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 第1章 《民国多少事》 作者：谢轶群 申明:本书由奇书网(isuu.)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序风烟流云满眼来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 像一阵热风，如一层梦影，一个曾带给中国多少希望和创伤的时代，短短三十八年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团恼人而充满诱惑的混沌，任由后世去梳理、描绘和解读。 这个时代就是1912年到1949年的民国。 从今年7月开始，我陆续读到谢轶群的系列历史散文稿《民国多少事》。和网上那么多拍案叫好的读者一样，我立即被这部出手不凡的力作所吸引。作品意境开阔，选材独到，史料翔实，且时有新意；文字更如行云流水，对乱世风云和历史细节的独特抒写，强烈撞击着读者的心扉，风烟流云，扑面而来，使人久久不能释卷和释怀。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而极其独特的时代。和春秋战国一样，混乱动荡是它的底色，那时国家四分五裂，天下烽烟四起，时局瞬息万变。因为旧的规则被打破，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平缓雄浑的历史长河在这里掀起了汹波狂澜，各色人等的本性或者获得了宽阔的释放空间，或者被时代残酷扭曲。于是，英雄与枭雄，武夫与文士，庙堂与市井，广场与密室，沙场硝烟和校园绿荫，家国情怀和猥琐争斗……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或令人荡气回肠、或叫人激愤伤怀、或让人扼腕浩叹的鲜活故事。 同时，民国又是一个新旧交织、传统意识与现代潮流对抗和融合的时代，看得见的斗争发生在战场、官场和商场，看不见的冲撞随时散布在社会的角角落落。在中国由古代和近代向现代剧烈转轨的时期，那斑驳凌杂、光怪陆离的面貌，为这个乱世更添一份魅力。 在谢轶群这部《民国多少事》中，我们看到了身遭酷刑而九死不悔的徐锡麟，这位出现于《狂人日记》的人物的真实面貌终于细致地展开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了舍生忘死、壮怀激烈的青年汪精卫，历史人物的“脸谱”在逐渐剥落；我们看到了横跨新旧、机关算尽的袁世凯，他的崛起、失势、出山、逼宫、夺权和称帝过程几乎集传统才略和阴谋之大成，但终究被历史的大势雨打风吹去；我们看到了天才的青年政治家宋教仁，他的一生寄寓了中国政治的罕见追求，然而这抹把中国引入现代政治文明的新绿终究被鲜血淹没。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个草莽军阀的千姿百态，看到了暴露在民国风雨中的清东陵庞大宝藏，看到了文化巨人鲁迅在包办婚姻和兄弟反目剧痛中的煎熬，看到了西南联合大学在战乱中顽强生发的一脉书香与圣洁理想，又看到了上海滩上酷烈而富有传奇色彩的黑社会…… 拉开不长的时间距离，在岁月的烟雨中，今天我们回望20世纪上半叶这曾经发生、又永远不再的一幕幕场景，更添一份历史幽怀。 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和场景，经妙笔再现，别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不太为人知的民国掌故，信手拈来，令人眼界大开。历年博闻强记、广涉杂猎的蓄积，使本书具有相当大的信息量，极大满足了读者对这段模糊历史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且，作品纲目皆备，既把握、挥洒了恢宏浩大的历史画卷，又细腻探究了具体史实和社会人生的幽微层面。打开本书，我们的耳边仿佛响起一支时而雄浑苍劲、时而凄怆缠绵的动人乐曲。 历史散文首先是文学作品，“历史”是题材，“散文”是体式。我很欣赏谢轶群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说：“叙事性的历史散文可看做‘写往事的报告文学’。”既是写历史往事，就要求史料准确可靠，能给人以历史知识；既是报告文学，就要求手法精到、文采斐然，给人以审美享受。正是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使在探究认知历史的同时，又把历史做为审美欣赏的对象，借助其深厚的文字功夫，努力做到文史交融，于是笔下知性与感性兼备，冷峻与浓烈并呈，处处流芳溢美。 我无意过高评价这部著作。书中依据的史料丰富庞杂，在真正的史家看来，其中错谬和疏漏肯定不止一处两处；尽管试图引入近年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但一些篇目中对传统的史观还是有点过于依从；而且由于兴趣范围等原因，民国史上不少重要内容未曾涉笔。这些都有待于下一步的耕耘了。 行文至此，不再占用读者更多时间，下面就请诸位进入精彩纷呈的正文。 2007年10月于深圳 在黎明前被剖挖心脏炒食：徐锡麟悲歌 这一年，安徽省巡抚、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恩铭收到一封推荐信。信是他的老上级、曾任山西巡抚的俞廉三老先生写来，举荐自己的表侄，一个叫徐锡麟的浙江山阴（今绍兴）青年。 恩铭一直对俞廉三执门生礼，读过老师的信，就毫不迟疑地给这个通过“纳捐”而获得道员身份的徐锡麟在武备学堂安排了个“会办”的管理职位。 所谓纳捐，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个官做。卖官鬻爵的事，向来不新鲜，可由官方予以合法化、制度化，明码标价出售的，可能只有这个大清了。 清朝从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时就开始卖官，以开辟政府财源，以后一直延续下来。价格公道否？来看光绪二十六年的价格：京官里郎中两千零七十三两，主事一千七百二十八两；地方官里道员四千七百二十三两，知府三千八百三十两，同知一千四百七十四两，知县九百九十九两，县丞二百一十两。那时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一百七八十块人民币，换算下来，可不便宜。 花大钱买官的人，当然不是为人民服务来的，上任后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捞回成本，然后大赚特赚。靠薪水当然是不可能的，那手段必然就是搜刮贪贿。 清朝廷就不怕这些买来职权的官员坏了江山社稷吗？不怕。清末重臣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是当官。”既然这活儿说到底谁都干得了，那就把岗位卖出去吧，谁交钱谁干，无不能胜任之忧，有财源广进之喜。至于他们肯定会搜刮贪贿，那倒霉的是老百姓不是我；搜刮贪贿就搜刮贪贿吧，只要你不反清，那大家还是自己人嘛。 从最高层慈禧太后，到安徽巡抚恩铭，以及这个为表侄写推荐信的山西老省长俞廉三，都不会想到，有蓄志革命、力图推翻清廷者会纳捐进仕，打入官场，然后发动惊天一击！ 这个清矍儒雅、秀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留日归国青年，在赴安徽省会安庆上任前对着他的同志秋瑾等人说过这样一番话：“法国革命八十年战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恩铭哪里能知道，徐锡麟这个名字今后将和他恩铭的名字紧密连在一起，以“徐锡麟刺恩铭”的历史故事代代流传。 买官进入体制内，为的是在内部找机会干掉这个体制。徐锡麟及他的几个同志，是历史上最独特的买官跑官者了。 徐锡麟无疑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无数叛逆中最突出的一个。1873年，他生在富商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却从不安分。十二岁那年，为了找和尚“学武功”而钻到深山一去无踪，家里费大力气将其找回，严加约束；他肯用功的不是安排好的功课，而是天文，常常半夜爬起来“夜观星象”，乐此不疲；成年后娶徐振汉为妻，婚后数年不育，家人欲为其另娶一房，被他坚决拒绝，然后带着妻子出走。 在决心打入官场、相机起事之前，徐锡麟在浙江已联络了大批革命同志。为了给这一艰巨事业打好基础，徐锡麟忘我奔走，时常疲倦得睡觉都不脱鞋袜，到醒来发现再想脱也脱不了，因为磨破的脚流出的血水已把脚和鞋袜粘在一起。 这个激情燃烧的人，一定会深深刻进历史！ 到达安庆后，徐锡麟在武备学堂会办的岗位上卖力经营校务，以图恩铭信任、提拔，取得更加有利的位置，一边暗中紧锣密鼓地筹备起计划中的大事。因他是老师俞廉三推荐而来，恩铭对他自是毫不怀疑，还很欣赏他的办学成绩，准备培养重用。而徐锡麟不久感到这个武备学堂一点也不机要，一个月几十个银元的薪水也不大够让他从事地下活动，就写信要求表叔俞廉三再次出面请托恩铭。 当时徐锡麟买个道员，花了大钱，不过这个钱并不是徐锡麟从家里拿的，而是会党中人、富商许仲卿捐赠的，一捐就是五万银元，让徐锡麟、陶成章等四人分别买到了知府、同知等职位。如今不受重用，为徐锡麟纳捐而活动过的表叔俞廉三觉得过意不去，就再次写信给恩铭，请他提侄子一把。 恩铭恭顺而客气地回信：“门生正欲用之，无劳老师悬念……适成立巡警学堂，以伯荪（徐锡麟字）之才，料可胜任。” 1907年初，徐锡麟果然就被恩铭提升为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 安徽巡警学堂在安庆城内东北角百花亭（今安庆二中），它是1906年清廷令各省办巡警学堂时创办的，是清政府专门培训巡警骨干的场所。学员分甲、乙两班，每班二百?人，每期三个月(后改为半年)。甲班毕业后再训乙班。参加训练的学员，每人都发九响毛瑟枪一支，毕业后大都分配到全省各地充当警官，所以又称警官学堂。 第2章 这个职务令徐锡麟欣喜。巡警学堂类似今天的警官学院，会办就是副院长，院长叫总办。当时的安徽巡警学堂总办是一个退了二线在休养的老头，因此徐锡麟就是实际上的负责人。警官学堂对安徽省来说十分重要，负责这个学堂，不愁没有机会接触恩铭这个皖省头号大员；另外，这个学堂的学生都是带枪的，教育好了他们，就是起事的基本力量。 一边严格训练学生，一边向学生灌输革命道理，同时徐锡麟还在四方联络，并带着学生骨干出集贤关，游览龙珠山、观音阁，暗中观察地形，绘制军事地图。 密谋起事的徐锡麟的表现渐渐引起了机灵人的注意。学堂里一个叫顾松的收支委员，发现徐锡麟有数笔账目不清，而且发现这位会办课上言论大胆，课下行踪诡秘，于是暗暗观察，还私拆了徐锡麟的信件。 顾松很快确认了徐锡麟的图谋，大惊之余，赶紧屁颠颠汇报给恩铭，说这个貌似忠诚的徐锡麟是革命党。恩铭听了一笑，说：“革命不是咋呼出来的，革命党也不是咋呼咋呼就算了的；徐会办那是咋呼，不是革命，你多心了。” 这位唇上留着两撇浓密八字须的封疆大吏、皇亲国戚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一则徐锡麟的推荐人是自己的老师俞廉三，俞前巡抚的表侄怎么会是革命党？自己革自己的命不成？二则徐锡麟来安庆后在他的器重下仕途顺利，前程无量——放着好好的官不做，去做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革命党，徐锡麟疯了？而且，恩铭这个年龄和阅历的人对徐锡麟这样的知识青年再了解不过，不外乎一个有些新思想就爱表现一番、以敢说怪话为荣的的“愤青”罢了。 他没把顾松的汇报当回事，但出于警惕和对徐锡麟的告诫，恩铭有意当面对他说：有人说你是革命党呢。徐锡麟不屑地回道：大人明鉴。一副懒得申辩的模样，恩铭就更加放心了。 恩铭的大意，使他向鬼门关又靠近了一步。 这个时候的徐锡麟，已经和浙江的秋瑾商议好，于1907年7月浙皖两省同时起义。 清明节那天，光复会召集负责浙、皖两省起义的会党首领在绍兴大禹陵秘密开会，会上决定建立光复军，大家推举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会上确定于1907年7月8日，乘安庆巡警学堂举行学生毕业典礼的时机，由徐锡麟率领光复军起义，占领安庆城。浙江义军由秋瑾负责，19日起义，攻占杭州，进而两军会合，夺取南京。 这个起义的时间，因事态变化，一改又改。 秋瑾原拟7月6日起事，徐锡麟说准备不及，改在8日，这一天是警官学堂毕业典礼，恩铭要到场发表重要讲话，正好下手；说好是8日，却又发生了党人叶仰高被捕的意外，叶仰高被抓后不堪酷刑折磨，将他所知的党人名单等信息倒了出来，于是安庆全城搜捕。幸好，徐锡麟他们的往来联络全用化名。 于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出现了：恩铭破获此等大案，立即招来他信任的巡警处会办徐锡麟，要求徐会办立即按名单抓人；而徐锡麟拿到一看，名单上第一个“光汉子”正是自己！强做镇定的徐锡麟一边拍胸脯表二日之内必把乱党抓干净的决心，一边暗中咬牙——夜长梦多，越快越好了！ 完全蒙在鼓里的恩铭似乎是体贴革命党人心思，还主动将起义向前推了两天：本来是7月8号警官学堂毕业典礼，可他说他的一个叫张次山的幕友的老母这一天过八十大寿，他要去祝贺，指示徐锡麟把毕业典礼提前到6号。 起义日期兜了一圈，就这么戏剧性地又回到了当初秋瑾主张的那个日子。 7月5日，徐锡麟向恩铭呈上请帖：“安徽巡警学堂订立于五月廿八日(农历)首届毕业生大会，敬请抚台大人莅临训示。” 公元1907年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在礼堂外台阶下列队如仪，学堂会办徐锡麟一身戎装站在台阶上等待巡抚恩铭莅临，他的两个助手马宗汉、陈伯平分别把守着左右甬道。 学堂全体学生按保卫要求，所有枪械均是空枪。就在恩铭现身之前，有关人员还特意下掉了徐锡麟腰佩的手枪。然而，革命党人对此已准备好了。 上午9时，恩铭在安徽省数位高官的簇拥下驾临学堂，距发动起义已只弹指之间了。 官生班的学生首先向恩铭行礼，恩铭答礼。 下面该兵生班学生行礼，就在此时，徐锡麟抢上一步，单腿下跪，双手举上学生名册：“报告大帅，今日有革命党人起事！” 庄严的毕业典礼正进行着，徐锡麟突然来这么一下子，十分突兀不得体——事情紧急的话，典礼开始前你咋不汇报？现在典礼进行中，你不能等结束再汇报吗？恩铭又吃惊又恼火，正要训问，这时徐锡麟突然向后闪开，一边的陈伯平掏出暗藏在身的炸弹，猛力朝高高在座的恩铭扔了过去！ 原来徐锡麟那声报告，就是动手的暗号！ 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出现，这颗炸弹竟然没有爆炸！ 时间像停止了。 在徐锡麟原先反复敲定的详细方案里，一炮解决恩铭后，他掏枪朝左一枪干掉布政使，再朝右一枪干掉按察使，而由马、陈二人分杀两旁侍坐的各道、府、州、县官员。可陈伯平投掷炸弹未爆，顿时让大家不知所措。 满头大汗的徐锡麟终于从这可怕的意外中回过神来，立刻俯首弯腰，从靴筒子里唰地拔出两只六响手枪，朝恩铭一阵乱放。 惊魂未定的恩铭身中七枪，一中唇，一中左掌手心，一中右腰际，余中左右腿，恩铭顿时全身开花。文巡捕陆永颐一声怪叫，扑上来以身体掩护恩铭，剩下的子弹都射进了陆永颐的后心，陆永颐当场毙命。 徐锡麟枪弹打光，随即进入一旁小室装填子弹，武巡捕车德文趁机背起重伤的恩铭朝礼堂外冲去。一片混乱、嘶喊中，陈伯平从后面击中了恩铭致命的一枪，子弹从恩铭的肛门射入，上穿腹胸。轿夫把奄奄一息的恩铭塞入轿中，两脚拖在轿外，狼狈地抬回抚署。抢救中请西医开刀，破肚剖肠，却找不到子弹。再开大腿，仍旧找不着。有说子弹浸泡过毒药，遇血即化；有说子弹系铅制，一入体内而自化。这自是民间传说，其实只能赖当时的医术了，尽管主刀的是一位外国医生。 至此，恩铭才恍然大悟，痛悔交加，死前不断喊着：“糊涂啊，糊涂！” 警官学堂内，遭此巨变的文武官吏连滚带爬，纷纷逃窜。那个告发徐锡麟十分卖力的顾松刚刚逃到门外跳下一条污水沟，被马宗汉一把抓住；顾松叩头求饶，徐锡麟先用刀砍，见不死，命令马宗汉用枪将其击毙。接着，徐锡麟对学生大呼：“巡抚已为顾松所杀，我们快去占领军械所，从我革命！”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遂率领部分学生向安庆城西军械所进发。 清军关闭了安庆城门，徐锡麟派出的联络员出不了城，城外的新军也进不来，起义军内外联系中断。这时候，军械所总办已携带仓库钥匙自后门逃走，弹药都藏在地下库内，一时无法取出。光复军战士从库房里拉出一门大炮，架在军械所后厅，陈伯平取了一枚炮弹装进炮膛，对徐锡麟说：“现在形势危急，用炮弹把抚台衙门炸掉，摧毁敌人机关，然后轰击北门城楼，打开城墙缺口。”徐锡麟见抚台衙门一带民房稠密，马上制止说：“这样做就会玉石俱焚，与革命宗旨不符。我们即能成功，老百姓必然糜烂不堪。”坚决不让开炮。 城门被关闭，又不愿开炮炸开城墙，徐锡麟和他的同志们困在弹丸之地的安庆城内孤立无援，只有死路一条。 不久，清军缉捕营和巡防营队伍赶到，包围了军械所。光复军利用军械所的坚固围墙，有的爬上屋顶，朝着清兵射击。 晚清的军队在这时也算进行了一场实战，战斗力的检验结果是：伤亡一百多人，不敢上前。布政使冯煦闻报，立即派道员黄润九、邑令劳之琦前往督阵，清军仍迟迟不动。清政府见久攻军械所不下，开始悬赏重金捉拿徐锡麟。开始三千元，即刻增加至七千元，后来高达一万元，清军才开始进攻。双方相持战斗近五个小时。陈伯平不幸牺牲。接着，敌人破门而入，只见徐锡麟军帽、戎装丢在地上，不见人影。冯煦再次加赏，严令四处搜捕。 下午4点，势孤力单、被围困在安庆城内的徐锡麟、马宗汉和学生等相继被捕。 这就是民国创立之前那场著名的“安庆起义”，从发动到失败，历时七个小时，最具震撼力的功绩，是击毙了清朝地方大员、安徽省巡抚恩铭。 被捕的徐锡麟开始接受审讯。主审的安徽省布政使冯煦和安徽省按察使毓朗喝令徐锡麟下跪。徐锡麟冲他们一笑，说：“上午你跑得不慢啊，要不现在你就是死人了。”说着盘腿坐在地上。 看着这个一派斯文、表情轻松的乱党，审讯者面面相觑，一时无从措辞。 冯煦问道：“恩铭巡抚待你不错，是你的恩师，你怎的这么没有心肝？” 这是他们心中最大的疑惑，深受恩铭赏识、前途无量的徐锡麟何以恩将仇报、不可理喻地要恩铭的命？ 徐锡麟回答：“他待我是很仁厚，可这是‘私惠’；我杀他，这是天下的‘公愤’──我倒要问你：恩铭究竟死了没有？” 按察使毓朗抢答：“大人只受了点儿轻伤，经医师诊治，已经痊愈，明天就亲自来审你了！” 徐锡麟听后，如挨当头一棒，顿时泄气皮球般颓丧不已。不料毓朗这个蠢货又补了两句：“你知罪了吗？明天就要剖你的心肝了！” 第3章 徐锡麟立即狂笑起来：“那么说起来，恩铭是死了！我愿足矣。明天就是千刀万剐，也在所不惜！何况区区一副心肝呢？” 再问同党有哪些，徐锡麟回答：“革命党人多得很，惟安庆是我一人。” 审讯者要徐锡麟写供词。他提笔疾书，立刻写了千数言，写完后自己低声诵读一遍，然后又推敲修改，仿佛是在书房中著述。 他的供词，满纸坦荡磊落，写的都是自己的革命志向和起义动机。他特意写道：“不要冤杀学生，学生是我诱逼去的。”最后几句话是：“我自知即死，因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幸之至。” 审讯完毕，只听“咔”的一声，敌人给这个要犯拍了一张照片。徐锡麟不满地说：“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 徐锡麟那张面无表情、薄衣裹体的照片一直留到今天。 徐锡麟刺恩铭发生后，安庆人心惶惶，消息更如长了翅膀，飞向各地。外表庞然的清帝国在震颤。处死徐锡麟、安定人心是越快越好了。 干掉了朝廷重臣这样的大罪，怎么行刑？有先例可循。1870年张汶祥为朋友报仇，刺死了发迹后霸占当年朋友妻子、并设计害死朋友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张汶祥受的是剖挖心脏之刑。 恩铭的妻子、也就是庆亲王奕劻的女儿要求按此旧例执行才解恨、才有威慑力。冯煦等请示两江总督端方，决定按此执行。 行刑惨烈万状。1907年7月6日夜，安庆城暴雨如注，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刑场，几个刽子手手执铁锤，先把徐锡麟睾丸砸烂。这份痛楚，无可比拟，想必看到这里的男同胞都在下意识地夹紧双腿。 一个即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反动力量，在末日之前总有百倍的野蛮。 砸烂睾丸后，剖腹取出心脏。挖出的心脏先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然后，恩铭的卫兵们将这颗心脏炒熟下酒。他们对徐锡麟怀有的是“真诚”的痛恨：“大人待你那么好，你竟然杀他，我们要看看你到底长的是什么心肝？！” 在中国，先行者历来就是这么孤独。 约定19日起事的秋瑾，被徐锡麟之弟徐伟的供词牵连出。其实在10日，她就得到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但她拒绝了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大通学堂。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她坚不吐供，只写下一句诗以对，这句诗就是著名的“秋风秋雨愁煞人”。 7月15日凌晨，秋瑾环视围观的众人一圈，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仅三十二岁。相比于徐锡麟赴死的惨烈，秋瑾因遇到的是正直的山阴县令李钟岳，满足了她“不砍头，不剥衣服”的遗愿（写遗书的愿望未予满足，大概是吸收了徐锡麟写供词时满纸反动口号的教训，再不让他们动笔），秋瑾的遇难过程还算“文明”。 徐锡麟刺恩铭，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安庆起义之后，清朝高官人人自危，两江总督端方电告军机大臣铁良，“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日”；另有立宪派将安庆发生如此祸事归因于宪政不行，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当然，徐锡麟的壮举和惨死，更大大激励了人们推翻清朝的斗志。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离死期越来越近了。 1873到1907，徐锡麟只活了三十四岁。殒命在“帝国”的暗夜，他没有看到“民国”的曙光；而民国的曙光里，有他滚烫的热血。 曾经热血：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始末 一个人一生，如果有一件事能被后世记住，那就可算是个历史名人了。而汪精卫一生，却至少有四个身份，都难以抹去地写在民国正史和野史上。 这四个身份是：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另三个是梅兰芳、张学良和周恩来）；孙中山政治遗嘱执笔人；刺杀清摄政王的刺客。 关于大汉奸，不说也罢；关于美男子，一看照片就明了；关于孙中山政治遗嘱，一共五句话：“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奇qisuu.书]，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本可以大书特书的，就是他年轻时舍生忘死刺杀清廷头号人物摄政王载沣的壮举，无奈他后来“天字第一号大汉奸”的名头太大，模糊了这段英雄历史。“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仅知道他在狱中这两句诗的人，比了解刺杀经过的人多得多。 更有意思的是，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在民间还演绎出了类似于今天八卦新闻的版本。我在小时就听过老辈人这样笑谈这件史事：汪精卫身怀利刃，埋伏于摄政王必经的桥下。摄政王骑马过来，汪精卫正欲出击，不料那马很有灵性，死活不近桥，任鞭子如何抽打也只在原地嘶鸣打转。众人顿知桥下有异，围桥搜查，于是汪精卫被捕。敢谋刺摄政王，必定死罪无疑，不想审讯中慈禧太后见汪精卫相貌出奇英俊，左看右看，竟舍不得杀他，只判了个无期…… 这段八卦叫人啼笑皆非。汪精卫刺摄政王发生于1910年春，此时慈禧太后死了已经两年，鬼魂跑出来审判他呀？如果慈禧还在，哪来的摄政王？纵然慈禧不死，那此时就是七十六岁高龄，居然还会怀春？即便慈禧是个超级老花痴，可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任你再酷再帅呆，她又怎么会忽然生出儿女柔情来？ 不光这个错误错得离谱，就是汪精卫拿个刀子要戳摄政王之类，也是凭空想象。 拂去历史的尘沙，近百年前的那一幕是如此壮怀激烈。 先来看刺载沣的背景。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到1908年冬，反清革命者已发动了八次起义，分别是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起义，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 新时代的潮水，一浪一浪冲向腐朽不堪的清王朝。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垂死的清朝改善不了民生，抵制不了外侮，但其遍布全国的官兵，在镇压人民的反抗上还是有回光返照之力。这八次起义，全部失败，大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 清朝能否推得翻？连续八次失败，海内外民众都在灰心、怀疑，190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同盟会的领袖们陷在极其不利的舆论处境中。 当时二十五岁的汪精卫，就是同盟会的重要首领，已任同盟会最早的三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三年。 这个不利的舆论就是，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是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的文章。 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看到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奇--書∧網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同盟会处境艰难之际。内部又闹起了大矛盾——有人指斥孙中山贪污！ 孙中山是革命阵营的最高领导人，他的热情，他的才干，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号召力，同盟会的革命经费，基本就靠他的威望在华侨华人中募捐筹集。这个革命派第一人何以被泼上这样一盆污水？ 这回发难者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炳麟。1907年，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离开时，日本友人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两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 《民报》经费历来困难，饱尝没钱之苦的章主编发飙了，他说那些钱是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你孙某人的，你这样公款私用，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友人看不起——这个主编，我不干了，拜拜！这样，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 因为孙中山确实没有公开过经费收支情况，关于钱的事是最敏感的，这下陷入了被动，谣传蜂起。同盟会内部掀起了“倒孙狂潮”，以至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尴尬声音。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的道义优势急剧滑坡，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怎样度过这场危机？孙中山的事好办，他目瞪口呆听到对自己的指责后，立即写下长长一份材料，将经费收入和支出详细一笔笔列出，椎心泣血地说，除了奔走中的食宿，他私人没有花公家一分钱。 第4章 他没有说的是，相反，他的哥哥孙眉还为革命捐款一次又一次，在夏威夷经营农场的利润几乎全被这个弟弟象挤奶一样挤走了。 那么，怎样以实际行动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挽回舆论形势呢？汪精卫在忧心如焚中一边无条件支持孙中山，一边想出办法：他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刺杀谁呢？汪精卫决心干一票大的，这样才有巨大影响。当时的皇帝是三岁的宣统，他就把目标锁定在溥仪他爸爸这一辈的几个巨头身上。 同盟会评议部长汪精卫决定亲身去搞刺杀，就是出于这样的危急环境。 一位领导骨干去当刺客，党人都觉得不合算，汪精卫的朋友胡汉民等人更是反对得厉害，孙中山也根本不支持。 孙中山一贯认为革命是光明正大的，而暗杀是下策，他就清末风行的暗杀行为批评说：“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当他知道汪精卫的意图后，立即电令冯自由把汪精卫截留在香港。 而汪精卫决心已下，箭在弦上。冯自由只完成了这项任务的一半：汪精卫所乘法国邮轮经过香港时，他把汪精卫堵截在了香港一段时间，但随即汪精卫悄悄溜走，去日本联合志同道合者组织暗杀团了。 陪伴汪精卫从事刺杀的，有一位南洋姑娘，她叫陈璧君。 陈璧君是马来西亚华侨商人陈耕基之女，比汪精卫小九岁。陈耕基支持革命，多次为孙中山捐款捐物。秀才人情纸半张，孙中山的回报就是经常给他寄《民报》，陈璧君十分爱读这份报纸，深受革命思想影响。她爸爸曾为她和另一华商之子订下婚姻，陈璧君和他的未婚夫谈起对革命事业的向往，他的未婚夫皱起眉头说：“革命是男人搞的事，你一个姑娘家革命像什么样子？”陈璧君深感失望，就死吵活吵要父亲退掉了这门亲事，并得到了去日本参加革命活动的允许。在孙中山的特批下，陈璧君加入同盟会，在《民报》编辑部工作。 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和陈璧君相识。他们的故事倒不是才子佳人一见倾心，因为汪精卫是个有名的“道学先生”，不赌博，不嫖妓，不酗酒。他的理念是革命家不能结婚，因为革命家出生入死，随时都有不测之事发生，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而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他发誓“革命不成功不结婚”，和陈璧君相识相处，一点儿女情长也没有。 而正如此，陈璧君对这个英俊坚毅的男子就更倾心。 汪精卫北上行刺，明知此行汪精卫有去无回，相伴者也凶险无比，陈璧君毅然相随。当时有人轻佻地说：“你反正有英国护照，被抓了英国领事馆自然会来救你的。”陈璧君听后一言不发，当场取出护照撕得粉碎。说风凉话者顿时羞得无地自容。 那个时代的热血男儿就是多。汪精卫选中的一位合是四川人黄复生，汪精卫找到他吞吞吐吐还没说完计划，黄复生就大笑起来：“你怎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惨死。 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 另一个合不可或缺：要会制作炸弹。汪精卫选中的是喻培伦，喻培伦毫不含糊，爽快地答应了。 这一群人，心中只有理想，没有安危生死。 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他们的任务是把喻培伦做好的炸弹运进北京，而北京火车站盘查极严。这时一位叫郑毓秀的同盟会美女会员起了大作用，郑毓秀把炸弹塞进箱子，然后找来一个追求她的法国外交官，要那个法国外交官陪她去北京兼帮提箱子。这个法国佬正愁没机会献殷勤，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1910年2月10日，北京前门车站，郑毓秀挽着这个法国人的胳膊，大摇大摆走出检查处。西方人哪用检查？哪敢检查？车站警察对这个西方人手里那个沉重的箱子看都没看一眼。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 汪精卫和黄复生在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开了个“守真照相馆”，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这里就是四人暗杀团的据点。 刺杀的计划目标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2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汪精卫准备投掷炸弹将其炸死。 这一天来到了。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从门里出来，汪、黄二人就扔出炸弹，然后冲回来跳上骡车就跑。 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危机四伏的清廷正努力挽回人心，搞了个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下车人流中，普通人里夹杂着红顶子官帽，而戴红顶子官帽的人又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即使看清也怕误炸了无辜乘客，只好终止暗杀计划，把那个炸弹又拎了回去。 载洵和载涛没想到，做一把廉政秀，居然救了自己一命。看来廉政对谁都有好处的。 这次行动无功而返，汪精卫索性决定干一个最大的，那就是宣统的爸爸、清朝摄政王、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醇亲王载沣。 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每天进宫上朝都要经过一座甘水桥，这里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北边又有一条能容一人的大阴沟可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可见，民间传说唯一说对了的是，汪精卫的确是准备在桥下干掉载沣，不过不是用刀，而是炸弹。毕竟，20世纪了嘛，刺杀的技术含量也该升级了。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前往甘水桥埋炸弹，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两人。 陈璧君知道这将是他们两人最后的一夜，明晨8点，只要载沣按老习惯这个时间出门，就是汪精卫和他同归于尽之时。 陈璧君拉着汪精卫的手轻声哭泣，汪精卫本想找一些话安慰她，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知道陈璧君深爱着他，他也喜欢上了这位有个性的南洋女子。汪精卫努力压下和自己心爱之人的生死离别之情，只是拉着陈璧君的手默默无语。 半晌，陈璧君抬起头来，说：“明天你就要当烈士了，我没有别的送你，我陪你睡一夜吧。” 汪精卫心头一震，握紧了她的手，又松开。 二人在生离死别的煎熬中挣扎的时候，去埋炸弹的喻培伦和黄复生忽然先后匆匆跑回报信：大事不好，埋炸弹已经被发现！ 事情就有这么不顺。本来深夜没有人迹，可这天晚上偏偏有个邻近居民爬出被窝来散心！这家伙是个赶大车的车夫，他的老婆三天没有回家了，估计是跟人跑了，他气得睡不着觉，深夜蹲在桥上。 这个车夫隐约看见有人在甘水桥边埋东西，他第一反应是有人在埋偷来的宝贝，赶紧悄悄溜到一边，准备等埋东西的人走了再去捡个意外大财，不料接下去看到的是两个人在拉电线。首都人民的政治敏感性强，他知道这座桥可是摄政王每天上班的必经之地，两个人深更半夜在桥下鬼鬼祟祟，一定大有问题，于是喘着气一刻不耽误地跑去报案。 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人影一闪，立刻知道他们的行动被人偷看到了。 二人非常紧张，生怕已有人在暗中窥伺，于是用日语对话商讨对策，决定喻培伦先回去向汪精卫报告情况，黄复生则在附近查看动态。不一会儿那个男人带着两个巡警前来，黄复生知道完了，也回到了汪精卫处。四人赶紧商量对策。 