岸师团主力占领团河以后，面目已经非常明显，团河距南苑不过3公里，南苑背后是日重兵所在之丰台。南苑一直是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宋哲元将军此时已感形势危急，27日急调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来南苑，任南苑所部前敌总指挥，并于同日将军部调进北平城内中南海。 27日夜，赵登禹才从任丘赶到南苑，见到副军长佟麟阁，他对南苑情况还未来得及了解，驻任丘一带的部队也未赶到，28日凌晨，日军对南苑开始总攻击。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二十章 南苑学兵捐躯7月27日之夜，从南苑向东南方向望去，只见团河附近火光冲天，一阵阵炮火的闪光，站在南苑兵营大门前可以清楚地看清报纸上的小字。密集的枪声像节日的鞭炮，大炮的隆隆声使南苑兵营的地面都颤抖起来。 学兵、士兵，年轻的军官们都抱着枪坐在营房中等待出发增援团河的命令。可是，命令迟迟不下，因为不准主动出击的命令仍然有效。 这时候赵登禹师长已经到了南苑，正在和佟麟阁及骑兵师长郑大章、军事训练团教育长张寿龄等人交换情况。团河枪声一响，将军们就都走出了指挥部，站到门前的走廊上向东南方向眺望。首先是赵登禹将军估计到，这可能是其部下两个团的官兵与敌遭遇。听密集的枪炮声，看到沿着地平线一片如长蛇状的火光，将军明白，这战事极为激烈，日军的火力很强，用了重兵。可是，将军们怎么也难估计到，赵部北上的军情已经被汉奸潘毓桂等人出卖给日本人，怎么也难估计到，日军主力兵团，川岸文治郎的二十师团已经突然出现在团河附近。所以，将军们认为赵部两个团北上途中，与敌某部不期而遇，发生遭遇战。纵观全局，命令：（两个团）突破日军防线到南苑集中。可想赵部这两个团被打得如何残破！冲到南苑残部已经兵伤马缺，无法再投入使用。 南苑守军无法支援赵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实无恰当兵力可调。南苑兵营自建营之始，即是一个训练场地，并非准备以此为战场。其兵力有：二十九军军部各处机关及直属炮步兵各营，现在正处向北平城内中南海撤退过程中。特务旅所属的两个团，旅长孙玉田；军官教导团，团长由佟麟阁副军长兼任；骑兵第九师之1个团，师长郑大章。第三十七师炮兵1个团，步兵1个团，以及学生训练团等，其各部大多由所属部队分期分批调来南苑进行军事训练，人员大多不齐，没有作战时互相协调配合的安排。更重要的是，虽然在赵登禹总指挥未来之前统归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领导，可是编制混乱，无法统一指挥。27日之前，虽然有大体的任务分派，军官教导团及特务旅担任阻止由黄村团河向北进犯之敌（主要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第三十七师，骑兵九师之一部，布防于欧亚飞机场一带，阻止由丰台、长辛店一带企图包围南苑之敌。当时的学兵军事训练团约1500人，都是参军不久的学生，用在战场实为不当，但学兵们一再请缨杀敌，将该团列入战斗序列，警戒兵营东南角九营房小砦一带。 至今，对南苑兵营驻守的总兵力众说不一，一说有2万人，一说有7000人，还有其他估计。根据各方面材料推算，估计减去学兵1500人外，约有7000人。这7000人，大都是经过长城抗战的老兵，战斗经验丰富，战斗力也很强。1500名学兵都是刚离校门不久的热血知识青年，没有经过任何战争锻炼，没有任何战斗经验，实无多大战斗力。 佟麟阁将军一闪念，想起这些学兵求战场景，实催人泪下。 几天前，军事训练团接到命令，命令每个学兵携带3天口粮，准备向保定转移，炊事房蒸馒头，分到各班切片晒干，以便携带。因这1500名学兵正在训练之中，将来都是国家和军队栋梁之材，如当战斗兵使用，殊为不当，拟迁往保定继续学习。当学兵们得知这一原因后，学生们再次上书愿效前驱，决心在前线杀敌报国。这时的北平各报纸也报道了学生军请缨杀敌的壮举。佟麟阁团长和教育长张寿龄研究再三，决定暂时留在战场锻炼。 当时战情已经相当紧张，已经露出日军进攻南苑迹象。一天，佟麟阁自北平开会回来，立即命令驻南苑各部，马上在营区周围砍倒400米宽的庄稼，并在营区边缘挖临时堑壕。 不扰民，真爱民，是西北军的传统，不破坏百姓庄稼这点，对这些农民出身的官兵是很好理解的。即将爆发的中日大战，将给百姓带来的必然是流离失所，衣食无着。佟将军望着已经高过人头的遍头的高粱和玉米，佟将军知道这就是百姓的衣食所依，生命所系。砍掉营区四周约有15—16里长，400米宽的高粱和玉米，就等于断绝了很多百姓的生计。尤其在这战乱的岁月，他们将成饿殍，父老婴幼将啼饥号寒。不能再想，佟将军下定决心，设法少砍掉庄稼，由400米宽，减为200米宽——这将是用血去换取的代价。 命令下达后，所有作战部队立即进行工事作业。官兵、学兵们列队站在庄稼地面前，首先唱《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 歌声激荡，唱得官兵们心里火辣辣的。唱完以后，他们带着负疚的心，开始清除堑壕前的障碍，砍掉200米以内的高粱和玉米。 宋哲元将军已经下令，南苑军部撤到北平城内的中南海。佟将军主持军部工作，应该首先撤离。恰在此时，夫人彭静智托人带来家书，言父病重，望回城看望。王副官同时带来次子荣芳的大楷作业。佟将军见时间略有空隙，就把荣芳的大楷铺在办公桌上，仔细批阅。王副官站在旁边不走，佟惊奇：“有事吗？”王副官从怀中口袋掏出自己的存折，说：“副军长，我想留下，这存款是我的一点积蓄，我想拜托副军长，给我的父母寄去！” 佟将军沉默刹那，将副官递过来的存折又递了回去，从脖子上解下耶稣受难的金项练，也递给了王副官，说：“你随军部撤回城内吧！” “不，副军长不想走吗？”王副官问。 佟麟阁点了点头。 “将军不走？” “我已经决定训练团的孩子们不走，我作为团长，走了，会扰乱军心，我留下会对他们有些用的！”佟将军说着，他把话说得轻声细语，似乎情绪很淡。王副官多年跟随佟将军，他知道佟将军的表达习惯，即使是生死关头，佟将军话语也是一板一眼，表达清楚，情绪平稳。 王副官明白，佟将军这样说，就是已经决定了。说：“我马上托人，把东西带到城内。将军，您是不是该写封家书？要不要代写？” 佟：“好吧，我自己写吧！”说着，摊开了纸，拿起了毛笔，想了想，他那遒劲的行楷书就在淡黄色的书信纸上流动起来：“瑞卿夫人：随我廿年，戎马颠簸，历尽艰危。含辛茹苦，风雨同舟，尊老育幼，克勤克俭。镌此数语，以志不忘。” 佟将军写到此，把笔停下，架在笔架之上，思考了一下，又写几句：“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又即。” 部下又再劝佟将军撤回城内，将军表示：“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者重。” 将军又书诏所部曰：“此杀敌报国时也！” 7月26日，南苑兵营的东南角，日军派来骑兵侍候（侦察兵）2人来侦察南苑兵营情况，兵营东南角属军训团学兵警戒。哨兵见敌骑兵前来，即开枪射击，一逃一伤，伤者堕马isuu書网。九营房中的学兵，听枪响即来助战，恰遇堕马的日兵躺在地上哀叫，学兵们抡着大刀（当时学兵还没有发步枪，只有大刀）上前，十几把大刀齐下，嘁哩喀喳将侍候剁成了肉酱。 第50章 这些学生们还嚷嚷着，把它弄到厨房，煮熟了吃了。事情上报，上级问，是否录了口供？这些学兵才傻了眼。如果录下口供，也许会提供很有价值的信息。可惜！ 军部决定，前哨哨兵暂由有经验的老兵担任。 7月28日凌晨，东方刚刚出现微光，地面还蒙罩着黑暗。 总指挥部刚刚结束会议，佟麟阁回到原来军部的办公室，刚在行军床上躺下。赵登禹经过连日劳顿，也想在临时总指挥部略合一下眼。可是他们心里都在盘算着8月1日总进攻的事。 今夜值班的最高长官是军训团教育长张寿龄少将。按照一般情况，最高值班长官并不需要巡哨。可是今天不一样。今夜太平静，平静得令人紧张，平静得令人不安。得到各方面的情报都证明了前半夜占领团河的敌人不再只是冀东保安队的伪军，而是日军主力部队。团河离南苑兵营太近了，现在南苑已经在团河和丰台日军的夹击之下了。 张少将走出了值班室，营区是那么静谧，深黛色的天空是那么静谧，启明星在东方的天空眨动着眼睛，说明天快亮了。少将的副官和其他随员也跟了出来，“去巡哨！”张少将说。副官以为去巡视九营房小砦附近的学兵岗哨，准备跟在将军的身后出发。“备马！”将军又说。副官才明白，将军准备去巡视整个营区，因为围绕营区走上一圈有十多华里，自然必须骑马。 马蹄声沿着营区四周的小路和泥土地趿貂貂地轻声响着。一切和往常没有区别。官兵们都在酣睡，他想起昨晚，也就是几个小时以前，学兵们发了新的步枪，一些学兵爱不释手，抱着步枪而睡的憨态，这些可爱的孩子！他油然而生出一种慈爱之心，一种慈父般对子女的爱心。作为一个官长应该细心周到地考虑一切，因为一个指挥官略有疏忽，将是用士兵的鲜血去补偿。他想着——忽然东面的天空中发出了低微的嗡嗡声，声音越来越响，声音越来越近。两架日军的飞机在天空中出现了。它向南苑兵营方向直线飞来，很快到了头顶，它没有投弹也没有扫射，它绕了两圈，又朝原来方向飞了回去。作为曾经战场的指挥官，将军知道，敌人的进攻已经开始了。将军命令道：“命令全体战斗人员进入阵地！” 紧接着进入阵地的军号声在整个南苑兵营响了起来。 睡梦中的官兵衣冠不整拖枪冲入堑壕。这时候日军坦克履带的格父父声，已经清晰可闻。 佟麟阁走到自己的临时指挥部。这是一个用铁皮包成的小房子，就像一个大罐头盒扣在地上。指挥部已经人员到齐，参谋、通讯等人员坐满一屋，佟将军在门口一出现，全体人员都起立向将军敬了军礼。将军和往常一样面部平静，他把各个部门检查一遍，又问了和总指挥和前沿阵地联系的情况。然后点了点头，转身走到门口，嘱咐其他人，他要到前沿阵地去查看一下。 随员心里都明白，佟将军的直属部队就是那些乳臭未干的学生兵，说不定他们正在堑壕里瑟瑟发抖呢！这时候将军如果能在他们面前出现，无疑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的镇定，无疑等于给他们吃定心丸。 佟将军的指挥部距前沿堑壕并不太远，大约200米。当佟将军披着军用斗篷精神抖擞地站在堑壕边缘上时，堑壕中的学兵们持枪立正，面向将军，娃娃脸都仰视着他。将军敏锐的眼光瞬间从堑壕里一长线的娃娃脸上扫过。他心里非常清楚，即使杀敌报国，胆大……也难掩饰他们心在颤抖，面部紧张。 佟将军略高而带军人风度的挺直身材，瘦而显长的脸，戎装，披着粘满露水的军用斗篷，他像一座雕像。不过这是次要的，主要是，他是一个可信赖的长者。将军平静地说：“孩子们，唱个歌吧！”他想了想又说：“就唱新编的军训团团歌吧！” 堑壕里响起了青春活力的歌：风云恶、陆将沉、狂澜挽转在军人，扶正气、励精神、诚真正平树本根，锻炼体魄、涵养学问，胸中热血、掌中利刃，同心同德、报国雪恨，复兴民族、振国魂…… 歌声还没有停，日军5架轰炸机临空，它们盘旋了一下，找准目标，就向学兵阵地猛烈轰炸。这时候，日军的大炮也开始轰击，密集的炮弹大都落在学兵们的阵地上。 