事发如此突然，汪精卫却很镇定，他说虽然发现了炸弹，但警察肯定就能查出来是我们干的？所以不用着急，看看风头再说。 第二天的报纸上果然全是有人想刺杀摄政王的大新闻，把那个炸弹、那个电线、那两个埋炸弹的人大肆渲染。为了一举成功，暗杀团制作的那个大炸弹本有四十磅之重，报上说如果爆炸，会端掉大半个北京城；而且各报还分析评论，说这肯定是宫廷内部的争斗，扯到了庆亲王、肃亲王和载洵、载涛几个人身上，官方和舆论都没想到此事出自革命党之手。 汪精卫等松了一口气，擦把冷汗开始策划下一次行动：让喻培伦去东京买炸药，陈璧君去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继续潜伏在北京找机会进行下一次暗杀的策划。 这时候，同盟会的老会员白逾桓匆匆来到守真照相馆，催促他们快快逃走，因为侦察机关已全部出动，不可能不怀疑到这里。关于会露馅的明显疑点，他说：“哪有归国留学生开照相馆谋生的？只骗得了你们自己，骗不了别人！” 汪精卫和黄复生正在踌躇，这时，警方又宣布，在芦沟桥抓到什刹海炸弹案的案犯，已经处死。暗杀团一边庆幸警察愚蠢，一边又为这个无辜者感到心情沉痛。他们放下心来留京继续干了。 哪能想到，4月16日，大批警察突然扑来，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四位热血青年大大低估了对手清政府的老辣：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明白是革命党所为。 第5章 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宫廷争斗，以及案犯以被捕处决，是清政府故意放出的消息，就是为了让行刺者安心不逃走。 他们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警探拿着螺丝钉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鸿泰永铁匠铺老板稍做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警探紧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几个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汪精卫随身的机密文件都被他们从房间偷了出来…… 至此，汪精卫已完全暴露在清廷眼皮下，而他自己还浑然不觉，直到突然被捕。 几个拎着一个炸弹的人，来对抗一个庞然大物的政权，这场较量是不均势的，汪精卫暗杀计划的失败，并不意外。 企图暗杀摄政王，这是一个大案。负责审理此案的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这个人的一个亲生女儿大大有名——就是后来被称为“东洋魔女”的川岛芳子。 审理顺利得很。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鸿泰永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哈哈大笑：“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于是，抵赖、狡辩、大事说小、小事说无之类审讯中常见的场面一律没有，汪精卫大声承认自己就是主谋，目的就是干掉载沣，动机是用以“振奋天下人心”。而黄复生所说跟汪精卫一模一样。两人争着说自己才是主谋，罪责全担；对方不过是个小帮工，毫无干系。 肃亲王是当时清统治阶层里罕见的有头脑、人品也不错的人。审讯过程中，看着汪、黄二人的气度，他一直感佩革命党人就是了不起，死留给自己，生交给别人，这样的人清政府中有吗？联想起清朝那些极度腐败的杂碎，肃亲王心情极为复杂。 该如何判决这二人，暗杀的直接对象摄政王载沣不用考虑就说，当然死拉死拉的，而且按刑律，胆敢加害皇族，要满门抄斩。 肃亲王反复考虑，劝下了载沣。他说，这个愣头青汪小子来刺您，根本就没想过要活，他就是要以他被咱们宰掉去鼓舞人呢！您看看，如果杀他，“同盟会领导人汪精卫亲身谋刺摄政王杀身成仁”的事儿就定了，他成了楷模，咱成了同仇敌忾的对象，这不是正好合了他的意吗？他来刺您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咱不能让他得逞，您想想，不杀他的话，别人怎么想？企图谋刺摄政王都得到宽大，咱表现出了无边恩德，民心就站到我们这边了。 1910年4月29日，清廷判决书下，称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对象，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这个肃亲王仔细读过汪精卫洋洋洒洒、痛驳君主立宪强于革命主张的“供词”后，被汪精卫的精神和识具大大吸引，他几次到监狱中看望汪精卫，给他做思想工作，希望他能放弃反清念头，加入到自己这边来。 肃亲王说：“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 汪精卫反驳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 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偏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很多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汪精卫反驳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结果每次都成了辩论，各讲各的理。两人立场如此不同，怎能形成什么共识？不过，在几番接触中，二人对对方的品德都产生了尊敬。后来汪精卫谈到肃亲王，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肃亲王则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汪精卫事败入狱，人在纽约的孙中山叹道：“汪精卫是我们的一个大人才啊，失去他等于砍掉了我一条手臂！”一度陷入分裂的同盟会为了营救汪精卫又团结起来了，各地组织都在行动；而民众也看到，革命党可不是一个叫人家子弟送死、领袖们舒舒服服的团伙，他们的信念和决心如此坚贞如此深厚，中国的希望就在他们。 汪精卫在牢里吃什么？每日三餐都是一碗霉变的陈米饭和一条咸萝卜，每五天才可以吃到一次豆腐，逢年过节则每人赏肉半斤。这日子基本不是人过的，就在这里，汪精卫写下了名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所出的《被逮口占》四绝句，全组诗是：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终身监禁，何日是头？汪精卫愁看铁窗外的云天。 忽然一天，一个狱卒塞进来十个熟鸡蛋。汪精卫疑惑地接在手中，立即明白：是她！ 汪精卫急促地翻转着鸡蛋查看，果然在其中一只上，写着一个小小的“璧”字！ 汪精卫知道，陈璧君冒死到北京救他来了。她已买通了狱卒，可以和汪精卫联络了。 汪精卫给她写了首词：“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新年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词后，他又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催促她快快离开危险的京城。 陈璧君来信了，她的信堪称爱情史上的一篇光辉文献：“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 汪精卫热泪盈眶，咬破食指，写下一个鲜红的“诺”字。 在狱中苦熬时光的汪精卫没想到革命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入狱仅一年半，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各地响应，清王朝土崩瓦解。风雨飘摇的清廷赶紧宣布只要有人保释，政治犯可立即释放。刚刚从家乡东山再起、满心长远盘算的袁世凯主动做了头号政治犯汪精卫、黄复生的保释人。1911年11月6日，汪精卫和黄复生重获自由，北京各界一千余人涌到法部大狱门前，欢迎这两位刺杀摄政王的英雄出狱。 1911年12月，汪精卫乘船到上海，那里，陈璧君正等着他。 这对革命情侣的故事无法慷慨淋漓写到底，原因众所周知：抗战中，汪精卫、陈璧君叛国投敌，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时任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目睹日军的强大、中国国内各军事势力的不团结和抗战代价的惨重，对抗战前途十分悲观，思想逐渐倾向所谓“和平救国”。在和日方暗中接触商谈多次后，他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脱离抗战阵营，投向日占区，与日本合作，发起“和平运动”，以实现“曲线救国”。 这个决定之后的汪精卫，在中国人眼里，就再也不是当年满腔热血的英雄义士汪精卫了。他的一生，大英雄与大汉奸，如此判然划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陈璧君等家眷和部下飞离民国战时陪都重庆，抵达昆明；19日，汪精卫等飞抵越南河内；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著名的“艳电”，正式投向了日本。 “艳电”以向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提“建议”的方式行文，电文中说：“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叛国出逃让蒋介石在全国人民面前颜面扫地，他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派出特务潜入河内，要赶在汪精卫与日方实质合作前将其击毙。结果因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临时与汪精卫调换了卧室，汪精卫逃出生天，曾仲鸣身中特务暗杀团十余枪而死。 1940年3月20日，和日本方面达成合作的汪精卫宣布“还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他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在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上，就出现了东北的溥仪伪满洲国和东南的汪精卫南京伪政府这两个主要傀儡政权。 第6章 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汪精卫投日，变成天字第一号大汉奸，这极大打击了中国抗战军民的士气，并给了卖国贼以莫大鼓舞。汪精卫叛国后，抗战中掀起了一股投日附逆的逆流，南京伪政府的军队迅速膨胀，最盛时达到一百多万，在抗战中起了极坏作用。 汪精卫这个名字，从“如雷贯耳”变成了“臭名昭著”。抗战期间，在浙江、重庆等多个地方，民众仿效跪在杭州西湖岳庙前的秦桧夫妇像，为汪精卫和陈璧君也塑了跪像。 一代英雄，沦至千夫所指。“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的体内，流淌的还是当年的热血吗？ 知道自己受到万众唾骂，并考虑到后世声誉，汪精卫在多个场合潸然泪下。他此前私下说过的一席话可算他的自辩：“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 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汪精卫的健康日益恶化，日本派出最优秀医生为他诊治也无力回天。1944年3月，汪精卫赴日治病；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情加剧，在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死去。两天后，在陈璧君和日本军官的护送下，他的遗体专机运回国内，按其遗愿葬在南京中山陵梅花山，以表示他是孙中山的追随者。 死在抗战胜利之前的汪精卫逃脱了审判。日本投降之后，他的墓地被蒋介石炸毁，而他的遗孀陈璧君则被送上了法庭。 1946年4月16日，毕生仰慕、支持汪精卫的陈璧君被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陈璧君在法庭上依然咄咄逼人，将对她和汪精卫的指控全部否认。接到判决书时，她还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1959年6月17日，六十八岁的陈璧君死于狱中。［奇+書网-qisuu.］ 1911天地玄黄 如果像现在的媒体爱干的那样，评选“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十大年份”，甚或只选出三五个年份，1911年都不可或缺——这一年的历史意义可绝不仅仅是政权更迭、改朝换代。 公元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这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是真正划时代的——中国的封建时代从此终结，共和新纪元开始。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自清中叶以来一直积贫积弱、僵化自封、被世界潮流抛得一年比一年远的中国，终于跨前了一大步，希望又降临了这片长期被历史阴云笼罩的东方土地。 都知道这场革命首义于湖北武昌，随后各地摧枯拉朽，清王朝土崩瓦解。但当时革命党人殚精竭虑、不惜血本投入、寄予极高期望的，却是当年4月份的第二次广州起义（相对1910年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也就是后来被称为“黄花岗起义”的那场战斗。 第二次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十五年内连续发动的九次起义虽然让人们看到，清王朝已是满地岩浆，但这棵生长了二百六十多年的老树虽遍体鳞伤，根基还未被撼动，它的统治还在苟延残喘中一年年延续。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屡起屡仆，已经急了眼。他们对这次广州起义做了精心准备，广州起义财力的宽裕、装备的充足、人员的精悍、组织的周到，都远远超过历次起义。 起事首先要钱，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不愧是筹款融资高手。起义准备期间，仅召集各地人员的路费就每天开支五千元。在南洋槟榔屿策划的孙中山召集当地华侨党人，一晚上集资八千元，又命同盟会各首领分赴各地劝募，数日之内又得五六万元。 这次起义，预算开支十三万港币，但实际募捐到了十八点七万港币。其中美洲华侨捐助了七点七万元，南洋华侨给了八万元。 在华侨中，为革命捐款最踊跃的是民间团体致公堂（洪门），洪门的传统宗旨是“反清复明”，在反清上和革命党人一致。更重要的是，孙中山1903年就加入了檀香山致公堂，职位是“洪棍”——这个让人想到恶棍、讼棍、党棍的名称很不好听，但实际是“元帅”的意思。为给广州起义捐款，维多利亚致公堂变卖堂产，一下交给孙中山三万?三千元。 章炳麟素来对孙中山不大服气，民国建立后选大总统时还说，“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但对孙中山的筹款能力，只能表示佩服。 这些钱主要用来购买军火：从日本购枪五百一十三支，从西贡购枪一百一十六支，从香港购枪三十多支，再加上历次失败的起义留在香港的枪支，总计七百七十多支，所有枪支都配备了足够的子弹。 另外购买了大量炸药，炸弹专家喻培伦带着一帮人，马不停蹄，三天三夜不合眼，制出炸弹五百多颗。 起义前还购买大刀三百把。 人员投入上，以往历次起义，大多是出钱雇佣敢死队；而这次起义，以广州新军为主干，从党人里精选八百人为敢死队打前锋。敢死队员来自广东、福建、安徽、四川、江苏和南洋等地，这些人里相当一部分是留学生、教员、军官、传教士，论受教育程度和思想意识，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然而为了终结封建王朝，开辟中华新天，这些民族精英毅然提枪上场，甘当冲锋陷阵的士卒。 敢死队员、福州人林觉民在战前写下了给妻子的遗书，他写道：“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底底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 铁肩柔情，千古传诵。林觉民，不管是“觉悟了的人民”，还是“使人民觉悟”，他的举动，和那么多党人一起，践行了这二字的大义。 另有五十一岁的湖南人谭人凤，向同盟会军事负责人黄兴要求也参加敢死队，黄兴说，你年纪大了，起义成功以后还有很多事需要你，就不要参加了。谭人凤说：“你们不怕死，我就怕吗？”黄兴只好发给他手枪两把。不料他一接到枪就误触扳机致枪走火，幸好子弹射向屋顶。黄兴啼笑皆非，把枪收回。 黄兴拟订了起义战略：先在广州城内设立三十八处秘密据点，枪械弹药于起义前陆续秘密运到广州，存于据点；然后把先锋队划为十路，各由一人统领，各自任务是攻占两广总督衙门、督练公所、水师行台、城楼、警察署、电信局等要地。起义领导人黄兴和赵声也各领一路。 谭人凤对该战略提出疑义，认为兵力分散，他尤其反对黄、赵亲自上阵，认为这会让战斗失去调度中枢。黄兴对他说：“全军勇敢不勇敢，就看我和赵声勇敢不勇敢，您就别反对了！” 憋足了劲的革命党人摩拳擦掌，就等发难之日造成个天翻地覆。 也许是上天要把胜利留到10月的武昌。精心筹备的广州起义磨难重重。先是美洲和荷属南洋的一部分款子未及时到位，然后是日本和安南的一部分军火未按计划运到，接下来是吴镜携带炸弹在广州轮船码头被捕，再又是执行起事前刺杀水师提督李准任务的温生才误将广州将军孚琦当李准击毙，导致广州戒严…… 广州已经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两广总督张鸣歧调来巡防营二营驻扎观音山与龙王庙，居高临下虎视耽耽；同时，警察开始挨家挨户搜查。 4月27日上午，两个秘密据点被查破！下午，又一据点被查破！ 黄兴当机立断：再下去就是等死，无法从容布局了，当天下午5时半发难！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四名起义者吹响了悲壮苍凉的螺号，黄兴带领敢死队员一百二十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直扑两广总督衙门。衙门卫兵大惊之后开展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散卫队，并击毙了卫队管带，冲入总督衙门。 两广总督张鸣岐早知近日可能有变，几天前已将家眷迁出，革命军扑来时，他一人在衙门内，仓促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遍寻不着，就放火焚烧了总督衙门。 冲杀出来后，迎头遇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遭遇战中，林文、刘元栋、林尹发等六人相继中弹牺牲。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仍然以断指指挥战斗。他把部下分为三路，自己率十人出大南门，与巡防营接应；徐维扬率四十人出小北门与新军接应；其他人则攻督练公所。接下来出现了叫人扼腕的一幕：黄兴这一路在双门底遇到了他们要接应的巡防营，这支巡防营部队正是前来响应起义的，却因为准备潜进水师行台擒拿李准，所以不挂革命军事先约定的白巾；而黄兴等事前不知对方计划，见对面部队未挂相应的臂号，就下令攻击，巡防营死七八人，一哄而散。这场自相残杀，顿时让起义昂扬的势头一下衰落下来。 猛攻督练公所的一路中途遇上大队清兵，于是绕路改攻龙王庙。率领这一路的喻培伦身先士卒，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枪弹打尽后，从筐里取炸弹边冲边投。战至半夜，渐渐寡不敌众。全身多处受伤的喻培伦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清兵射击。突围中，喻培伦被俘遇害。 黄兴战到最后一人，环顾四周已无一个同志，就潜进一家小店，换了衣服再逃出；其他敢死队员也纷纷潜进广州居民家中。 第7章 随后，受到重创的清官府咬牙切齿，在广州城、港澳轮船和广九铁路大肆搜捕起义党人。 广州起义，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就这样失败了。由于起义前屡受挫折，起事仓促，大部力量未能发动，起义中又指挥不灵，这场党人寄予厚望的起义最终成了黄兴等人的一场军事冒险。 起义者有的当场牺牲，有的被捕就义，总督衙门一带尸横遍地。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的清政府五天后才通知广仁、方便、广济、爱育四家善堂院收尸。断头折臂、血肉模糊的烈士遗骸被堆放在咨议局门前空地上，惨不忍睹。南海、番禺（当时广州分属南、番两县）两县知事相议，叫善堂埋葬于大东门外的臭岗。 臭岗是一个专埋死刑犯的地方，那里经常草草掩埋死刑犯尸骨，臭气熏天，所以叫臭岗。 善堂的善董们心知死难者的历史分量，将烈士葬于此地，实在是一个极大侮辱，各善董不敢同意，但又慑于清政府淫威，束手无策。 这时同盟会地下会员潘达微挺身而出，他打通关节，通过好友、两广清乡督办江孔殷疏通官府，同意烈士遗骸可移葬他地。正好一位同情革命的西医愿意将他以数万重金刚买下的一块地捐出，潘达微正高兴，到交接地契时，西医的家人却坚决不允，只好作罢。 最后，广仁善堂献出了沙河马路旁的红花岗地块，潘达微将丧葬事宜交给交游甚广的堂妹夫郭伟泉操办。郭伟泉清点遗骸为七十三具，买了七十三具棺木；心疼死难同志的潘达微觉得棺木太薄，立即自己出钱要求郭伟泉重买厚棺。一家医院见状，捐献了他们储备的棺木，这些棺木虽不很好，也不太差，潘达微看过表示满意。 收殓遗骸时，因死亡时间过长，尸首腐烂发胀，尸臭扑鼻，蛆虫满地；有的尸体还被铁索锁着，二三人一束，无法装入棺材。郭伟泉加钱给工匠，才使他们用铁锤把枷锁砸掉，尸骸一一分开，洗净血迹，穿上衣服，然后入棺。 参加殓事的工匠达百余人，从上午11时一直干到下午4时。郭伟泉依靠他平日的好友帮助，负责逐一清点、辨认和登记。发现一穿蓝布衣没有白巾标志（起义者均挂白巾为标记）的尸体，引起郭伟泉的怀疑，问众人，有一工匠指证：这是清吏李某的仆佣，肯定不是革命党人。该尸首便被拉到别处。 ??七艾s?十艾s?三渚咭藕”湮呤撸饩褪呛笫浪幕苹u谄呤沂俊? 烈士灵柩送去安葬时，天阴微雨，天公垂泪。百余工匠抬着灵柩浩浩荡荡向红花岗进发，潘达微和郭伟泉跟在后面，挥泪凭吊。市民害怕清政府会找麻烦，不敢相送，只是远远凝望，许多人止不住眼泪。到了红花岗后，发现墓穴挖得不够深，潘达微又加钱给土匠，重新深挖后才下葬。 事后，爱好菊花的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广州起义也由此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进入民国后，经详细调查，这场战役，牺牲的烈士有姓名者为八十六人，全部殉难者估计在百人以上。 参加这次起义的都是革命党人的骨干人物，孙中山哀叹：“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起义失败，孙中山意志不振，他说，推翻清朝看来是一场持久战，估计还要?二?十年。 为黄花岗起义遭受重大损失而悲叹的革命党人没有想到，1911年的历史大戏还没有开演。这场大戏的剧情安排是：黄花岗起义只是一场序幕，正戏还要到将近半年后发生在武昌；精心筹划的黄花岗起义在浴血奋战一昼夜后被扑灭，而突然发难的武昌起义却燃起了埋葬清王朝的熊熊大火。 历史选择了武昌。 到黄花岗起义，孙中山和同盟会发动的起义全部在南海沿岸和西南边疆进行；一一失败之后，同盟会把目光转向了中华腹地长江流域。短短的时间内，华中重镇武汉建起二十多个革命团体，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动、吸收了大批士兵和基层军官加入。 所谓“新军”，是相对于清朝传统的八旗军和在剿灭太平天国中立下大功的湘淮军而言。八旗军早已营务废弛，腐朽不堪；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曾经彪悍的湘淮军在现代军队面前同样不堪一击。清廷接受德国退伍军官汉纳根的建议，以德国陆军为蓝本，重新编练军队，这就是新军。 按现代军队建制，新军的各级单位为镇、协、标、营、队、排、棚，等同于今天军队的师、旅、团、营、连、排、班。清廷拟建???三???十???六镇新军散布各地，结果到武昌起义时，只建成了十四个镇和十八个混成旅。 做为自己统治的最大本钱，清廷对新军寄予了厚望，虽然财政入不敷出，但新军的辎重装备及军官待遇一点也不马虎。只是清廷万万料不到，下大功夫编练的新军竟被革命党人全面渗透，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清廷也知道军队人心思变，只苦于无计可施。当瑞澂接替张之洞为湖广总督时，一到任就问第八镇统制张彪：“老实说，你部队中究竟有多少革命党？”张彪也很老实地回答说：“不敢瞒大帅，大约有三分之一。” 一方面，一次次起义屡战屡败；另一方面，革命力量却如疾风烈火一样蔓延。在这时，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历史的趋势。 在武昌起义前起了重要作用的是两个团体，一个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其在湖北的负责人是孙武；另一个的名字很“搞”，叫“文学社”，他们的章程还真的规定是以“研究文学”为宗旨，主要领导和骨干也几乎全是投笔从戎的文人，社长蒋翊武。 革命团体能纷纷组建，是因为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那之后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度宽松了，打一个“研究文学”的幌子，就能拉起一帮人做自己真正想做的。 这两个团体在宣传革命、建立组织上都成绩斐然，却未能联合。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消除门户之见，联合反清。 1911年初，两团体领袖见面密谈，准备起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湖北主盟人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为临时总司令部，制造炸弹的秘密据点设于俄租界汉口宝善里?十?四号，孙武主持。 相对于黄花岗起义孙中山亲自筹款的宽裕，武昌起义经费来源叫人哭笑不得。先是居正和焦达峰准备去偷蕲春洗马坡达城庙的金菩萨，没有成功；然后是邹家成准备去偷他伯母的积蓄，也没有得手。 最后是这样解决的：共进会会长刘公家里给他五千两银子，叫他去北京买个官当。刘公对买官没兴趣，但对于有人建议他把这五千两白银交出来做起义经费，也不大乐意。于是几个会员骗得他亲笔抄写革命宣传品，抄好后，彭楚蕃拿到手上，威胁他如果不捐出银子，就拿这个为证向官厅告发他。刘公又好气又好笑，只好交出银子。起义前商定，胜利后成立湖北军政府，都督是他的。 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骨干六十余人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共进会机关商定起义计划，决定10月6日中秋节动手。 之所以选在中秋节，是因为自朱元璋推翻元朝以来，“八月十五杀鞑子”就在民间流传不息。 详细计划，先打哪再打哪之类，不交代也罢，因为武昌起义几乎没有、也没法按这个计划进行。从前次黄花岗起义经过也可看出，“计划没有变化快”，不仅在经济上，在军事革命上更是这样。 筹备起义的会议结束才?一小时，这个计划就几乎泄露了。 几个士兵为回乡休假的战友送行，喝酒猜拳，大呼小叫，被排长一顿臭骂。这些兵等排长骂完走后气鼓鼓地朝天连放三空炮撒气。这本是个酗酒滋事的小事，可军中党人极多，也隐约知道最近要有行动，听见突然炮响就不由往起义上议论。军营这样人群集中的地方最易把话传开，“要起义了”的消息迅速从军队传到了社会上，以致于汉口的报纸上竟登出了“中秋起义”的消息！ 驻武汉的湖广总督瑞澄闻讯赶紧一边去电向北京报告，一边加强戒备。他下令，中秋节提前一天过，八月十四就发月饼，中秋节那天假日取消。 起义组织者的心已经悬起来了。接下来，起事在即，起义总司令蒋翊武所在的部队却要开往岳阳，蒋难道能说，“我10月6日还要领导起义呢，我不走”吗？而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都没有按时赶到武汉。临时司令部只好决定：起义延期，10月11日举行。 这个计划又落空。10月9日，正在孙武带人制造炸弹之时，刘公的弟弟刘同，叼着颗香烟晃荡进来，要欣赏老孙的制弹艺术。抽完烟后，刘同糊里糊涂把一个盛火药的盆子当烟缸，随手把烟蒂扔了进去。顿时轰地一声，火焰窜起，把个孙武满脸烧得七荤八素。众人赶紧抬起孙武跑出，火一发不可收拾，引来了俄租界的巡捕。 遗留在屋内的起义名单、旗帜、文告全部落入俄巡捕之手。 随军开拔岳阳的起义临时总司令蒋翊武这天早晨回到武昌，中午就得到凶讯：起义名单落入俄巡捕之手，马上就该送到湖广总督面前了！蒋翊武立即下令：就在当晚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 这个命令有没有送到武昌城外是很难说的。湖广总督瑞澂接到俄租界转来的起义名单、旗帜和文告，立即下令关闭武汉三镇城门；另外，军队停止一切外出和休假，加强管控。 到了晚上12点，约定的炮声没有响起，起义指挥部的门倒被拍得震天响，开门一看：清兵！ 第8章 起义没有发动起来，司令部倒几乎被一下连锅端掉了。刘复基、彭楚蕃、杨宏胜等?二?十余人被捕。 时间进入了1911年10月10日。 这天的清晨是血色的，刘复基、彭楚蕃、杨宏胜在督署门前被斩首示众。 二十五岁的湖北鄂城人彭楚蕃站立受刑，头落地而身体不倒；二十八岁的湖南常德人刘复基受审时骂声不绝，就义前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二十六岁的湖北襄阳人杨宏胜听判后说：“好！要杀便杀！你们奴才不久就要跟随老子了！”就义时高呼：“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 这让整个封建帝国颤抖不已的英雄豪气，成为武昌起义胜利的先声。 已完全掌握情况的湖广总督瑞澂部署按照名册抓人。同时，瑞澂拍电报到北京清廷，得意洋洋地报告说，企图“八月十五起义”的乱党，现在已经被他搞定了。 武昌街头，抓捕革命党的军警横行，城市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三颗头颅高悬示众，鲜血还在淋漓。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紧张得面色惨白，既然名册落在敌手，那么抓捕的魔爪伸过来就只在转眼之间！就这么等抓、等死吗？ 死中求活，奋起发难！人人心中都在这样想，没有指挥部了，没有组织领导了，自发的联络在军中暗地进行着。 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工程兵第八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带着两护兵来到营房。陶启胜的弟弟陶启元是革命立场，他感觉立即要有大事发生，就通知哥哥遁走避避，并随口说了他哥排里的金兆龙是革命党。不料陶排长十分忠于清朝，来捕金兆龙了。 陶启胜先和颜悦色地叫出金兆龙，然后脸一沉：“好小子，你胆子不小，竟敢造反！捆起来！” 被护兵捆绑的金兆龙一边挣扎，一边朝周围喊道：“还不动手，等到什么时候？！” 不能再等！旁边的革命党人士兵程定国使劲一枪拖，砸在陶启胜脑袋上，顿时血流如注；程定国又调转枪口，朝陶启胜“怦”地一枪！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划破了漆黑的夜空。 闻声赶来的革命党人、班长熊秉坤正与身负重伤、狼狈逃窜的陶启胜相遇，熊秉坤也拔枪朝他就是一下。 这两声枪响就是武昌起义的发令抢。在大搜捕中如热锅上蚂蚁的新军中革命党人激动地纷纷一跃而起：“起义了，起义了！” 辛亥革命的大幕正式拉开。 熊秉坤吹响哨子，集合了四十多人，向楚望台军械库进发；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第十一营点燃马草，向城内扑去；第二十九标也杀奔楚望台。几路人马汇合，击退不多的守军，拿下了楚望台军械库。数万支枪，无数子弹、炸弹掌握在革命军手里了。 在楚望台军械库，第一批起义士兵中职衔最高的左队队长（连长）吴兆麟被推选为临时总指挥。 半小时后，革命军占领楚望台南的宪兵营。起义开始时还在犹豫观望的各部队士兵也揭竿而起，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两千多人。 革命军兵分三路，向湖北清政权的标志——湖广总督署发起总攻。 守卫总督衙门的卫兵有几百人，在革命军的炮火中拼死抵抗，总督瑞澂在院内团团打转，连说：“炮弹不长眼睛，炮弹不长眼睛！”终于不顾体面，命手下在衙门后围墙上打开一个洞，带卫兵钻洞而出，出文昌门直奔停在江边的军舰。 总督就这么跑了，第八镇统制张彪本来手上还有不少军队，顿时也象泄了气的皮球，再无斗志，退守汉口刘家庙。 一夜战斗，第二天早上，武昌城内街道遍插革命旗帜，黄鹤楼上升起一面鲜艳的铁血十八星旗。十八星代表长城以南的十八省，这是第一面民国旗帜。 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在武昌轰然倒下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起义前的形势那么凶险，起义的胜利又来得这么快，人们不禁要问，武汉的清军怎不来扑灭？武汉清军有多少兵力？ 驻扎武汉的清军共有四个单位，分别是第八镇（统制张彪）、第二十一混成旅（协统黎元洪）、巡防营（瑞澂直接统率）和水师（统领陈得龙），一共是二十三个营、两个队，总兵力大约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人；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竟达到了五千七百多！而且天赐良机，因为四川爆发“保路风潮”，部分湖北新军在那时调入四川，武汉是防务最空虚的时候。 四川保路运动，是这个1911年中国又一大事，时间上处于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之间。我们看到，东南沿海的起义被镇压之后，西部的四川却立即唱响了反抗的强音，真正叫此伏彼起。 1902、1903年间，那还是光绪皇帝的时候，清政府下诏允许铁路民间商办。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到1911年，仅四川募集的股金就达白银一千二百四十万两。 不料1911年月，摄政王载丰根据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拟订的“铁路国有”方案，颁布上谕，宣布将铁路干线都收归国有，只有支线才允许民办。 盛宣怀这一政策的依据是，中国民间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效率低下，必须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交由富有经验和技术的外国人来办。 在粤汉、川汉铁路这两条铁路的筹办过程中，几省人民吃够了苦头，期待的就是铁路筑成后的收益。清政府一纸文书，顿时希望破灭。尤其激起民愤的是：对川汉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不许四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也就是说：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 民怨沸腾中，有传言又火上加浇油：粤汉铁路北段川汉铁路广宜段，将交给英、美、德、法四国修建管理，清政府以此换取六百万英镑的借款，而在这一过程中，主事的有关官员在办理铁路出让中可以获得大额回扣！ 切身利益的受损，民族自尊的受伤，再加对腐败官场的愤恨，怒火和怨气席卷了西南、中南乃至海内外。 湖南绅商群起争路，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万余人集会，迫使湘抚奏请朝廷收回成命。在上奏遭到申斥之后，各界群众相继罢工、罢课、罢市，全省拒交租税。湖北商民亦群起抗争，提出“存路救国”口号。广东市民痛斥朝廷出卖路权，并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以示抗议。留日中国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表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 在受害最大的四川省，6月16日，川汉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并连夜即发通知，第二天即宣布成立。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两千多人到会。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罗纶登台后向满场一揖，开口说道：“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被派来弹压的警察手中握枪，眼里掉泪。 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推举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会长为罗纶。 蒲殿俊是个立宪派，本反对革命，但清王朝的行为把自己人也推到了对立面上。 保路同志会成立当天，全体出席者前往布政使衙门请愿，布政使兼护理总督王人文亲自出来接见请愿者，对他们表示同情，答应代为力争，说他只要在任一天，就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王人文立即上书说明情况，摄政王的答复是“奉旨留中”。所谓“留中”，就是留在宫中，不予答复。 王人文再奏盛宣怀一本，说盛宣怀“蔑法媚外，误国殃民”，要求“严治其罪，以重国典”；并为保路同志会说情，说他们只是言辞激烈，从来没有扰乱治安。 清廷回复：借款合同绝无反悔之理，四川人如果再闹，就拿你王人文是问。 请愿无效，保路风潮越刮越猛。正直的王人文先被免职“候讯”，后被扣留在西安“听候查办”，幸好武昌起义马上爆发了，手忙脚乱的清廷将他革职了事。 民国后，王人文在天津隐居几十年，与世无争。 保路斗争一直在立宪派蒲殿俊等“文明争路”的指导方针下进行。以几十万两白银买来川汉粤汉铁路督办肥缺的端方，却以他一纸奏章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端方的奏章写道：“自铁路国有命下，反抗者近尽少年喜事之人；公正绅董，多不谓然……”他还把这一赤裸裸强奸民意奏章给蒲殿俊看，要蒲殿俊等死心。 8月25日，蒲殿俊将端方奏章内容在川汉铁路股东特别会议上报告，顿时全场开锅，痛骂声、嚎哭声、捶胸顿足声、掀桌子砸板凳声响成一片。 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由此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 成都城内，家家户户门前贴上了当年下诏允许民办铁路的光绪皇帝的牌位，左右各有六个小字：“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这都是当年诏书上的原话。有人头顶光绪牌位，满街走动；还有人在街心搭起席蓬亭子，里面供奉上光绪牌位，官吏们不敢骑马坐轿经过，只好步行或绕道。 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 四川总督是赵尔丰，此人在永宁道上捕杀会党一百多人，人称“赵屠户”。 第9章 对待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他倒想以怀柔手段化之，但清廷严催镇压，赵尔丰就于9月7日向蒲殿俊、罗纶等九位保路同志会领袖下请帖，予以诱捕。 罢课罢市的市民一直按同志会领导人要求，在抗争中不群聚，不暴动，不打教堂，不侮辱官府，不关日用品店。看到领袖被捕，数千人手捧光绪牌位，到总督衙门一排排跪下，为九位领袖求情，要求放人。 数千人围跪在衙门前，赵尔丰惊慌失措，指使人在衙门边街道放火，以便事后诬陷请愿者；同时，命人向跪在地上的民众丧心病狂地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十二人！ 保路运动，从“文明争路”走向了武装反抗。 成都血案后，有人裁取木板，大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然后一块块投入锦江中。一天工夫，这份“水电报”立即传遍川西南。 烈焰喷发了！ 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李绍伊﹑犍为胡潭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前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 四川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先声，因为保路运动，湖北新军调入四川，致使武昌首义一举成功；而武昌起义的胜利，有力支援了四川的斗争，到11月27日，辛亥革命的大潮中，成都宣布独立，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 再回头继续说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虽然胜利，但清廷立即会调集重兵围剿，武汉社会上一片混乱，起义军还要跟海内外各方力量打交道，亟需成立一个统筹、指挥、管理的领导机构，也就是起义前计划中的湖北军政府。吴兆麟、熊秉坤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个军政府的都督由谁来当合适呢？ 起义筹备时商定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的蒋翊武，在10月9日指挥部被端之时爬上屋顶，从邻屋屋顶跳下后被捕，后来居然让他在押送途中借机翻出巡警署花园围墙逃走，现在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参谋长孙武，制炸弹时被刘同抽烟引起大火，孙武烧伤，现在正在汉口，脸上包着一脸的纱布； 起义前已定为都督人选的刘公，现在他也在汉口，和武昌大江相隔； 深孚众望的领袖黄兴、居正、谭人凤、宋教仁等人也都不在武昌。 那么，熊秉坤、吴兆麟自己呢？他们是带头发动起义的，又奋战一夜，劳苦功高，可不可以当都督？ 带头发难的这几位基层军官认为：他们里职衔最高的是连长吴兆麟，熊秉坤只是个班长，都人微言轻，分量不够，压不住阵脚，号召不了群众。如果大家都知道搞造反的是几个小兵蛋子，都不会景仰和跟从，别说扩大战果，连起义军都有散伙、内斗的危险；而如果知道这场起义是个大人物带头，立即就能凝聚人心。 应该说他们的考虑是入情入理、非常切实的。一个风险这么大的行动，没有一个分量重的主持人，很难把人聚拢、调度指挥。当初孙武筹备起义之时，因为他的名字跟“孙文”正好相对，人们传说他是孙文的弟弟。孙武将错就错，默认下来，一时“孙文派他弟弟孙武来领导我们起义啦”的说法流传军中，革命士兵们都很兴奋，军心大振。 那现在推谁出来当头领合适呢？起义士兵想到了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要求他出来做一把手。 汤化龙心中盘算，这场起义暂时胜利，清兵随后就会扑来。如果最终成功那就是开国元勋，但如果失败那可就是必死无疑、牵连九族的头号反贼；开国元勋固然吸引人，但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于是他委婉地拒绝了。 这个时候，咨议局议员刘赓藻提出了一个人，认为他十分合适当这个都督。 这个人就是黎元洪。 黎元洪是清朝驻武汉四大军事单位之一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旅长），在全国只算中级军官，在武汉却就是巨头。他有长厚的口碑，不爱说话，也不多事，对士兵知道爱护，在武汉军界素有威望；另外，他还有两大优势：一是他是湖北黄陂人，当湖北军政府级蕉院比擞星缀土Γ欢撬绞倍跃懈锩橙说幕疃鲆谎郾找谎郏锩啥运膊坏执ァ?br>几番“考察”，处处合适，这个黎元洪简直就是为给大家当头领而存在武昌的！ 于是，大家分头去找起义后不见踪影的当时的黎协统、明天的黎都督。 被起义士兵逼成都督、后来成为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武昌起义时在干什么呢？ 武昌起义枪响后，黎元洪坐镇他的第二十一混成旅司令部，并不带兵围剿起义士兵，但严防自己手下士兵参与起义。一个前来联络的起义士兵被抓住，押到黎元洪面前；黎元洪亲自动手，将这个叫周荣发的士兵杀害在会议厅众人当面。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士兵本跃跃欲试就想哗变，黎元洪血淋淋这么一刀，立即震慑住了众人。 是支持起义还是反对起义？在那紧急时刻，是清朝军官黎元洪必须表的态，他再不愿多事、再爱护士兵，只要清朝没倒台，他就得这么干，否则，上峰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黎元洪聆听着营外的起义枪炮声，他部署士兵站到营墙上严阵以待，下的第一个命令是：“如有人来攻，就开枪打！” 过一会，营外枪炮声更大，他下了第二个命令：“如有人来攻，不可还枪，只可用好话把他们劝走。” 枪炮声越来越大，很显然起义没被扑下去，已经要成气候了。黎元洪下了第三个命令：“如有人来攻，你们便退守营房。” 说完，他退出司令部，换上便装，跑到参谋刘文吉家里躲着去了。 黎元洪知道武昌完了。 武昌完了，可他老黎却发大了。第二天，刘文吉家被起义士兵包围，黎元洪被搜出。老黎被士兵围在中心，以为是要杀他，汗流浃背地说：“我平时对你们不差，今天你们何苦来为难我！”士兵们告诉他，是来请他去“主持大计”的。 黎元洪呆了半晌，好不容易脑子才转过来，原来是逼他出头当造反一把手啊！就赶紧说：“此举事体重大，务要慎重。我不是革命党，我没有做都督的资格，够资格的是孙文，你们何不接他来担任都督？” 士兵反复相劝，黎元洪只是把个脑袋摇得象拨浪鼓。一则他怕担这天大的谋反责任，二则他也是清朝“培养”起来的，做为清朝中级军官，忠君思想总是有的。谋反是大逆不道，要转眼间把接受了一辈子的封建道德颠覆，他也的确做不到。 黎元洪绝不松口，就是不当这个都督，起义士兵不再多说，将他“拥”到楚望台。吴兆麟带着部队向他敬礼，他反劝诫起吴兆麟：“你们为什么这样胡闹，革命是要诛戮全家的，你学问很好，资格也深，万不该闹革命！” 士兵们都傻了眼：不是说我们这次起义就是他黎元洪领导的吗？吴兆麟忙向大家解释说：“黎都督很爱护我们，刚才的话其实是关照我们，让我和都督谈谈。” 革命军把他软禁在军政府（在原湖北省咨议局）。直到10月13日，黎元洪仍不肯就职。软禁中他一言不发，也不吃喝。革命士兵渐渐都没了耐心，说这个黎都督像在做新娘；更有人火大，说这次起义清朝大点的官全他妈跑个精光，没过痛杀狗官的瘾，这个姓黎的再不识抬举，就做掉他！ 革命军要出安民告示，找黎元洪签字。黎元洪面如土色，双手颤抖，连说：“莫害我，莫害我！”李翊东不管他，径自提笔，替他签下一个“黎”字。 随着汉口、汉阳先后光复，武汉三镇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估计革命形势不错，又怕坚辞不就的话革命党人真杀他，黎元洪的心开始松动了，他主动跟看护着他的士兵攀谈起来。陪着他的甘绩熙说：“让你当都督是抬举你。革命成功了，你可做华盛顿；革命不成功，你可做拿破仑，你很讨便宜呢！你再不下决心，我们就以手枪对你。”黎元洪答道：“你年轻人说话不要太激烈，我在此近三日，有什么事对不起你们？” 另一起义士兵陈磊颇有锋芒地说：“都督没有对不起我们，但是你的辫子尚未剪去，你身为都督该作一个模范，先去辫子以示决心。你自到军政府茶饭不进，今有一言奉告，现在是民国了，你尽忠民国便是开国元勋，若尽忠满清，就该早点死节，二者必居其一，如今这么装模作样，实在令人不解。今天做都督的人很多，不一定非你不可，望三思之。” 黎元洪此时便顺水推舟地说：“你们不要如此激烈，我这条命给你们玩掉就是。你们说要剪辫子，这我倒早有此意，你们找个理发匠来，我把辫子剪去。” 剪辫子，对任何人都是和清朝划清界限的标志。黎元洪辫子落地，等于是断了退路，革命士兵“逼迫”成功。 13日晚，黎元洪主持了革命党人的军事会议，发表首次讲话：“承党人及军、学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黎元洪的讲话让与会者由衷鼓掌。 第10章 从此，黎元洪便开始问事行权、认认真真当他的湖北军政府都督了。 一个武昌起义当晚还在手刃革命士兵的清朝军官，三天内变成民国第一位都督，然后又从这个“高起点”上又当选副总统，成为仅次于孙中山、黄兴等极少数人的开国巨勋，奇--書∧網这也是民国史上一件奇事。 应当说，迫使黎元洪出任都督，是很有见识、干得十分漂亮的：对内凝聚了人心；对外让人看到，清军中一旅之长竟都是革命党，可见清朝还有几天？这对清王朝的打击比一次战役还厉害得多。 署名黎元洪的告示贴出后，全武汉轰动，观看告示的人堵塞了交通，还有白发老人在家人搀扶下来到告示前，要亲睹为快。而留在武昌的清军残部，见这起义原来竟是黎元洪领导的，赶紧逃出城去。 “首义都督黎元洪”的名号，的确壮大了革命声威。 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清王朝的各个堡垒被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摧毁，一个个地方新政权向清廷宣布“独立”。 武昌起义十二天后，10月22日，湖南长沙和陕西西安宣布独立； 随之一天后，江西九江宣布独立； 五天后，山西太原宣布独立； 两天后，云南昆明宣布独立； 一天后，江西南昌宣布独立； 三天后，上海宣布独立； 一天后，贵州贵阳和浙江杭州宣布独立； 一天后，江苏苏州宣布独立； 两天后，江苏镇江宣布独立； 一天后，安徽安庆宣布独立； …… 主动宣布脱离清政府比较晚的，一个是边陲的新疆伊犁，一个是靠近清王朝心脏北京的直隶滦州，这两个地方在进入民国后，分别于1912年元月2日和元月7日宣布反正。 值得着重一提的是，同样是边疆省份，云南却于武昌起义后不到三个星期、1911年10月30日发动“重九起义”（农历辛亥年九月初九）响应，一百五十多位官兵血洒昆明城头。这场战役结束了从1659年以来清王朝对云南二百五十二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起义中，蔡锷和唐继尧这两个名字开始出现在20世纪中国史上。 因为地处边疆，远离中心，必然会带来信息和行动上的滞后。20世纪初，从昆明到北京的路线是：先出国，到越南，从越南坐海船北上，到天津，再到北京，旅程一两个月；而如果走陆路，从昆明到北京要半年多！ 因此，云南能在全国第一批响应武昌起义，第一批宣布独立，边远之区走到了历史最前列，非常可贵。云南人民十分珍惜这段光荣历史。我上中学刚抽烟时常抽一种叫“大重九”的云产香烟，一直不明白“大重九”何意，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云南人纪念“重九起义”的。 还可一提的是，在光复杭州战役中，一个二十四岁的浙江青年拍下绝命照留给母亲，然后率领敢死队身先士卒猛攻浙江巡抚衙门，活捉浙江巡抚曾韫。 这个青年，名叫蒋志清——不错，他就是后来的蒋介石。 由于清朝政权腐朽得没有一点忠诚度，因此各地“变天”总体并不艰难，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大仗不多。倒是南京，由于是那个后来有“怪物”之称的张勋把守，在上海、苏州、杭州、镇江宣布独立后组织“苏浙沪镇联军”，经十天的激烈战斗，才把张勋赶到徐州。南京于12月2日光复。 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国二十二个省里有十七个省宣布独立。华夏新生的烈火，在1911年的秋天烧红了东半球的天际。 武昌惊天动地的枪炮声于11日传到北京，清廷急令陆军部大臣荫昌带兵南下镇压。这个时候，河南彰德府（今安阳市）洹上村一处庄园里，一个身矮体健、目光如电的半百老头身披蓑衣、手持鱼竿端坐在秋雨蒙蒙的池塘边，嘴角微微露出一丝笑容。 这个人就是对民国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袁世凯。 1881年，二十二岁的袁世凯科举失利，弃文从武，以其过人的精干走上一条青云之路。1895年，在李鸿章的举荐下，赴天津督练新式陆军。练兵地点在塘沽至天津间的某地，因那里有一个小火车站，著名的“小站练兵”由此得名。 袁世凯是清末军政界的罕见之才，他对军中大小事务了如指掌，连最基层的军官都可以认全。呕心沥血中，他却经常说：“这毕竟比读书做文章容易得多！”一派大将风度。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成绩可以从一内一外两个大人物的评价中窥见一斑。1896年，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到小站检阅了新建陆军后，回京后在给皇上的报告中说：“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1898年，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到小站参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给予极高的评价，对袁世凯也大加称赞。 然而袁世凯的理想可绝不仅仅做个称职的军官，然后搞个统领天下兵马的传统荣耀。清末的乱世中，他的目光看得比一般文武官员长远得多。当然他也不知天下究竟会发生什么，但已经在为未来着手准备。 小站练兵之时，有这样一个程式：教官向士兵大喊问话：“我们吃的是谁的饭？”士兵高声答：“吃的是袁宫保的饭！”教官再喝问：“我们穿的是谁的衣？”再高声答：“穿的是袁宫保的衣！”最后问：“愿意为谁效命？”士兵斩钉截铁齐答：“愿意为袁宫保效命！” 不可小看语言对人的意识的控制和感染作用。古人学习，摇头晃脑天天背四书五经，一点教学方法也不讲，结果儒家经典在人们脑子里扎根却比什么都深，原因就是那么一遍遍地背啊背，书中内容就不知不觉在脑子里越钻越深，自然支配了行动。新军士兵们这么拼命喊来喊去，一天又一天，本来疑问“大清国的军队，咋成了你袁世凯家的”的士兵，也慢慢认同自己就是受了袁某人的恩，该当老袁的家奴了。 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其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为基础，着手进行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的建设。至1904年，先后编成三镇。1905年5月，以北洋常备军、京旗常备军和原武卫右军、自强军一部为基础，在京、津、鲁地区建成北洋六镇。 民国建立后控制中国政局十六年的“北洋军阀”，发源就在这里。 在袁世凯的苦心经营下，跟那些松垮腐朽的军队不同，北洋军是一支现代精兵；跟那些深受革命思潮影响的军队不同，北洋军没有受到革命党人的渗透，对袁世凯忠心耿耿。 从1902年开始，袁世凯陆续兼任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号称一身兼任八大臣，势力从军事扩张到政治、经济各方面，远超过了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在清朝混得最好的汉人官员，成为清廷中最有实力的人物。 那么，这个最有实力的人物怎么在1911年剧变之时跑到了河南乡下钓鱼？ 随着袁世凯势力的剧烈膨胀，清廷越来越觉得此人是个隐患，王公贵族一边要利用他的才干，一边又对他要成尾大不掉之势忧心忡忡。在慈禧太后死去之前，袁世凯就是清廷的的暗中提防对象。 而袁世凯绝非思想守旧之人，他其实拥护立宪，在清廷立宪有进展时，就顺势提出宗室贵族不得干预政事，这让王公们怀恨在心；他还提出用太监很不文明，应该裁掉，这一提议让宫内太监炸了窝，一次袁世凯退朝时一百多太监把他围在当中，指责谩骂，咆哮不已，还是庆亲王奕劻向太监们保证不予裁撤，才给他解围。 袁世凯的权势和锐气已让他成为紫禁城公敌，慈禧对他疑忌丛生。1907年，袁世凯被以明升暗降之法调离北洋军，回北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试图斩断他在军中人脉。 慈禧死前，定醇亲王载沣之子、三岁的溥仪接掌大清江山，在溥仪成年前由载沣摄政。这个消息更让袁世凯倒抽一口凉气——载沣就是光绪的弟弟，而在戊戌变法中，网光绪十分倚重袁世凯；尽管袁世凯思想上倾向变法，但他考虑到第一强人慈禧是反对变法的，因此盘算之后扎向了慈禧的怀抱；皇帝与太后的较量中，因有了袁世凯对光绪的叛离，变法派顷刻间一败涂地。 而光绪在慈禧死亡前一天暴毙，除了是被慈禧暗害的猜想之外，另一传说就是死于他袁世凯之手！ 且不说袁世凯已经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仅凭现在光绪之弟载沣摄政，成为了事实上的皇帝，他袁世凯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袁世凯试图改善处境，他狠拍载沣一记马屁，以国家需要长君为由，建议载沣自己做皇帝。 载沣不但不听从，还给了他好一顿申斥。 载沣跟他哥哥光绪差不多，性情懦弱，才干有限，但他监国摄政之初，还是真想烧一把火：除掉袁世凯。 这个意图表露之后，清廷一阵角逐，恨袁世凯者（包括载沣自己）巴不得早点动手；但也有亲袁世凯者，比如贪财而让袁世凯用银子喂饱了的庆亲王奕劻，就大讲袁氏之不可杀。而物伤其类的老政治家张之洞，明白地说：“皇上太小，这个时候随便杀大臣会引起什么猜测呢？” 载沣迟迟没有下手，真正原因还是奕劻说的那句——“杀了袁世凯，北洋军造反怎么办？” 袁世凯感到自己的处境凶险无比，虽然他呕心沥血打造的北洋六镇是除了他袁某之外谁也不买帐的，但是在这京城宫里，某一刻载沣一声令下，几个兵跑来抓住他就拿刀把头剁了，他袁世凯又能怎么着？ 第11章 惶惶不可终日中，清廷对他做出了决定。1909年元月2日，载沣以皇帝名义颁发上谕，声称朝廷本想继续重用袁世凯，可没想到你脚上害病害得走不了路，什么职也胜任不了，因此现在命你袁世凯回老家养脚病去，以表示朝廷对你的体恤。 袁世凯的脚年轻时在朝鲜是负过伤，但平时根本看不出来，只有快步行走时才显得有点不灵活。清廷只是要找个罢免他的借口而已，管它伦不伦，类不类。 命保住了，官全罢了，权倾一时的袁宫保转眼就变成丧家之犬。 袁世凯谢过皇上关心他的脚的隆恩，回他的老家河南项城住了段时间，五个月后，他买下天津盐商何炳莹在河南彰德洹上村的一座大庄园居住。这座庄园面积达二百多亩，但袁世凯一来又把它扩大到四百亩，在里面引水成湖，植木成林，又修亭子又建楼阁楼，搞出什么“八大景”…… 他知道清廷对他猜忌之深，要保命，就得让清廷看到你已经被吓倒了，只弄园林不想再问政事了。他给这个后来成为北国名园的庄园取名“养寿园”——现在我也就是在这钓钓鱼安度晚年了。 在这悠闲散漫的“养寿”生活的背后，袁世凯一刻也没有闭上他警犬般的眼睛。虽然他被一脚踢出京城，但他早已羽翼丰满。一帮老部下，随时给他送来最新的内部消息；他的书房里订着各地的报纸，而养寿园内还专设有电报房。天下风云，尽在山水园林间的袁世凯眼底。 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义的炮声传到了养寿园，这一天正是袁世凯的五十二岁生日。 这份生日礼物，是什么也不能比的。袁世凯知道，等待了两年多的时机来到了：清朝还有什么本钱？就是北洋军；北洋军是谁的？他袁世凯！ 那个领命南下镇压武昌起义的陆军部大臣荫昌，在别人向他说壮行的话时，咧着嘴巴说：“我这次去，是用拳头打呢还是用脚踢呀？”他知道他没有能行军作战又调遣自如的队伍。 果然，北洋军懒洋洋行到湖北孝感，临近前线，荫昌再也指挥不动。士兵们几乎是公开地说：“我们为什么要跟着满人去打汉人？” 除了起用袁世凯，清廷已走投无路。 先为不能杀袁世凯而遗憾的载沣，这下又要起用袁世凯来救命，心情可想而知。他在群臣力劝下决定再用袁世凯之时，屈辱和担忧交加，不由双目流泪。 10月14日诏书下，命袁世凯取代那个一点不中用的瑞澄任湖广总督，到武汉统领各军。 袁世凯轻轻一笑，回话：非常感谢朝廷的大恩大德，可我老袁脚上的病可厉害呢，还没养好呢，担任不了任何职务的哟。 清廷哪里还能介意他的态度，正是用你之时，你端把架子就端吧。四天后，再下诏催他到任。 袁世凯出了气，开始提条件，一共六条：开国会，组责任内阁，解党禁，宽容起事党人，总揽全国兵权，宽与军费。 这六条，就是两个意图：一是要权要钱，二是改革政制。改革政制这几条，和要权要钱一样，都是为他自己的未来铺路。 袁世凯的老辣就在这里，他看得非常清楚，如今清廷已奄奄一息，气数已尽，拥有实力的是两方，一是他袁世凯，二是革命党人，而刚刚翻过身来的革命党人的力量比他老袁又差远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其实就在他老袁手上，他要是为清廷卖力，以北洋精兵全力镇压武昌起义，革命党人必败；他要是倾向革命党，清廷更立马玩完。 而两年多以前，他差点遭载沣毒手，就这一点，他怎么可能还为清朝卖命？ 他要做的是，通过改革政制的提议，表明自己的态度，赢得革命党人的好感和拥戴，表示自己和他们是一路；然后，再使点劲把清廷拱翻，这样他就是功勋卓著、众望所归的中国新领袖！ 现在袁世凯的所有行动，都是按这个思路进行。 10月30日,清廷向全国下“罪己诏”，这也就是自我批评，宣布实行宪政，大赦政治犯，并表示今后再也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 这个表现十分不错，可惜晚了。在撑得住的时候死命抓着统治权不放，等眼看就要完蛋，再来做早就应该做的事，以求挽回局面，历史已不会再给清王朝机会了。 火候已到，袁世凯不再装腔做势，当天启程赶往前线，第二天到达信阳，和荫昌做了交接；11月1日抵达孝感，正式督师。 袁老帅要来了，北洋军要给他一份见面礼物，10月29日北洋军就狂攻汉口。这个时候，同盟会军事负责人黄兴终于经香港、上海抵达了武汉，立即上前线指挥战斗。革命军在北洋军的猛攻下不支退守，黄兴的到来给革命军打了一剂强心针；北洋军的前敌总指挥冯国璋见革命军忽然士气大振，想出个“纵火助攻”的损招，把繁华的汉口华界三天内烧成一片焦土。11月1日，汉口失陷。 袁世凯一出山，果然就扭转局面。攻下汉口这一天，清廷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希望他感恩戴德，再接再厉，剿灭革命军。 已经手握清朝几乎全部资源的袁世凯此时哪里还在乎这个要靠自己救命的朝廷的封赐，他没有回京就职。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已经在心里动了取清廷而代之的念头，如果接受任命，就是又受了一回皇恩，以后跟清廷翻脸的时候，人们会骂他忘恩负义、不是东西。 11月8日，清末预备立宪中成立的带点议会色彩的资政院开会，根据《宪法信条》，“选举”他为内阁总理，袁世凯这才带着大队人马，威风八面地回京就职。 此期间，冯国璋按袁世凯的命令又猛攻汉阳，几番激战，27日汉阳陷落。指挥战斗的黄兴败退武昌，黎元洪急得放声大哭。 冯国璋打得顺手，正要再下武昌，袁世凯从北京亲拨长途电话制止。冯国璋莫名其妙，一次又一次发电报给袁世凯请战。袁世凯无法解释，就把冯国璋调走，改派段祺瑞接手第一军。 前面已经说过，袁世凯现在已经没有保卫朝廷、剿灭反贼之心，他要做的是先养敌，敌人存在，他袁世凯就无比重要，要怎么样清廷就让他怎么样；而给了革命军厉害，革命军就会明白只要我老袁猛打，你们就得完——革命是胜利还是失败，决定人是我；如果你们懂得尊奉我，我就让革命胜利。 这个心思又周密又长远，冯国璋虽是他亲信大将，也没明白过来；还是段祺瑞跟他更贴心，段祺瑞到任后就陈兵不动，武汉战事立即停止了。 按袁世凯的实力，他可以发狠把南方革命一一剿灭，再呼啦一下把清廷掀个底朝天，然后天下姓袁。然而这样的做法虽然高效，但也太“狼子野心”了。他是个智商极高的人，要体面地登上权力颠峰，因此调动他的满腹心计，对清廷和对革命党进行“两条腿走路”。 他一方面让清廷看到他在武汉节节胜利，一方面又大叹困难，大讲革命军如何厉害，民心如何躁动，形势如何危急，唬得王公贵族大气不敢出，把一切都交到他手里去弄。 对清廷连哄带吓，而对革命党人，则是又打又拉。 在启程南下的时候，他就命幕僚刘承恩一再写信给黎元洪，说希望和平了结，免得刀兵大动。黎元洪开始未予回复，在北洋军的猛烈攻势下，湖北军政府认识到袁世凯如今是全国最有份量的人，若他为清廷卖命，则革命难成；若他能反正，革命成功指日可待。 于是黎元洪回信，说你何苦为清廷效命，你为什么不倒戈北击，将来选举民国总统，那不就是你的了吗？ 这句话就是袁世凯要的！ 袁世凯十分高兴，派人秘密来到武昌，和黎元洪面谈，说只要你们接受君主立宪，保留一个虚位皇帝，就什么都好说。黎元洪一听原来是要君主立宪，立即一口拒绝。当了二十天的都督，黎元洪已经很有革命党人的感觉了；另外，他觉得如果不把皇帝彻底铲掉，他这个背叛朝廷的“逆贼”就会前程未卜。 这次会谈无果收场，黄兴又给袁世凯写信，劝他“直捣黄龙”；袁世凯再派刘承恩携带亲笔信前来，信里说的还是如接受君主立宪就停战，否则武力解决。 刘承恩解释道：袁世凯三代都受皇恩，能不保朝廷吗？人之常情嘛！黎元洪哼了一声：保朝廷？你保吧，保完以后还不是狐兔尽走狗烹，想想年羹尧吧！他再次表示，如果袁世凯能倒戈灭清，将来一定选举他为民国大总统。 那个时候，袁世凯在革命阵营里的名声并不差，废除科举，实行宪政，兴办实业等等符合时代潮流的举措，都有他的推动；现在清朝大权全掌握在他手里，而且也向革命阵营释放了善意，革命党人对他的反水寄予了很高期望。于是11月30日，独立各省代表在汉口开会，通过《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并议定：“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总统。” 袁世凯几番唠叨君主立宪，要的就是一个让别人说他不负皇恩的效果，实际上，他的个人野心再加差点死于载沣之手的寒心，对清廷哪里还有什么忠诚？别说三代受恩典，就是三十代也不成！难道我们老袁家是白受恩典没给你们爱新觉罗家干活吗？干得不好你给我高官厚禄不？黎元洪所说的狐兔尽走狗烹，他岂有不知？就在当初朝廷决定起用他的时候，他的儿子袁克定当时就说：平乱之后，朝廷度过了危机，老爸您是更没有好下场的！ 另外，他和革命军议和，是背着朝廷进行的，这个风声八成是要走漏的，在谈判中主张保留皇帝，等朝廷责问他私下议和时，他也好回话。 现在不忘皇恩的姿态做了，朝廷那边的后路留了，满心盘算的大总统职位人家也许诺了，袁世凯心花怒放。 第12章 在南北议和期间，一个人差点把袁世凯的计划全打乱。这个人是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 吴禄贞是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爆发、荫昌领兵南下镇压时，他主动请战，想带兵南下，以与革命军接应，但清廷对他早已生疑，令其回保定待命。1911年10月20日山西革命军击毙巡抚陆钟琦，宣布独立，推举阎锡山为都督；乱了手脚的清廷又突然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希望他去和革命军厮杀。此时清朝大军正在袁世凯、冯国璋的带领下去了武昌，京城防务空虚。吴禄贞见机会难得，准备与山西革命军来个夹击，端掉北京。 这个计划一实现，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当大总统的算盘就白打了——不用你逼了，人家吴禄贞直接把它推翻了嘛！ 袁世凯大大着急，立即不择手段。11月7日，被袁世凯收买的周符麟、马惠田在吴禄贞办公室将其暗杀。周符麟将吴禄贞的头割下向袁世凯请赏。后来，山西人花重金将头颅购回安葬，至今墓地尤在。 就在袁世凯一步步迈向他的目标的时候，清廷发现他很不对劲：在把所有权力交给他之后，武汉战事却嘎然而止，北洋军再也没有向革命军发起像样的进攻。本来就对袁世凯很不放心的清廷开始议论纷纷；接着，袁世凯私下与革命军议和的消息果然传到北京，北京顿时掀起反袁浪潮。 在12月5日，各地政权土崩瓦解的情况下，摄政王载沣引咎退位，现在朝廷代表三岁宣统皇帝的头号人物换成了隆裕太后。隆裕召见袁世凯，责问他私下议和是咋回事。袁世凯早有准备，狂侃革命军如何如何厉害，财力如何如何充足，而我们这边，京师多么多么危险，钱粮多么多么匮乏，打是打不过革命军的，趁早谈和，还能搞个君主立宪，保留皇帝，如果不议和，兵败之后，那可就惨喽！ 说载沣无能，这个隆裕太后才真是个幽居深宫、毫无见识、懦弱怕事的妇道人家，听袁世凯这样一番“有理有据”的陈述，吓得哪里拿得出主意，心里只想议和能保住皇帝，那就议和吧。 12月7日，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世凯就再不必偷偷摸摸和南方革命军往来了。 到底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袁世凯和革命军拉锯来拉锯去，这时已独立的各省急需成立临时政府，统一号令。12月12日，独立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商讨成立临时政府。袁世凯一听急了：要建临时政府，那肯定就要选临时总统，老袁现在还是清朝重臣，不可能选他！ 袁世凯放出风声，说清廷也不是不能接受共和，但要到国民会议召开以后再说。这就是暗示南方暂缓选举。独立省代表会议进行中，袁世凯令北洋军向已独立的山西、陕西发动猛攻，以警告革命党：说话要算话，别选了别人当总统啊！ 考虑到实际情况，南京会议决定暂缓选举总统，只选黎元洪为大元帅，暂代总统职务。 袁世凯现在难办的是他要当大总统，就得答应革命党人把皇帝搞掉；而保留皇帝，又是清廷可以接受的底线，两方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袁世凯没法折衷调和。 当然，袁世凯可以快刀斩乱麻，不跟朝廷罗嗦，直接推翻了它，什么隆裕载沣溥仪都没资格讨价还价了。但这样，清朝就亡在了他袁世凯的手上。清朝亡在谁手上，这个问题很重要：亡在孙中山之手，那孙中山就是开国元勋；而亡在他袁世凯之手，那袁世凯就是篡位贼子——袁世凯认为历史评价大不一样，他不愿意担这个万世骂名。因此他放缓行动，等待和创造时机。 最后解决这一问题的是孙中山——孙中山先当选临时大总统，然后把位子让给了他，这样他就是得位于孙中山，而没清廷什么事了。 1911年12月25日，在革命党人和民众的望眼欲穿中，孙中山终于由海路抵达上海码头。中国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奔走、浪迹国外十四年后，终于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此时，距武昌起义爆发已整整七十五天。 根据旅美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披露的海外可靠史料，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里一家华人餐馆洗盘子谋生。起义后第三天，他在报上看到消息，身边朋友一片欢呼。 尽管国内电报一封又一封飞来，报告喜讯，请他赶快回国主事，孙中山却没有急于启程。他考虑的是，新政权刚建立，首先要争取国际支持；而且军事行动还在进行，一定需要大量经费，还要争取列强的经济支援。他去了欧洲。 这趟欧洲之行没有达到预想。英法看到中国正是清廷和革命党对垒之势，说不好谁会胜利，就跟哪一边也不亲热，先持观望态度，英法政府和各大银行对孙中山的募款要求予以婉言拒绝。 11月中旬，还在为民国的未来在海外奔走的孙中山致电国内，同意推举黎元洪为总统；对黎元洪提出的只要袁世凯反正就推袁为总统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求早巩国基”。 随同孙中山到达上海的有胡汉民、吴敬恒、马君武等，黄兴、汪精卫、陈其美和大批民众到码头迎接。大家相见狂喜，孩子般拥抱跳跃。久闻孙中山大名的民众这回能够亲眼见到这位在慈禧太后时代，脑袋价格就从两千两银子涨到二十万两的传说中的人物，兴奋万分。 12月29日，独立十七省代表共四十五人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每省一票。 投票结果：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得一票）。 这就是中华民国首任总统！ 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破天荒的一幕：国家最高领导人由选举产生！ 选举结果产生后，掌声骤起，钟乐大作，参会者连呼三声：“中华共和国万岁！”然后互相致以热烈祝贺，很多人的眼睛湿润了。 