佟麟阁已经回到指挥部，炸弹和炮弹的爆炸震动得铁皮指挥部不断抖动。佟麟阁从瞭望口向阵地瞭望，轰汉汉天崩地裂的爆炸在学兵阵地始终不停，其他阵地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压力。他心里纳闷儿，日军好像把卦算准了一样，已经知道这营区东南角的学兵阵地是一批学生，战斗力最薄弱？其不知道，军事情报早已经被汉奸潘毓桂报告给日本人，潘毓桂是政委会委员，绥靖公署警务处长，宋哲元的世交。他可以从各种渠道得到二十九军最最机密的军情，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挂出汉奸的牌子，可是早已经干起了吃里爬外的勾当。大至华北战局，小至南苑战斗，再至佟麟阁北撤，事无巨细，均已向日军通报。佟麟阁、赵登禹殉国，都与潘毓桂所为有直接关系。 日军飞机轰炸、大炮轰击以后，学兵阵地已经残破，伤亡惨重，堑壕之内，倒下大片学兵尸体，血流成渠。就在此时，日军的坦克和步兵出现在高粱地前，距学兵阵地已不足200米远。学兵队长大呼：“射击！”活着的学兵们马上爬到堑壕前沿开始齐射，密集的枪弹马上击倒一片日兵。日本兵从来看不起中国军队，再加上他们知道对手不过是一些中学生，就更加大胆放肆。没有想到这一阵密集的枪弹，使冲在前面的士兵都倒了下去，他们开始小心，向坦克靠拢，以坦克为掩体谨慎前进。但不见这些学生的枪声减弱，身旁的士兵不断地倒下。他们渐渐失去夺取阵地的勇气。他们开始撤退和逃跑。 冲在最前面的第一辆坦克上面的机枪兵，已经被学生兵打死，他斜躺在炮塔边，机枪的枪口指着天。驾驶兵见周围的士兵已经后撤，其他坦克也乱了阵脚，慌忙掉头。它已经冲到了学兵的阵地前不到30米处，见形势不妙，也想转向。 这些学兵究竟是有知识的，头脑比较灵活。他们见这日军冲在前面的第一辆坦克正在进退中犹豫不决。一个学兵抓起了五颗手榴弹冲出了堑壕，朝那坦克冲去，恰巧那辆坦克已经掉好了头，准备发动快逃，这个学生已经冲到了坦克身边，登着坦克的斜面，再伸一手即抓住坦克，可以爬到上面。坦克突然发动，猛地向前一冲，把这个学兵摔了下来，等他爬了起来，坦克已离他有10米开外，这学兵怒火中烧，不顾一切地提着手榴弹在战场上追开了坦克。坦克轰鸣着向前冲了一下，又冲了一下，速度开始平稳渐增。这个学生兵即使使出浑身力气，眼看着也追不上这钢铁东西了，事也凑巧，坦克前面有一条地界土坎，慌忙逃跑的日兵摔倒了几个，正在坦克的前面，坦克只好减速，给了这个学生兵一个极好的机会，几步之间，他冲了上去，扒上坦克，这时他手中的手榴弹已经丢失了3枚，就把这两枚投到坦克里面也可，他慌忙拉了弦投了进去，然后翻身滚下，等待那轰地一声爆炸。可是，没响。主要原因是，国产品质量问题。 其他学兵见此兵此举，忽拥一片，在战场上展开了学生追坦克的奇观。 日本人退了，本来他们想老太太买柿子——找软的捏，可是碰了个硬钉子。这时其他战线也退了下来。他们找来汉奸，问这是怎么回事。就像石友三说的，这汉奸也是不好当的，他们挨了嘴巴还费了一番解释。若再失算，就不是挨嘴巴的问题，而是要挨日本人的枪子儿了。 丰台的河边正三的步兵部队，也在炮兵和飞机的掩护下，在川岸师团进攻的同时，开始向南苑的西北方向守军进攻。三十七师冯治安师长得知丰台日军攻击南苑的消息，即派所部何基沣旅向丰台展开进攻。丰台日军腹背受敌，唯恐中国军队掏其老巢，大量撤兵回顾，攻击力量渐渐减弱。 整个战局暂时处于僵持局面。进攻兵营东南方向的日军川岸师团部队大约有3000人，进攻西北方向的河边旅团步兵在2000人左右，重要的是有飞机和炮兵的支援，火力远强于守军。守军虽然有兵营作依托，但编制混乱，火力较差，只有轻武器。 此时，赵登禹总指挥已调一三二师的王长海第一旅和第二旅北上支援。第一旅第二旅已北上至琉璃河良乡附近，如及时赶到，两军相持，鹿死谁手，还难定论。王长海在长城抗战时也是叱咤一时的勇将，遗憾的是此将军很信术数，兵至琉璃河附近之时，请术士占卜吉凶，测算出兵吉时，所以按兵迟迟不动，赵登禹数次催促进兵，只是口头答应，不见动静。看来术士所卜是对的，“卯时前渡河主凶”。就是说这两个旅在11点以前渡过永定河必有伤亡。现在只有用袍泽之血和全军失利、全局失利去抵偿了。 川岸师团所部受到学生兵之挫，再次研究战术，汉奸出谋划策，认为学生兵虽逞一时之勇，并无实力，只要再用重火力猛轰，重兵猛冲，早晚难支。汉奸还出主意，南苑兵营中心是士兵食堂，食堂建筑较高，是制高点，食堂之中必无守兵，可用飞机空投伞兵，占领制高点，从其背后袭击守军，守军必乱。 第51章 川岸师团再一次攻击学兵阵地。大炮飞机轰击之后，密集的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出现在学兵们的阵地前。炮火刚停，学兵们从战友的尸体下爬起来，身上淌流着血渠中沾来的血流，准备趴到壕边向进攻的敌人射击。这时，背后食堂的房顶上的机枪向他们扫射起来，马上把他们压制了下去。 原来日军在飞机轰炸的同时也运来了十几名伞兵，一面投弹一面把抱着机枪的伞兵投到食堂附近。食堂有饮事兵七八个人，他们在蒸馒头，给战斗人员准备早餐，第一锅馒头已经下了屉，食堂里弥漫着团排的白色的水蒸气，一个新兵在用木戳蘸着红墨水向每个馒头上印着“不忘国耻”、“小日本”等字，端着机枪的日本兵冲了进来，这个新兵抬头一看，大惊，抄起菜刀准备一拼，被机枪射成了血肉模糊一团，其他几个炊事兵也成了肉酱。日兵占领了食堂，他们登上了制高点，他们实现了汉奸提出的腹中开花之计。 学兵阵地的火力，被食堂制高点上的机枪压制下来，面前的日兵已经冲近了。 “上刺刀，准备冲锋，歼敌于阵地前。”传来了命令。 学兵们咔喳咔喳地上了刺刀，机枪停的时候，日军的坦克和步兵已经冲到了堑壕的边缘，学兵们端着刺刀冲出了堑壕，和日兵展开了血肉厮杀，只听到堑壕前咔咔咔的刺刀撞击声，和呀——啊——刺刀刺中对手声，继之声音混乱成一片，两队敌对的军人拼杀在一起，扭打在一起，一个个喷着鲜血倒下。片刻，活着的兵已经是在尸体或伤兵的身上踩来踩去，血红的眼睛瞪着对方的刺刀尖，刺刀尖或是闪着令人胆寒的光，或是沾满鲜血。 学兵们这时候明显地显出了弱点，中国军人的拼刺技术远不如日军，再加上学兵们尚未受过系统全面的训练，又无临战经验，而这批关东军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甚至用活人训练过的老兵。日兵端起刺刀就显出了他们训练有素。刺刀尖紧逼着对方的眼睛，威慑着对方的心魄。相比之下，学兵们显得稚嫩，刺刀尖定向不准，还轻微晃动，一看就是个新手。一片一片的士兵倒下以后，胶着的厮杀线，渐渐向堑壕方向移动，学兵们渐渐向后退却，渐渐显得捉襟见肘，左右不支。学兵们渐渐退到了堑壕的边缘，又渐渐退出了堑壕，已经退到堑壕内侧四五十米……退路上，都是用鲜血铺了大地。 佟麟阁将军在他的铁皮指挥部里。他瞭望到了所发生的一切。日军利用伞军占领食堂的房顶，这是他难以预料的，因为他领导的军队还没有与伞兵作过战。用迫击炮或较强的机枪火力可以压制食堂房顶上的日军机枪，可是他不掌握这样的火力。佟将军用电话向总指挥赵登禹报告情况，怎么也摇不通电话，估计可能是电话线被炸断。此刻，学兵的阵线退到堑壕以内，力量渐渐不支。顾不得那些伞兵了！ 佟将军命令：“用预备队！” 参谋问：“所有的预备队？” 佟回答：“所有的，所有的都上去！” 所有的预备队都上去，这意味着拼死一战，最后一战，下一步如何，很难想象。 学兵的预备队得到了命令，冲出了掩体，端着刺刀啊哪啊地冲了上来。日军经过鏖战的消耗也成强弓之末。学兵们新生力量到来，实力大增，日军渐渐后退并有些士兵仓皇逃跑。日军吹号收兵，那些端着刺刀的日兵退后三步，上起枪刺，有礼貌地向对手鞠了45°左右的躬，表示对学兵这样顽强的对手的敬意。 学兵们退回阵地，跌入堑壕，大口喘着粗气，有的趴着，恨不得把五脏六腹都吐出来。喘息片刻，蜿蜒漫长的堑壕顶端，士兵们骚动起来，士兵们忽然跳出堑壕纷纷向后奔去。这种骚动像点燃的导火索一样，迅速地发展过来，士兵们沿着堑壕传递命令：“撤退，向寨内转移！” 这种传达命令的方法也很奇怪，不是按照指挥系统传达，而是像义务劳动时，一长行人向工地传递砖头。士兵纷纷跃出阵地而后撤，无人掩护，无人指挥，秩序大乱。再加上大操场中间的演武厅和食堂被日军控制，机枪子弹哗换换地扫了过来。士兵们又慌张向北逃跑，战线全线崩溃。 佟麟阁将军在他的铁皮指挥部里，看到发生的情况，大惊。电问前沿，已无人接电话，又马上和总指挥部联系，电话总是断线的嗡嗡声，事已急矣，将军命令通讯参谋马上跑步到总指挥部。参谋去了，过了半天又气喘吁吁跑了回来，报告说，军部已经下了放弃南苑向北平城里撤退的命令。喘了好几口气，以后又说，总指挥在11点以前已经走了。 总指挥倒底是应该在全军撤完再走，还是下达了命令即可走，这很难评说，也许是因军情紧急，须即去军司令部商议重新安排总攻计划？赵登禹已将负责撤退任务交给了副总指挥第九骑兵师长郑大章。前面提到，在南苑有郑大章骑兵师的一个团。可是战事伊始，日军就用大炮猛轰马棚——这也是汉奸提供的消息。马棚附近马上天崩地裂，马的尸体和着泥土、草料飞上天空，继而是熊熊大火。只有若干匹挣脱缰绳的马四散逃去，待炮火停息下来之时，这些骏马如脱牢笼，跑到水草丰美的地方吃草去了。在这枪林弹雨之中，这些宝驹很难收回。骑兵没有了马，行动起来不如猪。郑大章失去了自己可以直接控制的兵力，已经非常沮丧，再加上其天性精明而胆魄不全，这时有些乱了阵脚，像这样沿着堑壕传达命令的办法，行吗？ 佟麟阁还想详细了解情况，又与郑大章副总指挥联系，恰巧电话通了，郑副总指挥证实了下达撤退的命令，下面的话就有些不连贯了。佟麟阁手拿着电话话筒，这个从来不发脾气的人发起了脾气：“彩庭（郑大章字）你这样就不对了！”这时候，不是争论和争吵的时候，佟麟阁放下电话，他马上考虑的事，是如何组织撤退。 日军在组织上次冲锋以后，忽然平静下来，再没有了声息。他们已经知道守军已经乱兵撤退。川岸师团从潘毓桂处得到二十九军军司令部下达了南苑撤退的命令。现在再用重兵去占领南苑兵营已经没有多大价值，目前最重要的是，马上派出一支劲旅截击溃逃的中国军队，消灭二十九军的有生力量。 过午，因撤兵命令传达迟缓，南苑守军还在撤退，也有不愿撤退者，均躲入掩体或顽强抵抗。留下的人数，大约有总人数的1a4，日军还是派出了一定的兵力，谨慎地进入南苑兵营，他们知道暗处尚隐藏着大量的中国士兵，他们没敢搜索，只是与正面抵抗的中国士兵展开了枪战。因为众寡过于悬殊，中国士兵渐渐向东寨墙附近撤去，下午3时左右，撤到东寨墙边的中国士兵只剩下30余人。日军重兵将他们围住，30名士兵端着刺刀靠于寨墙上，日兵没有敢过来的，指挥官只好命令开枪，步枪机枪齐射，硝烟过后，30个血肉模糊的人陆续倒下，东寨墙上印下了30个血的人形。若干天后，不知何人，趁夜将这30名壮士的遗体偷偷地埋了，埋到何处也不知道。这30名壮士是谁？没有留下姓名。或许他们的花名册上会注明：死于南苑战役或失踪。抗战八年之中，这30具血的人形一直没有塗掉，也未被风雨洗刷模糊，这里一直流传着瘆人心脾的传说，有的说，每逢风雨过后，就有人来用鲜血重塗人形。也有的说，每逢初一、十五（指阴历）这30个人都活转来，在东寨墙边或在兵营里欢聚。也有的说，他们不该死，集体到玉皇大帝那里告了日本人的状……不过这都是传说而已。每到初一、十五有人到这里来烧香上供，那倒是真的。 