无数革命者浴血奋斗那么多年，为的就是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共和”一词中国古已有之，而“封建”（feudalism）和“民主”（democracy）这两个词汇虽都来自西方，却最容易用汉语解释。 ——所谓“封建”，就是国家管理系统是通过“封”而“建”立起来，现在革命了，变为通过“选”而“建”了； ——所谓“民主”，就是和“君主”相对，以前皇帝是主人，现在全体公民是主人了。 “革命”一词，就是“革去所受之天命”的意思。按中国古老的说法，一个国家掌握在谁的手上，是因为这个人受了某种天命；但如果腐虐无道，这种天命就会被革去。 历史的车轮，终于在公元1911年，革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受的所谓“天命”；从此，中国进入了没有皇帝的时代。 1912年元月1日，南京原两江总督府改做礼堂，在数百位观礼者欢呼声中，孙中山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誓词如下：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1911年惊心动魄、波诡云谲的革命斗争，至此开出了灿烂之花；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在这时达到了最高潮。 黄花岗起义中百余位仁人，辛亥革命中那么多志士，以及晚清以来为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先烈，此刻都在九泉含笑。 中国，自此进入了民国时代。 做伟人还是做小丑：百年一叹袁世凯 民国是个新旧交替、错综复杂的时代，民国史虽只有短短的三十八年，却可以划为好几个阶段。 首先是1912年民国建元到1928年东北易帜，这十六年即“军阀混战时期”；然后是1928年到1937年，这十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从形式上基本统一全国；接着就是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最后是1946到1949年解放战争，国民党败走台湾，民国终结。 在这些阶段里，最叫人头大的就是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常说的“走马灯般的军阀政权”让人眼花缭乱。这个十六年，却正好可以划为四个四年，奇书网+qisuu.每路军阀各走四年马灯： 第一个四年，袁世凯；第二个四年，段祺瑞；第三个四年，曹琨和吴佩孚；第四个四年，张作霖。 袁世凯就是民国开国后第一个四年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孙中山当选并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是民国的开篇，也是辛亥革命的高潮，但革命任务还没最后完成，北京的清廷还在，清帝退位才是这场革命的句号。 这个句号要由袁世凯来画。 孙中山在当选临时大总统当天，就致电袁世凯，说这是临时，你什么时候推翻朝廷，我什么时候让你。在就职誓词中，孙中山面对全国人宣誓，清帝一退位，他就辞职。孙中山知道袁世凯心里不踏实，就职之后第二天再次给袁世凯去电，说大总统的位子肯定让给你，你要抓紧行事，“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得知孙中山当选并就任大总统，袁世凯如遭雷击，深感受了革命党的愚弄；他的心腹亲信暴跳如雷，咬牙要“痛剿”革命军。孙中山一再来电说明，袁世凯只是不信，按他的心理，哪有大位到手然后轻易让人的？ 1912年元月14日，满腹疑虑的袁世凯秘电南方直接问：孙中山是真准备让我还是假准备让我？南方明确回电：清廷一倒，立即让你。 第13章 袁世凯逐渐踏实起来。他还看到了接位于孙中山的天大好处：清室完蛋于孙中山任总统时期，我再从孙中山手里接总统之位，这可不是我从孤儿（溥仪）寡母（隆裕太后）手里夺的天下，乱臣贼子的骂名就安不下来了，太好了！ 元月16日，袁世凯上奏折，第一次向隆裕太后提出要清帝退位。 奏折里说，全世界的政制，不过是君主和共和两种，如今环顾全球，共和是潮流。武昌暴乱之后，我们和南方开战以来，经济贸易损失很大，列强很不满，认为是君主制的存在乱了天下。现在是革命党不要君主，民心不要君主，洋人不要君主，而且，连我们的部队对君主也没感情了！这么发展下去，结果难料，想想法兰西大革命，皇家的命运是给杀得一个不剩。太后您一定要好好考虑，早顺今日舆情，免得“乘舆出狩”，也就是不要最后给撵到荒山野地里去、乃至更糟糕的下场呀！ 这个奏折的份量可不轻，隆裕太后读后的反应是：呆若木鸡，然后泪如雨下。 她一贯以“孤儿寡母”自怜，把希望全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指望着他扭转乾坤，不料这棵大树竟也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可如何是好！ 跪在太后面前的袁世凯观察着隆裕太后的反应，见隆裕哭了，他也跟着掉下眼泪来。 这就是政治大人物的过人之处。他告诉自己，跪在太后面前这个袁世凯，可不是那个跟革命党串通一气，密谋一起搞掉皇室，然后自己统领天下的袁世凯；现在这个袁世凯，是一个要尽忠保护皇室，可已无力回天、只能无限愧疚的袁世凯。这两个角色的转换，在他毫不困难。 因此应该说，最出色的表演艺术家肯定不在演艺界。 袁世凯流着泪，很响地抽着鼻子，断断续续地劝着隆裕。头脑一片空白的隆裕只能木然应着，翟俑豕巧塘俊?br>终于把埋在心里很久的话摊牌了，效果甚佳，心情很好的袁世凯做步履沉重状从宫里出来，却差点遭受没顶之灾。 北方三位革命党人正在身怀炸弹等着他！ 袁世凯跟南方谈和，同时对北方革命党残酷镇压。北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张先培、董之萌、李献文三人组成暗杀团，决意要袁世凯的命。 三人等在东华门外，袁世凯的马车一走近，就连连投弹。爆炸声中，死伤数人，袁世凯的马车被炸翻，他被掀出车外，却没受伤，被卫兵立刻扶上马迅速逃走。 死里逃生的袁世凯惊魂甫定之后，却发现这次挨炸对他大大有利：第一，总怀疑他和革命军勾结要夺清室江山的人们看到，革命党是要杀袁世凯而后快的，哪有什么勾结！第二，袁世凯正可借机大讲革命党多么厉害，在北京已无孔不入，向清廷进一步施加压力。 感到如此不安全，袁世凯不敢在北京呆下去，提出清廷授权他组织临时政府，暂设天津。 在隆裕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溥伟、善耆、铁良、良弼等王公贵族第一坚决反对共和，决不让位；第二坚决反对让袁世凯到天津暂设临时政府。 懦弱的隆裕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枪炮，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胜了固然好，要是打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如今在强硬派的支撑下，她强打精神，等待转机。 清廷的强硬派溥伟、铁良、良弼等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组织宗社党，坚决反对向革命党妥协。这个团体中最为激进、居于领袖地位的，是少壮派良弼。 隆裕不难搞定，而这个死硬分子良弼的宗社党，不管对于革命党人还是对于袁世凯，都是实现目标的大障碍。 袁世凯通过汪精卫向南方传话：逼宫有进展，但宗社党作梗。 习惯了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党人再次祭起法宝——暗杀！ 元月26日晚，二十四岁的四川人彭家珍经过谋划，守侯在西四牌楼红罗厂良弼府邸门外。开完御前会议回家的良弼刚走下马车，身着军官服的彭家珍喊一声：“良弼兄！”走上前去。 良弼听到有人亲热地呼唤他，就停下脚步，疑惑地问：“你是谁呀？”彭家珍说：“怎么，不认识我了？”说着递上一张名片。 在昏暗的室外光线中，良弼把名片凑到眼睛前仔细看着。这时，彭家珍从包里掏出一颗炸弹，砸在良弼脚下！ 徐锡麟刺恩铭那一幕几乎重演，这颗炸弹没有爆炸。良弼大吃一惊，跳后一步，拔出佩剑就准备格斗，同时卫兵哗地围了上来。 也许是吸收了徐锡麟的教训，这次彭家珍准备了一大堆炸弹放在包里。一颗不炸，他立即再掏出一颗，砸在地上。 一声巨响，血肉横飞，良弼、彭家珍和八名卫兵、一名马夫同时倒在血泊中。 彭家珍当场身亡。良弼被炸断一条腿，家人立即将他送去请外国医生做截肢手术，因大出血于两天后死去。 良弼被炸死，整个北京强烈震荡，王公们魂飞魄散，纷纷逃出北京，到青岛、旅顺等地躲避。皇室强硬分子的障碍排除了。 只需要对付隆裕太后的袁世凯加紧逼宫。他授意印制了假报纸送进宫中，上面大造清帝退位的舆论，并刊登多条“新闻”：说美国送了三艘军舰给孙文，华侨集资制造军舰十多艘；官兵都是华侨子弟，由美国训练而成，聘请美国军官在舰上指挥；孙文回国后，这些军舰已部署在威海卫，如皇帝再不退位，就要进攻天津、北京…… 隆裕已经吓得六神无主。袁世凯更收买她的贴身太监小德张，天天在她耳边说，主子啊，快快退位吧，主动退位了还能有优待条件；如果是被赶下去的那就可屁也没有了啊！ 到这里，清廷已经穷途末路。又害怕又不甘心的隆裕企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提出：接受共和，但要搞虚君共和，就是皇室再不问国事，名义上的皇帝要保留。 只差临门一脚了，袁世凯一边让代表和南京临时政府商讨皇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一边使出杀手锏。2月5日，他授意段祺瑞以前线将领名义致电朝廷，说谁再反对共和，将“率全体将士入京”，“挥泪登车，昧死上达”，电文语气为最后通牒。本来还想垂死挣扎的少数王公在御前会议上声嘶力竭，袁世凯一言不发，将电文出示，反对退位者顿时面如土色。 从紫禁城太和殿高高的台阶上向外望去，太阳已经落入西山。天低云暗，群鸦哀鸣。 2月10日，袁世凯召集内阁和近支王公，讨论通过了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修正案，11日，隆裕太后认可。 优待条件共有三项内容。 第一项《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共八款：（1）清帝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待以各外国君主之礼；（2）清帝岁用四百万两由民国政府拨发；（3）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4）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5）光绪陵寝如制妥修，民国政府支付实用经费；（6）宫内各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不得再招阉人；（7）清帝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8）原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第二项《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共四条：（1）王公世爵概仍其旧；（2）皇族具有与国民同等的权利；（3）皇族私产一体保护；（4）皇族免服兵役之义务。 第三项《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共七条：（1）与汉人平等；（2）保护其私有财产；（3）王公世爵概仍其旧；（4）民国政府为生活过艰的王公代筹生计；（5）先筹八旗生计，在未筹定前，其俸饷仍旧支放；（6）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7）听其自由信仰原有宗教。 从鸦片战争以来，就纷纷议论的清朝的末日真的到了。1912年2月12日，是清王朝的最后一天。 隆裕太后偕同六岁的宣统帝溥仪在乾清宫颁布退位诏书。最直接葬送清王朝的袁世凯不愿意来参加这个葬礼，外务大臣胡惟德替他出席。 胡惟德率领十三位内阁大臣一字排开。面如死灰的隆裕带着懵懂无知的宣统帝小溥仪出来的时候，众大臣没有跪拜，而是一齐向隆裕和溥仪鞠了三个躬。这是事先说好的，几分钟后就要变为平民的皇太后已不想再继续昔日的威仪，哪怕最后一次。 满心痛楚的隆裕向众大臣点头回礼，说：“袁世凯能把局面应付到今天，为国家为皇室都出了不少力。如今议和能让南方满意，做到优待皇室的优待条件，也是不容易的。我和皇上为了全国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顿，国家早一天得到统一，过太平日子不打仗，所以我按议和的条件把国家的大权交出来，交给袁世凯办共和政府。今天颁布诏书，实行退位，叫袁世凯早点出来，让天下早点安宁吧！” 她还在说肯定袁世凯的话。也许是并不知袁世凯深藏的一贯用意，真的感谢袁世凯鞠躬尽瘁；也许是心中虽对袁世凯的行为也有所悟，但考虑到退位之后无权无势的皇室还希望袁世凯关照，也只能如此措辞。 说完，隆裕慢慢站起来，把诏书向胡惟德递去，由胡惟德再交给袁世凯，照会各国使馆。这一交，大清就要正式寿终正寝，辽阔的大好河山，再也不姓爱新觉罗了。尽管早已接受了这个无奈的事实，也做了百般的挣扎，到亲手交出二百六十八年的江山的这一刻，隆裕再次心如刀绞，眼泪夺眶而出，泣不成声地说：“祖宗！祖宗啊……” 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 第14章 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指，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这个诏书由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张謇的幕僚、留日才子杨廷栋起草初稿，张謇再润色修改，袁世凯最后审定。张謇时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 到今天能见到的历代帝王退位诏书一共十份，分别是东汉献帝刘协、魏元帝曹奂、东晋恭帝司马德文、刘宋顺帝刘准、齐和帝萧宝融、梁敬帝萧方智、东魏孝静帝元善见、西魏恭帝元廓、北周静帝宇文阐和清宣统帝溥仪。溥仪的退位与其他九位不同之处是，别人退位之后新皇帝立即产生，而溥仪这一退位，中国二千一百二十三年的封建帝王时代正式走进历史。 诏书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句，是袁世凯加上去的。本来，袁世凯马上到手的大总统是孙中山所让，这样一加，面对革命党人，他可说他的权力来源是退位前的清廷，而不是你孙中山所赐；可对清廷，他又可说是孙文所让，并非篡位。 袁世凯的逼宫，至此完胜。当天晚上，他在外务部大楼剪去了辫子。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的当天，袁世凯致电南京，表示赞成共和，电文是：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亲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亟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孙中山接到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成共和二电后，就于第二天向临时参议院提交了辞职和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两篇咨文。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我们知道袁世凯在今后的所做所为，不由对南京方面如此做法深感遗憾。然而在当时，却是顺理成章：袁世凯果然不负众望，未为清廷效力，只以两个多月时间就把清廷结果掉；如果手握重兵的他忠于清朝，对革命全力镇压，那共和胜利该要费多少周折啊。之前黎元洪、孙中山等一再表示，只要他推翻清廷、赞成共和，我们就选他当总统；如今要求他做到的，他都做到了，这当然要履行承诺了。 孙中山急于让位，还有一层经济原因。 各地独立之后，前清留下的财政库存十分有限，而作战又急需要大量经费，各地财政上都捉襟见肘。孙中山归国之时，人们盛传他带回了大笔资金；在上海下船后即有记者问他带回了多少钱，此前孙中山到欧洲筹款已经碰壁，就说：“我一分钱也没有，我带回的是革命精神！”大家当然都热烈鼓掌，但在心里不由泛起隐忧。 在孙中山宣誓就职之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朱笔一批：拨二十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十枚！ 精于理财的实业家张謇估算：新政府的开支至少每年须有一点二亿两，每月须有一千万两；扣除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将短缺八千万两。 由于缺乏经费，南京临时政府几乎面临着军队解散、政府崩溃的危险，孙中山交班给袁世凯，也有难以维持的原因。 当然，孙中山等人也深知此人半新半旧，可新可旧，如果真的像他说的，维护共和到底，那国家人民有福；可如果这家伙掌握民国以后，又象清朝一样搞起专制来，那可怎么办？ 孙中山首先为他准备了两个紧箍咒：首都定于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办公。 这是因为袁世凯在北京势力太大，要把他从个人势力和封建势力都很强大的北京调到南京，他肆意妄为的可能性就小多了。 当时革命阵营内部对民国首都到底该奠在何处一直有争议。有很多人觉得从全国版图来看，南京地处偏僻，当时又是个小地方，因此还是北京最好。孙中山顶住压力，力排众议，从制约袁世凯的角度，决定民国临时政府必须设于南京。 孙中山将定都南京和袁世凯必须来南京就职这两条发给袁世凯，并催促他来南京就职。这两条的用意，袁世凯一望便知，心里冷笑：把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要我到南京就职，你们正好欺负我是不是？调虎离山那么容易？ 于是袁世凯回一电，说，我巴不得早日到南京面聆诸公教诲，可现在这个北方的秩序，那是相当的乱：皇室刚退，心有不甘，在一些外人挑拨下还企图生事；蒙古那边，也很不稳；各国的驻京使领馆和商业机构也要保护。这些破事拖了我准备南下就职的后腿，也搞得国家变成了迟迟不统一的南北两部分，真是不好意思。现在看来，与其您孙大总统让位于我，还不如您接着当，等我把北方搞安定之后就交给您，然后我辞职，去当一个逍遥快活的民国普通国民最好。 说孙中山为国为民，袁世凯的这番话说得更大公无私。这份电文公布后，袁世凯“感动中国”，其支持率直线上升。 孙中山依然不松口，2月18日，授命教育总长蔡元培为团长，宋教仁、汪精卫等八人为成员，组成迎袁专使团，于22日启程走海路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袁世凯对专使团予以隆重接待，先派其长子袁克定到天津远迎；专使团抵京后，袁世凯打开以前只有皇帝才能走的正阳门迎接；他还把东城煤渣胡同的前清贵胄学堂布置为迎宾馆。 专使团向袁世凯递交了孙中山的亲笔信。袁世凯和专使团相谈甚欢，对南下就职问题，袁世凯再不推拒，一口答应，而且还讨论了南下路线。袁世凯说他准备走京汉线，先到武昌和黎元洪副总统见一面，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专使团喜出望外，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 就在专使团深感不虚此行的时候，2月29日晚，北京城忽然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大群的士兵在街头又抢又烧。“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快抢个盘缠回家吧！”这样的声音在部队中一呼百应。当晚，乱兵所过之处，金银首饰店、饭馆及杂货铺全遭洗劫，并火焚东安市场、东四牌楼等处，北京仿佛又来了八国联军。 一群乱兵张牙舞爪地冲进专使团的下榻处，九位专使慌忙逃到六国饭店避难。人人衣衫不整，缺鞋少袜，狼狈不堪。 兵变前后绵延三日，扩大到天津、保定及更大的北方地区。 兵变次日，袁世凯紧急召开高级军政首长会议，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乱事蔓延，下令凡看到乱兵任意抢劫，立即格杀勿论。 袁世凯痛心疾首地对专使团说：北京真是不稳啊，你们看到了吧！如果我一离开，那怎么得了？！ 这样一个过程，再加上袁世凯的一贯为人，不猜想这场兵变是他主使、是为不去南京找理由的都难。 此事到底是否是袁世凯叫人干的，至今还有争议，因为拿不出确凿证据。最可能的是：兵变的策划者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他先放出袁世凯一走，北京就要裁减军队、士兵就没活路的消息，然后由布置好的人挑头，抢劫焚烧泄愤。 兵变的规模和乱象超过了策划者的预料。这里除了军队本来就存在欠饷、士兵有怨气之外，还有个原因：中国首都从此要改在南京的消息，让一些北京人失魂落魄、窝火不已：以前咱们这是天子脚下，全国中央，多大的优越感啊，这下一迁都，立马就变成啥也不是了！于是一大帮街痞混混，跟着乱兵拼命起哄，希望能保住首都。 的确，中国城市的兴衰受行政影响太大。1927年4月蒋介石定民国首都为南京后，改北京为北平。中央行政机关一迁走，北平市面立即冷清下来；到1949年，失去首都地位仅二十二年的北平已衰败得不成样子，中共建国前清扫天安门为开国典礼礼台，竟挑下来好几担鸟粪！ 不管兵变是否袁家策划，目睹这一幕的专使团无计可施，只好去电南京向孙中山汇报实情。南京方面本来就有很多人主张定都北京，这样一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立成定局。 他又得逞了。 孙中山在给袁世凯设置两个紧箍咒失败之后，再筑起一道堤防：总统必须遵守代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关于民国政体为总统制的规定，改政体为内阁制。 第15章 所谓总统制，就是国家大权赋予总统，总理由总统任命。现在袁世凯当大总统，就风险太大。 所谓内阁制，就是把大权赋予总理，总理由选举产生，而不是总统任命；总统并不掌握实权，只是一个代表国家的虚位元首，做些礼仪性、程序性工作。如能实现，等于是夺去了大总统袁世凯的实权。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第二天，孙中山签署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在袁世凯内阁尚未成立时，孙中山依然在南京处理中枢政务，他正式解职是4月1日。因此从3月10日至4月1日，民国曾有过两个合法的临时大总统。 这两个临时大总统，一个是中国最大的实力派，一个是中国最大的偶像派，如能精诚合作，同谋民国未来，那么历史进程要顺利得多。但这个实力派，思想上对真正的民主共和只有皮毛之见，更无意捍卫之、追求之；袁世凯第一位考虑的就是个人能不能有最大的权，能不能不受制约地干自己想干的事。 袁世凯看到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心里冷笑一声：你当总统就是总统制，我当总统就是内阁制，因人设法啊？我忙乎半天，为的就是当个签字盖章的虚位元首而啥权没有？笑话！ 东山再起之后，六个月来，袁世凯对清廷又哄又吓又逼，对革命党人又打又拉又拍，费尽了心机，为的就是一个最高权力。现在大总统到手了，岂能做小媳妇！ 袁世凯要向孙中山们制定的法律规章示威，一宣誓就职就下令大赦天下，凡是3月10日前坐牢的犯人都大赦放回家。而这样的大举措，本来一要参议院同意，二要内阁副署，也就是他袁世凯签字的旁边还得有总理的签字，这才有法律效力。但袁世凯悍然为之，显然是故意表示，你们在南京搞的那些东西在他眼里什么也不算，现在是老袁当家做主了！ 3月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4月1日，唐绍仪责任内阁组成，孙中山正式解职。新政府的组成人员是：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五十三岁。 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四十八岁。 国务总理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五十二岁。 外交总长陆徴祥，字子欣，上海人，四十一岁。 内务总长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五十三岁。 陆军总长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四十七岁。 海军总长刘冠雄，字子英，福建闽侯人，五十四岁。 财政总长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四十二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四十四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字钝初，湖南桃源人，三十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三十六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钱塘人，三十五岁。 南京留守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三十六岁。 一看这个名单就明白，掌握实权的部门，比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清一色地掌握在袁世凯的人手中；司法、教育、农林、工商等不关痛痒的部，也就是被政界称为“冷衙门”的部门，才由非袁世凯阵营的人点缀。 内阁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共事二十多年。跟北洋的将领们不同，他和袁世凯的关系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有自己的独立性（这也是革命党人能接受他任总理的原因），因此袁世凯用起他来觉得“很不顺手”。唐绍仪要行使总理职权，而袁世凯又希望总理只听自己的，二人矛盾逐渐越来越大。 终于有一天，袁世凯在不耐烦地听完他关于时局政策的汇报后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 唐绍仪知道已无法干下去，就先避到天津，然后上书辞职；袁世凯假意慰勉挽留一番后，于6月28日批准辞职。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1912年3月13日由袁世凯任命，至6月28日辞职获准，前后不过一百零几天。 民国初年，大家共同的敌人清室已去，于是各派各系内斗开始。革命党人和袁世凯闹矛盾，袁世凯内部闹矛盾，革命阵营内部闹矛盾，再加上还有个武昌黎元洪副总统的一派。民初的政坛上，勾心斗角，风波迭起，让对共和寄予很高期望的人大失所望。为了整合各种力量，袁世凯十分期望能实现一次“高端联合”，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和他自己，四人能在北京举行“民国四巨头”会晤。 最后实现了的，是1912年8月，孙中山在一片反对声中，应邀赴京会晤袁世凯。 8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登船起程之时，一个黑衣女青年一直紧跟着送行的人群，上船后，她借机把孙中山请到一间无人小室，唰地拔出一把尖刀抵着自己的脖子，对孙中山说：“先生千万不能去北京，袁世凯太狡诈凶险，你此去是落入虎口！如你不下船，我就死在你面前！”孙中山大惊失色，赶紧一把夺过她手里的刀，反复劝慰。 其实大家都想错了，以袁世凯的机心，不但不会对远来的孙中山有任何不利，反而对孙中山极尽礼遇。他要争取孙中山的信任支持，以加重自己的砝码。 在北京数万人的欢呼迎接中，孙中山抵京，民国双雄首次晤面。袁世凯百般殷勤，把自己的专用马车披上黄缎，供孙中山使用；他安排孙中山下榻他的总统府，而他自己搬到国务院办公；每逢孙中山外出，他就事先断绝交通，完全按照元首待遇招待孙中山。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虽是前清政客，但有现代思想，更有推翻清廷的行动和赞成共和的表态，如能劝服他考虑国家多一些，考虑个人少一些，此行就意义非凡。 而等见了袁世凯的面，孙中山更觉得此人并非以前想象的那样奸恶。袁世凯对孙中山百般曲意逢迎，大凡孙中山说的，袁世凯都连连点头：“先生所言极是！”不便附和的，袁世凯一样点头：“先生所论甚伟，世凯受教、参考！” 两人一谈就投机，越谈越亲热。在京一个多月，孙中山和袁世凯会谈十三次，时间一般是下午4点到晚上10点至12点之间，有时甚至聊到第二天凌晨4点。 袁世凯多次为孙中山举行盛大宴会。宴会中他高举酒杯向孙中山致敬，大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起立答谢，也呼：“袁大总统万岁！”民国两位影响最大的政治家，一在朝而一在野，向公众表明是如此亲密无间。 孙袁会晤后，孙中山对袁世凯予以极高评价，认为此人无论是思想还是才干，都是民国第一人。他对袁世凯说：“十年以内，总统非公莫属！” 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后亲历同盟会的内斗和目睹部分会员的迅速蜕化，对政治活动已感灰心厌倦；现在亲见袁世凯如此英明了得，更感可以离开政坛，去做社会工作。 这时的孙中山，陷入了今天历史学家所说的在辛亥革命后十年的第一个“迷误”：他的理论是“三民主义”，孙中山现在认为，满洲皇室已被推翻，“民族”实现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大总统袁世凯也肯维护革命成果，“民权”实现了；那么，现在剩下的就是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改善“民生”问题了。 关于民生，孙中山最重视铁路交通。他在西方和日本流亡多年，对国外发达的铁路交通十分钦仰，今天的一个常见标语很能概括那时的孙中山的想法：“要想富，先修路。” 他向袁世凯提出：“未来十年，你练百万精兵，我修二十万里铁路，何愁不国强民富！” 袁世凯呵呵一笑，说：“修二十万里铁路，先生想必很有把握；但练百万精兵，世凯怕力不能任啊。”在这个极具行政经验的老牌官僚的心里，对孙中山“十年修二十万里铁路”的计划，是深感不切实的。 但是，孙中山不问政治了，多好！他正好顺水推舟，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总督办，月薪三万大洋，并将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中山专用，以便巡视全国路况；同时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中山做盛大招待。 革命党人中不少人那时处在“下岗”状态：清廷已完蛋，再无“命”可“革”；新成立的袁世凯政府又排挤他们，没有职位安排。这下好，他们又纷纷来投奔老领导孙中山，于是孙中山带着一帮失业党人，四处勘察，八方演说。等到“二次革命”，孙袁撕破脸皮，袁世凯再不客气，派人来查孙中山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帐，发现已耗费一百好几十万元费用，而铁路，全在孙中山的演说和著作里，还一寸没建呢！ 孙中山开始淡出政治，致力民生实业，现在同盟会里最活跃、担当实际工作最多的，就是年仅三十岁的天才政治家宋教仁。 跟袁世凯的半新半旧、思想根子在封建不同，年轻的宋教仁是深受欧美现代宪政思想沐浴的“全新的人”；跟孙中山以理论、理想、号召力见长、实际操作运营能力较短不同，宋教仁既有丰富的理论素养，又有不世出的组织才干，是扎扎实实的行动家。民初的许多根本大法都出自宋教仁之手，民国法制建设最重要的成果，影响极其深远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宋教仁带着寥寥数人，一夜间起草成功的。 接手主持同盟会实际工作后的宋教仁，首先联合当时国内几个较大的政党，扩大同盟会，组建了国民党。 民国一成立，中国人拜主子称奴才的历史结束了，自己当上了国家的主子，参政热情高涨，掀起了组织政党的高潮。 第16章 1912年2月到8月间，仅在临时政府登记的政党就有八十五个，加上未登记的，全国那一年组建的政党据估计在三百多个。这些政党，分分合合，此建彼散，活动频繁，成为民国初年的一大政治景观。 初尝政党政治，蓬勃发展中自然带着稚拙。一夜间冒出三百多个政党，规模悬殊，大的几十万人，小的几十个人；大家无不标榜共和，宗旨间看不出区别；各党组织松散，出入如同儿戏，而且跨党现象十分普遍：黄兴有十一个党籍，黎元洪九个，熊希龄八个，唐绍仪七个，汪精卫五个，梁启超三个……各党只顾拉名人入党撑门面，毫无组织原则可言。 虽然各省都有政党成立、活动，但大多政党集中在城市，北京有八十二个政党活动，上海有八十个，广州二十五个，南京十六个，其他城市的政党都在十个以下。 这么些政党中，比较值得一提的，首先有中国社会党。馐巧虾9飧吹诙欤?911年11月4日）就成立的上海第一个政党，也是全国首家以“党”做为名称的政治组织，还是中国第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政党。最盛时，该党有成员几十万。 规模很大、影响力很强的，除了宋教仁正在组建的这个国民党，还有黎元洪任理事长的共和党，以及汤化龙任干事长、后推梁启超为领袖的民主党。 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之时，很多小党都来投靠，希望合并，然而宋教仁考虑同盟会的身价，只挑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党合作。 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孙中山以一千一百三十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 就在大家对袁世凯专权而忧心忡忡之际，宋教仁认为，现在袁世凯可以控制政府，但国民党可以控制国会；按照《临时约法》，国会权力极大，只要取得国会多数议席，不要说制约袁世凯，就是内阁总理，也是唾手可得。 他的理想，就是“政党内阁”，即政府由一个大选获胜的党包办，这样，袁世凯政府那种既有前清官僚、又有革命党人、互相牵扯的局面就可改观。政党内阁的意义，就在既由选举产生保障民权，又能高效运作治理国家。 玩传统手腕和阴谋，袁世凯是大师；而搞现代民主政治，宋教仁却就比袁世凯内行得多。宋教仁做了大量扎实的组织工作，国民党的组织机构迅速覆盖全国所有行省，青年学生、粗鲁武夫、商贩市侩等等想加入者，一概欢迎；对社会上有声望人士，则由党的机构先写好加入文书，再请其签个字即可。国民党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1913年2月4日，参、众两院复选，在宋教仁的策划和领导下，国民党获三百九十二席，占绝对多数。 1913年4月，民国首届国会将召开。在完成国民党组建以后，雄心勃勃的宋教仁奔走于全国各地，决心在国会选举中，拿下总理一职。 宋教仁的超凡才干，早已引起袁世凯的高度重视。袁世凯深佩其才，十分希望能得此人而用之，因此尽力跟宋教仁套近乎。 他看见宋教仁总是衣衫破旧，就送给他一套西装——这可不是普通的西装，宋教仁穿上身后，发现周身尺寸，竟无一不妥帖！可见袁世凯用心之切。 袁世凯还送给宋教仁交通银行五十万元支票一本。宋教仁取用了二三百块，然后托赵秉均送还，并致信袁世凯：长辈所赐，哪敢拒绝，但我确实用不了什么钱，所以用了需要用的之后，把剩下的还您。 袁世凯干脆请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而宋教仁却要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选举产生总理；而且，按内阁制的规定，总理向国会负责，而不是听命于总统，总统只能是虚位元首。 宋教仁油盐不进，他越有才干，就越成为袁世凯的心腹大患。