7月28日傍黑，日军已经占领南苑，他们在四处部署了很多哨兵。藏在掩体中的中国士兵很不客气地袭击了他们。根据老兵的经验，趁夜必须撤出南苑，而且不能北撤北平，要南撤保定。这些隐避起来的士兵，趁着黑夜陆续踏上了经固安、雄县去保定的路，其中包括学生军训团三个大队中的第二、第三大队的部分学兵，在南苑战役中，这些热血青年，阵亡了约800余人，占全团人数的一半以上。 白天北撤北平的官兵在路途上又遭日军截击和飞机轰炸，伤亡极其惨重，以至南苑战役的最高指挥官佟麟阁将军、赵登禹将军双双殉国。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二十一章 上将为国殉难27日晚，宋哲元将军操劳了一天，他已经疲惫不堪，几天来令人心烦、令人暴怒、令人心惊的事接连不断。即使夜晚，他也不敢回到武衣库私寓安心睡觉，这几天他都是在东城铁狮子胡同政委会办公大楼中的宿舍暂憩。他刚刚睡下，值班副官就匆匆来敲他的门，时间大概是凌晨3时，他马上翻身起来，这时副官已经走了进来，说：“宋主任，南苑打起来了，赵总指挥电话等您！”宋穿上鞋，匆匆到值班室去接电话，赵登禹向宋报告南苑发生的情况。南苑距北平只有15公里，在这夜深人静的深夜，南苑的大炮声音，北平城内都可隐隐约约听到。 宋将军放下电话，命令副官马上把副军长秦德纯，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找来。不一会，秦、冯、张已经驱车赶来。 不用翻看地图，他们心中都已了如指掌。 第52章 这是日军总进攻的开始，虽然对团河之战的理解有些错误，但战事的结果和得到的新情报，已料到在团河，日军已经用了重兵，下一步棋，必是进攻南苑，只是没有料到日军进攻如此之快。如若用国内军阀之间战争相比，团河之战战至深夜，军必休整，不会在四五个小时以后即发动总攻。不过，日军这样做也不难理解。 宋将军又令副官了解北苑及其他地方情况，片刻副官来回报，北苑没有发生重大情况，驻守北苑的阮玄武独立三十九旅还和占领清河镇的日军独立十一旅团濑良支队在对峙中，只是濑良支队向前移动不少距离。北平城东，日军兵力已经抵达城下，因昨天驻守通县附近杨庄的独立三十九旅二团一营守军已经和日军血战后撤退到了南苑，也就是说，北平城东的守军阵地已丢，触须效应的据点已经被日军斩去。 不用说，日军的目的得明显，就是必取南苑。南苑战役之后，川岸师团与河边旅团配合合击宛平卢沟桥，扼住北平咽喉。然后再向北苑独立三十九旅猛攻，日军从南、从东、从北三面兵出北平城门之下。再后，占领沙河的日军酒井镐次的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占领北苑和清河的铃木重康的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由北由东进攻驻守西苑的三十七师主力部队，同时，占领卢沟桥的川岸师团、河边旅团将由西由南方向截击，以配合铃木和酒井部队。这样，即将日本人认为的“令人可怕的冯治安师”全部消灭。 宋将军的认识是逐渐完成的。几天前他已经感到这种形势可能发生。首先将驻守在城北黄寺的石友三两个保安旅调到西苑以西至卢沟桥一线布防，目的之一就是一旦发生以上情况，三十七师可以西撤，石友三防线可以暂时抵挡一阵。之二是，石友三的态度不稳，而黄寺在北苑与北平之间，如石友三在临战倒戈，阮玄武独立三十九旅将在日军和石友三的夹攻之中，石友三在三十九旅南阻止三十九旅向城内撤退，铃木旅团自北面向阮旅进攻，阮旅即处死地。现在虽然石友三部已去西线布防，北平城也已是在日军的重围之下。 赵总指挥不断报来南苑情况，形势危矣！宋将军和秦德纯、冯治安等商议，决定放弃南苑，速将南苑所部调回城内，以保存实力。即发生前章所讲南苑兵溃的情况。 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这是兵家常识。一旦对手放弃阵地，去占领阵地就不是紧要的，打击和消灭对手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由于撤兵的命令慌张失措地传达，士兵们都窜出阵地，如逃避狼群的羊，仓皇向北平方向蜂拥冲去。北平至南苑的路，不过是泥土沙石的土路，最宽处也不过五六米，路两旁都已是长过人头的青纱帐。当溃兵拥来，马上就拥塞住了。后面的溃兵又一批一批地拥到，道路马上被官兵的肉体填满挤实，不能再起到通路的作用。这时候任何指挥官都起不到作用，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部下。军官和士兵在这条土路上平等竞争。这还不是最悲惨的，最悲惨的是日军的飞机来了，根本不再需要侦察寻找目标，它们来了就直接把炸弹投到塞挤着中国官兵的路上，就像向酱缸里扔石头，接着又是机枪扫射，一排排子弹都在人群里开张，弹弹都不会虚发。只见把中国官兵炸得东倒西歪血肉上天。 当时的中国军队对飞机的轰炸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况且是在这溃逃的土路上。官兵们凭直感窜入路旁的青纱帐躲避，不幸得很，这些天连降大雨，南苑地方又地势低洼，地里或汪着水或是稀泥，前面的人冲了进去，不是滑倒，就是被拥上的人推翻。前面的人一倒，后面的人向前拥，就在这青纱帐里玩起叠罗汉。没有被机枪打倒的，这叠罗汉的底层也会被压死压伤，若被日军的机枪射中，就是一枪数兵。 第一次日军只出动两架飞机，看来带炸弹不多，机枪没打多久，估计，大概主要还是侦察，在这溃兵的头顶上逞了一阵威风，不过是顺手牵羊捡点便宜。 正值盛夏，天气暑热，又挤在没人的青纱帐里，天空没有一丝风，中午太阳的强烈阳光照射在积水的大地上，地面如同蒸笼。这些溃兵，自凌晨2时起来同日军鏖战，到现在已经过午，尚未进滴水。或饿昏或抢食玉米地里的青玉米，已算提不起来的事了。 南苑的半日鏖战，周围住的老百姓也听出了大概，又见中国军队北溃，知道中国人又打败了。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些在南苑驻防的精壮的小伙子们，尤其那些白皮嫩肉的学生们，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百姓虽然说不出什么道理，心里总是明白，他们是中国人，怎能做亡国奴啊？胜败兵家常事，当然他们希望中国军队战胜。打了败仗，他们所听到的——从义和团算起，都是中国人败了，有什么办法！ 老百姓还是从四乡赶来，他们带来了馒头、窝头，庞各庄的西瓜、酸梅汤……路旁摆满了各种食物，其中有些可能是从菩萨供桌上刚拿下来的。 佟麟阁决定速去路上疏导溃军，他转身走出了铁皮指挥部。这时副官牵来了一匹枣红马，将军一愣，本来他是等他的专车的。副官已经明白将军的想法，说：“副军长，赵总指挥从上午出去，据守城哨官报告，到现在还没有到永定门，汽车的目标太大，还是骑马方便。” 佟从他的行动方案的思考中醒了过来，说：“也对，路上拥满了溃军，车也没法走。” 佟麟阁把这匹枣红马打量一下，这马中等身材，还算健壮，只是前蹄成簸箕状，有些塌腰，目光呆滞。看来它有力气但不机灵，也许干过农活或拉过车，只能做士兵坐骑，任何一级指挥官使用均不合适，若认真要求，其早该退役。估计是那骑兵师长郑大章忙于扩充骑兵，而把如此驽马暂时充数。而这位副官，看来对相马一窍不通。 佟将军在过去没有专车的时候，行军打仗大都骑马，佟将军好读书，也偶看马经，所以粗懂相马之术。当初西北军中，爱马如命者只有石友三一人，所以佟与石也偶有来往，但佟将军为人少言沉静，言必信，行必果。而石友三为人，对上阿谀，对冯玉祥百般献佞取悦。而对部下，稍不如意，就打得皮开肉绽，当初张自忠就吃过皮肉之苦。尤其三叛冯又三叛蒋之后，二人已无来往。佟麟阁就任军训团长以后，石友三已经被任命为冀北保安队司令，石大概早已感到在二十九军中，自己非常孤立，很想借袍泽之情和其他将领改善关系。所以借佟麟阁上任之际，从他豢养的10匹宝驹中挑出那匹最心爱的“踏雪”，送给佟麟阁。佟托词不要，石友三坚送。石友三脸皮厚，一天，石友三突然把这匹乌骓雪蹄马刷洗得乌黑雪亮一尘不染，用汽车把它拉到南苑兵营，并亲自登门表演。那匹骏马浑身黑如炭，四蹄白如雪，精神抖擞，在操场上奔走如一条乌龙游水，那四只雪白的蹄如四条闪光，同时这匹骏马还表演了骑兵最难的术科课目及救护主人的情景，观者无不为之啧啧赞叹。有人劝佟将军留下，佟将军还是以无合适马料当借口暂托石友三代养。 如若当时收下，将军现在也不会处于如此窘境。 将军骑上了枣红马，随员只好步行。就在马背上，佟将军和教育长张寿龄分工，教育长暂留近处，佟将军去中途疏导。佟将军挥了一下马鞭，这匹驽马就冲了出去，随员们马上大步流星地赶上。副官说：“将军，那边有一条小路，可以快些赶到前面！” 佟将军一笑，说：“小路？我们败走麦城？” 副官解释说：“那条小路是到村子里去的，路比较近，是我们平时不走的，现在可以利用。” 佟将军同意，这一行人上了小路。 这些乡下人有自己传递消息的方法，不知为什么，他们好像知道要有长官从村中通过似的，佟将军一行刚到村口，村前跪下了一片父老，约百余人。最老者白发白髯，年最轻者也是脸上皱纹如沟如绸。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父老者代表万民也，这一集体下跪，即为民请命，如此情景，不用说七品县官要下轿迎接，就是皇上玉辇至此，也要停下有所表示。 佟将军无论军情如何紧急也得慌忙下马。 这时一个村学究样子的读书人上前三步又跪下道：“大将军，当初，刘玄德携民渡江以避曹兵敌锋，为万民也。将军散兵北撤，于万民何？” 佟将军无言以答，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半天才说出：“吾军人必以死报国，不愧父老！” 学究又说：“将军不忘万民，望铁骑早归，救万民于水火！” 父老们让开了一条路，佟将军等穿过，头也不回地去了。 没行多远，前面横着一条河。河水清澈，荡漾东流。佟将军知道这条河叫洗马沟，洗马沟是古名，又有人称其为莲花河，河水发源于北平城广安门外的莲花池，莲花池周围遍地清泉，自流出地面，始形成莲花池湖，湖水即河之源，河水朝东南方向而流，绕北平西南角。辽、金、元朝在北平旧址建都，城池旧世约在现今的广安门四周，当时的洗马沟在西城门彰义门以内，蒙古的骑兵风驰电掣而来，带着蒙古草原的泥土气味，在中都城下洗他们剽悍的战马，久而久之，得来洗马沟之名。 第53章 佟将军所行之小路在北平城南数里与洗马沟交叉。当时正值七月雨季，河水增涨，河上礁石已被淹没，佟将军只好骑马涉水而过，未到河心，这匹驽马就显出了它的本色，四蹄陷入泥中拔不出来，因其不是刘玄德的“的卢”能够马越檀溪，它死活不动。佟将军只好下马淌水。佟将军望着这荡荡漾漾的河水，想起了家乡的易水河，因这“故乡情结”，佟将军低档地念着那首燕太子丹送荆轲刺秦王时唱的古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星象家说，其人将死，都有征兆，也许是事后附会？不过佟将军多次谈到了死，远且不说，佟将军就任军事训练团团长以后，尝言：“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卒者，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 在大学生军训班的讲话中说：“……那时我个人一定和大家一道，拿起武器，奋勇杀敌，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荣誉而献身！” 卢沟桥事变后的南苑军事会议上，佟慷慨陈词：“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军人应马革裹尸，以死报国。” 7月19日后，宋哲元由天津返平，下令打开封闭的北平城门，撤除防御工事，佟将军与冯治安将军力持不可，表示“如敌来犯，我等决以死赴之。” 27日，佟将军不愿随军部撤离，决心与官兵一起死守南苑。 28日凌晨日军总进攻，佟将军表示“和他们死拼，这是军人天职”。 以及在村头向父老表示…… 佟将军一行过了洗马沟，向东拐出不足一华里，即到大路，只见大路上溃退的人马散如羊群，狼奔豕突争相夺路。一个发了狂的士兵大喊道：“长官们是不是都当了汉奸了！” 佟麟阁一行出现路旁，官兵们感到突然，感到吃惊。 佟命令道：“号兵，吹停止前进号！” 号兵奔上就近的一个砖窑，嘀嗒嘀嗒吹了起来。军号虽然是命令，但那溃散的人群，无法立即停下，兵群仍然向前涌动。副官大喊：“副军长训示！” 佟将军站在路旁，命令道：“军官站出来，站到路的左边！” 军官们都站了出来，前前后后成了一个长队。 佟将军道：“诸位，大家乱了，军官找不到自己的士兵，士兵找不到自己的长官，现在不论哪一部分，尉官带领30人，校官带领3个尉官，编队吧！” 将军的卫队也下去监督组织编队。溃兵很快初具队形，开始向前移动。卫队向后逐渐传递命令…… 这只是片刻时间。敌人的飞机又临空了，它们擦头顶而过，带着尖厉的呼啸声，第一架飞机沿着大路上的溃兵咯靠靠地狂射机枪，它好像给后来的飞机指示目标，从第二架飞机开始，投下的是密集的炸弹[奇][书][网]。飞机飞得很低，飞行员对地面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是用手一个接一个向下丢小炸弹，一面投弹一面狰狞发笑。据后来人介绍，日军可能是临时改变战术，向这些溃退的官兵，投掷密集的迫击炮弹，因为这样最有杀伤力。 路上的溃兵慌忙向高粱地里面躲藏，队伍又乱了。 佟将军没有躲避敌人的扫射和轰炸，他骑着那匹驽马慢慢登上了砖窑的土丘。副官参谋一再阻拦，将军说：“我镇静，他们才镇静，才有战斗力！” 在土窑上，副官又一再请求，要求将军下马隐避。将军不好过于违拗部下请求，只好下马站在马边。 佟将军又命令“所有的步枪向天上射击”，从此掀开了抗战中用步枪打飞机的历史。 日军的飞机好像发现了中国军队的指挥部，开始对这土砖窑扫射轰炸。一排机枪子弹扫射而来，嘭噜噜地射在土窑上，飞起了窑灰和泥土，飞灰落下后，佟将军身旁的驽马已经倒下，它躺在地上流血喘气，佟将军大腿上中了一弹，血流如注，副官要求将军躺下包扎，将军不肯，他不愿在他没有死的时候让部下看着他倒在那里。部下无奈，只好给他立着包扎。 敌人的飞机又来了，土砖窑周围被硝烟包围，接着敌机升高，但仍盘旋轰炸。莫非是地面的士兵开枪还击，使敌机不敢低飞？接着大炮开始向溃军轰击。佟将军明白了，这是日军的追兵准备拦腰截断溃兵。佟将军马上命卫队去传达命令，后面的部队马上编好队，掩护前面队伍撤退。 炮声过后，果然后面响起了枪声，一阵紧过一阵，打了很长时间，感觉不到日兵的阵线向前移动。佟将军估计，日军追兵战斗力并不很强。事实也是如此，南苑战斗之后，日兵受到重创，士气也不再那么高涨，大概日指挥官也学习过《孙子兵法》，穷寇莫追。只不过是向上级敷衍，表示表示意思。再加上中国溃兵窝了一肚子火，正没处撒，逮着机会玩命地打了起来。溃军虽然又死伤不少，日军也落个没趣儿。 且说，溃军经过佟将军指挥疏导，陆陆续续编成了队伍，虽然是在日军的飞机轰炸和追兵袭击之下，还是慢慢地向大江门、永定门方向开去。时已过正午，大约下午2时许，佟将军望着渐渐过去的官兵，略略舒了一口气。现在的退兵已经稀少下来，只等最后的掩护队伍撤来，即可一同北撤。 佟将军向北望去，只见官兵的背影，已经编制好的队伍，相隔的距离越来越大。不远的大江门赭红的城墙，城门洞，城楼上的飞檐画栋清晰可见。突然，在大江门的城楼上出现了日本兵，他们架起机枪就向撤军扫射。撤军慌忙隐避，因日军居高临下，大占优势。 怎么回事？佟将军估计这些日军可能是驻丰台的河边正三旅团所部。可是，上午已得知冯治安部正袭击丰台，谅日军无力东顾，其不知冯部已经撤兵，准备放弃北平。恰在此时掩护部队跟了上来。现在只有集中所有火力猛攻大江门，占领制高点，别无他法。佟将军将现有的部队检查一遍，所有各队都残缺不全，将军命令除留下少数卫队以外，副官参谋等一切人员编入战斗部队，一鼓作气拿下大江门。部队上去，又是激烈战斗，撤兵冲开了豁口，占领了大江门，冲了过去。就在同时，日兵的机枪又不断扫来，佟将军的几个卫士都中弹阵亡，将军的头部也中一弹。 且说，南苑总指挥赵登禹将军得到撤退命令之后，即令有关人员火速传达，并留下副总指挥骑兵师长郑大章处理一切，因大战突发，8月1日总攻方案破产，所以必然马上研究新的对策，要立即赶回北平参加军事会议，他登上了他的黑色道吉专车驰出南苑兵营，十万火急地朝北开去。16公里的郊区土路和进入城内的路途加在一起，半个多小时也该到了。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了很久，不见赵总指挥出现，又打电话问永定门守军，守军只报告，赵师长的汽车和其随行人员都没有到，只听到南面远近都有枪炮声，日军的飞机在轰炸，飞机飞到永定门附近就掉头回去。这只能是一种信息，不能算准确的军情。几位将军只好不管这些，研究该研究的问题。 赵总指挥这辆道吉轿车飞驰电掣向北飞来，在永定门外约两三公里的地方，突然遭到日军狙击，车身着了几弹，幸好汽车夫机灵，马上掉头南撤，才未造成伤亡。因为车上除赵将军外只有参谋副官、卫兵各一人，无法对付对面的机枪，只好退回再想办法。考虑从左安门或右安门进入，可是现在敌情不明，等于冒险。溃兵陆续到来，在此又进行了交战。原来在这里狙击的不光是一两挺机枪，而是丰台日军的一部分在南苑战事爆发同时，前来阻断南苑与北平的联系。溃兵满心怒火狠命冲杀，终于冲出了一条血路，日军兵力不足，剩下残部退去。 赵登禹见南苑撤兵如羊群一样溃退而来，再问情况，知责任在己，愧对官兵。此时见副总指挥郑大章骑马慌张而来，令郑先进城汇报，自己暂时留此疏导。这时日军飞机赶来轰炸，副官劝其迅速离车，因汽车目标太大，赵将军下车刚走出十几步，一颗炸弹落在车身正中间，汽车被炸得粉碎，碎片炸到总指挥等人的身上。 已经过午2时许，退兵渐渐过完，忽听大江门附近枪声骤起，总指挥知道这定是丰台日军前来截击。总指挥知道副军长佟将军还在后面，而且后面再没有什么兵力。总指挥留下所有的官兵，向大江门方向返回，去营救佟麟阁。因南苑失守，冯治安袭击丰台的部队撤回，丰台日军实力加强。前来大江门截击的日军陆续增加，退兵因从凌晨2时战至此时，已经极度疲劳，官兵、武器都已残缺，反复冲杀均难奏效，渐渐处于劣势，战至下午4时，弹尽，全部牺牲。赵将军身中数弹而亡。 赵登禹将军，1898年5月生于山东省菏泽县赵楼村，贫苦农民家庭出身，少学武术，16岁投奔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从一个副兵升至师长。殉国时仅39岁。 佟麟阁将军，河北易水河之南高阳县人，1892年生，从伍20余年，1927年即任冯玉祥将军麾下第一师师长。殉国时年45岁。 佟、赵二将军牺牲后，国民政府于7月31日即发布褒恤令，追赠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 佟、赵二将军，是抗日战争开始，最早牺牲的高级将领。 佟、赵牺牲，举国哀痛。 第54章 话说回来，佟、赵二将及众多将士牺牲，南苑溃兵陆续回到北平城里。北平市民知道南苑战败，仍倾家中食物招待士兵。天已全黑，最后的溃兵才到达永定门城下，守卫不能开城，用绳索数条把官兵逐一吊上城内。市区内已不见岗警，马路两侧摆满西瓜、馒头、酸梅汤等等款待退下来的官兵。市民很多，见到列队行进官兵即脱帽致敬，一些学生主动为官兵带路。 上级指定在中南海怀仁堂集合，队伍陆陆续续到达。中南海里已经凌乱不堪，树荫花丛之中，遗弃很多军服，长短枪等。副参谋长张克侠等待在那里。夜12点，张副参谋长召集讲话，通知北平将弃守，凌晨2时出发，开往保定。官长发5元路费，士兵2元。 当南苑撤兵之时，实已必须弃守北平。当时，北平与天津已失去联系，第三十八师主力部队尚在天津，已在日军重兵监视之下，处于危险之境。北苑阮玄武的独立三十九旅也未得到命令，正在与日军对峙之下。冀东保安队是控制冀东22县实力可观的队伍，其早已与宋哲元将军联系反正，只等北平消息，宋哲元率秦德纯、冯治安仓皇撤出北平。天津、北苑、冀东保安队都处于群龙无首的孤立作战境地，凭着爱国之心，与日军展开惊天地泣鬼神的厮杀。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二十二章 张自忠临危受命宋哲元在冀察政委会的秘密会议室里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除了在南苑前线的佟、赵、郑未到和石友三在平西布防不得脱身，一四三师师长在张家口，以及会议中途派遣副参谋长张克侠到中南海收容撤兵以外，副军长秦德纯、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参谋长张樾亭等高级将领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第一个决议就是从南苑撤兵。南苑撤兵后的连锁反应就是守卫北平，此时的形势，已经是北平周围中国军队均处于日军的合围之下，装到了日军包围圈的口袋里。固守北平，必然要以城池为依托与日军展开攻守之战，北平古都必然在日军的飞机大炮的轰击下毁于一旦，城内近200万人民也必遭战火涂炭。 自上午10点钟下达南苑撤兵的命令以后，南苑前线再无消息。待到下午，溃兵开始陆续进了永定门，才一鳞半爪地知道些情况，事情远比希望的坏得多。下午4时左右，骑兵师长郑大章衣冠不整态度惊惶地走进了会议室，作为一个师长进门却忘了向上级官长行军礼，也不顾向同级招呼，宋哲元看到他这个样子，满脸的不高兴。宋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往往遇到如此之事，话不出口，脸上可见。副军长秦德纯非常了解这点，他也见到郑大章狼狈形状，说：“彩庭兄，我们军人无论遇到任何艰苦情形，态度要稳重，礼貌要周到。”郑大章才定下神来，介绍南苑情况。 天已经黑下来，经过一整天的商讨，宋将军综合大家意见，提出了两个方案：（一）留四个团兵力防守北平，由秦德纯指挥，宋将军、冯师长到永定河南岸布防。 （二）留张自忠师长率所部在北平天津与日人周旋，宋将军、冯师长、秦副军长率部到永定河南岸布防。 可以看出，这两个方案，均非死守，也非撤离。恰在此时，蒋介石发来电令，给宋将军解了围。电令曰：“命宋将军移驻保定，坐阵指挥。”