谭人凤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1913年初春，国会召开之前，宋教仁自家乡湖南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后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那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教仁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教仁随地发表演说，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他把当前政府批评得一无是处，甚至说袁世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 “不能得而用之，就除之！”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斗争智慧。就在宋教仁风尘仆仆为国会的总理选举奔走之时，袁世凯深感此人威胁太大，他无法阻挡总理职位会在选举中落入宋教仁之手。 袁世凯是否杀机已动，不得而知，而接下来一起震惊海内外的恶性事件，扼杀了民国民主政治的萌芽。 就在宋教仁四处奔走宣传之时，他收到袁世凯电报，请他回京磋商重要政务。宋教仁在上海乘火车去京。 死神在向这位青年政治家靠近。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送行下，在上海火车站上车。就在他在检票口伸手去接剪好的车票的时候，一声枪响，宋教仁浑身一震，继而以手抚住右腰，喊道：“有刺客！我中枪了！” 车站秩序大乱。众人慌忙扶住他，举目四望，只见一个矮汉子正撒腿没命地逃去。 忽遭大变，送行者分成两拨，一拨报警追凶，一拨喊车把宋教仁送至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 院方请格尔本和比林哈斯两位外国医生会诊，认为伤势很重，必须开刀。手术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 午夜2时，五名外科医生第二次开刀，把肠缝补涤洗，取出食物及污血，然后合口。宋教仁十分痛苦，呻吟辗转，几度昏厥，凄苦之情，惨不忍睹。 宋教人神智清醒时，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着粗气，挣扎着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第一，我的藏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最后，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于右任和前来看望照料者眼泪长流，拼命点头。 3月22日清晨，宋教仁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眼睛仰翻；延至早上4点，已不能言语，只以黯淡的眼神环顾四周，满眼依依不舍。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范鹤仙等围侍病榻旁。黄兴强忍悲痛，在宋教仁耳旁大声说：“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 宋教仁用力睁开眼睛，眼中泛起了一层泪花，慢慢地停止了呼吸。 伟大的革命家、杰出的政治家、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国民党的顶梁柱、三十一岁的一代俊彦宋教仁，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散手人寰。 黄兴、于右任等抚尸痛哭；陈其美捶胸顿足：“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啊！” 陈其美花二百银元亲自替亡友买来上好棺木，同时请了相馆的人来给遗体拍照。拍照时黄兴主张让宋教仁衣冠整齐，以符生平的光明正大；范鹤仙则认为宋氏遭此毒手，不可不留一张历史性的照片。因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宋教仁裸露伤口的遗照。 宋教仁遇刺垂危的消息传开后，全社会震动，大批素不相识者前来医院探望；他的遗体移往湖广会馆时，送行民众人山人海。大家群情激愤，强烈要求彻查真相，严惩凶手。 宋教仁遇刺身亡报到北京，袁世凯正在吃饭，他闻讯的反应是：“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猜测起凶手，他竟说很可能是黄兴，因为黄兴也想当总理，因此国民党火拼了。在座的章士钊听不下去，愤然离席。 内阁总理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闻听消息，满脸大惊，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 袁世凯发布公告，强烈谴责暗杀行为，责成立即调查。 调查竟十分顺利。两个学生来报告，说和他们同住在鹿鸣旅馆的一个叫武士英的人向他们借钱，说等他杀了人拿了赏钱就马上还。陈其美立即报请租界巡捕房，到鹿鸣旅馆捉拿武士英；没看到武士英，却发现了一个叫应桂馨的人的名片，从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文件暴露出应桂馨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抄获文件显示，洪述祖所受命的，正是那个生怕“不能算人”的国务总理赵秉钧！ 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到这里，让人不怀疑袁世凯，太难。三四天时间，刺宋案竟基本真相大白。 宋教仁到底死于谁手，至今还没有所有人都认同的说法。除了袁世凯，还有人认为可能出自赵秉钧之手——赵秉钧揣摩袁世凯心思，觉得袁世凯欲杀宋教仁而不好下令，他应该心领神会地代劳；况且，以宋教仁的势头，离总理之职越来越近，对他这个正当着总理的同样是威胁。 司法部门开始深入调查。上海地方检查厅传讯总理赵秉钧，赵秉钧请假推脱，同时放出黄兴有很大嫌疑的风声；会审公堂再传黄兴，黄兴却一传就到，并说随传随到，直到水落石出。接下来，此案怪事频发：4月24日武士英忽然在狱中暴毙；第二年元月19日，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杀；2月27日，袁世凯头号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赵秉钧被迫辞职后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死；案发后装泼撒赖、逃到青岛的洪述祖本以为逃脱惩罚，不料延至1919年还是被宋教仁十五岁的儿子宋振吕和秘书死死扭住，到4月5日以主使杀人罪被判绞刑，行刑时却是砍头…… 就在此案按法律程序进行并进展颇大之时，痛失栋梁的国民党人除黄兴等少数人保持冷静外，无不切齿痛恨袁世凯。 第17章 当时正在日本考察铁路的孙中山闻听宋教仁被刺死，悲愤万分，痛感认清袁世凯真面目太晚，立即起兵讨袁。 这次讨袁就是“二次革命”。之所以叫“二次革命”，是因为事件过程有点与辛亥革命相似：反袁各地从江西开始纷纷宣布“独立”。宣布独立的先后有江西、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以及重庆等地。“二次革命”在孙中山的号召下，以江西﹑江苏为主要战场进行。 袁世凯在宋教仁遇刺后知道国民党马上就要来算帐，因此及早调兵遣将准备。讨袁事起仓促，加上内部黄兴极力主张不要诉诸武力，而可法律解决，“二次革命”仅两个多月就失败了。再不需要羞羞答答的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反袁人士（这些人只好又流亡海外），并在国会等机构中大力清洗国民党人。 发动二次革命，今天看来，应是孙中山的又一“迷误”。民国初年，效法西方的“司法独立”做得不错，刺宋案按照法律程序走得很规范，总理赵秉钧照样被地方检查厅传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赵秉钧和袁世凯；而且哀兵动人，社会对深得民心的国民党当家人莫名其妙死于非命广泛同情。然而孙中山在狂怒之下，没有采纳黄兴的意见，立即选择了武力，这就让事情脱离法律轨道，走上“谁打赢了谁有理”的歪路。当然，按照法律把袁世凯送上审判台是不可能，但呼之欲出的法律结论会让他丧尽道义支持，此后很可能再不敢恃势胡来。 一句话：用法律，国民党人难讨公道，但会孤立袁世凯，特别是会为后来开一个“凡事诉诸法律”的好头；而“二次革命”，更是会输，却为后来的军阀混战不休开了一个恶劣先例。同样是输，采取“革命”手段，效果远离进步人士的理想。 镇压了“二次革命”的袁世凯，既为清肃了反袁力量而松了口气，又在刺宋案中焦头烂额，充分尝到了共和的厉害。袁世凯现在憋足了劲，要一步步把所有牵绊自己的东西都除去！ 早在1913年4月8日，民国第一届国会典礼在北京举行时，袁世凯竟不出席，以示对国会的藐视。 然而袁世凯还有用得上国会的地方，因为他的大总统前还有“临时”二字，想去掉难听的“临时”，当个正式的，总不能不要国会投票选举。 当时民国还没有宪法，只以宋教仁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代替，因此正常程序是：先制定宪法，再依法选举总统。 而袁世凯已等不及了，他要在10月10日国庆日前正式当上大总统，就来个“倒着走”：先选总统，再制定宪法。 袁世凯以国家没有正式总统跟国际上打交道不方便为由，要求从速选举总统；接着，也急于去掉“临时”二字的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领衔，会同十九省都督、民政长发出通电，主张先选总统，后定宪法；再接下来，进步党人在众议院提出先制定《大总统选举法》，再制定宪法。 10月4日，《大总统选举法》制定完成；10月6日，大总统开选。 《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用无计名投票方式，得票超过总票数四分之三以上者当选；若第一轮无人符合当选，则进入第二轮；第二轮再无人当选，第二轮里得票最多两人为候选人进入第三轮，第三轮两人里得票多者并超过总票数一半者当选。 令袁世凯颜面扫地、恼羞成怒的是，他在满以为胜券在握并使尽阴招的情况下，竟差点没选上！ 10月6日选举第一轮开票后，袁世凯得四百七十一票，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都不符合当选条件，于是进入第二轮；第二轮袁世凯得四百九十七票，黎元洪得一百六十一票，还是都不符合当选条件。 为了万无一失，袁世凯事先让手下纠集一帮无赖泼皮，组成“公民团”，在会厅门外集结，朝议员吹胡子瞪眼，高喊：“袁大总统万岁！一定要选袁大总统！”“谁不选袁大总统，我们跟他没完！”老袁两选不中，而一次开票要耗时四小时，议员们饿得发昏，“公民团”却围在门口，声称不选出袁大总统都不许出去！前来送饭的也被他们围住，只有声明是“为投票给袁大总统的议员送饭”才许进。 到了晚上10时，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对决的第三轮投票终于有了结果，袁世凯得票五百零七张，超过了黎元洪，也超过了总票数的一半。袁世凯总算当选。 结果出来，会厅响起几下巴掌声。议员们不愿意鼓掌，也早就饿得鼓不动掌了。而那些个“公民”，听到老袁当选，立即一哄而散，去领赏钱了。 热锅上蚂蚁般等待一天的袁世凯得知自己终于当选，再也支撑不住，颓然倒在椅子上。 先用“公民团请愿”围攻，虽然卑鄙，但也勉强还算利用的是“现代政治规则”；再用饿饭的方法逼，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特大奇闻。 第二天选副总统，门口的“公民团”就不见了；而黎元洪第一轮就得六百一十票，一次性当选，和袁世凯当选的窘状形成鲜明对比。 当初逼清帝退位、接受孙中山让位之时的袁世凯，口口声声拥护共和，说“共和为最良之国体，世界所公认”，如今在袁世凯心里，世界上最可恨的东西就是这个共和，害得他不能自由用权，现在三轮选举才勉强过关又丢了老脸。最直接恨死的，就是国会。 1913年10月10日10时10分，在这个“十全十美”的时辰，袁世凯在保和殿就任正式大总统。为了报复国会，在就职仪式上，他把总统府和国务院的官员安排在殿中间，而把国会议员安排在偏远朝房，根本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说话；而按照《约法》，总统是国会选举的，要对国会负责！ 袁世凯的这些做为，表明再显赫的身份、地位，也遮掩不了他那颗终身无法改变的小人之心。 废除《约法》，解散国会！袁世凯“大刀阔斧”地干起来。 他提出，《约法》和国会是一切政治弊端的根源，让大总统不能行使职权，害万民于水深火热；他要求，把原属国会的外交权、人事权等等都交给总统，改内阁制为总统制。 解散国会从清洗国民党议员开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称国民党议员“为虎作伥，危害国家”；其北洋系人马立即闻风而动，上书强烈要求驱逐国民党议员。 国民党是国会中的最大党，国民党议员一被驱逐，国会人数剧减，只剩一个空架子。 名正言顺地把国会彻底解散掉，光他袁世凯签字还不行，还得总理副署。当时的总理是熊希龄，袁世凯是怎样让老熊就范的呢？ 袁世凯通知熊希龄到他办公室议事，熊希龄到时，袁世凯又“恰好”有外宾要会见，叫熊希龄坐他办公室里等会儿。熊希龄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放着前司法总长许世英报告承德盗宝案的案卷，其中就有他熊希龄在任热河都统时，私自把一把乾隆的折扇送给北洋红人姜桂题的事！ 袁世凯就是要熊希龄看到，一个把柄已捏在了他手上，如果不听话，你就算不要总理，还要不要名誉？ 等袁世凯会见完外宾归来，坐立不安的熊希龄自然是袁世凯说啥他答应啥，只求袁世凯别提那个盗宝案。 1914年元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2月，又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民国第一届国会，就此终结；制定中的宪法，彻底泡汤。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了为他量体定做的《中华民国约法》，闪烁着现代宪政精神光芒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废除。 袁记约法规定：民国为总统制；取消国务院和总理，在总统府设政事堂，由国务卿负责；大总统选举记名投票；侯选人是现任大总统和他推荐的另三人；总统任期十年，不限制连选连任。 袁世凯彻底掌握了民国，政事堂是他口袋里的工具，他可以当一辈子总统，要死时还可以推荐儿子当，儿子要死时再推荐孙子当…… 在袁世凯的摧残下，民国已经有名无实。 袁世凯在民国这样一路走来，我们眼里的袁世凯的形象就是私欲膨胀，嗜权如命，心狠手辣，诡诈善变。然而，我们说他是枭雄而不是纯粹的奸雄，以一个“坏蛋”而把袁世凯脸谱化，那就是对历史的简单化。 袁世凯固然有满腹诡诈，但他同样有雄才大略。他是清末立宪的推动者，废除科举的主张者，鼓励实业的践行者，现代学校的兴办者；另外，他还是中国首支现代军队北洋军之父。 他善于翻云覆雨的政治争斗，又知人善任，广揽人才。他的北洋系，和国民党、共产党并列，是民国三大政治人才集团之一。 也许有人不知道，做为中国工程界骄傲的京张铁路，就是袁世凯肩负压力，毅然使用中国资金和中国工程师詹天佑筑成。 杰出的铁道专家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是那个时代稀有的工程人才，可他归国后竟被派去福州船政局船政学堂学习驾驶，中法战争期间的马尾海战中还上阵作战！直到1888年，才专业对口，加入天津铁路总公司。遇到袁世凯后，才终于有机会大显身手。 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之时，袁世凯已经被贬回家乡河南，在洹上村隐居。做为清廷的眼中钉，除了嫡系心腹秘密往来，一般人对他避之唯恐不及。詹天佑却派专人，带着感谢袁世凯的信和一套京张铁路的照片，送到袁家。袁世凯感慨万千，写下回信：“京张全路告蒇，皆赖执事总司建造，力果心精，故得克期竣事。……嘉贶全部摄影，八达岭工程既极艰巨，其余桥梁山洞靡不一律精坚。 第18章 目想神游，至深倾服。”二人惺惺相惜，溢于言表。 从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以后，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扩大权力，但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在他的治理下，中国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经济和教育上，成就斐然。 他首先建立了现代的商会，各种行业组织纷纷组建。他一扫辛亥后各地币制混乱的弊端，铸造银元统一流通，这就是著名的“袁大头”。 他纠正清政府的垄断专利政策，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若干年专营权的规定，专利只给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他简化开办厂矿的手续，降低和取消有关税收；他鼓励制造业和加工工业，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国家给予的四到六厘股息，第六年才开始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 在他的经济政策下，中国的面粉公司、棉纱公司、煤矿公司、造酒公司、火柴公司、银行、报馆象雨后春笋一样涌现。 谈到这一段时间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固然有当时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原因，但根据中学政治课本，这只是“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袁世凯功不可没。 在袁世凯当政后，中国迅速建立起国民教育系统，小学为四年义务教育；毕业升入高小或实业学校；高小三年，毕业后升入中学或师范学校或实业学校；中学四年，毕业后升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本科三年或四年，预科三年。 教育制度规范起来，再加袁世凯政府的大力扶持，到1912年底，袁世凯当政不过大半年时间，中国就有学校八万七千多所，比1909年的五万九千多所增长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共有学生二百九十三万多人，比1909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九?！ 这些学校里，初级学校八万六千三百一十八所，中级学校八百三十二所，高级学校一百二十二所。 在政治和行政制度建设上，袁世凯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他也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1913年1月9日颁布《文官考试法》，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必考科；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这种文官选拔方式，相当科学合理。 他还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这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 考察一个历史人物，如果能不仅仅盯着他在各种大事中的思想行为，而能从生活细节予以观照，会有更多的收获。至少，能让一个逝去近百年的人形象更加鲜活起来。 这个无法以几句话来定评、对民国历史产生了多重影响的复杂人物，在生活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和他接触的人是怎样描述他的？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他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来精力非常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锐而灵活，经常带有机警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他的两只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 另一个接触他的外国人则说：“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他简直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 黄炎培说：“他记性绝好，从不忘记任何人或者事。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受他接见，谈及地方事物和私事时，袁常以其广博的学识和记忆力使来访者大吃一惊。他的部属因此而害怕他。” 阎锡山回忆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说的话全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要讲，使人再无可言。” 无疑，袁世凯是一个极有本事的人，玩阴谋耍诡计上的高明并不是他才略的全部。 袁世凯一生共有一妻九妾，偏爱小脚女人，但他的生活并不糜烂；相反，他终身保持着军人的严谨和刻板。他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里写道，袁世凯坐下来“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 袁静雪回忆，袁世凯的饮食起居十分有规律，每天早晨6时准时起床，6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一大海碗鸡丝汤面；11时半准时吃午饭，所吃的菜持久不变，而且每个菜摆的位置都始终如一，比如清蒸鸭子总是放在桌子中央，韭黄炒肉丝总是放在东边，红烧肉摆西边。 这样一个具备大政治家素质的人物，几番经营已手握整个国家的命运，赶上的又是一个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剧变的时期。如果他把握世界潮流和历史趋向，引导中国刷新千年痼疾，走上现代共和宪政之路，那么他的历史地位，就是真正的千古一人，说是“中国的华盛顿”都可算谦虚。 然而，袁世凯不是“新人”。尽管他视野开阔，他的知识结构不出封建文化范围，思想根子还在小农意识。从家庭生活也可看出：他让他的女儿们学外语、体操和地理，但要求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并为她们包办婚姻。 尽管他才略非凡，但更多地用在了阴谋韬略和低层次的个人功利。从背叛维新派到在北京任临时大总统，再到一步步加强极权、践踏民国国体，都是如此。 对袁世凯来说，人生最大的成就、最顶点的功业、最辉煌的荣耀是什么？不是当时有人和今天我们告诉他的那些，而是做皇帝！ 皇帝，是一个眩目的地位符号，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深厚皇权意识，在袁世凯心里是怎么也抹不去的；尽管他亲手直接埋葬了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尽管他任共和中国的总统已两年。 现在他已经完成了集权，把民国总统的权限扩大到了皇帝一样，可没有登基，没有皇帝名号，没有臣民的三叩九拜山呼万岁，没有“行为万世师、言为万世法”的极度尊荣，他权力再大，还是感到深深的遗憾。 皇帝在他和许多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诱人，而他袁世凯，离做名正言顺的皇帝只有一步之遥。 在中国历史最关键处的这个最关键人物，在封建意识和皇权思想的强大支配下，终究做出了最为错谬的选择，把处于历史关键时期的中国拖上了倒退之路；他袁世凯个人也走向了彻底身败名裂、永不为后世原谅的深渊。 袁世凯到底什么时候起念要做皇帝？他的老友、政事堂成立后任国务卿的徐世昌后来说：“国会解散，项城乃放手做去。” 其实早在1912年3月，袁世凯接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就有“袁世凯想做皇帝”的传言流传。为此，袁世凯还在该年6月25日发通电澄清。 国会解散，正式大总统就任，新的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公布后，基本扫清了制约力量的袁世凯的确是胆子越来越大了。 民国初建。一场革命可以扫荡一个王朝，但要根除中国人的封建皇权思想，谈何容易？尽管新建的民国以全新的气象证明了民主共和的进步，但守旧者依然不是一个两个。 1914年，时任交通总长的梁敦彦私下说：“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 至于前清遗老，就更加露骨。遗老劳乃宣于1914年秋，把他在辛亥前后写下的反对共和、拥护帝制的著作汇编成《正续共和解》，该书认为，“共和”的真义其实是在皇帝小的时候，由朝中公卿“和”而“共”同地帮年幼皇帝治理国家，因此，共和是指君主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现在搞的共和，是对共和本意的误解。他主张还政于清室，赐袁世凯世袭王爵。 这番篡改共和内涵、否定辛亥革命、为帝制张目的荒诞言论捎给袁世凯后，袁世凯的反应是：立即请他来京当参政。 劳乃宣的参政没当成，因为民国已建立三年多，在辛亥革命洗礼和帝制覆亡后的社会发展中，民众的主流思想毕竟是共和。这股复辟逆流一涌动，立即受到抵制。袁世凯看势头不对，就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的命令。 但此时，袁世凯的称帝之心已痒得很了。在讨论复辟思潮开始露头的政事堂会议上，袁世凯说：“君主嘛，也不是不可以有；但真要有皇帝的话，得找个姓朱的，最好是洪武后人，我看朱总长就可以嘛。” “朱总长”是指交通总长朱启钤，都说他是朱元璋的后代。这番似乎是开玩笑的话，是袁世凯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他不反对君主。 在要君主还是要共和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本应旗帜最为鲜明的民国大总统的态度竟如此暧昧。敏感者都明白了他的心思，而主张复辟者大受鼓舞。 在一些人心里，没皇帝就不象个国家，没个磕头跪拜效忠的对象就总不舒服。太漫长的封建帝制，造就了一些中国人刻骨的奴性，这也是袁世凯称帝的社会心理基础。 要成就大事，依靠的不外乎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前者提供暴力保证，后者提供舆论支持。如今枪杆子袁世凯握得紧得很，而笔杆子，自然有守旧者和趋炎附势者来充当。 在袁世凯称帝的舆论造势中，跳得最欢、卖力最多的，是人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杨度。 这个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杨度，少时师从湖南名宿王闿运。王闿运称自己有“经史之学”、“诗文之学”和“帝王之学”，问他要学哪个；杨度便问何为“帝王之学”，王闿运天花乱坠一通扯，杨度倾倒不已，从此醉心于“帝王之学”。 自认精通帝王之学的杨度生不逢时。那是一个帝王被历史淘汰的时代，尽管他为到欧洲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代笔写过考察报告，尽管他谡胖春驮揽木偌鱿挛写笤苯彩诠苷叮骋煌宋唬泄涣嘶实郏牡弁踔Ь统闪送懒酰欢诿窆岳矗疃纫采罡胁坏弥荆睦硐胧侵喂教煜拢稍揽淖芾砭」芑涣擞只唬挠兴姆荩糠瞎裨荷枵绿弥保晕愀龉袂涿晃侍猓涣瞎袂溆质窃揽睦嫌研焓啦? 第19章 br>如今袁世凯有意称帝，杨度认为：自己大显身手、建立功勋的时候终于到了！ 他首先写下一篇《君宪救国论》，此文讲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袁世凯读后大合胃口，称赞他“真旷代逸才也”，并手书“旷代逸才”四字，制成金匾赠给他。 杨度意气风发，挑头招揽一帮名人，在北京驸马大街成立筹安会。筹安会名义上是“研究君主和共和哪个更适合中国”的学术机构，实际上是为袁世凯称帝着手准备的行动团体。一帮臭味相投、以及向袁世凯示好卖乖之徒，立即纷纷加入进来。 筹安会的成立，敲响了袁世凯复辟的开场锣鼓。 复辟者开始行动，立即引起人们警觉，筹安会倒行逆施被舆论抨击。在中山公园的一次聚会中，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胡瑛苦着脸说：“有人说我们是走狗。”杨度豪气干云地开导他：“做大事不能在乎别人怎么说，怕人说，那是‘乡愿’！” 为恢复帝制抬轿子的，除了杨度这个国产才子，还有两个洋才子：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和日本人贺长雄。 这两个洋托儿自然叫人十分鄙视，可这个古德诺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是美国“行政学之父”和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他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认为中国人知识程度太低，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奇qisuu.书]，只适合于君主制。贺长雄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他本就来自君主立宪国家，特别是暗中打了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回报日本以利益的主意，也很乐意为袁世凯鼓吹帝制。 中外呼应，土洋一致，恢复帝制的“呼声”高涨起来。 筹安会之类，毕竟只是有限的民间力量，而在实际推动上，袁世凯的官方毕竟不便公开支持，为袁世凯称帝统筹调度的，这回不是北洋将领，而是他的长子袁克定。 袁克定是袁世凯的正室妻子于氏所生。出身河南乡间的于氏，是典型的“上不得台面”的旧式妇女，平时不会打扮不说，有一次在外务活动中，某外国公使伸出手来要和她握，她窘得满面通红，局促地把手缩到背后，让公使尴尬不已。 老妈的拘谨畏缩，袁克定一点没遗传；老爸的野心勃勃，他倒继承了个十足十。留学德国，通晓德语和英语的袁克定没有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任何影响，倒是对老爸称帝后他就是太子、将来能继承皇位憧憬得发疯。从拉拢力量、组织活动，到对袁世凯百般怂恿，他是整个恢复帝制过程中最狂热的人。 一股复辟逆流，在无数先烈为推翻帝制而洒尽鲜血的民国大地上汹涌扑来。 筹安会成立仅十天，就效率惊人地组织了“各省请愿团”，他们网罗各省拥护帝制及趋附袁氏者，向参政院请愿；请愿书全由筹安会代写，“强烈要求”袁世凯登基称帝。 当时政界重要力量、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依托行政资源，行动起来手笔更大，他们组织起来的人叫“全国请愿联合会”，包括了前清遗老、军政官员以及贩夫走卒等各阶层人物。 筹安会眼看落后，居然别出心裁，组织起“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这些人手摇旗帜，大呼小叫，奔到新华门外团团下跪，递交请愿书，恳请袁世凯体贴民意，早日登基。见者有人说：“操，袁世凯强奸了民意还不够，还要强奸妓女。” 在“请愿”、“劝进”活动中，因为几位北洋大将对袁世凯称帝的消极态度，历来是袁世凯马前卒的北洋军行动慢了半拍，但他们一行动起来，更加雷厉风行。1915年8月下旬，北京军界召开将校联合会，发起“请愿”；9月，段芝贵联合十九省将军、都统、护军使一齐“恳请”袁世凯早正大位；各大将领纷纷表态，声称谁敢“逆拂民意”反对恢复帝制，他们“誓当为王先驱，除此公敌！” 一波波的劝进活动热浪，在高高在上的袁世凯眼里，真是天下归心，想不当皇帝都不成。 这股逆流有自发成分，一部分自发者是没皇帝供跪拜就不舒服的贱货，一部分自发者是巴望着现在卖力、将来袁世凯当了皇帝会捞点好处的投机分子。自发成分之外，则是袁世凯在谦逊地推让表象下，暗地里威逼拉拢的一些人；威逼拉拢中，其肮脏手段再次充分表现。 比如前文说到的交通系，本来在做壁上观，袁世凯决心要让这股力量拜倒在自己的帝制前，他抓住交通系的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五个铁路局的营私舞弊行为，发动“五路参案”，一时气势汹汹，大有交通系马上要被一锅端之势。 交通系人马在惶惶不可终日之时，袁世凯却又亲切地对他们的头儿梁士诒说：我先不知道你也在这案子里，我回头另考虑。接着，袁克定找到梁士诒，赤裸裸地问：“变更帝制，肯否帮忙？” 梁士诒赶紧召集交通系成员开会通报情况，最后他说，现在的形势是，对于袁世凯想称帝，“赞成是不要脸，不赞成是不要头。”他们立即议定：要头！ 既然已不要脸，索性把袁世凯的大腿抱得更紧些，免得脸没有了，实惠也得不到。所以交通系在袁世凯称帝中非常积极。 面对“劝进”潮流，袁世凯心如灌蜜，却做出百般为难甚至大光其火的姿态：还要恢复皇帝？使不得使不得！要我当皇帝？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此时的袁世凯，已进入人格分裂状态：当皇帝，是他梦寐以求的，明明巴不得早一天登上皇位，自己也积极暗中操作，可他又对自己说，民国都好几年了，(奇*书*网-整*理*提*供)哪能当皇帝，我绝不想当皇帝！也就是他知道自己想干的是件大坏事，却又拼命地说服自己，这事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最理想的状态是：我当这个皇帝，是民意逼的！ 因此，每一声支持帝制的声音，在他心里放大得如黄钟大吕；每一声反对的声音，在他心里又淡化得忽略不计。 毕竟做贼心虚，袁世凯也有瞻前顾后、顾虑重重的时候；但他儿子袁克定却心急火燎，看到老子摇摆，比什么都急。他一边上窜下跳，鼓动各路人马拼命“劝进”，一边想出下作阴招坚定袁世凯的信心：私下印制日资报纸《顺天时报》，这份只送给他爸一人看的假报纸大幅刊登民众万众一心迫切希望袁世凯早日登基的文章。这一手，跟他老爸当年逼清帝退位时造假报纸蒙蔽隆裕太后如出一辙！ 1915年10月8日，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宣布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是共和还是帝制，交由大会“议决”。 一个倒退回封建社会的行动，却用如此“民主”的方式进行，袁世凯要的，就是我这个皇帝是全国人民真心地、大力地、由不得我自己地推戴的！ 中国居然要出现“民选”的皇帝了！ 恢复帝制已进入最关键阶段。“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袁世凯指定最可靠的人担任。这份代表名单里，绝大多数都是在京就职、籍贯在省的军政官员。他们回省担任代表奇书-整理-提供下载，袁世凯一人送给五百大洋的旅费；回省之后，当地殷勤招待，吃喝嫖赌抽玩，一律报销。 “议决”程序是，各省代表在各省填票，再汇集到京清点。表决之日，各省会场每个代表桌上放毛笔一支，墨盒一个，点心一盘，笔杆、墨盒和点心上都印着“赞成帝制”四字，“监考”官员在旁手指这四字，不断说着：“写，写！”填票者稍有沉思犹豫，旁边官员立即催促：“快写快写！”场外还有士兵配合，把枪拴拉得哗啦响。 议决结果是：填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同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以百分之百的比例通过恢复帝制！ 这是中国史上可耻的一页，建立共和国家三年多以后，竟然全票通过恢复封建帝制。 大功告成在即，又做婊子又树牌坊的袁世凯再演一出戏：12月11下午，下达一道电令，说：“骤跻大位，无任惶骇，于信义道德无可自律，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 还是那句话，袁世凯要的是：不是我要当皇帝，是你们一定要我当的！ 