宋将军沉思良久，对大家说：“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把实力转移之时，在北平必须留人负责与敌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任务极为艰巨，由谁来挑此重担？”说到这里，他把目光停留在张自忠身上。 7月以来，由于局势日渐恶化，宋张多次交谈，有一次，宋对张说：“西北军是冯先生一生心血所建，留下的这点底子（指二十九军），我们得给他保留着。此事非你不能做到。二十九军现在战线过长，我们要把部队收容起来，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判，拖延一个星期…” 现在应了这段话。张自忠站了起来，说：“现在战与和都已成问题，看情况，事情难以一时解决。为了我们二十九军能及时脱离险境，既然委员长已下决心，这个任务我愿承担！” 宋哲元立即叫人拿来纸笔，当场写下手谕。 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令张自忠代理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令张自忠代理北平市市长。 宋将军还决定，28日晚9时，率秦德纯、冯治安等及三十七师主力部队，由北平西直门出城，经永定河上游三家店，渡过永定河，再折返至长辛店，转赴保定。 张自忠接过了宋哲元的手谕，流下了眼泪，说：“委员长和大家都走了，我的责任太大，一定尽力而为！”言后两人相对而泣。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临别，张自忠又拉着秦德纯的手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秦德纯劝勉道：“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誓死救国，必有为国人谅解之日，望好自为之。” 张自忠与众人黯然一换握手作别。 张自忠送别宋哲元一行之后，便电话通知驻守北苑的阮玄武，令其集中部队，恢复常态，避免敌人刁难。阮玄武安置好队伍，很快来见张自忠。张自忠把详情介绍后，让阮玄武看了宋哲元的手谕，说：“宋先生把我留下来，不是为了打，而是要我以和谈达到掩护部队撤退的目的。现在大家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来支撑这种险恶的局面，怎样才能渡过这个难关，把这个局面维持一下，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你多思考思考。” 阮玄武说：“事情既已到了这种地步，我遵照你的命令办就是了。” 第二天清晨，张自忠回到西直门外梭子胡同4号私寓。他面色铁青，愁容满面。随后，指定六七人随自己留平，包括警卫排等其余人，均回原部队参加抗战。 29日凌晨，二十九军主力部队全部撤离古都北平。留下的部队，除北苑兵营驻守的阮玄武旅以外，还有原赵登禹师参加广安门大战的六七九团和六八一团。另外还有，绥靖公署文职、军官约1万人，因未通知到也未撤离。宋哲元的子女也没得通知而留下。可见行之慌速！ 天亮以后，北平街头人声鼎沸，大家惊异地发现，一夜之间，二十九军已经放弃古都丢下人民而撤离了。街头贴满着代理委员长张自忠的布告，布告上端印着大幅的张自忠头像，布告中说：“中日战局发展，二十九军为缩短防线，退出北平，向保定一带集中兵力，继续抵抗。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 卢沟桥事变以后，张自忠负责对日和平交涉一事，本已成舆论指责的焦点，再加日方又施离间之计，更被国人非议。张自忠留平消息传出，谣言指责张逼走宋哲元，甘心充当汉奸，一时间举国舆论大哗，皆曰可杀。北平街头也纷纷传闻：“出了汉奸了，仗不打了。”二十九军官兵得知此信，也纷纷把张自忠照片撕得粉碎（当时二十九军各部都挂有旅以上将领照片）。 北平、天津两大城市于26日就失去联系，其他各地可想而知。冀东22县保安队早想反正，已和宋哲元秘密接触。冀东殷汝耕伪政权，一直使宋哲元骨鲠于喉，早想扑灭，只因时机不成熟，只好忍耐。因殷汝耕死心投靠日本人，所以日军也以通州为万全之地，甚至在时局紧张之时，将日侨迁往通州安置。 冀东保安队原名河北特种警察部队。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冀东22县划为非军事区，不能再驻有军队。蒋介石密令五十一军军长、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河北省政府的名义，另外成立5个特种警察总队，训练之后，开入冀东。于学忠从五十一军抽调团长张庆余、张砚田和部分营、连级军官，又从河北各县征新兵万余人，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这两总队即构成冀东保安队的主力，总队相当于师级，总队长相当于少将。另外还有第三、第四总队，是汉奸李济春从伪满带来的伪军组成。同时还有第五总队，系冀东土匪胡协五所部。第三、四、五总队均无区队，总共有8个大队。第五总队于1936年进犯房山，被宋哲元击溃，大部分被缴械，已无实力。 1935年5月《何梅协定》之后，中央军调出河北，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奉命调往甘肃，因警察总队归属地方，不能与五十一军同时行动。于学忠临行前，密召第一、二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等，嘱令：“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同年11月，殷汝耕割据冀东22县，在通县（即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其后，将警察总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归殷汝耕政权统辖。内部人事安排仍维持原状。 张庆余的大儿子听说张在伪冀东政权任职，认为张附逆叛国，有辱先人，登报与张脱离父子关系。张妻也劝张反正，免为亲友乡党所不齿。 同年12月，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张庆余和张砚田密请哥老会的首领张树声介绍往见宋哲元。张树声允诺，旋即向宋禀报。宋甚愿相见，为躲避日本人和汉奸耳目，约定在天津旧英租界17号路宋宅会晤。 第55章 张树声通知二张在天津家中等候，待宋派人前来相邀。届时，宋的副官陈继先遂带二张见宋。宋哲元当即表示：“素悉二位热爱祖国，近来又听俊杰（张树声字）兄说，二位愿合力抗日，本人代表政府表示欢迎。兹有一事，应先向二位声明，请二位注意，我宋哲元决不卖国，希望二位以后对我不要见外，并望坚定立场，不再动摇。”说罢，便命肖振瀛送给每人1万元。 二张也向宋表示，今后一心一德为国效力。 卢沟桥事变以后，因宋不在北平，张庆余密派心腹刘青台（冀东教育训练所副所长）往北平见冯治安，冯对刘说：“现在我军对日军是和是战尚未决定，请你转告张队长，暂勿轻动。等我军与日军开战时，请张队长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县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以收夹击之效。”并密嘱刘：“可委派心腹与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保持联系。” 之后，张樾亭将冀东保安队编入战斗序列。 因平津形势日趋紧张，为防二十九军进攻通县，日军驻通县的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佑，特召集各总队长开军事会议，商讨防守事宜。 张庆余站起来发言表示保证守住通县，配合皇军打垮二十九军。又强调说：“目前冀东地区兵分力薄，莫如抽调散驻各地的保安队，集中通县待命。”细木深以为然。 二张随即顺水推舟，将分散各地保安队，集中到通县。二张背主做事，未免有些神色异常，为部下发现，事既如此，索性摊牌，深得部下支持。借此机会，分别派人下去动员，暗事部署。 7月28日凌晨，日军大举进犯南苑，并派飞机轰炸北平，战机已迫，不能坐视。二张密议，决定28日夜12时在通县起义。12时，保安队封闭通县城门，断绝市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并派兵包围设在文庙的冀东自治政府，把汉奸殷汝耕捉住，并禁闭起来，同时派兵前往西仓，捉拿细木中佑。细木闻枪声四起，料知有变，率领特务数十人抗拒，细木一手持枪，一手指斥官员，大声叫嚷：“你们速回本队，勿随奸人捣乱，否则皇军一到，你们休想活命…”细木话音未落，即被乱枪击毙。其余特务见势不妙，反身窜回特务机关内，闭门死守。旋被攻入。 第一总队营长沙子云奉命督队进攻西仓日军兵营。日军驻通县部队约300人，连同宪兵、特警及日侨共约600—700人。闻保安队起义，知众寡悬殊，难以力敌，遂集合宪警及日侨于兵营内，负隅顽抗，以待外援。由于日军的火力猛烈，工事坚固，激战达6小时，迄未得手，保安队官兵在日军炮火之下已牺牲200余人。天已发亮，若再不能突破，日军援兵开来，内外夹击，极为不利。 总队长张庆余忽然看到西仓附近的汽油库，大喜，即下命令：“有能从汽油库搬汽油一桶到西仓四周的，赏现洋20元！”士兵蜂拥而至汽油库，片刻，汽油桶已堆满日兵营四周。张总队长即下令纵火焚烧。刹那间黑烟弥漫，火光冲天，喊杀声沸腾起来。保安队复用大炮和机枪猛烈轰击，集中扫射。接着步兵在炮火掩护下，乘势从四面冲入，远的枪击，近的刀砍。激战至29日上午9时许，日军除一部分逃亡外，顽抗者均被歼灭。 驻顺义保安队苏连章区队也于同时起义。日军驻顺义一队约200人，在苏区队突行夜袭的打击下，全部被歼。苏区队完成任务后，整队返回通县，抵达时间正是中午12点，适遇日军派来轰炸机24架，苏区队官兵躲避不及，伤亡颇重。日机从正午12时起至黄昏时止，轮番轰炸达7小时之久。苏连章见日机轰炸猛烈，防空无备，实难支持，脱去军服，弃城逃走。 第二总队长张砚田因见日军势力强大，恐难与敌，乃乘日机轰炸，不辞而别，潜回天津寓所隐匿。该队官兵亦因此相继结伴逃散。 张砚田、苏连章等相继逃亡，对通县起义官兵士气影响极大。日军援兵越来越多，起义军越战越少，混战下去，势难坚持。张庆余队长决定，趁当夜日军尚未合围，放弃通县，开往北平与二十九军合兵一处。于是兵分两个纵队，由张队长亲自督队，平行转进。及开抵北平城下，始悉二十九军已行撤出，退至保定。正在这时，日军从城内杀出，适押解殷汝耕的汽车开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日军将押解囚车士兵冲散，将殷汝耕劫走。日军复由城内开出装甲车20余辆，集中火力向起义军猛烈轰击。教导总队队长沈维干和区队长张含明在火线上督队奋战，致中敌弹相继阵亡。