12月12日，袁世凯“无可奈何”地发表申令，接受为“中华帝国”皇帝。 12月13日，他在居仁堂接受文武百官朝拜。皇帝，君臣，以及三叩九拜的“大礼”，在消失将近四年之后，又僵尸还魂。 聪明一世的袁世凯在算尽机关一步步迈向皇位的时候，“万民推戴”的假象下，坚决反对帝制的活动开始如火如荼。 毕竟，中国的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唾弃封建皇权的全新阶段，公然挑战时代大潮，只会被潮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冲得万劫不复。 梁启超在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之后，即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予以反驳。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立论精辟、笔锋犀利，袁世凯闻讯欲以二十万元买下，不公开发表，遭梁启超拒绝；袁世凯又派人以四万元稿费的价码，请严复著文驳斥梁启超，严复同样不为所动。 对袁世凯居然要称帝，袁世凯政府的上层人士里一样有人立场鲜明地反对。张謇对袁世凯苦口婆心，“陈是非，说利害，达二小时之久”，劝他做中国的华盛顿，而不要学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 北洋军的嫡系大将们一贯为袁世凯驱使，惟有这次例外。一则袁世凯称帝是为他袁家子孙造福，却对北洋将领不利——不称帝，袁世凯死后各大将还有当总统副总统的可能，而一称帝，就是伺候了老子还要伺候儿子；二则段祺瑞、冯国璋头脑清醒，十分明白现在再走封建帝制的回头路是何行为。 第20章 段祺瑞受袁世凯栽培，对袁世凯忠心耿耿，但这位极具个性的将领忠于袁世凯却坚决反对恢复帝制。出于忠诚，他对袁世凯两次倾心相劝。见袁世凯不以为然，段祺瑞动情地说：“总统，祺瑞跟随总统二十多年，总统知遇之恩，祺瑞没齿难忘。如今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祺瑞无知，赤诚可鉴，请大总统三思！” 那位冯国璋，对“老帅”是否昏了头真想当皇帝将信将疑，就当面试探道：“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 那时“劝进”风起，袁世凯演“推却”演得正在状态，就一下涨红了脖子，气乎乎地说：“外人这么说，你怎么也这么说？你还不知道我吗？当皇帝不就是为了个子孙，而我大儿子是个残疾人（袁克定骑马摔过重伤，行走不便），二儿子是个文人浪子，其他儿子也没这个才能，我当皇帝传给谁？再说了，自古帝王之家有几个好下场的！我有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让他在那边置了点产业，你们谁再逼我，我就出国去！” 冯国璋对“老帅不糊涂”深感欣慰，再听到别人关于袁世凯想称帝的议论，他立即予以严词驳斥。不料，接下来袁世凯帝制自为一步比一步露骨，冯国璋才知自己受骗，又愤怒又寒心，从此对袁氏的帝制活动只做壁上观。 社会上的名流，袁世凯拉拢梁启超不成，就打起章炳麟的主意，如果这个素来和孙中山不睦、性格偏执、目无威权、人称“章疯子”的开国元勋级人物声明支持帝制，该是多大号召力。袁世凯把章炳麟请到北京，不料老章一听袁氏用意，立即大骂不迭。拉章不成，袁世凯就把他软禁在龙泉寺。章炳麟先对给他送被子的袁世凯二子袁克文说：“归告汝父，勿发皇帝梦！”后索来纸笔，大书“袁贼速死”四个尺多高的字高挂在墙上。 的确，袁世凯是贼：对清室来说，他窃了大清国；对人民来说，他窃了民国。 已决心一条道走到黑的袁世凯对反对声浪充耳不闻，他把总统府更名新华宫，宣布1916年为“洪宪”元年，紧锣密鼓地准备起1916年元旦的登基大典。 打破袁世凯皇帝迷梦、宣告其“民意”破产的有力一击终于来临：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并成立护国军，讨伐国贼袁世凯！ 蔡锷，一个令袁世凯又爱又怕的名字。他和宋教仁一样，是天才人物，在长沙时务学堂读书期间，深受当时任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的赏识；他是辛亥元勋，1911年10月，年仅二十九岁的蔡锷发动重九起义，光复云南，任云南都督，在整个西南地区拥有巨大影响力。 在云南任都督期间，蔡锷不聚敛，不营私，其志不在小。袁世凯对他赏识有加，1913年调其入京，想重用却又深忌他跟自己可能不是一心，就一边拉拢一边防范。袁世凯启动称帝之后，密切观察蔡锷反应。 蔡锷和这位近代第一枭雄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然而又扣人心弦的智斗。在北京举行的“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改行帝制的“请愿”上，蔡锷二话不说，第一个签名支持。然后，他一头扎进妓院林立的八大胡同，淹没在风月无边中。 袁世凯没有笨到看到他签名就放心的程度，他并不指望蔡锷支持，分析着蔡锷的态度：签名支持只是他表明不会在称帝上跟自己作对，沉迷妓院是表达对自己的失望。好，只要你不作梗就行！ 称帝逐渐进入高潮，蔡锷请假到天津日本共和医院看病，就在袁世凯紧张起来的时候，蔡锷却返京销假；接着，他借和名妓小凤仙携手同游之机，在北京东火车站上车再去天津；因为这次没有请假，袁世凯立即派人来“探望”，蔡锷却从容取出早准备好的医生诊断书出示，提出要去日本看病。 他确实患有严重的喉疾，袁世凯不怀疑他的病情；几番观察，也觉得他要跳出来作对的可能性不大，就让蔡锷去了日本。 老虎脱离牢笼了。 到达日本后，蔡锷写下多张明信片，叫人隔段时间就向袁世凯寄一张，表明他在日本。而此时，蔡锷已秘密登上轮船，先到香港，然后再经越南向云南日夜兼程。 12月19日，蔡锷抵达他有雄厚基础的昆明，受到云南都督唐继尧等的热烈欢迎。 12月22日夜，云南全省文武官员歃血为盟，反袁称帝的第一枪即将打响。蔡锷慷慨激昂地说：发动护国起义，是“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幸亏这时有蔡锷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一个已实现共和的国家，却要倒退到封建时代，如没有护国起义的抗争，没有对共和国体的奋起维护，只能证明这是一个地道的奴隶之邦！ 护国起义的发动，敲响了袁世凯帝制的丧钟。 护国军士气高涨，高歌北上，在四川和陈宦率领的北洋军三个混成旅和川军两个师交火，护国军大胜。接着，贵州也宣布独立。就在北洋军逐渐得手之时，广西的陆荣廷又宣布广西独立，有力支援了护国军。再接下来，在段祺瑞、冯国璋的暗示下，北洋军陈兵不前。 护国起义和护国军出征，引领起全国各地反对帝制的大潮，并获得最后胜利，是云南这个边远贫省为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护国战争中，云南官兵伤亡过万；云南教育经费充作军费，境内五六万匹骡马都被征用，人民肩负了沉重负担，以致胜利后云南运输阻滞，商务萧条，财政枯竭，多年恢复不了元气。 十一 云南爆发护国起义，好比在全国反对帝制的烈焰上浇了一瓢油。著名的保皇派康有为写信给袁世凯，直呼“慰亭总统老弟”，劝其赶紧退位；亲信徐世昌从河南来电警告：现在取消帝制还来得及，否则将不可收拾。 护国起义已令袁世凯深受巨大刺激；在镇压中，最令袁世凯震动和丧气的，是他信任的冯国璋、靳云鹏、李纯、朱瑞和汤芗茗五将军来电，要求他取消帝制，惩办祸首，以安人心。 称帝把全国搞成了一团糟，外国立即做出强烈反应。驻京使团来电，指责说“变更国体，民不尔附，强项而为，徒召乱阶”。袁世凯的“中华帝国”和“洪宪”王朝，根本就没得到国际承认，凡是署名“洪宪”的外交公函，一律被退回，袁世凯只好仍以总统名义和国际打交道。这番不伦不类，使国外报纸以“皇帝总统”来滑稽地称呼他。 穷途末路的袁皇帝还在垂死挣扎。他急调他能调得动的军队扑往西南，对护国运动严令镇压。在他的“新华宫”内，袁世凯一边调兵谴将，一边挑着大拇指，一遍遍地说：“反正我要做个好皇帝，反正我要做个好皇帝！” 无比精悍的一代强人，在帝王梦的纠缠下，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 事实让袁世凯逐渐从迷梦中醒来，袁克定假报纸的败露让他再受沉重打击。他的女儿袁静雪让丫头出去买蚕豆，蚕豆用一张《顺天时报》包回。袁静雪边吃蚕豆边看报纸，觉得这张报纸论调跟平常在家看到的大不一样，疑惑中就送给袁世凯。袁世凯这时才知道，他被儿子袁克定用假报纸骗了！ 暴跳如雷的袁世凯手执皮鞭，一边痛骂袁克定“欺父误国”，一边将袁克定抽得满地乱滚。 袁世凯身心俱疲。他想起了自己当年也是用假报纸欺骗隆裕太后，想起了称帝前那些汹涌的“民意”原来竟如此虚幻；他还想起了自己前些天晚上看见一颗大星星陨落天际，这样的景象以前他也看倒过一次，结果不久李鸿章就死了，这回莫非轮到自己？他又想到袁家上几代没一人活过五十九岁，如今自己也已五十八，莫非也同样过不了这个槛？ 而在后院，袁克定“欺父”而被袁世凯暴打、失去信任之后，他的一群姨太太为立谁的儿子当“太子”的争抢立即进入白热化。看着一团糟的国，和乱哄哄的家，袁世凯叹息一声：“你们都别争了，准备跟我的棺材回河南老家吧！” 终于，袁世凯强打精神，请出因反对帝制而请假在家的段祺瑞，表达悔意，让段祺瑞来帮他收拾残局。 袁世凯接受帝制之时，段祺瑞在家里叹道：“项城作孽！”现在，段祺瑞的妻子张氏高兴地说：“老头子总算醒了！”［奇+書网-qisuu.］ 段祺瑞在家期间就在考虑如何平息事态，这时就提出几项条件：取消帝制，宽容西南起事人员，采取和谈方式解决问题。这些条件，又跟当年袁世凯出山时向清廷提的条件差不多。此时人心丧尽的袁世凯，就好比当年的清廷。 看到段祺瑞不反对他继续当大总统，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终于发布退位文告，宣布取消帝制，恢复民国。 袁世凯的皇帝岁月，满打满算八十三天。 十二 退位文告出自王式通之手，先大讲称帝不是袁世凯本意：“民国肇造，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又轻描淡写称帝行为：“……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周，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词，籍塞众望，并未实行。” 文告通篇仍是居高临下的口气，表明袁世凯虽宣布取消帝制，但他还是民国大总统。 然而西南反袁力量绝不会对他如此轻轻放过。1916年4月，西南方面发布六项要求，极为严厉：一、袁世凯退位，免其一死，但必须滚出国外；二、杀杨度等十三名鼓吹帝制的祸首以谢天下；三、筹备登基大典及用兵费用共六千万元，由袁世凯及那十三人的私产赔偿；四、剥夺袁氏子孙三代公民权；五、按《临时约法》，选举黎元洪为大总统；六、除国务外，文武官员仍按旧职，但关于军队驻地，必须接受护军都督指令。 第21章 袁世凯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和西南议和。但因为称帝，他的北洋系在短短时间由铁板一块而几乎分崩离析。现在袁世凯能依靠的就是段祺瑞了，可他对羽翼已丰的段祺瑞又很不放心。段祺瑞深知袁世凯心理，得不到充分信任，就拒不出来。 袁世凯无奈，同意他所有条件，段终于答应任国务卿。一上台，段祺瑞立即将政事堂改回国务院，国务卿改回国务总理，并撤销统率办事处、总统府机要局和军政执法处。这番景象，跟当初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清朝所有大权都落入其手时几乎一模一样。 回忆起自己当年的做为，这时的袁世凯，在心里大骂段祺瑞“别有用心”之余，是否也在感慨报应不爽？ 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中，袁世凯又受致命一击，他的大将、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茗竟也向他宣布独立！ 袁世凯彻底被击倒，一病不起；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死去。 十三 辗转病榻的袁世凯，一定在想着他这一生。从清廷重臣到民国总统，他表现出了怎样的盖世谋略，走过了一条多么眩目的风云之路；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到最后，竟会以一个小丑的形象谢幕！ 后世提起他袁世凯，不会说他有雄才大略，不会记得他曾有所做为，甚至也不会立即提到他在对手如云的乱世能走到制高点的能耐——首先想到的竟是：袁世凯啊？知道，他拼死拼活，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然后淹死在全国人的唾沫里——八十三天，哈哈！ 更加想不到的是，本可以走上现代宪政道路的中国，因他袁世凯的皇帝迷梦，从此要走多少弯路；如果他那犀利的目光，盯的不是那顶应放在博物馆里的皇冠，那他在中国历史上该有怎样的千古重量！ 最后岁月的袁世凯是什么心情？后悔？羞愧？恼恨？恐惧？绝望？沉浸在身败名裂、众叛亲离黑暗深渊中的袁世凯，是否在责问自己到底中了什么邪，放着好好的大总统不当，那么多人拉都拉不住地要当这个皇帝？或者在无声地愤怒呼喊：我不就是当个皇帝吗！自古以来，最强大的人不都是做了皇帝吗？！ 他的心头到底回荡着什么样的声音，没有人知道。 死去之后的袁世凯，尸身肿胀，所有衣服都无法穿上，家人情急之下，想到他那件称帝时所穿的大龙袍。取出一试，确实可以穿上。于是，身败名裂在皇帝梦上的袁世凯，在咽气之后，依然穿着他心爱的龙袍。 段祺瑞终是感恩之人。万众唾弃的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仍以元首之礼厚葬，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一天；学校停课一天；公职人员停止宴会二十七天。在财政万般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五万银元为丧葬费，由河南营建墓地。这个墓园占地一百四十亩，花两年时间才完工。 秋风起时，衰黄的墓草瑟瑟抖动。 闹剧与挽歌：“辫帅”张勋复辟(1) 就在袁世凯复辟帝制败亡一年多以后，民国再次发生了一次复辟事件。 袁世凯复辟，因其实力强大，蓄谋充分，人们一般把他的复辟称为“丑剧”而不叫“闹剧”，这里包含了袁世凯称帝虽然胡闹，但却是民国史上一次关乎国体的重大事件、其行为之恶劣、后果之严重叫人不敢小视之意。 而发生在1917年夏天这次复辟，却是一个地道的闹剧，就好比一出戏演得好好的，忽然一帮小丑冲到舞台上，把正经演出的人踢到台下，张牙舞爪向观众宣布自己才是主角，自己带来的剧本才是正戏；大家正瞠目结舌的当儿，这帮小丑喘的气还没平下来，忽然哗啦一下被扫个干净。当时国人对此啼笑皆非，外国笑掉大牙。 做为民国最大闹剧的这次复辟，就是著名的“辫帅”张勋复辟。 讲这次复辟，首先就要讲这个张勋。十分热爱清朝皇帝、一提清帝就眉飞色舞的阎崇年老师对“张勋复辟”这个提法十分不满，在电视上讲课时特意加重语气强调：“应该叫‘张勋兵变，溥仪复辟’！”在他老人家心里，张勋又不是“我大清”皇帝，有哪门子资格“复辟”？复辟的是宣统爷嘛！ 这样讲的话，似乎是要严谨一些。但我还是认为，这个闹剧叫“张勋复辟”一点也不错，因为当时溥仪同学只有十二岁，正在师傅们的督促下趴在桌子上写他那些今天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作业，哪来的复辟能耐？梦想复辟的前清遗老的确有一些，可在民国成立以后都是落花流水，毫无把梦想付诸实践的可能。袁世凯搞复辟期间，这帮人开始兴奋了一把，以为是要把溥仪再又扶上皇位，不料称帝的是袁世凯自己，根本没皇室什么事。他们大失所望，悻悻而退，对袁世凯完蛋怀着十足的幸灾乐祸心理。 没有这个张勋，就绝对不可能有这幕闹剧。溥仪重温了十二天的皇帝梦，遗老们大振了十二天精神，全国人民傻眼了十二天，全拜张勋所赐——张勋就是这次恶性复辟事件的行动主体。 这个张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江西奉新县赤田村人，幼年家贫，无以为生，就到离他家不远的江际头村一个姓许的人家当书童，许家的主人是当时任两江总督的许振伟。张勋当了好几年书童，觉得毫无出路，就灵机一动，假造了许振伟的推荐信，偷盖了老许的印章，跑去投奔清军江南大营。 江南大营的长官见此人持总督推荐信而来，不但立即批准入营，还格外关照；而张勋入伍后也任劳任怨，忠勇可靠，就一帆风顺地升了上去。1895年到袁世凯手下任管带，1899年任总兵，到辛亥革命时，他已经是江南提督兼江防大臣这样的大人物了。 许振伟后来知道张勋从军是假造了自己的推荐信，但那时张勋已经得志，许振伟岂好追究？就做个顺水人情，承认此事。 张勋的性格，最突出的是实心眼，也有些憨厚，传统的信条，他样样顽固遵守。辛亥革命之时，清王朝已墙倒众人推，多少掌权带兵的人一夜之间就反了水，可他绝不。他认为自己受了如山皇恩，哪能背叛？江浙联军攻打他守备的南京，成为整个辛亥革命中最惨烈的战役，民军血战十天才把南京光复；而此期间，张勋满城盘查，发现剪了辫子的一律处决！ 南京之战中，还有这么个趣事。张勋那时已五十七岁，妻妾成群，却又新买了一个苏州美女为妾。张勋为她取名“小毛子”，十分宠爱，众人皆知。败退徐州时，张勋仓皇失措，没顾上小毛子，致使小毛子在下关被民军捕获。陈其美闻知，想出一个很损的主意：他建议把小毛子押到上海张园展出，参观者每人次收钱四角，这样估计可以筹集军费十万元！ 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相反，命津浦铁路局局长陶逊把小毛子送到离徐州很近的宿县，还给了张勋。 失掉小毛子的张勋烦躁不已。他其他的姨太太早对小毛子一人夺宠醋意大发，这下小毛子落入敌手，于是个个都跑过来争宠，正在郁闷的张勋张开五指，将众姨太一顿暴打。又有参谋长来报告江防兵伤亡情况，张勋极不耐烦：“丢了几营兵算什么？老子把小毛子丢了！” 得知民军把小毛子送回，张勋喜出望外。虽然和敢造皇上反的民军是生死对头，但他有恩又报恩：为感谢归还小毛子，他把从南京劫持来的十四辆机车、八十辆客车归还津浦铁路局。这些车辆后来在南北之战中为南方革命军还发挥了不小作用。 张勋的家乡观念极强，他发迹后，对家乡父老照顾得那叫一个周到：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啥少啥，只要开口，张勋包管。民国时期北京的江西会馆，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出钱建的，奉新的会馆，居然建了五个，东西南北中各一座；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要算是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不仅有洋楼花园，而且有自己的发电机，在里面唱戏，灯火通明。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张勋个个给奖学金；至于奉新县的大学生，吃穿度用，一切花费全由张勋包下。 这样的做法，当然为他在家乡赢得了“活菩萨”的口碑。每年正月初一，大批的江西老表都去给张勋拜年，津浦铁路局每年这个时候都要为他们准备专列。张勋对来拜年的老乡殷勤款待，大宴三日；老乡们临走，带上大包小包土特产不说，张勋还每人给一百大洋的压岁钱——一百大洋是什么概念？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月薪是十七个大洋！ 对于同乡向他求职或求帮忙的，一律办到。在他得势期间，奉新一县当过各地县知事（县长）的就有四十七人！ 张勋还酷爱京剧，多年沉醉，十分内行。1922年，复辟失败已五年的张勋在家开堂会庆祝他的七十大寿，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和八十多岁的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这些在京昆界赫赫有名的大腕齐集张家花园，成为梨园的一场空前盛会。这些角儿不敢糊弄内行张勋，各自拿出看家本领，卖力演出。张勋说按表演水平付酬劳，送给孙菊仙的报酬竟是六百大洋，感动得孙菊仙热泪长流，声音颤抖地说：“懂戏者，张大帅也！知音者，张大帅也！”张勋死时，孙菊仙哭倒在地，说：“黄钟大吕，恐自绝响！” 这么多张勋的生平轶事，也充分说明张勋这个人的传统性，他的性格、信条、趣味是完全古典式的，有机会就拥立溥仪复辟，十分符合他的思想逻辑。如果他发达后对乡亲薄情寡义，如果他爱好的不是京剧而是话剧，那就是另一个张勋，可能也做不出在民国已成立六年、并有袁世凯败亡在前的情况下还复辟的事来。 第22章 虽然他力保清廷，但由于他手握重兵，民国建立后也无法追究他，他继续是一方诸侯。这个时候，张勋开始被叫做“怪物”，原因是辫子。 他自己坚决不肯剪辫子，也禁止手下士兵剪。对劝他剪辫子的人，他勃然大怒：“谁敢碰我的辫子，我就和他同归于尽！”后来袁世凯觉得一个民国军队将领还拖着辫子，实在说不过去，就亲自劝他。面对大总统的劝告，张勋依然我行我素。 张勋在心里是实打实忠诚于清朝的，现在无法为清朝效力，就坚持留着这条辫子，以表心意和立场，并等着大清东山再起的那一天。 在民国依然留辫子，为什么会荒诞到被人称为“怪物”？这得从辫子在中国的历史说起。 清军铁蹄入关之后，多尔衮以年幼的顺治皇帝名义于1645年下令，汉族男子必须剃发梳辫，宣布“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臣僚不得论奏剃发，否则“杀无赦”。此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 在那明末大乱世，清军入关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多大的“亡国”之痛，因为日子已经够难过了，谁来做皇帝跟老百姓没关系，说不定关外的人来做皇帝还会让我们好过一些呢？反正谁来做皇帝，我们都是做老百姓，生活状态不会改变，也就无所谓“亡国”，也就是“改朝换代”而已。 可是这个“剃发令”却受到空前抵制。人们惊恐地发现，这回改换的不是朝代的名字和皇帝，而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风俗；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剧烈的痛，虽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剧痛的来源——自己的文化，被摧残、被强行改变了。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阴八十一日，民风本来柔弱的长江下游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反抗，就是为了抵制这个辫子。那时的口号是：“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江阴城陷落之时，带领全城居民浴血抗清的阎应元写下一幅对联：“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留不留辫子，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特别是民族尊严问题。 在一轮轮血腥镇压下，人们终于被征服了。这根辫子从此留在了国人头上，一留就留了二百六十多年，从当初一个被拼死抵制的东西，变成了中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 从审美上说，这根起源于游牧时代、为骑马射箭方便而形成的辫子从未给初见者以美感：在头顶中间拉一条线，线前面的头发剃光，线后的头发留起束成辫子，活象英语里的“q”字。到了鸦片战争，封闭的国门终于打开，外国人走进来也有部分中国人走出去，中国人这根独特的辫子一下成为焦点。 19世纪中期来中国的英国人灵里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而在檀香山留学的少年孙中山，成绩极其优异，每次考试有人问：“谁第一？”便有人答：“就是那个长着猪尾巴的！” 辫子，和中国的积贫积弱一起，成为了中国人的耻辱。 剪辫运动，在清末必然兴起。最早的自然是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因不留辫而被称为“长毛”；接下来是派出的留学生，因留辫而在国外受尽侮辱，有人愤而剪辫，以致清廷派驻海外官员的一大职责是严厉约束留学生剪辫；1895年开始，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海外成员开始剪辫，剪去辫子的孙中山摄影留念，形象十分潇洒；1898年1月，新加坡华人组织华人剪辫会，并登报倡议集体剪辫。 官方第一次开始讨论起辫子问题是1898年夏。维新运动中，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直言建议剪去发辫。他把剪辫提到了维新、强国的高度，认为：“断发虽始于热地之印度，创于尚武之罗马，而泰伯至德，端委治吴，何尝不先行断发哉?”而且，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因此，他请求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实施变革之际下令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 这个奏议没被批准，但剪辫潮流不可阻挡了。 1900年，新加坡华侨成批剪辫；1903年，在归国留学生带动下，内地有青年学生开始剪辫；1906年，新军里有士兵为了操练方便而剪辫，随即被制止；1910年，清末新政中组建的资政院第一届常委会开幕，一名叫罗杰的议员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接着，来自湖南的议员周震麟又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最后，两议案以大多数议员赞成获得通过。然而部分王公贵族激烈反对，有贵族言：“发辫亡，中国虽不亡，大清国亡！”1911年12月7日，在各地起义、独立声浪中风雨飘摇的清廷下旨，允许自由剪辫。 辛亥革命后，无数的人兴高采烈、满心痛快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有人事先选择吉日，点燃香烛，拜祭祷告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剪下的辫子烧掉。更有人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一时间，剪辫的浪潮如风起云涌，迅速席卷大江南北。 然而这条辫子已存在了二百六十多年，也成为了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出于惰性或出于对这个“传统”的维护，不愿意剪辫子的人也有一些，一些激进者强拉别人剪辫，某些地方甚至还为此出过人命。 为推动剪辫，上海小南门内的群学会发起了义务剪辫活动，由受剪者自选发型，剪平头的一律免费；留分头的，请专业理发师来理，仅收费一角。前来剪辫的络绎不绝。有一个叫徐志棠的理发师采用奖励办法剪辫，他宣布三天之内来他这里剪辫的，不仅不收费，还奉送大肉面一碗，结果吸引了三百多人前来剪辫。此后，上海自觉剪辫逐渐形成风气。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强制剪辫法令，孙中山下达的剪辫令里说：“今者清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尊者以违法论……” 辫子，终于走到了尽头。新的、文明的生活风尚树立起来了，中国人面貌一新，再留着辫子已是一种明显不合潮流、受到社会抵制的行为了，当时有一个叫《越风》的杂志载文说：“不剪发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 这个辫子是如此让人厌恶，即便是清朝大员亲属甚至宣统帝溥仪本人，对此也没好感。辛亥革命前，两江总督端方有个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打来电报说拖个辫子在国外多么受罪，他也要剪辫，端方回电不允；儿子又打电报请求，端方再回电制止；儿子再打电报……最后，端方无奈同意。为此事，电报费用花去八千元。后来有人戏说端方儿子的头真珍贵，剪个辫子要花八千元。 末代皇帝溥仪，在进入民国之后，见人们大都剪了辫子，干净利落、精精神神的，十分羡慕，也动了剪辫的念头。但他这个想法遭到太妃和他的师傅们强烈反对，认为他作为皇帝，必须遵守祖先留辫子的传统：谁剪你也不能剪！ 溥仪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英国人庄士敦教他英文。庄士敦也不解溥仪脑后何以要拖个辫子，讥笑它像条猪尾巴，这对溥仪刺激很大。在庄士敦的劝说下，延至1919年，溥仪终于下决心要把辫子剪去。他喊来理发太监，叫他给自己剪辫子；太监吓得面无人色，连连磕头说不敢，哀求皇上另叫人剪；溥仪不再罗嗦，自己一剪刀干掉了自己的辫子。这根剪下的辫子至今还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在这样的背景下，管辖几省的民国长江巡阅使（相当于清朝的总督）张勋在进入民国都六年多了，还死抱着个本包含着民族耻辱、现已成为历史陈迹的辫子不放，岂不是怪物？ 张勋虽然地位显赫，但没有太深基础，在社会上更没有号召力；他那两万多人的辫子军固然是一股让中央到地方都不敢小看的力量，但要把溥仪重抬上台，把民国翻过来重变帝国，也无异于屎克郎扛巨石。之所以复辟闹剧能上演，全在一个特殊的时机——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实权握在北洋头号人物、国务总理段祺瑞手里，两人都想掌权，于是黎元洪的总统府和段祺瑞的国务院斗得不亦乐乎，“府院之争”给了张勋以绝好的趁虚而入的机会。 袁世凯在世时，颁布约法规定总统候选人由现任总统指定三个。他仿照清朝“立储”制定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操作法则：生前写下这三个继任候选人的名字，藏之“金匮石屋”，自己死后再拿出拆封。袁世凯咽气之后，众人取出这个名单，上面赫然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这个名单有点出人意料，特别是袁克定。看到老爸的名单上根本没有自己的名字，袁克定面色惨白。 的确，袁世凯曾有意传位给他，但在假《顺天时报》事发之后，袁世凯对他已灰心、憎恶；另外又考虑到，自己为个皇帝大梦已众叛亲离，再让儿子接班也一点支持率都没有，指名要儿子继位，很可能把儿子送进了火坑。因此，袁世凯在临死前，把名单上的袁克定换成了黎元洪。 看到这个名单，北洋大将们心里个个一阵盘算。袁世凯一死，全国最具实力的人就是段祺瑞，但他在名单上只排第三；黎元洪这个副总统本的确应是当然继任人，但他不是北洋系，又毫无实力。 还是徐世昌老滑，为避免争端，就在袁世凯刚咽气的遗体前，他提出：根据《约法》，应举黎元洪为总统。 第23章 因为黎元洪不但是西南反袁各省能接受的人，而且他无法跟北洋人物抗衡，以他为元首，北洋系掌握实权，再好不过。 徐世昌的聪明还在于：他只说“根据《约法》”，却不说根据的是被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还是袁世凯颁布的《约法》。而不管是新约法还是老约法，都应举黎元洪为总统，段祺瑞想当大总统也张不了口。 1916年6月7日，即袁世凯死后一天，段祺瑞发布了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国务院通电。 这个黎元洪，虽贵为民国副总统，但在大总统袁世凯死去前后，所有大事一律沾不上边儿，只由北洋系操办。 黎元洪本在武汉当着副总统兼湖北都督，有职有权，有滋有味，但他人不到北京，袁世凯哪里放心，再三督请之下，1913年年底，派段祺瑞到武汉，以雷厉风行的手段终于将其“请”到北京就职。 到北京后，袁世凯迎接他的礼节不下于招待孙中山，但欢宴过后，给他安排的下榻处竟是慈禧太后当年囚禁光绪的中南海瀛台！黎元洪叹息一声，知道自己大势已去，成了袁世凯手里的光绪。 自知失势的黎元洪只能夹起尾巴，当着这个名为全国第二号人物、实则啥用不管的副总统。袁世凯见他老实，也乐意和他搞好关系，在称帝期间，为得到他的支持，还叫一个儿子娶了黎元洪的女儿，二人结成亲家。 北洋系一贯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特别是段祺瑞。段祺瑞极具个性，他精悍能干，叱咤军界，是北洋第一大将；又工诗善画，酷爱围棋，文化程度远高其他老粗军官；而且段祺瑞毕生清廉，两袖清风，视钱财如粪土，还以一句“你哪是当官的料，我还是给你些钱去做个小生意吧”打发走了前来求官的农村弟弟。自负有才又有德，段祺瑞对人从来不巴结逢迎，只以实力说话，因此是有名的刚愎自用、争强好胜，有“北洋之虎”之称。 对这个黎元洪，段祺瑞是一百个瞧不起。早在前清时，段祺瑞最后当到湖广总督，而你黎元洪最大不过一个旅长。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人说黎元洪有“首义之功”，而段祺瑞认为清廷是袁世凯和他搞掉的，他在前线联合北洋将领发出的威胁电文才直接造成了清帝乖乖退位；至于你黎元洪，谁不知道你是被起义士兵强逼成湖北都督的？ 段祺瑞眼里的黎元洪，就是一个无能平庸之辈，只会靠“仁厚”、“和蔼”来赢得别人好感，因此对自己要屈居这个人之下，感到十分不平；在黎元洪任大总统后，他这个国务总理根本就视黎大总统如无物。 对袁世凯，黎元洪自认不如；但对段祺瑞，黎元洪却很看得起自己。他参加过甲午海战，失败后投水，准备以死殉国，被人救起；在历任军官职位上，他宽厚仁蔼，爱护部下，一直深受士兵拥戴；武昌起义后固然是被逼为都督，但在那个险恶形势下，他出任都督担了多大风险？又为稳定人心、壮大革命声威起了多大作用？那时如果没有他出头在湖北统率一切，哪有后来那么好的革命形势？孙中山当选大总统，得了十七票里的十六票，而他黎元洪当选副总统，却是全票！而且，西南护国起义者提出的六项和谈条件，其中一条就是要他黎元洪担任大总统，这就是人心评价！尤其让黎元洪欣慰的是，他投身共和以后，对维护民国国体做到了坚贞不二。袁世凯图谋称帝，他这个袁世凯的亲家公开反对，受到拥袁者的多次当面谩骂；袁世凯接受帝制两天后，发布的第一道敕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有人劝他明哲保身接受王位，黎元洪说：“我意已定，宁死不受。”袁世凯又派裁缝来量做亲王制服，被他逐出；袁世凯以为黎元洪最终会接受，于是再次颁布敕令，并命“九门提督”江朝宗来宣封，黎元洪这次干脆见也不见江朝宗，江朝宗只好耍赖，长跪高呼：“请王爷受封！”黎元洪大怒，从房间疾步奔出，指着江朝宗的鼻子大骂：“江朝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快快给我滚出去！” 由于黎元洪众所周知的反对帝制的鲜明态度，蔡锷逃出北京前特地秘密拜访黎元洪，并请黎元洪静侯佳音。当蔡锷在昆明打响了反对袁皇帝第一枪后，黎元洪击节赞道：“松坡（蔡锷的字）不愧英雄本色！” 现在轮到自己担任大总统，黎元洪一点也不买北洋将领“拥戴”的帐，他在就职仪式上非常明白地说，他是根据民元约法（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任总统的；也就是说，对袁世凯的什么《约法》，什么“金匮石屋”，什么北洋系的“拥戴”，统统不领情。 然而黎元洪自知段祺瑞等重兵在握，他迫切需要增强自己的筹码，因此一上任就要求重开国会；而段祺瑞说国会一开，政府行权就受到很多牵制，意在拖延。是否重开国会，是总统府和国务院的第一次争执。 在南方各省的坚决要求下，段祺瑞无奈让步。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下令重开国会；接着，国会召开，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 国会重建增大了黎元洪的力量。段祺瑞对此自然十分不爽，对黎元洪摆出在他之上的大总统架势，段祺瑞非常恼火，说：“我是要他来签字盖章的，不是请他来压在我头上的！”黎元洪当然也不敢过火，只说：“总统是婆婆，不是媳妇；婆婆可以少管事，但不耐媳妇命令一切。” “府院之争”一步步升级。段祺瑞准备安排他的亲信门生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为人也是跋扈独尊，极像他的老师段祺瑞。黎元洪对这一任命一口否定，说：“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可以答应，惟这件事不行！”他坚决拒绝为这一任命文件盖章。后在徐世昌的调和下，黎元洪终于同意盖章；段祺瑞也答应了黎元洪一个要求：凡重大事项，要报总统。 