官兵冲锋肉搏，伤亡亦众。 此时第二十九军已经离去，四面均是日军，起义军已成孤悬之旅。如向前进，日军在前阻截，如向后撤，后有追兵。若聚兵一处，待至天明，敌机必来轰炸，看来已经兵临绝境。张队长决计趁天色尚暗，化整为零，分全军为120个小队，每队50—60人，由连长或排长率领，分批开往保定集合。 本来，天津是华北的门户。清朝末年，天津门户洞开，实已失去门户之作用，但是无论如何，天津是个经济繁荣交通发达的大城市，尤其是守着海河入海口，日本是个岛国，海上交通是其生命线，无论是海上向华北运兵，还是兵舰到华北威胁，天津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35年第二十九军进驻平津，当时就把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调驻天津。但实际兵力配置战线很长，师部设在北平的南苑，并驻有一个旅的部队，另外独立三十九旅驻北平北苑。廊坊驻守一个旅，在天津周围到大沽口一线的兵力，李致远独立二十六旅，黄维纲旅、手枪团。因天津市内按《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能驻军，三十八师也只是将一部兵力改头换面穿上保安队服装，在市内维持治安。另外，还有些警察。在天津市内和附近，总的兵力有：第三十八师手枪团约1000余人，装备较好，团长祁光远。天津保安队3个中队，加上武装警察约1500人。保安队长宁殿武。 独立二十六旅两个团约3000人。旅长李致远。 共约5000余人。 另外，天津周围各县驻军黄维纲旅可以较快赶到，只能作总预备队，而且可能受到大沽口等地日军的牵制。 天津一直是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卢沟桥事变以前，华北驻屯军的重要兵力也一直驻在天津附近。平日驻有：河边旅团步兵第二联队；炮兵独立联队；战车、骑兵、工兵、化学兵各一个中队。 驻屯军空军大部也集中于天津。 日军在天津市区主要驻军地点：海光寺日军兵营，东局子飞机场，天津总站和东站，日租界。 另外，大沽口外有日军军舰和海军陆战队。 山海关至廊坊铁路沿线也驻有日军。 在天津的日军驻军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天津市区附近散落着日本人的各种株式会社，用现在的话解释，就是外资（日资）企业，和商店，烟赌馆等，这些地方都可能有日军兵力。不要误认为这些日资企业只是驻守一些警卫班之类。如日资企业公大七厂，日军的警卫就有几辆大型坦克，脱去炮衣，每时每刻都处于紧急备战状态。制高点和暗处都埋伏着机关枪。反之，中国警察的枪支一概被收缴，警察只能徒手站岗，面对着坦克和全副武装的日本巡逻兵。 再有，在土肥原做特务机关长时，日军就搞疑兵之计。白天，日军全副武装坐着大卡车由大沽口开进市区，耀武扬威地再开进海光寺日本兵营，意思是告诉中国人，日本人调来重兵。然后，这些日本兵再换上便装，坐火车回到大沽口，第二天再重演此伎。久而久之，中国人识破伎俩，反而麻痹起来。卢沟桥事变以后，宋哲元到了天津，有人报告日人增兵，亲日分子又向其散布日人故伎重演，即指此疑兵之计，宋哲元深信后者，这虽然并非疑兵之计的初衷，也使日本人意外收获，疑兵之计变成了弄假成真，也不能不佩服日本人坚持不懈，几年间坚持不断的成果。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通过大沽口和北宁铁路不断增兵，皆借路天津，完全可以假途灭虢，只是尚未腾出手来。廊坊战役之始，天津已成危局，尤其在北平弃守以后，天津局势已危若累卵，日军消灭天津的中国驻军已势在必然。日军也在加紧占领天津的各项准备：驻塘沽的日军千余人占领了塘沽码头。 驻天津日军占领了天津火车总站和东站。 ——日军首先控制了天津的海路和陆路交通枢纽。 7月25日，日军由不分昼夜地进行占领天津的战术演习，发展到巷战演习。 7月26日，突击修建由火车站到东局子飞机场长达10余公里的轻便铁路，用以运兵。 7月27日，“日租界实行戒严……各街口沙袋电网，均已布置，由日兵守卫……” 7月27日，津市共停日机60余架。 7月28日，下午4时，又有日军临时航空兵团飞机“百余架抵津东局子机场”。 7月26日晨4时，廊坊刘振三旅长来电话报告，廊坊已经失守，部队损失很大。当时驻天津三十八师的负责人是副师长李文田，师长张自忠在北平。廊坊失守以后，平津交通断绝。27日晚8时左右通讯中断，再得不到北平方面指示。 第56章 驻天津外围马厂一带的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匆匆赶到天津去见副师长李文田，李旅长开口即问：“我们为什么还按兵不动，到底打算怎么办？” 副师长见李旅长心情急躁，便说：“不要急嘛。我们现在和张师长断了联络，打与不打我一个人不好决定。你来得很好，我明白了你的决心，你先回去掌握住部队，我再试探马彦翀、黄维纲、祁光远，听了他们的想法才能决定。”李旅长说：“现在已经和日本人撕破脸了，不打是不行了。要打，还必须拉住天津保安队和警察一块打，不然叫汉奸拉过去，向我们开起火来，就不好办了！” 李副师长表示同意，李旅长赶回马厂，马上把两个团长朱春芳和马福荣找来，命令朱团立即开赴静海县并占领静海车站，扣住车皮，随时准备开赴天津。命令马团于翌日晨再开赴静海待命。 翌日（28日）晨，李文田副师长到了静海，李旅长急去见副师长，副师长告诉他已和祁光远团长和宁殿武队长商妥，约祁、宁于上午10时到李副师长在静海的家中商议。路上副师长又说，已和市府秘书长马彦翀商量，但无结果。二人又简单交谈了作战部署。说着汽车已经到了副师长家门前。 在李副师长公馆的会客室里，宁队长和祁团长已在里面等候，大家立刻围着长桌坐了下来，桌上放着天津市地图。 李副师长首先说：“北平方面直到现在还没有命令，战与不战，如何应付当前局面，大家商量一下吧。” 大家都同意打，但是，在时间上发生了分歧。李副师长、李旅长主张立即动手，宁殿武队长力主等待北平指示。局势所迫，最后还是决定立即打。在讨论兵力布置上，又发生了争论，最后只好由李副师长作决定。李副师长又把敌我兵力情况分析了一遍，说：“市内这部分日军，必须迅速消灭，否则敌人援军到，我们就会被包围，遭到内外夹击，有被消灭的危险。” 会议最后决定的兵力配置是：保安队一中队攻取东车站，由宁殿武队长指挥。 手枪团全部，配独立第二十六旅1个营及保安队第三中队攻占海光寺日本兵营。由祁光远负责指挥。 独立第二十六旅，配保安队第二中队，攻占天津总站及东局子日本飞机场，消灭守敌，烧毁飞机，由李致远旅长负责具体指挥。 武装警察负责各战场的交通和向导。 总指挥李文田和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 总指挥部设在西南哨门。 决定29日凌晨1时同时开始。 会议结束已是28日夜10时，离规定发起战斗时间只有3个小时。 29日凌晨1时，天津抗敌的枪声响了。由于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仓皇应战，所以初战的几个小时打得很顺利。枪声一响，天津周围日军即得到情报，1小时后，即凌晨2时，天津外围日军即分四路出动，开始大举进攻天津，形势逐渐逆转。 宁殿武率领的保安队一中队包围了火车东站并发起攻击。日军守备队1个小队和临时在车站停留的日航空兵团约400人开始拼死抵抗。2小时后，日军放弃车站退守到一个仓库中。日军援军赶来，因法租界拒绝日军通过，援军又与仓库中的日军通讯断绝。保安队占领车站。照总指挥部的命令，除留1个小队严守外，全部去支援打海光寺日军兵营。 袭击天津火车总站战斗也同时打响。独立第二十六旅一团团长朱春芳先指挥布置在北宁公园的大炮，轰击总站，炮击过后，步兵发起攻击，一鼓作气光复总站。中国军队又乘胜攻占日军盘据的北宁铁路总局。 攻击东局子飞机场的部队，因相距较远，部队跑步前进。营长带了两个排长一同跑在最前面，当他们跑到机场时，部队还没赶到，他们三人隐蔽在机场门口，用大刀将两个岗哨砍死。这时由机场内开出一辆小汽车，3人开枪将小汽车打坏，刚好部队赶到，一齐冲进机场，原来日军的飞机驾驶员在战备紧张时都睡在飞机下，听到枪声，就上了飞机，开动发动机，准备起飞。部队扑向停在机场上的机群，将汽油倒在飞机上，划火柴点燃，可惜，火柴划不着。部队出发之前，已令每人携带一水壶汽油和火柴一盒，跑步奔向机场时，大汗淋漓，怀中的火柴湿透。这时飞机已经开始在跑道上滑行，约有20余架飞机将要起飞，驻守机场的日军，又开始向士兵疯狂射击，士兵不得不分兵抵抗。士兵急了，用刀乱砍飞机，用刺刀乱刺，用枪打，有的抓住飞机不放，飞机起飞，只好放手掉下来，摔伤一些士兵。恰巧有一架飞机起火，油漆布的外壳很快烧出窟窿，士兵们见有机可乘，跑过去，不顾火烫用手撕下着了火的碎片，到别的飞机上引火，霎时间机场上烟火冲天，喊杀声惊天动地，十几架飞机起了火。已经起飞的飞机，因黑夜看不清地面，只是在机场上空乱转，最后也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士兵们又去攻击机场守军，将日兵压迫在机场的办公楼和工事里。 天亮了，形势大变，中国军队暴露在机场的平地上。日军在楼内，居高临下向中国士兵扫射。飞走的飞机又飞了回来，开始向地面扫射。中国士兵只得撤离机场。 扑向海光寺日军兵营的手枪团和保安队，攻击并不顺利。凌晨2时，在祁光远团长的指挥下，手枪团和保安第三中队由八里台插入六里台，向海光寺猛扑。日军炮火极为猛烈，中国官兵前仆后继，几经冲锋，到天亮时才扑到兵营外围，占领了东停车场。日军飞机9架开始向中国军队扫射。龟缩在高墙固垒内的日军也开始反扑，双方几进几退，战斗极为激烈。这一夜战斗，虽然给日军很大杀伤，但终未拿下海光寺。 凌晨2时，中国军队又对日租界实施包围，几经反复争夺，终于攻入日租界，并三面包围了日军守备部队。日军把警官推出来，推到战斗前沿。并把日本侨民组织起来作“义勇队”冲到前面，战斗部队却躲在坚固的工事里，准备负隅顽抗。 凌晨3时，海河河面的日本海军舰艇和海河堤岸20多门大炮，突然向守卫在大沽口的黄维纲旅二二四团二营阵地轰击，并猛轰大沽炮台、造船厂。随后，敌登陆艇10余艘强渡海河，企图登陆攻占大沽口镇。第二营官兵奋起还击。 上午8时，大沽口第二二四团的迫击炮轰击停驶于海面的日军军舰，日海军与步兵联合发动反攻，大沽口形成激战。29日，还发生了攻打公大七厂的战斗。凌晨，100多名保安队员从工厂西墙缺口攻进工厂，之后，兵分三路：第一路占据发电机房和水塔，第二路攻占日本人的办公室，第三路到厂门口袭击厂内日军。战斗打响，日军坦克出动，机枪火力压制住保安队的行动。继之，日军发动猛烈反攻，两军僵持，战至下午，中国军队吹响撤兵号。部分保安队士兵拒绝撤退，不愿放弃已经占领的制高点水塔，他们高呼“报仇”、“至死不退却！”等口号。占领制高点至第2天（30日）中午，幸存下来的保安队员只有4名，他们已陷重围，弹尽援绝。他们上了刺刀，一步一步地走下水塔，要求与围在水塔下的日兵一个对一个地拼刺。这种精神也符合武士道要求，日军同意，展开单兵白刃拼刺。他们刺死6名日兵，3人牺牲，1人被俘。 日方一直以中国的窝囊形象向士兵宣传，所以官兵对保安队行为不解。他们审问这个俘虏：日军准尉问：“你们为什么来攻打纱厂？” 回答：“你们是侵略者，光压迫中国人，我们就要消灭你们！” 日军准尉又问：“我们在天津驻兵是条约规定的，是你们中国同意的，你们想撕毁条约吗？” 回答：“那是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就是那个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允许在纱厂里驻兵。” 日军准尉又问：“你们的人大部分被打死啦，剩下的都跑啦，你已经被俘，你还这么硬干什么？你不怕死吗？” 回答：“你们是强盗，难道一个中国军人怕强盗吗？要杀就杀，随你们便。” 攻打公大七厂，保安队士兵牺牲68人。据翻译透露，日军被打死34人，打伤5人。 29日下午，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令二十师团高本支队迅速增援天津。 关东军司令官命令：原计划向承德输送的堤支队转往天津。 29日下午2时许，日军飞机开始对天津重点轰炸，包括：北宁铁路总站及以北的保安队总部；北宁公园；市政府；金汤桥西畔的警察总部；电话局；车站和万国桥（今解放桥）之间的邮务总局；南开大学。 无可言喻，以上各处均被炸成废墟，尸体遍地。 特别应提到的是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是具有40年历史的北方著名高等学府，精心修建的秀心堂、思源堂、中山堂，在日机的轰炸下被毁。随后，日军数百人，乘汽车数辆，携带汽油，焚烧校园。一日之间，南开大学的屋舍厅堂，皆成瓦砾废墟。 29日天亮以后，李文田、刘家鸾、马彦翀得知日军大举进攻南苑消息，并看到二十九军光复丰台和冀东保安队反正的号外，接到宋哲元守土抗战通电，他们联名声明：“……我方为国家民族图生存……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 29日中午，天津守军已经孤立无援，天津外围的黄维纲旅则因在大沽口和其他地方与日军交战，已无兵力支援市区，日军不断调来援军，飞机在天津市区猛烈轰炸，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总指挥部只剩下两个连的预备队，已无法分配。 第57章 日军包围圈渐渐合拢。李文田等人知力不能支，如再死战，必然全军覆没，决定下午3时撤退。部队向静海县、马厂两地集中。7月30日天津沦陷。 本来廊坊刘振三旅也准备前来支援天津，现在已经无法赶到，转向静海县集中。第三十八师的官兵与日军在静海一带又展开了拉锯之战。 天津战役中，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天津人民。百余年来，天津人民忍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也许比其他城市更为深重，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后，《辛丑条约》实已使天津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天津的主要市区都划归为各帝国主义的租界，天津人民一直仰承洋人鼻息而活。尤其在日本人逐渐增兵以后，天津人民已在日本兵的刺刀下而苟生。天津抗战的枪声一响，市民纷纷拥向街头，支援守军抗战。天津市的公私卡车、公共汽车均出动为守军运兵、运弹药、抢救伤员。海光寺附近的商店主人，把商店的铁门卸下来，送到前沿阵地构筑工事，在日军密集枪弹的射击下，前面的人倒了，后面的人马上接替，抬着门板，唱着号子前进。甚至租界的巡捕为使卡车通过，不顾洋人反对，拉开设在路口的拒马。在天津抗战中，很多市民流血负伤壮烈牺牲。当日军全副武装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天津时，这个昨日还是灯红酒绿繁华的大城市，现在是房倒屋塌，尸体横路。天津市民为图民族的生存，付出了血的代价。 当然，也有些人甘当汉奸，为日军通风报信，为日军带路，还有些人对前途感到失望而逃跑，保安队长宁殿武战至最后，下落不明，保安队副队长暗地与日军联系投敌，等等。 前面提到中国的汉奸现象，天津失陷以后，汉奸现象掀起高潮。小号如通风报信者；中号如保安副队长。前面所提到的参谋周思靖，还有卢沟桥事变的中方代表周永业，后来他当了伪石家庄市市长；大号者有一帮子北洋政府的议长、督军等人，他们在弹冠相庆，准备在北平成立“维持会”，以欢迎日军进驻平津，可是日军迟迟不开进北平城，又演出一场动人心魄，血肉横飞的斗争。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二十三章 血祭卢沟桥前章说到张自忠送走宋、秦、冯一行，自己回到梭子胡同私寓，一夜难眠，第二天天刚放亮，电话铃响了，他去接电话，原来是宋哲元家里打来的，报告宋的武衣库私寓发生的情况。宋、张等高级将领开过军事会议，宋没有通知家人即行南撤。今日清晨，有很多日本浪人冲进武衣库宋宅抢东西，与手枪队冲突起来，宋宅已被洗劫，张自忠此时也毫无办法。后来得知，宋的女儿等人通过关系，逃到东交民巷德国使馆的避难所，又转天津，接母亲逃离虎口。在宋自保定来电话之时，张自忠将情况告诉了宋哲元。 日本兵攻下南苑以后，迟迟没有正式进入北平城内。其中原因之一，在南苑战役中，日军的川岸所部、河边所部，实已被打残。作者曾到南苑旧址采访，据乡民目睹者介绍，当时日本兵死得很多|qi|shu|wang|，大约是中国士兵的一倍。抓来乡民抬尸体、烧尸体，烧了近11天。 再有，北平城内尚有兵力，很可能要进行巷战。 二十九军撤离北平的第二天，北平城内人心惶惶。可是，有一部分人极为高兴，这就是那些汉奸，他们弹冠相庆，庆祝北平失守。 29日清晨6时半，他们就麇集到铁狮子胡同的“进德社”（即冀察政务委员会会址），今井武夫武官和松井太久郎特务机关长召集他们，商议成立治安维持会。 30日下午2时，北平市地方维持委员会成立，委员长由前清元老、北洋政府的政客江朝京代任，委员有亲日实业家冷家骥和邹肃荪、吕均、周履安、潘毓桂、齐燮元等，由日本宪兵队队长赤藤，冀察军事顾问笠井等充当顾问。之后，又有大批的大小汉奸进来充实伪政权。如：北洋政府的众议院议长工揖唐，曾任过天津市长的王克敏，等等。 30日，张自忠接到宋哲元从保定打来的电话，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只要继续谈判，迟滞日军，所有条件均可接受，一切责任由中央政府负担。张自忠奉命派潘毓桂、陈觉生等人与日方交涉谈判。此时，潘毓桂和陈觉生正在争论，两个人之中，谁更算日本人。因为陈母是日本女人，而潘妻也是大和民族，不过潘的干女李香兰也是日籍，现在正在歌界、影界发红发紫，他给日本帝国培养了人材。这也是潘的优越条件。潘、陈见到张，冷冷地斥责张不识时务，反而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反共，宣布独立。 前面介绍过，参加广安门大战的部队是赵登禹的一三二师独立二十七旅六七九团，此团于7月20日才调入北平城内。同时调来的还有该旅六八一团，调入城内以后即换成保安队服装。六七九团守卫东便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安门等处（即外城），团部设在天坛内。六八一团守卫安定门、东直门、齐化门（即朝阳门）至东交民巷（即东城），团部设在禄米仓。7月28日宋军长等人撤离北平，带走二二一、二二二两个团。六七九、六八一团仍留城内，情势骤然变得险恶。当日城鼠社狐都出来活动，周思靖带来日本顾问中岛，来见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中岛即在广安门之战被二七九团所俘者也，掉在粪坑里的樱中顾问没有前来，也许因摔到城下又淹入粪坑，已经一命呜呼。中岛表现出不记前仇，不打不成交的姿态，一个劲地想和六七九团交朋友。 29日，中岛约六七九团官兵在旃坛寺见面，向官兵们讲话，说：“大日本和你们支那是同文同种，应该共存共荣，这次卢沟桥发生了不幸的事件，是你们支那不认识大日本在东亚的主人地位，误解了大日本和你们支那提携合作的意思，真是遗憾之至。现在你们二十七旅负了北平治安的责任，我看你们都很忠实，想借重你们的力量，把你们改成保安队，继续维持北平的治安，保证对你们没有恶意，请你们大家放心。26日你们在广安门，把大日本的佐藤茂书记官打死了，还伤亡了许多日本弟兄，这是不幸的误会，更是遗憾可是你们的主官是哪一位，我要和他见面，做个朋友。” 六七九团团长刘汝珍，在广安门城楼上，与中岛顾问是见过面的，这时候中岛顾问又提出和他交朋友。台下的官兵怒吼起来：“他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英雄，我们要打你们！” “你们吃了亏，还想报仇吗？要干咱们马上就干！” 中岛解释说：“我钦佩你们的英雄行为，问出你们官长的姓名，想和他做个朋友。你们误解了我的意思。” 周思靖了解官兵的心态，因为他是中国人，他知道这些官兵们，怀里揣着手枪或手榴弹，这些官兵一怒，手枪或手榴弹就会走火。他低声对中岛用日本话说：“这帮子兵痞是不好对付的，我们在广安门就吃了他们的亏。走为上。”二人在台上形容狼狈，匆匆而去。 当时，守军的最高官长应该是张自忠，可是北平城内谣诼四起，说张自忠已经当了汉奸，他们也不再信任张了。等了两日，既无上级命令，日本人和维持会不断派来说客。降则为民族罪人，战则无畏牺牲。环境恶劣，形势危迫，三千人的命运悬于千钧一发之际，机会稍纵即逝。 8月1日下午4时，石振钢旅长、张傅焘参谋长，六七九团刘汝珍团长，六八一团赵书文团长开军事紧急会议。首先刘团长发言：“日寇欺我太甚，北平环境太劣，改成日本人的保安队，便是民族的罪人，我们宁死不屈。” 张参谋长附议赞成，反对改编。赵团长也表示同意。 刘团长继续说：“我们马上突围，在突围以前，先把北平城内的日寇杀个一干二净，杀尽以后，再拼着我们的头颅和热血，突围出去。” 突围的方案，马上全体通过。不过对杀尽城内日寇再突围，看法不一。不但要毁坏千年以来的北平文化名城，恐怕再难脱身，于是前议作罢。最后议决突围方向：南：大江门——南苑——固安——保定。 西：西直门——三家店——长辛店——保定。 北：安定门——小关——马房——清河镇——羊房——南口。 看来只有出安定门去南口，投奔刘汝明一四三师。会议决定：1.当晚10点开始突围；2.分多路，走小径；3.官兵不准放枪，士兵一律上刺刀，准备白刃战。 晚10点钟，北平城内漆黑一片，所有的店铺都上了门板，偶尔从哪家闪出一点点微光，像坟地的鬼火，远远地传来挎笼卖夜宵的小贩的叫卖声：“肥卤鸡——”说是叫卖声，不如说是哭泣，那声音惨淡而凄清。 六七九团六八一团官兵，已经在各部官长的带领下离开营房，崭新的捷克式步枪上，已经上好了雪亮的刺刀，在惨白的月光下闪烁着瘆人的寒光，他们衔枚疾走，土路上响着噗噜噜的脚步声。惊醒的人知道又发生了事情，他们披衣扒门隙而望，见是中国军队持枪行动，他们开门送别，队伍很快过去了。