段祺瑞瞧不起黎元洪，从不以“下级”、也就是总理身份去总统府，现在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就把所有往来事务都交给了徐树铮办。徐树铮有时拿文件给黎元洪用印，黎元洪就文件事项问几句，徐树铮就不耐烦地说：“叫你盖章，你盖就是，问那么多干什么？我忙得很，哪有那么多时间！”气得黎元洪半死。 接下来，徐树铮和内务总长、国民党人孙洪伊大干一场。在国务会议上，孙洪伊指责徐树铮的手伸得太长，什么都管；徐树铮却说难道你孙总长做的事别人就不能问吗？孙洪伊按捺不住，挖苦道：“阁下的大才，我很佩服，只可惜总理没有提拔你当国务员，这是国务会议，阁下只有当上国务员才有资格发言呢！” 两人各找后台老板泄愤。段祺瑞说：“孙总长也太不象话了。”黎元洪则说：“徐秘书长未免欺人太甚。” 10月18日，徐树铮拿着将孙洪伊免职的文件去见黎元洪，要求黎元洪盖章。黎元洪吃惊不小，予以一口拒绝；徐树铮连去四次，黎元洪连拒绝四次。最后一次，徐树铮粗鲁地说：“总统不盖印，就只能不准伯兰（孙洪伊的字）出席国务会议啦！”黎元洪忍不住大怒：“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徐树铮傲慢地说：“这是总理说的话！” 10月24日，段祺瑞拿着将孙洪伊免职的文件亲自去见黎元洪，要求盖印，黎元洪仍然拒绝。段祺瑞不再客气，发起虎威，气势汹汹地说：“如果总统不同意把孙洪伊免职，就把我免职吧！”黎元洪抵挡不住，只好提出让孙辞职，而不是免职。而孙洪伊脾气又刚烈得很，声称除非被总统撤职，他绝不辞职。 事情越闹越大，徐树铮就略退一步，提出孙洪伊辞职，“以维护总理威信”，然后戴职出洋考察，或者安排别的职位，比如外放省长。不料孙洪伊声明：“什么官我都不要，只要维持我的人格，我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 这个“三不”让段祺瑞气歪了鼻子（他的鼻子本就有点向左歪，生气时尤甚），他咆哮道：“好，大家都辞职，让他孙洪伊一个人去干！” 受够了窝囊气的黎元洪巴不得段祺瑞辞职。在谋士的建议下，他决定请出在河南隐居的北洋元老、在袁世凯写的继任总统名单里名列第二的徐世昌来当总理，借势把段祺瑞赶下台去。 府院相争以来，徐世昌一直在中调解，这下黎元洪要赶下段祺瑞、请他徐世昌出山，徐世昌却绝不干这样的事：一则他知道段祺瑞的实力和秉性，谁能赶得下他？他要辞职云云，只是气话；二则要他徐世昌出来配合黎元洪，和段祺瑞作对，然后在黎元洪手下当差，他也是绝对不愿意干的。因此他提出一个“拥护元首，维护总理，不入政界”的“不沾锅”的条件，如黎元洪答应，他就进京调停府院之争。 黎元洪以徐代段的想法落空，只好接受徐世昌调停。徐世昌提出的办法是府、院两边各打五十大板，将孙洪伊的内务总长和徐树铮的国务院秘书长一起免去。在徐大佬的面子前，这一办法被双方接受，一轮危机平息下去了。 府院之争越演越烈。张勋在徐州紧盯着事态发展。民国的什么总统府，什么国务院，在他心里屁也不算，只有大清、皇上、朝廷这些东西他才认为是神圣的，中央斗争得越激烈越好，越激烈、越两败俱伤，他复辟“理想”的实现才可能越大。 终于，一个“对德宣战”案让他的良机来了。 到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打了两年半，中国一直置身事外，取中立态度。该年2月，美国宣布同德、奥绝交，准备参战。美国希望中国和它采取一致行动，美国公使奉命频繁拜会中国总统、总理，表示如中国参战，将借款给中国做军费。 第24章 在美国的活动下，中国政府同意参战。 这是个大事，素来不以总理身份见黎元洪的段祺瑞于3月1日率全体阁员来到总统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对德绝交，黎元洪表示这个问题要先交国会讨论；2日，段祺瑞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和各政党领袖座谈，对德绝交获得赞同；3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4日，段祺瑞再来总统府，请黎元洪在政府向国会递交的咨文上盖印。盖印后交国会，因段祺瑞事先已取得国会赞同，一盖印交过去表个决，对德绝交的整个手续就办完了。 不料黎元洪在手续齐备的情况下坚不盖印，说不能“草率从事”，又提出要统一全国军人的意见才可决定。 黎元洪节外生枝，段祺瑞气得鼻子歪到一边，强忍怒气再做解释；黎元洪却说大总统有宣战和媾和的特权，应对一切负责。段祺瑞莫名其妙又恼怒万分，吼道：“总统既然不信任我，事事作梗，这个国务总理我是没法干下去了！”当天，段祺瑞就丢下国务院的事务，离开北京跑到天津生闷气去了。 中国对德绝交，本来在美国的游说下，黎元洪是早已答应了的，可到要落实的时候，素来老实、并不敢主动向段祺瑞找茬的黎元洪却变了卦，这里的原因在于：日本听说美国以优厚条件介入中国外交，怕自己失去了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赶紧也扎进来，许以更实惠的条件；段祺瑞本就是亲日派，就跟日本密切起来。美国看到，日本要主导中国的外交方向了，就改变态度，由鼓动中国参战转变为反对中国参战。黎元洪是美国看好的人，就按美国调整后的调子反对中国对德绝交了。 段祺瑞负气出走，本来正中黎元洪下怀，但马上他就发现段祺瑞这一走还真有走的实力：他一走，黎元洪就找不到够分量的人做总理了。请徐世昌，徐世昌不干；请王士珍，王士珍是段祺瑞的同门，不可能“卖友”。而全国各路军阀还是服气段祺瑞，纷纷发通电要求挽留段总理。黎元洪无奈，叫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到天津请回段祺瑞。 段祺瑞扬眉吐气地回到北京。对德绝交案，黎元洪自然只有盖印，国会也迅速通过。 然而段祺瑞还要对德宣战。1897年，德国强租胶州湾，并把整个山东划为了它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6月爆发后，日本向德宣战，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段祺瑞看准协约国必胜，力主参加这场大战，德国败后，中国就可做为“战胜国”从日本手里收回山东权益。支持中国参战、允诺提供军费借款给中国的日本，可能没想到段祺瑞肚子里还有这个主意。 对德绝交已让总统府和国务院闹翻了天，对德宣战更是狂澜迭起，直接造成了张勋的复辟良机。 跟美国关系密切的黎元洪首先不同意宣战；国会也不同意宣战，在议员们看来，中国干吗要趟欧洲那个混水，中国又哪里是去打世界大战的料？搞个绝交就不错了；各省军阀也不同意宣战，因为他们最怕要调自己的兵上战场，会削弱自己的实力。 段祺瑞不怕黎元洪，也不怕国会，但他怕得不到军阀们的支持，枪杆子不同意才真玩完。因此他紧急召开督军会议，全国十个省的督军和其他省的督军代表到会。段祺瑞在会上面授机宜：所谓宣战，其实不用出兵，只要派些劳工去欧洲就可以了，协约国胜利后中国就是战胜国，很讨便宜；而且，参战期间，各位将军还可以借此机会壮大自己的军队！ 各省军阀对此当然十分高兴，态度一下由反对宣战变为支持宣战。在段祺瑞的操纵下，他们组成“督军团”，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压。 黎元洪先前在拖延对德绝交案时借口“要统一全国军人意见”，这回军人真的提出“意见”了，可不合他的意图，就又对军人干涉外交事务震怒不已。他在总统府对前来鼓动宣战的督军团吼道：“宣战媾和是大总统的特权，你们责在守土，不许侵犯大总统的特权！” 可黎元洪毕竟是纸老虎，抵挡不了军人的攻势，5月6日，只好在议案上盖印，然后寄希望于国会否决。 国会这一关，如果段祺瑞妥加布置，通过不太困难，段祺瑞本已开始疏通国会，回答了议员“中国参战是否因为日本给予借款”等质询。不料段祺瑞的手下傅良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像袁世凯选大总统时组织“公民团”围攻议员一样，傅良佐在段祺瑞不知道的情况下也搞了个“公民团”！这些“公民”情绪激动，包围国会，摇着旗子喊着口号要求宣战，段祺瑞看见时还以为是真的，十分满意。也许是赏钱给得够多，“公民团”非常卖力，甚至冲进会厅，激起了议员的极大愤慨，当即宣布休会，以示抗议。 督军团在国会碰壁，恼羞成怒之下，联名要求解散国会。对这一公然挑战根本国法的跋扈无理行为，黎元洪强硬了起来，一口拒绝，宣布：“不违法，不恋栈，不怕死！ 眼看黎元洪已退无可退，却似乎是老天助他，这时发生了一个转折：英文《京报》披露，中国如对德宣战，日本就提供中国一亿元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回答议员质询时本已将此传言否定，这一下舆论哗然，老段被送到了风口浪尖；接下来，又一有利于黎元洪的事发生——长江巡阅使、十三省大盟主张勋明确表示，随时奉黎大总统之命入京，维护治安。 段祺瑞正狼狈不堪，又得到张勋的效忠，受够了欺负的黎元洪腰杆立时硬了起来，他决心摸一把“北洋之虎”的屁股。5月23日，黎元洪连下三道命令，宣布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的职务，任命前清重臣、原云贵总督、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为代理国务总理。这是黎元洪到北京以来干的最大的一件事。 段祺瑞听到黎元洪竟真敢免自己的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天，他立即来到天津，发通电称根据民国约法，总统无权免总理的职，他对此免职令不予承认。 张勋一直在紧密观察北京的府院之争，在督军团被黎元洪和国会呛得怒火万丈之时，张勋秘函邀请各省督军到他的衙门所在地徐州。 各省督军连称张勋为前辈，挑动张勋对黎元洪不客气。张勋看着督军们对黎元洪如此愤恨，心里得意地咪咪笑着，又把黎元洪免段祺瑞总理职务的电文出示（发此电时督军们尚在来徐州途中）；顿时，各省督军大惊失色又暴跳如雷。 张勋要的就是大家仇视大总统黎元洪。眼下大家的情绪差不多了，纷纷希望张勋带头倒黎，他却又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有人立即明白了，说：“我们知道您就是想复辟清室，只要您带头，我们誓死跟从！” 张勋顿时大喜过望，说：“要真是这样，那太好了！但这可不是空话，我们既然干，就必须坚定不渝！”众人连连称是。张勋又问参加会议的徐树铮和安徽省长倪嗣冲，这二人可表露段祺瑞的态度。徐、倪二人的回答是：“只求倒黎，不计手段！”意思是复辟也没啥不可。 这次复辟前的徐州会议商定，张勋进京后，先解散国会，再逼黎元洪退位，然后迎溥仪复辟。会后，按张勋要求，各省督军在一块赞同复辟的黄绫子上签名。 谋算多年的复辟终于开始了！张勋兴奋不已。这个粗爽直率之夫得意于联合了这么一帮全国的实力派，复辟成功指日可待，却想不到督军们和段祺瑞的心理：他们要的是借你赶走黎元洪，就姑且答应你的复辟，这什么年头了？你复得成辟吗？黎元洪一倒，我们的目的达到，复不复辟还由得你老张？段祺瑞更阴险：他知道张勋做梦都想复辟，就叫手下鼓动，等张勋真复辟了，他可以轻轻松松平定下去，赢得一个“再造共和”的好名声。 黎元洪胆敢免掉北洋老大段祺瑞的职，全国各地军阀开锅，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宣布独立，随后河南、浙江、山东、福建等七省宣布独立；督军团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指责黎元洪为“奸人”，甚至扬言“北伐”。行将就木的老官僚李经羲没想到自己到衰年还有总理之荣，喜滋滋本想上任，这下也吓得根本不敢出门，更不敢到北京就职。 府院之争发展到这个地步，黎元洪走投无路，急召张勋进京调停。 6月6日到8日，津浦铁路上轰鸣行进的车厢里，都是全副武装的辫子兵。张勋率领六千辫子军，在奉大总统黎元洪征召的合法名义下，开进北京，复辟闹剧就要开演了。 出发之时，张勋带着一个包裹；有人问他包裹里是什么，他诡秘地一笑，说：“到时你就知道啦！” 张勋路过天津时和段祺瑞见面。张勋假惺惺向段祺瑞表示此行是为他驱黎，段祺瑞从徐树铮那里已知徐州会议内幕，因此看张勋的眼光就跟看马上就要掉进陷阱的老狗差不多。段祺瑞一边怂恿张勋驱黎，一边为将来计，又事先说句和张勋“划清界限”的话：“你如复辟，我一定打你！”正春风得意的张勋大剌剌地说：“复辟是一定的，只是暂时还不想办！” 张勋到达北京，第一天在南河沿张公馆休息；第二天去见黎元洪，要求立即解散国会，否则他不负调停之责；第三天，头戴红顶花翎，身着纱马褂，拖着大辫子，一头钻进故宫，去参拜他的万岁爷溥仪去了。 进京之时，张勋要求带卫队，黎元洪允他带两千人，不料一下来了六千，黎元洪知道大事不好；等见了面，张勋开口就是解散国会，黎元洪如五雷轰顶，终于明白自己请来了一尊瘟神。 请神容易送神难。张勋气势汹汹，要求三日内解散国会，毫无协商余地。 第25章 6月9日，辫子军驻扎天坛、先农坛，把刀架到了黎元洪脖子上。 黎元洪无计可施，只求保住民国的共和国体，幻想满足张勋的解散国会要求后，能让其停止进一步行动。黎元洪已知自己一纸征召令，惹下了塌天大祸。现在的情况是，即使他张勋自己要做总统也比宣统复辟好！换总统不涉及国体，而一复辟，这个国体倒退是他黎大总统一手造成的！ 解散国会要内阁总理副署，李经羲躲在天津不敢上任，代理总理是伍廷芳。对这一妥协行为，伍廷芳绝不副署；黎元洪听从他人建议，说如果肯副署的话，就提拔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为外交次长，伍廷芳大怒，说这有辱人格！张勋听说黎元洪已就范，就缺老伍签字，派人来威胁伍廷芳，伍廷芳丝毫不为所动，这位已双耳失聪的中国第一个留洋法学博士说：“职可辞而名不可署，头可断而法不可违！” 黎元洪又派人去天津找李经羲，李经羲说：“我未就职，不算总理。”不签。受派的人急了，竟又有脸没皮地去找一个半月前刚被免职的段祺瑞，段祺瑞当然说：“我已经下台了，哪有副署的职权！” 黎元洪急得要哭，哀求王士珍“帮忙”当一回总理，把这文件副署了，王士珍说：“如果总统一定要这么办，我就辞职出京，一切事情我都不管！” 最后，还是那个江朝宗挺身而出，愿意副署。黎元洪如见救星，赶紧任命他为代理总理，立即签署解散国会的文件。这两个文件的落款日期是张勋要求的6月12日，因为到处一圈又一圈地找不到人当总理，发出时其实已是13日早晨了。 在张勋的“勒令”下，国会就这样荒唐地解散了；解散过程中手忙脚乱的一连串怪态，叫人不知笑好哭好。 “辫帅”进京，前清遗老兴奋不已，频繁活动，就等着溥仪重登大宝、自己加官晋爵的那一天。 6月28日，北京火车站走出一个农民打扮的老头，以蒲扇遮脸，十分诡秘。他一出站立即被四名辫子兵恭恭敬敬接上车，向张勋公馆疾驰而去。 这个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他的内衣里，藏着复辟用的宣统皇帝复位文告。 被晚清人称为“南海圣人”、被今人李泽厚称为“近代以来最出色的一个思想家”的康有为，是铁杆保皇派。领导维新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后在上海隐居。张勋起事前，他已在张勋家里住了半年，两个臭味相投者日日筹划复辟“大业”。现在他是当然的主角之一了。 张勋虽然粗鲁，却有一位好妻子。他的大太太曹瑞琴，纯朴善良，乐善好施，政治上也比较有见识，很清楚知道张勋这种做法是与全国为敌。她拼死阻止复辟，拉着他的衣服跪地苦苦哀求。张勋大怒，“大义灭亲”地说：“你敢再阻止，我毙了你！”曹氏知道张勋是个死心眼，没法劝回，只好私自派靠得住的堂侄张肇，拿了三十万两银票，往广州拜赠孙中山，好为张勋及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6月30日夜，复辟正式开始。张勋在公馆开完堂会，当众宣布立即要扶溥仪重登皇位，众人面面相觑。张勋声嘶力竭地吼道：“你们都受过大清皇恩，应该竭力赞成，成就此千古不磨之勋业！今天这里的人，不赞同不许出去！” 随后，辫子军如潮水般涌进北京城内，迅速占领各地要冲。 7月1日，是溥仪永远难忘的一天。欣喜若狂的师傅们赶过来，说张勋马上要来了；溥仪说他又是来请安吗？师傅们连说不是不是，他这次是来迎皇上重登皇位呀！从今天起，你又是皇上了！师傅们又交代了溥仪几句。 张勋临行携带的包裹里的秘密出现了，就是现在他的全身“朝服”。张勋走上前来，三叩九拜之后，说：“隆裕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 天大的喜事真的就这么来了？溥仪感到有点晕。按照师傅们事先的交代，十二岁的溥仪说：“我年龄太小，无德无能，怕当不了如此大任。” 张勋喜出望外，溥仪这番话多么成熟得体呀，皇上就是皇上，没保错！他连连夸皇上如此年幼竟如此英明，又说康熙爷八岁不就即位了吗？不也做出了那么一番大事业吗？有奴才等的辅佐，皇上您一定也是千古留名的圣君！ 接下来，一拨拨的遗老前来晋见皇上，请安的请安，谢恩的谢恩，自1912年以来就冷清寂静的紫禁城，又喧哗活跃起来了。 喜气洋洋中，也有清醒者。6月30日夜，瑾太妃一听要复辟，赶紧阻止，她知道如今再复辟已不可能，反而可能会因此而被取消优待皇室的条件。越想越怕，她流着泪说：“康有为和张勋这个搅法，会葬送这个孤儿寡妇的小朝廷啊！”溥伦也力主不可，太保世续拼命磕头阻止，以致额头血流不止。可这些都阻挡不了张勋的狂热和梦想复辟者“天上掉下个馅饼”的狂喜了。 溥仪坐上中和殿，张勋率领一干遗老，跪拜磕头，山呼万岁；然后拿出康有为起草的复位上谕，请溥仪“御览”后盖印。 民国6年，变成了宣统九年。 7月1日这一天，“朝廷”一口气颁发九道“上谕”，内容基本是分封，什么“公”，什么“大臣”，什么“尚书”，又安在了一个个拥护复辟或不拥护复辟者的头上。劳苦功高的张勋，名列七名“议政大臣”之首，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赐紫禁城骑马。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院长”是徐世昌！ 黎元洪也被封了个“一等公”，以表彰他“还政”之功。 皇宫里像模像样地搞起来了，民间街市也在布置。7月1日清早，警察挨户通知：宣统爷复辟了，立即悬挂龙旗！ 民间的复辟支持者们喜出望外，把珍藏在衣柜深处的前清服装翻出穿上，兴高采烈地满街溜达。而一夜之间发现国家变色的广大民众措手不及，生怕不跟着换衣服会被复辟了的朝廷追究罪责，到处去买那种早不时兴的袍褂，市面上的少量旧式衣冠被一抢而空；这远远满足不了前清袍褂的需要量，于是寿衣店也大红起来，给死人穿的寿衣一时间成了抢手货。北京街头，到处行走着好似棺材里爬出来的人，一片魑魅魍魉。 清朝完蛋已七年，龙旗也早已被不知扔到了哪里，被要求挂龙旗的民众没有办法，就拿纸糊个三角龙旗插在门前。街道和胡同里一排排的纸旗帜，让人感觉这个国家的人都犯了什么病。 这还不算，清朝的最大标志是辫子，可如今有辫子的人除了故宫里优待着的，就只有张勋和他的辫子兵。一些被时势所迫剪了辫子的遗老，以及害怕复辟朝廷追究“不忠”的人，还有那些向复辟朝廷卖乖示好的人，纷纷收集毛发，做成假辫子，安在头上，然后也就这样怪模怪样地出门行走。 东方古城北京成了一个荒诞无比的世界。这种闹剧，千古难见。 眼睁睁看着张勋复辟的大总统黎元洪此时再也没有了任何顾虑，事到最后，他终于显出了骨气和魄力。 黎元洪的总统府依然五色旗高扬；对前来劝他退位、接受复辟朝廷册封的人，黎元洪严词喝骂。7月1日这一天，黎元洪连发三道电令，一是要求各地立即讨伐国贼；二是宣布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三是宣布由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做完这些布置，7月2日，黎元洪进入日本公使馆避难。 张勋复辟开始以后，段祺瑞立即接到黎元洪恢复他的总理职务、要求他起兵讨逆的命令。段祺瑞恼恨黎元洪争权，又鄙视他无能，不愿奉黎元洪的命令，但经人一劝，立即以大局为重，还是在接受大总统黎元洪号令的名义下，来到天津附近的马厂，以第八师李长泰部和驻廊房的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为力量，开始讨逆。 和张勋密切合作复辟的社会名流是康有为，而和段祺瑞并肩扫除复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1898年二人是“百日维新”的主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师生二人立场竟有天壤之别。 7月2日，梁启超风尘仆仆赶赴马厂，段祺瑞亲自迎接，握着他的手说：“任公上任，军威大振。”以段祺瑞为总司令，梁启超、汤化龙、李长泰为参赞的讨逆军组建。7月3日，誓师讨逆。 7月4日，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出讨伐张勋的通电，这个电文出自梁启超之手： “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国，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窃惟国体者，国之所以与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后而复图变置，其害之于国家者，实不可胜言。且以今日民智日开，民权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严，驯伏亿兆，尤为事理所万不能致……” 在段祺瑞讨逆军的攻势下，辫子军不堪一击。双方7月7日交火，7月12日即告战事结束。整个战斗一共六天，其中有四天没有对阵，实际只有两天。张勋那十个营的六千辫子军，战斗一开始就被策反了六个营，只剩四营兵力挣扎顽抗，很快就一败涂地。 这场战斗中却出现了一个有军事史意义的事件：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弹，这是中国第一次空军作战，轰炸的还是皇宫。秦国镛一共向紫禁城投弹三枚，都是尺把长的小炸弹，吓得宫中的溥仪、太妃和“大臣”魂飞魄散，纷纷扎进床下。这三枚炸弹一枚落在隆宗门外，炸伤轿夫一名；一枚落在御花园的水池边，炸坏水池一角；一枚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爆炸，把几个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吓个半死。 第26章 张勋兵败如山倒，慌了手脚，立即打电报给各省督军，要求他们履行徐州会议的承诺，赶紧发兵增援。可是，哪里会有人理他？10日，张勋再发一电，大骂徐州会议参加者背信弃义，出卖朋友。 眼见四面楚歌，张勋想到自己还有个“法宝”，那就是徐州会议后大家签字赞同复辟的那块黄绫子，各省督军，以及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的大名都还亲笔签在上面呢。张勋11日对外国记者发表讲话，扬言要公开名单。不料等到要找出黄绫子的时候才知道，它已经被北洋的人以二十万大洋从他的参谋长那里买走了！ 众遗老束手无策，问张勋现在该怎么办。张勋说：“你们个个聪明，只我是个傻瓜，复辟成功，大家加官晋爵，失败了我一人受罪。好，不用你们干着急，这事与清廷无关，是我张少轩一人干出来的。成功了，皇上老子坐龙廷，现在失败了，由我一人负责，要杀、要砍都可以，怕什么！” 从7月1日到12日，十二天时间，这场荒诞无比的复辟闹剧就结束了。 败得这样快，固然首先是复辟与时代不合，张勋在实际施行中的头脑简单也是一大原因。按照康有为的方案，可能不至于这么稀里哗啦、荒唐现眼。康有为的意见是：在政制上，“复辟宜行虚君共和，政权当归内阁”，“更不宜恢复大清国号”；在军事行动上，康有为建议“布置要严密，徐州现有兵力三万，宜调一万入京，其余分扼津浦铁路，再调冯麟阁一师入关扼京奉铁路。”这番建议，比张勋的带着区区六千士兵、要全盘恢复封建帝制高明得多。 复辟失败，复辟派树倒猢狲散，康有为剃掉头发，躲进法源寺做起和尚；杨度一溜烟跑到上海，做起“名士”。倒是被“封”为“法部尚书”的劳乃宣，在大堂上刻下一行“生是法部官，死是法部鬼”的字句后，在法部大堂悬梁自尽。 昙花一现的复辟梦破灭，溥仪又伤心又害怕，放声大哭。 黎元洪鲁莽失计，征召张勋进京，惹来这弥天大祸，自感再也没脸当大总统，就辞去职务，搬到天津私宅养老，从此基本消失在民国史上。 段祺瑞迅速平定复辟，在一片“再造共和”的钦赞声中，于7月14日雄赳赳回到北京，复任国务总理。 祸首张勋，被德国使馆派出汽车接走，送到荷兰使馆躲避。张勋又蹦又跳，决心以死相争，最后还是几个洋人七手八脚死命把他塞进汽车。 这场闹剧，形同儿戏，性质却极严重，因为关乎国体；同时，这十二天的闹腾，让中国的首都在国际上出尽洋相。北洋政府说张勋不是政治犯，而是国贼，要求荷兰使馆引渡张勋。而张勋在使馆内声称他依然握有北洋政府要员怂恿、参加这次复辟的八十二件证据，并命部下着手编写徐州会议回忆录，以表示这件事北洋政府同样有份。 在荷兰使馆内，张勋为了便于逃出国，在荷兰公使的建议下，“辫帅”居然剪掉了他爱如生命的辫子。他对小妾说：“以前不剪辫子，是因为我是中国人，现在要去入外国籍了，就剪掉！”也就是说，他不肯承认自己是民国一员；他说的“中国”，其实就是大清国。 段祺瑞投鼠忌器，也不敢对他逼得太狠。也许是觉得内心有愧，一些军阀，如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等纷纷通电或致函段祺瑞为张勋说情。张勋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更是多次致函段祺瑞请求恢复张勋的自由，保证其人身财产安全。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民国大总统，于当年10月22日下令赦免张勋。 张勋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发还了财产。 晚年的张勋，对忠君、复辟的顽固思想和荒诞行为也有所反思。1920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对关于他企图再次复辟的凭空指责，他辩诬说：“……至于往事（指复辟），在勋感受旧恩，恩图报称，博浪之锥，止于一击……勋年将七十，但求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赐。” 这位一手导演了民国最大闹剧的粗率武夫，此时已是心境淡然、与世无争的皓首一翁。他有时也和人饮酒赋诗，但遇到有人问起当年复辟，都只淡淡几句，不再多谈。 从一名书童出身的士兵，当到清朝的高级军官，金银美女，无所不有，张勋深感皇恩浩荡。报恩，这样一个简单朴素的心理动机，支配了江西农家子弟张勋几乎一生的思想行动，而不管公意公理、历史趋势和时代大潮。 1917年7月21日，孙中山在致广西督军陆荣廷的一份电报中说：“张勋强求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孙中山对张勋的这番评论，可算公正、体贴、豁达。 1923年9月12日，张勋病死于天津，终年七十岁。为了表彰他忠于清室，溥仪赐谥“忠武”。不知在另一个世界的他，是否还会涕泪横流，伏地大呼“虽肝脑涂地，无以报也”？ 南北草莽：“广西王”陆荣廷与“山东王”张宗昌 民国前半期的历史，几乎就是军阀割据、混战的历史，这一时期与风烟四起的清末相连续，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混乱底色。 在那个大乱世中，有一批说家世没家世，说文化没文化，说才干似乎也谈不上正经才干的人，凭借机遇、胆略以及仗义、残暴、狡诈等等好坏交织的个人品质，一路驶过历史那暗礁凶险的曲折河道，登上了一个个重要位置。 草莽出身的军阀，在民国史上为数不少，这里重点讲述的两个——陆荣廷和张宗昌——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这二人都是地地道道的毫无依靠的微寒出身，都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留下了许多掌故轶事。 提起“广西王”，人们大多更知道李宗仁和白崇禧，以及以他们为首的和蒋介石集团几乎一直抗衡到1949年民国终结的“桂系”。然而，在中国近现代的割据群雄中，李、白只是西南的后起之秀，李、白的武装集团也只能叫“新桂系”。他们的前辈，就是在民国建立后统治广西十年、在反袁“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中都刻下了深刻印记的陆荣廷。 关于“山东王”，人们也许更容易想到那位据说以“草包”而闹出奇多笑话的韩复榘。同样，在韩复渠之前，还有一个独霸山东三年的张宗昌。张宗昌在做“山东王”期间，对山东控制之紧，摧残之烈，在各地多如牛毛的割据军阀中都十分罕见。 时间的河流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洗成了苍白干瘪的符号，曾经在地方风云一时的土皇帝陆荣廷和张宗昌到今天也就留下一个“军阀”的历史信息。如果要说出他们有什么众人皆知的后世功业，那就是，陆荣廷把一直在桂林的广西首府迁到了南宁，一直延续至今；张宗昌则创办了山东大学，这所高校现在是全国一流的大学。 陆荣廷和张宗昌不是一辈人。陆荣廷出生于1859年，比和鲁迅同年的张宗昌大二十二岁。这两代军阀所走过的道路，正好也是清朝末期到民国中期乱世中国的一个切面。 在远离中原、山清水秀的广西武鸣，有一个户主叫陆业秀、主妇叫欧氏的壮族清贫人家。1859年，这个人家生下一个男婴，这就是陆荣廷，小名阿样、阿宋。 陆家只有旱地两亩，陆业秀又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家庭生活的重担全压在欧氏一人肩上。欧氏辛劳一年，所得口粮也只够吃三个多月，其他时间就靠挖野菜和野山芋度日。陆荣廷出生时，家里连给他裹体的衣服都没有。谁也料不到，出生于如此贫寒之家的陆荣廷，长大后竟能把整个广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陆业秀东游西荡，又经常偷鸡摸狗，在乡里名声极坏。1860年，也就是陆荣廷刚满一周岁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广西武鸣，石达开的军队在此长驱直入，乡民纷纷四散奔逃——当时叫“跑长毛反”。陆氏夫妇也抱着小阿宋躲进密林。 事后一个给陆家带来没顶之灾的谣言流传开：“长毛”是陆业秀勾结来攻打山寨的！于是，本就对陆业秀经常偷盗恼恨不已的村民群情激愤，一哄而上。拳脚交加中，陆业秀一命呜呼。 只会哇哇啼哭的陆荣廷那时只有一岁，想必也不会记得如下场景：他家没有安葬爸爸的钱，只以一张烂席把爸爸的尸身裹着，央求同族弟兄以一块门板把爸爸抬去埋掉。抬到半路，爸爸的尸体从门板上滑落下来，同族弟兄已不耐烦，就地挖个坑就把爸爸草草埋了…… 陆业秀的坟草还没长青，一个风水先生看到了这个坟地，一下瞪大了眼睛，连连击掌，激动地说这块坟可不得了啊，没见过这样好的风水，这个人家的子孙将来必定大大发达！ 年幼的陆荣廷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的妈妈已经改嫁到县城里一个姓魏的人家，他被寄养在同样清贫的邻居特教妈家，成天在为吃不饱肚子发愁。但那些参与打死他父亲的人一听吓坏了，他们趁夜色把狗血洒到陆业秀的坟上，以破“风水”，免得陆家将来真出了大人物会来找他们算账报仇。 寄养在特教妈家的陆荣廷活得象条小狗。孤老太婆特教妈每天起早贪黑出门做活，把小荣廷锁在家里，留给他一钵玉米。陆荣廷睡醒了就吃，吃完了再睡，直到又被饿醒…… 粗茶淡饭中，未来的“广西王”一天天长大，身体还长得相当不错，特教妈也觉得这孩子特好养活。到他七八岁的时候，饭量猛增，一顿要吃三四大碗，特教妈再怎么尽力也负担不起。于是，陆荣廷下河捉鱼，上树抓鸟，下地挖田鼠，间或还到人家的菜园里去偷摘瓜果……别人在读书的年龄，他把时间全部奉献给了肚皮问题。 第27章 有一次，陆荣廷在鸟窝里抓到几只毛还没长齐的乳雀，大喜，回家偷出特教妈辛苦积攒下来的一点香油，把乳雀油炸了享受。特教妈得知火冒三丈，拿过扁担就要痛打。陆荣廷连滚带爬逃走，再也不敢回去，一路要饭流浪到县城，去找他的亲妈。 欧氏见到了身体健壮可又褴褛不堪的儿子，心酸泪下，就把儿子留在身边。好在壮乡民风纯朴，陆荣廷倒也不受欺负。继父家庭的生活还不错，陆荣廷还被送去读了乡塾，做了学生。 好景不长。陆荣廷才读了一年书，妈妈欧氏积劳成疾，散手人寰。他失去了最后的依靠，成了孤儿。 还未成年的孤儿陆荣廷只好到一个姓黄的伞店去当童工。黄老板跟他爸爸熟识，因此对他也还可以；老板娘却刻薄得很，拿他当奴隶使唤，一不顺心就拳脚交加。不时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陆荣廷只能到母亲坟上去大哭一场。 不堪老板娘虐待的陆荣廷向黄老板借了五十六个铜板，从此开始流浪生涯。他的工作是在集市人多的地方行窃，宿舍是一座观音阁，床铺是观音阁里的一口空棺材。其间因胆敢爬上县衙门的围墙去偷里面晾的衣服，而被追捕得狂奔五十多里，再也不敢回县城。 一户姓阮的人家见他高大俊美，有意收他为义子将来养老。刚落下脚来的陆荣廷又因爱好赌博，输了精光却又赖帐，被当地人将衣裤扒光赤条条回家。陆荣廷羞愧难当，拜别阮氏养父母，另谋出路。 到和越南交界的龙州混世界的陆荣廷先在赌场打杂，因为身高力大，有机会到龙州府当了两年听差。这两年间他讲交情重义气，又头脑灵活，人缘挺不错。不料又有飞来横祸：龙州有所法国的天主教堂，养了一只恶狗看护；这条狗见谁都狂叫，居民经常被它吓得要死，甚至被撕咬伤害，大家敢怒不敢言。某天陆荣廷经过那个天主教堂，恶狗照样冲过来对他狂吠，小陆想也不想，狠狠一棍子把那狗打了个脑浆迸裂。 法国人找到龙州府问罪，陆荣廷的这份工作就丢了。怀着对法国佬的愤恨，陆荣廷找到了一份新差：给土司（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头儿）看家族坟场。土司给了陆荣廷一枝枪，在阴森森的夜间坟场里，百无聊赖的陆荣廷只以练习枪法消磨时光。这段看坟岁月，使他胆量大增，并练出了百发百中的好枪法。 法国人似乎专门和他做对。一天，陆荣廷买了条鱼拎在手上走，不巧碰到了一个法国人的衣服，法国人勃然大怒，朝他臭骂不迭；陆荣廷反正不懂法语，就装聋做哑只管走自己的；不料法国人见他挨骂没反应，以为他好欺负，一路跟着他，百般辱骂过来，直到一条船上。陆荣廷忍无可忍，大吼一声“妈卖出！”（壮语：你妈的）一拳将法国人揍到水里，再拿一根竹竿死命地捅，直到水面只剩一串气泡。 犯了人命案、而且是洋人的人命案的陆荣廷先逃到越南境内，再折回来，加入当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团体“三点会”。凭着他的枪法和胆量，很快就成为水口地区的“大哥”。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陆荣廷以为迎来了他的一个人生机遇，他去当了兵。在战争中，他骁勇异常，屡建功劳。 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与列强开战中唯一获胜的战争，可是在胜利的情况下，清政府和法国签订和约，军事上胜利的结果是政治上的失败。 战争结束，陆荣廷所在的抗法部队被解散。陆荣廷和一干离开军队就没正常活路的士兵跪倒在清军将领唐景崧面前，苦苦哀求留下。唐景崧对他们虽然同情，但也没有办法，仍将他们打发出军营，不过送给了他们一些枪支。 陆荣廷自此开始了他后来被人称赞的“义盗”生涯。他集合一帮兄弟，在中越边境做起土匪，专抢法国人。他给手下立下“三不抢”的规矩：一不抢中国人，二不抢穷苦人，三不抢附近的人。有一次部下抢了附近的越南人，陆荣廷火了，说：“我们在这里吃饭，就不要在这里拉屎！” 这支纪律颇好的土匪队伍因遵守“三不抢”原则，因此不但没有民愤，还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时常给他们提供掩护以及报信之类。而法国人可就倒了大霉，被神出鬼没的陆荣廷队伍打击得无法安生。 某次，陆荣廷的得力部下毕亚一被法国人打死。为给他报仇，1892年，陆荣廷在越南那兰圩袭击法国部队，打死法军官兵二十二人，活捉一人。这是陆荣廷反法最大的一次战果。 这个倒霉的俘虏被陆荣廷用铁丝穿透鼻子，牵到毕亚一的坟前砍头祭祀。后来，法国驻越南总督在那里立了块石碑，上用法文写着“纪念陆亚宋突然杀害的22位多威大卫部队官兵”。 陆荣廷的枪法之准在他做“义盗”期间成为传奇。他的后辈李宗仁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次陆荣廷被法军在山间追赶，法军指挥官忽见一树枝上垂下一个布条，上书“如你不停止前进，将有杀身之祸。今先试小技，射你左臂而不伤骨”。这个指挥官刚看完，一声枪响，他左臂中枪，果然象布条上说的一样，流血而不伤骨。法军不敢再追，沮丧而返。 陆荣廷在中法边境的活动当然是清廷的镇压对象，但他们行踪飘忽，难以征剿。1894年，广西提督苏元春和边防军统领马盛治认为对陆荣廷，征剿不如改为招安。陆荣廷的表兄弟吴钟伟自告奋勇前往说服。 吴钟伟对他说：“凭你这样的本事，潦倒江湖实在可惜，虽可称雄一时，但到头来还是死路一条。你看看历史上哪个草寇不是这样的下场？从东汉的黄巾军到唐朝的黄巢，到李自成，到太平天国，都难逃覆亡的厄运。而如投靠朝廷，升官发财、荣耀家族只是时间问题。” 陆荣廷一向不与“自己人”清军交战，思想包袱较轻，又对招安后的功名利禄很向往，于是经过谨慎试探，确认受招安不会被诱捕后，就接受了招安，所部编为一营，陆荣廷任管带（营长）。 