他们带着遗憾怅惘关门睡觉——这一夜很难睡着。 部队有如黑夜的海潮，巨浪般地涌向安定门，他们顺利地出了城，到了小关镇，然后又分路前进，到城西北70余里的羊房村集结。 第58章 从小关镇再向北走，即是阮玄武旅驻守的北苑，阮旅目前尚有6000余兵，本想行至此与阮部联系，但阮部在日兵的重兵包围之下，而且对阮部情况不详。虽然在出城之前，已将日军的电话线割断，日军可能因无法联系，这里驻守的日军尚不知道消息，但是一旦不慎，部队可能被阻于此，城内日军追出，部队将受夹击之苦。因无法与阮部联系，部队须急速行军，在天亮之前脱离险区。石振纲旅长与刘团长商议，决定部队向西行，经马房越平绥铁路，尽量躲过清河镇的日军驻地，再奔羊房。 部队刚刚向西行不远，到了马房附近，马房南有一条小河挡住去路，小桥之上有一独木小桥，部队力争从小桥通过。不想小桥有日军守军，火力很强，战斗打响，马上枪声一片，震破夜空。先头部队急了眼，枪弹齐发，很快击毙敌人十余名，后续部队陆续赶到，日兵向马房村中逃去，又在村中架起机枪，但没敢还击。部队一拥而过小河。枪声惊动了北苑和清河镇的日军。 旅长石振纲看到此情，知道前面必遭日军阻击，天一放亮，日军飞机也必来轰炸，也许就在今天将全旅覆没。再看日军锋芒，势不可挡，战至何日？戎马倥偬半生，最后落得血洒荒野，尚不如升斗小民，还可妻子儿女团聚。为国为民终是虚话。国者，上面腐败而互相倾乱，作为军长的宋上将，这次丢了北平、天津，国人要拿他问罪，委员长说不定拿他作替死鬼，军长一倒，作为他的亲信部下也成了孤魂野鬼，不如早退步抽身，不去做汉奸，也可做个富家翁……想到这里，他心灰意冷。他支开部下，脱下戎装，趁着天尚未明，返身向北平方向走去。 石旅长离队以后，马上由刘汝珍团长继任旅长，指挥军队火速西进。刘团长屈指算了一下，由天坛到清河不过40余里，若是平日，两个小时即可赶到，可是现在已经凌晨4点多了，那夏日的日头出来得特别早，东方已经放出了鱼肚一样粼粼的白光。前面还不知道会遇到敌人什么样的阻击。天若一亮，敌人的飞机必然要跟着队伍轰炸，这是最讨厌的。 到了清河机厂附近果然先头部队与日军又发生了战斗，先头部队的指挥官排长魏万清首先阵亡。刘汝珍代旅长命令：“不顾一切牺牲，冲过去。”还好，日军的兵力不大，除了牺牲几名官兵以外，冲过了敌人的阵地。杀声刚落，前面又响起了枪炮声，声音稠密，前面是日军独立十一旅团濑良支队的主阵地。如若久冲不过，身后北苑的日军就会追了上来，这支突围部队就突围不出去了。如若这时，被包围的阮玄武突然起事，此是最好的机会，一是支援了突围部队，二是自己也可能脱身。可惜，北苑的阮旅毫无动静。 刘汝珍代旅长只有咬紧牙关，命令冲锋，冲过去，别无它法。 部队按照代旅长的命令，枪炮一齐开火，步兵端着刺刀如羊群一样地冲了上去。日军的火力非常猛烈，冲在前面的官兵很快倒下了一片。这是突围队伍的生存之路！以死去换生！日军的枪炮射击没有间断，突围部队冲锋也没有停止，前面的刚倒下，后面的已经冲了上来，就在日军的机炮步枪不断喷射火舌之下，突围部队踏着同伴的尸体上来了。太阳从东方放出了一天中最早的光芒，射到突围部队的脸上。在日军的宣传教育中，中国军队都是胆小鬼、都是草包，听见枪响就逃跑。濑良支队是入关以来第一次和二十九军官兵认真交锋，今天是怎么了？这些中国士兵不是和宣传教育中的形象一样，他们端着刺刀红了眼睛，刺刀尖对着你，瘆人，发悚！日本兵气堕了，他们不由自主退出了阵地。刘部占领了敌人阵地，阵地前倒下了百余名战友。 部队不能停，要火速前进。前面战斗又打响了。这回更加麻烦。日军的主阵地之战，因天尚未明，再加上仓皇应战，效力发挥不佳。现在天已大亮，日军已有准备，除步兵以逸待劳阻止之外，又出动了10余辆坦克和20余架飞机。这回，日军好像摸着了突围部队的意图——急于突围出去。因突围部队原本沿着铁路路基向西北方向走的，突然与日军遭遇，突围部队必然是被压迫到路基一旁。两军在铁路两旁对起阵来，日军阵地是依据这段弧线型的铁路，利用土岗和工事建立起弧线形的包围圈，并将铁路前方阻断。突围部队现在被压迫在一个新月形的包围圈里，除可以铁路不足半米高的路基为依托外，形势非常险恶。 日军并不急于进攻，只要突围部队一露头，日军的机枪就咯靠靠扫射过来。坦克车也不紧不慢地向前移动，坦克炮轰轰地向路基射击，力图破坏突围部队的依托。 “他们在等什么？飞机？铁路钢甲车？”刘汝珍想着，他的身上不由得渗出了汗。他用袖子抹了一下额上的汗珠。这里呆上一秒钟，就等于向死亡、向全军覆灭接近一步。果然，敌人的飞机来了，它们在突围部队的头上绕了一圈，返过身来就在他们阵地上扫射轰炸。顿时阵地爆炸声起，血肉与泥土横飞，硝烟与灰土罩住了阵地。 刘汝珍急中生智，在这里等死，不如冲出去与敌兵和坦克搅和到一起！刘代旅长立即下命令：“冲出去，向敌人阵地冲去！”两千多名官兵，马上一跃而起，不顾生死向日军阵地冲去。眼前300余米的距离一冲即到。那些阵地上的日军正在看热闹，在仰着头为大日本的空军欢呼，没有想到刹那之间，中国军人冲到了他们的眼前。中国士兵冲到眼前，只好拼刺刀，可是日本教程中规范是：先退出枪膛中的子弹，再上刺刀，然后再端起枪，这程序自然很有道理，可以使士兵对开枪或是拼刺不再犹豫不决。现在中国士兵迅雷不及掩耳地冲到面前，他们反倒犹豫不决起来，是开枪？是上刺刀？这些中国士兵倒不犹豫，枪膛里有子弹，敌在远处就开枪，敌靠近处就拼刺。这下子，日本兵乱了，两军在阵地上乱打起来。那十几辆坦克就更加被动，它们在地上转起磨磨，不知该向哪里开枪开炮，只见手榴弹在它们的肚皮底下嘭噜噜地爆炸。走为上，它们的上策是赶快逃走。 一场混战，突围的军队占了人数上的优势，日本人的阵线垮了，该死的已经死了，该逃的也逃了。刘代旅长站在阵地上大概一看，他的部下倒下了有500人左右，日军死的也不下这个数，还击毁了两辆日军坦克一辆卡车一辆汽车，还有卡车3辆、坐车5辆，完好的停在阵地附近。只好将其炸毁，带上可带的战利品——轻机关枪2挺、步枪20余支、掷弹筒、骡马等。 时不宜停，突围部队继续迅速西撤，以期尽快脱离敌人。西去羊房尚有30里路，沿途均是平地农田，日本飞机不会放过这极好的机会，一路追着突围部队扫射轰炸，突围部队伤亡很惨。待到达羊房，脱离了敌人，刘代旅长清点部下，沿途阵亡将士约1200余人，骡马200余匹，其他枪支弹药一时难以统计。余部还剩1700余名。留在绥靖公署的人员及逃逸出来的三十九旅官兵也跟了上来，队伍发展到4000余人。 部队小憩，准备转进南口。南口镇距羊房尚有30里鹅卵石沙滩地和一段沙土荒原，南口背靠巍峨的军都山峰，虽然清楚可见，归队的心情急如星火，但队伍出发也必须在太阳落山以后，不能再作日本飞机的靶子。 沙滩上的夏夜是清凉的。天上一弯新月，没有云，斗在转，星在移。这一夜是轻松的。黎明前突围部队到了南口。他们几乎变成了俘虏，因为中央军十三军汤恩伯部已经开到了南口，这些突围部队还穿着保安队的服装。经过交涉，汤恩伯部与在张家口的刘汝明联系，刘告诉该部是舍弟刘汝珍部，前来归队。汤部某师长为其精诚所动，慨然拿出4000套军服，请他们换上。刘部后来划归刘汝明师，八年之中，驰骋于民族解放的战场。 留驻北苑阮玄武旅6000官兵，几日来一直在日军的包围之中，阮见形势危迫，动员官兵突围。三十九旅官兵系张自忠旧部，见张自忠未走，不肯弃离官长，意见不一，发生内乱，参谋长张禄卿秘密与日方联系，要求作保安队，日方不允。阮玄武见带不动部队，只身逃到北平城内，后来经天津逃到内地。阮旅官兵6000名被解除武装，交出步枪5000支，轻机枪200挺，山炮迫击炮8门。 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吉星文团和后来增援的一个团，也最后告别卢沟桥，告别古都北平。两天之前，当宋哲元将军一行取道三家店到长辛店时，日军即用重炮猛轰长辛店，幸好铁路员工采取应急措施，将列车开到洋旗（入站前1公里以外的信号旗）以外，宋一行才得上车南下。翌日，长辛店铁路员工为断平汉铁路，也带着工具撤往保定，自此平汉铁路交通断绝。吉星文团只好步行去保定。 冀东保安队分队南撤之时，恰遇前来支援的流氓军长孙殿英部，孙部借口其着保安队服装，将其部截击缴械，武器收归己有。官兵只好徒手到保定集合。队长张庆余到了保定，在路上恰遇孙殿英，孙掉转马头即走，张庆余状告孙殿英，孙只好将武器如数交出。张队长到宋将军处报到，宋哲元叹息地握着张的手说：“你这次起义，不负前约，惜我军仓卒撤离，未能配合作战，深觉愧对。” 第59章 不久，蒋介石电召张庆余去南京，报告起义经过，蒋安慰说：“你这次在通县起义，虽败犹荣，不必懊丧，所有损失，由余饬军政部立即予以补充，以便休整后再投入战斗。”蒋接着又问：“你既捉住殷汝耕，却为什么不杀？” 张回答：“当时本拟将殷逆枭首示众，以平民愤，而昭炯戒。因冀东伪教育训练所副所长刘春台劝阻，说殷逆系何部长（指何应钦）和黄郛（蒋的契兄）委员长的亲信，派他到冀东担任专员，一定御有中央密旨，我们似不宜擅杀。” 蒋听罢，未置可否。 殷汝耕被日军截走后，惊吓一场，后一直闲住北平，不肯再出面任伪职。抗战胜利后，被处死刑。 且说，张自忠还只身留在北平，现在已无意义。8月7日，张宣布辞去一切职务，随即秘密住进东交民巷东口的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几天后，派副官廖保贞找到美国侨民福开森，请他设法帮助。福开森慨然允诺，张自忠化装成学者，住进福开森家。不久，张的旧部联名写来一信，要求张早日回军，张即在一张纸条上写道：“学校既已开学，岂有不前往上课之理。”9月7日清晨4时，张自忠身着工装出门，乘美国商人甘先生汽车，出朝阳门去天津。此时，张自忠面黄肌瘦，形容憔悴，疲惫不堪。他把家事粗粗安排之后，9月10日拂晓，乘英国驳轮到塘沽，再换乘英商轮“海口号”南下。张自忠到青岛后即遭韩复榘软禁，并押往南京，在冯玉祥、李宗仁的力保之下，后来担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转战鲁皖豫鄂，参加指挥淮北之役、临沂大捷、展庄战斗、徐州突围、潢川战役、长寿店之战、鄂北两次大捷。1940年5月16日枣阳战役中，张自忠将军到最前线阵地——南瓜店山坡的高冈指挥，敌人冲上山头，张总司令已多处负伤，敌弹已穿透前胸，周围随员均战死，两个日本兵冲了上来，张将军跃起抓住敌枪与日兵搏斗，战死沙场。他是抗战爆发以来，殉国难的第三位上将军。是年49岁。 宋哲元将军到保定以后，因几年来郁怒于胸，形劳神伤，病入膏肓，退出军旅，展转养病于湖南衡山，四川重庆、成都。1940年4月到锦阳，病重不起，临终前念念不忘到前线杀敌，反复叨唸：“一个军人不能在战场上，反而病在床上，不能再参加战斗行列，也不能看见抗战胜利，死也不能瞑目。” 终年56岁。 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吉星文等，后来因人所共知的原因，于1949年退居台湾，秦、刘、冯退休后成为芳邻，经常风趣诙谐地谈起往事。 刻骨铭心轰轰烈烈的八年抗战，中国军民牺牲2000多万人。他们战死沙场，他们填于沟壑，他们血染大地。中国应该记取什么？中国人应该记取什么？ 更多精彩好书，更多原创手机电子书，请登陆奇书网--isu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