进入了清朝体制的陆荣廷得到的任务是“剿匪”，这正好让他大显身手，因为他刚从山上下来，熟悉“匪情”。经过他的工作，当地大部分土匪也接受了招安，少数不愿接受招安的也被他悉数一一剿灭。 他原先参加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三点会眼见陆荣廷如今已投靠清廷当了鹰犬，立即树他为公敌。加入三点会的仪式原来是：由老会员拿刀架在入会新会员脖子上喝问：“光绪皇帝杀得否？”新会员大声答：“杀得！”现在又新加了一句：“陆阿宋杀得否？”新会员再大声答：“杀得！” 陆荣廷军职越升越高。1906年，在两广总督岑春煊的保荐下，他被派往日本学习军事。陆荣廷文化底子本来就薄，又不懂日语，因此在日本期间谈不上什么收获，给日本人留下的印象也是懒惰不学，不过他在课间表演的射击倒是让日本官兵大跌眼镜，对他也不敢太小看。在日期间，他还和孙中山的同盟会搭上了关系，至于他到底有没有象西南另一军阀、云南的唐继尧一样加入了同盟会，至今还有争议。 1907年，陆荣廷为清王朝又立一大功：镇压了同盟会在中越边境发起的镇南关起义。本来，同盟会和他说好，起义以他为内应；不料他一权衡，觉得清王朝还没到覆灭的时候，就临时变了卦。 起义爆发，清王朝震惊，严令龙州兵备道龙济光与陆荣廷部讨伐，限七天收复被革命军占据的炮台，成则赏银八万，官升三级，逾期则将统领以下的军官一律军前正法。 陆荣廷十分卖力，致起义失败。不过在战斗最后，他等起义人员撤离炮台后才下令部下扑过来，也算对起义做了点小掩护。这种权衡形势，看哪边强就站到哪一边、可又对有可能后来得势的一边做些表示、以给自己留后路的精明行为，陆荣廷以后经常使用。 镇压镇南关起义后，陆荣廷获清廷封授“捷勇巴图鲁”的名号，并提升为左江镇总兵兼广西边防督办，而龙济光则提升为广西提督。1911年6月，龙济光调任广东，陆荣廷升任广西提督，成为广西军界第一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反清大潮席卷全国。陆荣廷对突然而来的革命怒潮并无思想准备，静观局势的发展。在南宁的革命党人想争取他响应辛亥革命，派出代表与他谈判；陆荣廷心存戒备，谈判时让内弟谭浩明手执大刀站在身旁。对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则未置可否，只说：“革命我赞成，但要看时机，有机会我才有行动。”11月7日，桂林宣布独立，并推陆荣廷为广西副都督，他看到清廷的确气数已尽，而自己依然还有大官可做，也就见风使舵，对革命党人表示“赞成共和”，于11月9日召开大会，宣布南宁独立。 宣布南宁独立前夜，他穿上御赐黄马褂，焚香点烛，朝北京方向三叩九拜，说：“老臣罪该万死，将来必报圣恩。”然后犹犹豫豫把辫子剪掉。 辛亥革命后，各地掀起一股地方自治热潮。当时被推为都督的沈秉堃不是广西人，掌握的军事实力又很有限，于是，在“桂人治桂”的口号下，沈秉堃很快被排挤，广西省议会推举陆荣廷任都督。1912年10月，陆荣廷将广西省会从桂林迁到靠近他家乡武鸣的南宁，次年他又兼任广西民政长（省长）。广西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了他的手中，这个西南边疆省份从此开始了陆荣廷时代。 民国初年出身草莽的军阀不在少数，但不知道还有哪一个象这位陆荣廷大帅一样，在早年集孤儿、乞丐、小偷、土匪这当时人们常说的“四大贱”于一身。 第28章 卑微到这个程度，也是罕见。 在北方，这个比陆荣廷晚出二十多年的张宗昌，虽然也出身草莽，家世比陆荣廷还是要强点。他是山东掖县人，出生在东北。他的祖上在乾隆年间就离开故土闯了关东，网经过几辈人在东北这块肥沃黑土上筚路蓝缕的开拓，到了他祖父这一代，家道已经比较丰隆了。 他的父亲跟陆荣廷的父亲又像又不像。像的地方是两人都会败家，张父也把祖上辛勤积累的产业败尽；不像的地方是陆父只会吃喝和偷盗，而张父却会杀人放火当“胡子”（土匪）。 在一次土匪的火拼中，张宗昌的父亲张万富所在团伙全军覆没，张万富身受重伤，幸亏他的大脚老婆祝氏拼死相救，把他拖出重围。 在关外已无法立足，张万富夫妇就带着年幼的张宗昌千辛万苦回到了故乡山东掖县。受此重创的张万富回乡后变成残疾，不久就死了。祝氏也迅速找了一个姓王的男人同居，张宗昌性情粗野，却又嘴甜，跟这个继父关系处得还不错。 在张父病重期间，张宗昌一度随母亲沿村乞讨。讨饭本是最低贱之事，要命的是祝氏又长了双当时最叫人看不起的大脚，更是到处受欺负。某次，一群顽童对着祝氏大唱自编的歌谣，挖苦她“大脚片，满街扭，一脚踩死大黄狗”。张宗昌忍无可忍，大打出手，一帮小屁孩被他收拾得屁滚尿流。 这可惹了大祸。要饭的孩子还敢打人？尤其是你还是个大脚要饭的！于是一群妇女气势汹汹围上来问罪。祝氏只好低声下气，一句又一句地赔不是。看见母亲如此受欺，年少的张宗昌站在一旁，咬牙恨恨记在心里。 长到十七八岁的张宗昌尽显其父的土匪血统，好勇斗狠，惹是生非，逐渐祸害乡里。那时他在一个小酒馆当伙计，三天两天给老板惹麻烦。这个姓武的老板巴不得他早滚蛋，又不敢辞退他，就跟他说，你这么有本事的人，窝在家乡当个小伙计太埋没了，干吗不像你祖辈一样去闯关东呢，关东那是宝地，去了的人都发了财啊！ 当时胶东确实有不少人闯关东，因此而发达的人的确不少，张宗昌被说动了，1900年，他和同乡结伴到了东北。 到了东北的张宗昌开始干的也算正经活儿，比如在营口赌场打杂，在吉林挖矿，在哈尔滨淘金，以及在镖局当保镖之类。但他嫌这些事太辛苦，来钱又实在太慢，觉得还是抢劫比较好。在哈尔滨期间，他伙同同乡洗劫了一户俄国夫妇开的钟表店，将店主杀害，变卖了钟表，购置了枪械，开始走上黑道。 多年的闯荡生活，使张宗昌养成了广交朋友、不吝金钱的作风，他又练出了一手好枪法和高超的马技，很快成为一帮匪徒的首领，初步锻炼出了“领导才能”。 干了几年打家劫舍的勾当后，洗手不干，他辗转来到俄国境内的海参崴，到华商总会当了个门警头目，也就相当于保安队长。 海参崴虽是俄国城市，人口中却有大半是中国移民，他们除了做正经生意，还经营赌场、妓院、烟馆，所以这个市治安极差。俄国方面懒得在这个华人之城下力气治理，华商总会只好自置门警，各商家按月交钱给门警机构，门警就负责保护安全，并协助俄警侦缉大小案件。 和游匪出身的陆荣廷受招安后对付游匪十分内行一样，刚从盗劫行业改行的张宗昌抓起小偷劫贼一样驾轻就熟，他的侦缉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深受华商总会赞许。这段时间里，没读过书的张宗昌因经常和俄国人接触，需要大拍马屁，他还学会了一些俄语。 势力逐渐大起来的张宗昌成了海参崴一霸，从事正当或不正当业务的商家都得巴结他。他要看戏，戏院的好座位要留给他；他要玩女人，妓院新到的姑娘必须由他“开苞”；他要钱，所有搞非法营运的商家都得给他抽头分红。在当上“山东王”之前，他在俄国的这个远东城市的社会上已经称王称霸了一回。 张宗昌在海参崴积累了第一桶金，后来带了一大笔钱，回到中俄边境绥芬河，召集一些亦农亦盗的人从事开垦，经营起农场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黄兴派李徵五到东北去招兵。张宗昌根本不清楚革命军是什么内容，仅仅知道革命是造反，又听说黄兴招兵买马，能号召一营人就可以当管带，在当时张宗昌看来，一个管带是很大的官儿了，因此他就和把兄弟们一说，大家都愿追随他，就号召了一两千人。 张宗昌在这个机会里投奔了革命，这队人马参加了上海的光复军，他在上海都督陈其美手下任团长，两年后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宋教仁被刺后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他奉黄兴命令在安徽蚌埠一带阻击冯国璋和张勋部，吃了大败仗，他本人也负伤。这时他又看准袁世凯势力大，二次革命必败，就再次投机，在前线带队投降了冯国璋。 投靠了北洋军阀的张宗昌开始并不得志，在冯国璋部下当个不痛不痒的副官长。让他开始出头的是受命暗杀了他的老上司陈其美。 二次革命后，陈其美流亡日本，在日本又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此后干下了两起令袁世凯极为震惊的大事：一是布置十余人暗杀了上海镇守使、袁世凯的死党郑汝成；二是策动了肇和兵舰起义。 陈其美在上海及东南地区的影响力令袁世凯寝食难安，决心除此心腹大患，就叫人组织暗杀陈其美。这个人恰好是张宗昌的赌友，就把任务秘密交给了他，初笔经费是五万大洋。 暗杀成功在于张宗昌以前向部下施的一次小恩小惠：他还在革命军这一边的时候，手下有个当排长的老乡程子安，张宗昌曾排斥过他，但一次返乡时去看望了程子安的母亲，并送了三百大洋。身怀暗杀的任务的张宗昌来上海意外遇到程子安，程子安对他十分亲热、感激。交谈中，程子安说自己就在给陈其美跑腿，并且颇受排挤。张宗昌大喜，以重金为诱饵，拉拢程子安做了暗杀的内应。 1915年5月18日，孙中山的得力干将陈其美在上海萨坡赛路被刺身亡，以张宗昌为首的行刺一帮人先后得到了七十万大洋的赏金。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去职，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任命张宗昌为自己的侍从武官长；第二年，他又出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在此期间，他招兵买马，纠集了六千多人。 张勋复辟失败后重掌大权的段祺瑞不肯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发起了护法运动。这个第六混成旅还来不及训练就被派去镇压护法运动，结果在湖南被打得一败涂地。北洋政府派来的督战团要将他就地正法，幸亏有冯国璋念及他原为自己身边人，为他开脱，张宗昌逃过一劫。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张宗昌失去靠山，移驻江西。这时他兵多钱少，屡次向北洋政府催饷，也没人理会，于是骚扰地方，搞得怨声载道。江西督军陈光远巴不得他早日开路，又怕惹恼了这一大伙凶残的穷兵。正好张宗昌在江西看中了一个杂技女演员，陈光远投其所好，便出钱买下送给他做了姨太。就在张宗昌沉迷温柔乡之时，陈光远派重兵将他包围缴械，宣布他们危害地方，予以遣散驱逐。张宗昌知道中了美人计，赶紧化装逃离江西。 张宗昌已无立足之地，就北上直隶省城保定，携带二十万元巨款去投靠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曹锟本想收留张宗昌，但偏偏又遇到了著名的“儒将”吴佩孚，清高的吴佩孚容不得这个土匪出身、如今依然跟土匪一样的家伙。张宗昌二十万块钱打了水漂，一怒之下，他远赴奉天（沈阳）去投靠“东北王”张作霖。 张宗昌投靠张作霖时近乎丧家之犬，但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好方案——他带给张作霖的礼物是两个抬筐。张作霖很意外，心想这家伙玩的什么把戏。细一思考，恍然大悟：抬筐是挑土的，张宗昌带这个来，意为愿意为张作霖效力；但又没有扁担，意思是要张作霖给扁担——即权柄——才行。张作霖很欣赏他的机智，就留下他来，安排他当个宪兵营长，官不大，但以礼相待。 虽然是从头干起，张宗昌感激不尽。他一身都是没受过教化的粗鲁，但对张作霖服服帖帖，一见他就恨不得磕头。 张宗昌重新崛起的机遇来了。不久，吉林军旅长高士傧联合胡匪卢永贵，反叛了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刚在直奉战争中战败，无大军可迎战，便派已养了很久的张宗昌率宪兵营去。 张宗昌以一营迎战好几千人，本必败无疑，但天助老张，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和张宗昌当年一起闯关东的同乡！听说是张宗昌带了兵来，纷纷投奔过来。仗还没打奇书网+qisuu.，卢永贵的队伍就跨了，张宗昌把他们收编成三个团。张作霖得此意外胜利，很高兴，任命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 张宗昌在东北站稳脚跟了，接下来又有好事。邻国沙俄的白匪军在苏俄红军的打击下，近万人败逃到中国东北，正好张宗昌懂些俄语，就收编了他们。不多久，张宗昌已有上万人马。 重新得志的张宗昌有些飘飘然，训练军队出现懈怠，种植大烟牟利倒起劲得很。在一次秋操演习中，其部在恶劣的气候中苦不堪言，演习中负伤多人。张宗昌很不高兴，在营房里边喝酒边骂骂咧咧：“他妈的，这是哪个鬼孙子的计划，弄得我们这样。”正好秋操校阅官、奉系要员郭松龄推门进来，听个真真切切，顿时大怒，拉下脸来问道：“你在骂谁？” 第29章 张宗昌赶紧赔礼解释：“对不起，这是我的出口词，不是骂谁。”郭松龄一拍桌子，指着他的鼻子喝道：“我操你妈！——这也是我的出口词！” 在场的人紧张得大气不敢出。草莽果然有草莽的处世之道，知道鸡蛋碰不过石头，身高一米八五的大汉的张宗昌居然满面堆笑，说：“郭二大爷，您操俺妈，那您就是俺的亲爸爸，没说的。”张宗昌比郭松龄要大好多岁，郭松龄啼笑皆非，再也生不出气了。 这样厚脸皮不要人格地搞定了郭松龄，但张作霖那里他糊弄不了。张作霖对他坐大以后就掉儿郎当十分不满，当面训斥他一年要花一百八十万元的军饷，却把军队带成了一滩泥，警告他要再忙着种大烟不理军务，就别怪不客气。张宗昌汗流浃背，唯唯诺诺，从此部队局面有了改观。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斗以奉军大胜告终，张作霖控制了北洋政府，成为北洋军阀中最后一个统治全国的人物。张宗昌立下了头功，11月，他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1925年4月，张宗昌率大队人马进入家乡山东，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接着，张宗昌又武力逼走省主席龚伯衡，自兼省主席。 “山东王”张宗昌登台了，山东地方史上浩劫般的张宗昌时代来临。 粗略地说，陆荣廷的发迹之路是孤儿—乞丐小偷—士兵—游寇—接受招安为清军官—参加辛亥革命，他的关键一步是接受招安。张宗昌的发迹之路则是地痞—闯关东当土匪—闯海参崴—参加辛亥革命—投靠冯国璋—投靠张作霖，最后这三步对他来说都很关键。 人只有在得意的时候才会显出本性。陆荣廷和张宗昌身世相似，文化相当，在取得统治一省的大权以后，做为和表现竟有天壤之别。 陆荣廷执掌广西后，首先根据南京临时政府的指示，开始扫除封建积弊。他下令废除了“大人”、“老爷”等称呼，命官员互以官职相称；民间则推广“先生”、“君”等民国新称谓。他还下令禁毁刑具，并禁止缠足、蓄辫、赌博和吸食鸦片。广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陆荣廷还效仿孙中山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2月25日，他颁布广西省议会制订的《广西临时约法》。这一地方性大法分七章五十八条，三千多字，规定都督由民选产生，任期不超过二届（六年），议会掌立法、监督，政务司掌行政，法院独立审判。应该说。这一约法在当时有很高的历史高度，虽然没能严格落实执行，但陆荣廷一直将之做为自己值得骄傲的一大政绩。 陆荣廷在发展广西经济上也不遗余力。1917到1918年间，广西年产大米四十五亿多斤，除供本省消耗外，年销行广东三到四亿斤。全省民间养蚕业年可收入百万元之多。林业也大有进展，各地林垦公司纷纷建立，广植八角、桐、桂、杉、松、桉、樟脑等树种，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在其统治期间建有二十三个林场。 在交通运输方面，陆荣廷于1914年动用工兵营，修筑了高等级的邕武公路，这是广西第一条通汽车的样板公路；接着又令其妻弟谭浩明采用同样的办法在桂南重镇龙州修建了龙（州）水（口）公路和龙（州）凭（祥）简易公路、龙州铁桥、水口铁桥等交通设施，这些工程开广西修筑汽车路风气之先。 水路运输业也开始进入兴旺时期，西江、当江、郁江、柳江、桂江、左江、右江等江面均可通航小火轮和电轮，沿岸商业圩市星罗棋布，形成了商业流通网络，从而促使梧州、南宁、柳州、桂林、百色、龙州等城镇的商业贸易中心日趋繁荣。 在陆荣廷主政广西期间，广西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他主要抓了两个方面：实际应用的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端留学生教育。1912年，在梧州创办了广西第一甲种蚕业学校；1913年临桂创办了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同年又在桂林创办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此外，还创办了桂林女子机织科传习所、桂林振坤女子实业学校、融县桑蚕学校等一系列职业学校。这些学校在提高广西国民素质上起了积极作用。 在派遣留学生出国方面，从1912年至1921年，除1915年之外，其他各年都举行留学考试。据不完全统计，陆荣廷主桂十年间，广西共派出留学生一百三十九人，其中留日一百一十七人，留美十八人，留法二人，留德一人，留比利时一人。以留学生的待遇而论，自费生最多，七十八人；公费生次之，五十一人；官费生为十人，所学科目，工科二十九人，政经二十六人，法律十五人，教育六人，医科三人，农科二人，商科二人，美术一人。广西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极大提高了广西的科学文化层次。 陆荣廷出身极其“卑贱”，成为一方诸侯后，并不作威作福以在心理上弥补早年的心酸抑郁。他是宽厚纯朴的壮族文化哺育起来的人，终身都是一个壮人的作风。他的父亲被乡邻群殴致死，而他在当上清朝军官及民国广西都督以后并无任何报复行为，被称为“义释杀父之仇”；陆荣廷即便雄霸一方，也没有娶一位名门大家闺秀的妻妾，他的妻妾都是底层平民女子，而且他和其他壮人一样，在婚前对妻妾没有“贞操”观念，妻妾带来的前夫所生的子女，他一律视同己出；他的生活也依然保持壮人“生活苛简”、“抟饭掬水以食”的传统，即使后来官至都督，也依然“不择精美，能甘粗粝”，且不饮酒，这在花天酒地的军阀中是少有的；对童年充饥的假茼蒿，中老年时官高位尊的陆荣廷仍以佐餐。而他着意建成的宁武庄园，其实也不过是稍为讲究的壮族村寨，与其他军阀的豪华公馆庄园无法相比。 最有意思的是，除了枪法准，陆荣廷还有一绝活：炒牛下水。他炒的牛下水味道不逊色于大酒店的名厨；就在他当上“广西王”以后，在招待平民父老乡亲的一些活动中，他还亲自下厨，炒出令人垂涎的牛下水端到桌上。 当然，这些优点也伴随着缺点。陆荣廷以草莽起家，格外看重当年跟他一起落草的弟兄，委任文化不高、眼界有限的他们以各种要职。他用人的另一特点是看重乡情纽带，武鸣、桂平、龙州、马平（柳州）这些或是他的家乡、或是他浪迹过的地方、或是他曾为官地方的人往往容易得到重用，以至广西民间以“不平则鸣”、“非龙即马”来形容他的“干部路线”。桂军里他大量安插心腹亲信，比如谭浩明、莫荣新、韦荣昌、沈鸿英、林俊廷等等，还有他并无才干的儿子（并非亲生，其妻和前夫所生）陆裕光二十岁便被安排为师长。陆荣廷成事靠他们，败事也在他们。 陆荣廷在民国初年是全国有数的实力派，但他并无问鼎中原、统治全国之心，只求将广西经营为自己的铁打江山。便是如此，他仍然是当时一个全国性风云人物，而非仅仅是地方性人物。 辛亥革命期间，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以后，孙中山对陆荣廷寄予厚望，和他取得联系，希望他能出兵北伐，以帮助华中、华东地区与袁世凯的清军作战的民军。一连几次，陆荣廷都以各种借口推托，那时他急于要做的事，是保存和扩展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在广西的统治。 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期间，孙中山又动员陆荣廷倒袁，但陆荣廷观察形势，觉得这场斗争孙中山不会胜利，就倒向了袁世凯，镇压了柳州刘古香反袁起义，并杀害武昌首义功臣蒋翊武。 到袁世凯称帝，陆荣廷看到袁世凯民心已失，再和袁世凯走到一起就很不明智，遂起反袁之心。到1915年底，他确认袁世凯必败，就说：“我赞成袁世凯当总统，但反对他当皇帝，如果他要当皇帝，我坚决反对他。” 他召回在北京供职的儿子陆裕勋。袁世凯知道他反心已动，就向陆裕勋下了毒手。陆裕勋行到武汉，莫名其妙暴毙。陆荣廷心里有数，但装做不知，照常接待袁世凯假惺惺派来吊唁的人。 1916年，五十七岁的陆荣廷到北京办事，已接受帝制的袁世凯设宴招待他，席间恭维他的枪法，宾客就起哄要他表演。陆荣廷站起来，表示自己年轻时练过枪，还射过河里的鱼儿，现在老了，姑且射鱼缸里的金鱼试试，就先打那条凤尾鱼吧。言毕一枪，袁世凯客厅的鱼缸爆裂，众人上前一看，子弹果然穿过凤尾鱼的身体。喝彩声中，袁世凯强按恼怒——因为这缸鱼是他的宠物！宴席散后，袁世凯连连骂道：“野性难驯，真是野性难驯！” 枪毙袁世凯的宠物，是陆荣廷向袁世凯表明的一个态度：他要反袁。陆荣廷十分精明地先向袁世凯表示忠诚，要饷要械；袁世凯一一满足后，1916年3月15日，陆荣廷在柳州发布护国讨袁通电，宣布广西独立，给袁世凯重大打击。 陆荣廷利用护国战争之机，控制了两广，成了盘踞西南地区的一大军阀。1917年4月，黎元洪委任他为两广巡阅使。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由皖系段祺瑞控制，段祺瑞企图武力统一中国，引起西南实力派的反感和恐惧。为求自保，陆荣廷欢迎正开展“护法运动”（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孙中山南下以两广为根据地，这客观上也为孙中山提供了有利条件。 护法战争期间，陆荣廷派兵入湖南同北洋军作战，所部在湘、粤护法部队协同下，相继占领株洲、长沙、岳阳等地。桂系部队控制湖南后，陆拒不执行孙中山继续北伐的指示，拥兵不前。 第30章 他的心思，是把湖南建为广西和北洋势力之间的“缓冲带”，保住广西的统治权才是目的。 孙中山希望借陆荣廷的力量护法，而陆荣廷盘算的是借孙中山的护法抵制北洋政府对其“广西王”地位的削弱。这场运动自然只能是失败。看到各地军阀都只维护自己利益，孙中山伤心地说：“南与北为一丘之貉。” 虽然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在风云际会中本应有更大做为的陆荣廷最终也只做了个在当地名声不差的“广西王”，但除拥兵自保外，治桂十年间，他毕竟没有更多劣迹。而那个后来的“山东王”张宗昌，虽只当了三年“山东王”，却把山东这个为中华民族赢得“礼仪之邦”美名的省份几乎变成了人间地狱！ 张宗昌深知，要站稳脚跟，就必须有军队，因此毫无节制地扩大军队，军队编制完全处在失控状态，虽然说是最盛时有三十多个军二十万人，其实连张宗昌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军队。他刚到山东，济南人就发现“副官满街走，差遣多似狗”；不久，民谣就变为“参谋满街走，副官多似狗”；再过段时间，又变成“司令满街走，参谋多似狗”！ 这么多的军队，就要钱养活，山东虽然不穷，但也架不住这么多不务农工商的嘴吃饭。因此，张宗昌的部队待遇极差，欠饷欠物资是常事，活不下去的士兵就在张宗昌的纵容下狼一样扑向民间。在“剿匪”之类的名义下，部队所到之处，抢劫烧杀，无恶不做：鸡鸭猪羊被杀光，骡马牛驴被拉光，门窗壁橱被拆光——这叫“三光”；翻查箱子柜子，翻挖院内和室内砖地，看有没有值钱东西——这叫“两翻”；能拿走的拿走，不能拿走的扔出去，使家家户户屋里空无一物——这叫“一空”！ 张宗昌的军队随时抢劫、敲诈。军人购物，从不付钱；军人坐车，从不买票。如向其要钱，轻则被臭骂，重则被毒打，用士兵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 兵匪的抢劫必顺带强奸。这方面尤其荒淫无耻的就是那批白俄兵。张宗昌对他们最倚重，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白人已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心理，每次战斗，张宗昌安排金发碧眼、人高马大的白俄兵一冲锋，敌人就魂飞魄散，四散奔逃。在山东的白俄兵整日酗酒，大醉后狼嚎一样高歌，满街乱窜，见男人就打，就妇女就辱，人们畏他们如瘟神。这批白俄兵动辄强奸幼女和老妇，某次，一老太婆竟被他们轮奸致死！ 张宗昌在山东收取的税捐也是空前绝后。他设立的捐税项目，有正式名称的即有六七十种，主要是：田赋，契税，牙税，当税，牲畜屠宰税，盐税，“讨赤”捐，房铺捐，烟酒特捐，茶叶特捐，富绅捐，驻军给养费，营房捐及驻军营房费，军鞋捐，军械捐，车捐，集市摊捐，地亩特捐，慰劳将士费，货车特捐，娼捐，戏捐，人口捐，锅头捐，狗捐，鸡捐，修张宗昌生祠捐，修张宗昌铜像捐…… 这还不够，还有一个“粪税”！张宗昌设有一个“金汁行”，做为大粪“官营”的管理机构。饱受压榨的山东人有副对联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这是讽刺，更是控诉。 童年张宗昌在山东有过乞讨经历，更因父病亡、母大脚而受过不少欺负。如今成为统治全省的“山东王”，张宗昌扬眉吐气，格外讲威风。他每次外出，都必须在三点前净街，官署前的大马路，必须洒水去尘，并禁绝车马行人；街道两边，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他的专车前，是白俄兵作前导，车后是一二十辆大卡车，卡车上满载卫兵，个个握着手提机关枪；而且，头顶上还有两三架飞机盘旋，随行护卫。这个排场，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皇帝的威仪。 张宗昌的个人生活更是糜烂不堪，他有五十名不同国籍的姨太太，号称“八国联军”；这还不算荒淫，张宗昌只要看到合意女性，立即强抢强拉，宣泄兽欲。 他在公园看到一对陈姓姐妹，容貌姣好，马上叫士兵上前劫回公馆。将姐妹二人一起强奸后，居然跑到陈家去看其父母，“敬拜如新亲”。他在戏院看见一美貌女子，人多不好下手，就叫手下跟踪，记下女子家的门牌号，随后派兵进门强抢而去。 张宗昌还尤其爱好清纯女学生，经常打着“军学联欢”的幌子安排学校女生到其公署“开会”，所到女生均落入虎口，没有当夜能返家的。当时人愤怒地说：“其玩弄女学生至于此极！” 明白别人都知道他好色无耻，张宗昌说：“外面多说俺老张爱女人，不错，我确好色，实则我只有这个短处，可是我的长处多着呢，谁又晓得！” 像这样禽兽不如的，民国军阀里可能只有青海的马步芳能和张宗昌相比。马步芳公然提出：“除生我者和我生者，其余人人可奸！”他的确奸淫了自己的亲侄女和亲外孙女，而且还致外孙女怀孕，马步芳亲手捏死了这个小“孽种”。马步芳糟蹋过的妇女据说有两千多人。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马步芳任驻阿拉伯大使，在任上依然大肆侮辱使馆女职员，女职员们的控诉后被台湾报纸揭露，一时大哗。国民政府将这个老牲口调回岛内，从此大概绝了他的淫路。 张宗昌毫无廉耻，他的那么多姨太太也纷纷红杏出墙。好几个姨太太都有自己的相好，张宗昌对此睁一眼闭一眼。某次当场抓住一姨太太与他的副官苟且，两人颤栗失色，张宗昌说：“你们俩真的相好吗？我成全你们！”那两人以为他动了杀机，不料张宗昌真的拿出钱来打发他们俩开路，也未布置途中杀害。 张宗昌的理论是：“说共产共妻，共妻当然是好的，共产就不对。东西能拿来的才是你的，不能拿来的就不是你的；共妻不一样，你睡不到的女人和别人睡就没错。” 张宗昌贪婪、无耻，而且残暴。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对革命力量的镇压不遗余力。他上任之初，青岛爆发日资纱厂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虐待的工潮。那时他刚到山东，工人们哪里知道他的面目，罢工工人还打出了“青岛工人请愿团欢迎张督办”的标语。不料张宗昌出动军警两千余人，包围三家日商纱厂和工人宿舍，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当场死八人，重伤十七人，七十五人被捕，数百人被通缉，三千多名工人被遣送回原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青岛惨案”。 镇压工潮后，他捣毁了工会，逮捕中共四方区支部书记李慰农和《公民报》主笔胡信之等二十余人；还逮捕了去北京请愿、揭露张宗昌暴行的工人代表伦克忠。张宗昌对他们施以酷刑，李慰农的臂部肌肉被打脱落，伦克忠被打得“臂折骨断，体无完肤”。这二人后又被秘密杀害。 干出这一连串暴行后，张宗昌开始控制新闻界。他将各报馆、通讯社的记者传到督署，明目张胆地威胁道：“我今天请你们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报上登载我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果哪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 为了统治稳固，张宗昌经常派军警检查民众通信，发现可疑的物品或字句，立即将人拘捕严刑拷打。在他的淫威下，山东笼罩在一片抑郁的恐怖中。 张宗昌在山东办的唯一的好事可能就是1925年创办山东大学。他自己基本是文盲，某次军务会议，到场的军官互相炫耀自己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张宗昌自感脸上无光，又不愿示弱，急中生智，说：“老子是绿林大学毕业的！”现在有了权，他就要办一个大学供自己指挥以寻求快感。1928年，他索性自兼山东大学校长，到校训话时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俺张宗昌识不了几个大字，操你姐！今天论到咱当校长了，没有多说的话，人家欺负咱的子弟，咱要操他妈，还不答应他！” 学生闻听这话在惊诧之余可能还觉得这个“张校长”也有几分率真的可爱，可接下来的话是：“俺是你们的校长，你们要靠俺出来，你们不好好念书，闹革命，注意你们的脑袋！” 齐鲁大地，有这样一位“山东王”，民怨沸腾，天人共怒。山东的市镇、农村、工厂和学校，处处可以听到对张宗昌的诅咒。人们恨不得剥其皮、食其肉。 民国历史的年轮在向前滚动，军阀割据称雄、全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慢慢改观。在民国前期的那么多军阀里，能够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寥若晨星，只有山西的阎锡山从1911年山西独立于清王朝时就执掌山西，直到民国终结的1949年，长达三十八年，这是最“长寿”的一个地方军阀；接下来应属云南的龙云，从1927年取代唐继尧控制云南到1945年被蒋介石强免云南省主席职务、“升调”重庆和南京，他当了十八年的地方土皇帝；其他独霸一方时间在十年以上的军阀，除了前文提到的青海马步芳，还有在新疆的盛世才——这也是个魔鬼般的人物，他于1934年初到1944年底统治新疆，做了十年出头的“新疆王”。 陆荣廷执掌广西十年，政绩不俗，官声不坏，在广西省颇有根基，但他任两广巡阅使统治桂、粤两省期间，却不得广东人心。桂军在广东完全不比在“自家”的广西，他们在广东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广东地方势力长期又遭受桂系的压制，对陆荣廷驻粤十分抵触；而广西驻粤军政官员又腐化堕落、营私舞弊。广东省由下到上反陆情绪日益高涨。 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举行的国会非常会议上当选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随即下令讨伐陆荣廷。 第31章 陈炯明于同年7月6日通电就任粤、湘、滇、赣、黔五省征桂联军总司令，在征桂联军的打击下，陆荣廷先逃回老巢南宁，再退至龙州，其称雄八桂大地的“广西王”时代至此已经终结；但他还想东山再起，然而“新桂系”已经具备登上历史舞台的力量了。1924年，其余部被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广西定桂讨贼联军击败。1924年8月，陆荣廷通电下野，离开了广西。 陆荣廷的“广西王”时代正式走进历史，这位“老帅”频频回望已不属于自己的广西，搬到上海、苏州、天津等地居住。 在远离故土的东部中国，垂垂老矣的民国风云人物陆荣廷多少次咀嚼着自己从孤儿、乞丐、小偷、游匪、清吏到“广西王”的传奇一生，故乡广西大地的秀山丽水和一言九鼎的昔日尊荣如过眼云烟，在凄迷回望中，全化作他感叹世事沧桑、时世弄人的一声深沉叹息。 1928年，陆荣廷听说他在苏州的房子被蒋介石没收，急忙从天津赶到南京交涉，蒋介石最终给回了苏州的房子。陆荣廷为此急火攻心了一阵，损害了老迈的身体。1928年11月，六十九岁的前“广西王”陆荣廷死于远离故乡广西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 也许冥冥之中老天的确有眼，做恶不多、治省有绩的“南草莽”陆荣廷失势之后基本是安度了晚年，得到了善终；而这个属他晚辈的“北草莽”张宗昌在山东横行的岁月不过三年，被赶出山东后，最终死在政敌和仇家枪下。 1925年3月12日，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病逝于北京。1926年7月9日，他的继承人、国民党的后起之秀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向北洋军阀发起了全面进攻。北伐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南方打到北方、由南向北统一”的事例，北伐军先后击败北洋军阀两股劲旅吴佩孚、孙传芳，一路凯歌。 张宗昌岌岌可危。这个胸无点墨的粗野武夫把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归因于孙中山停柩的北京碧云寺“地方太好”。1927年他到京开会期间，向当时的北洋政府一把手张作霖建议焚烧孙中山遗骨，“以绝后患”。张作霖深以为然。此后，奉军多次骚扰西山碧云寺，幸亏守护灵柩的卫兵冒着极大危险，将灵柩转藏于水泉山洞中，孙中山遗骨才幸免于难。 1927年春，张作霖趁国民党内部“宁汉分裂”之机，命令张宗昌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进剿冯玉祥，双方在徐州交战，张宗昌部损失惨重，受到张作霖急电大骂。这年10月，张宗昌与冯军再战于河南兰考。张宗昌部下用计诱降了冯玉祥手下旅长姜明玉，姜明玉率部倒戈，逮捕了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 张宗昌获胜，得意忘形中，不顾众幕僚劝阻，下令枪杀郑金声。 这里要荡开一笔。1925年秋，为扩大势力范围，孙传芳领兵北攻，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奉军务督办张宗昌之命截击。施从滨在皖北固镇兵败被俘。 也许是因为施从滨是“文都”安徽桐城人的原因，他被捕时还对孙传芳的士兵说：“弟兄们辛苦了。”被押到孙传芳面前，白发苍苍的陆军中将施从滨向孙传芳举手敬军礼。躺在烟榻上的孙传芳却一动不动，坦然受之，然后立即下令将施从滨斩首于安徽蚌埠车站外的野地。 施从滨有个女儿，当时二十岁，她就是后来著名的“民国奇女子”施剑翘。孙传芳得意洋洋杀害施从滨之时哪能想到，1933年11月13日，他下野之后、日日念佛度日之时，被蓄志为父复仇的施剑翘跟踪枪杀于佛堂。 历史喜欢演出同一出戏。张宗昌杀害郑金声，象孙传芳杀害他的部下施从滨一样，也为自己播下了毙命的种子。 到1928年，国民党内部派系和已收拢的军阀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又实现了联合，进行“二期北伐”。这年2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四军合力首先解决山东的张宗昌。 在四大军事集团的猛烈打击下，奉军节节溃退。4月30日，北伐军三面围困济南。张宗昌在日军护送下逃出，“山东王”飞扬跋扈的时光到此结束。 他的主子张作霖也感到京津必定不保，就乘火车退回老巢东北以图来日；6月4日，车行到皇姑屯，张作霖被日军预先设下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张宗昌披麻戴孝，嚎哭不已，然后向张学良请求带残部五万人出关，而刚刚接手东北的张学良不许他出关，提出对他的部队要么收编要么遣散，可以聘任他为月薪三万的军事顾问。当了三年威福万分的“山东王”的张宗昌哪里在乎这些钱，就予以拒绝。于是张学良密电蒋介石，说张宗昌部任由处置。 9月，白崇禧率北伐军抵达胶东，包围了张宗昌残部，大势已去的张宗昌又像当年从江西逃出一样，化装成一个车夫，逃往滦州口，再从滦州口乘小渔船跑到大连。看到东山再起无望，1930年，他流亡日本。 1932年，天天怀念昔日“山东王”威风的张宗昌回国。那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这个时候从日本回国的屠夫张宗昌以“爱国”自命，他不断接见记者，张口必谈抗日。因为主政山东三年的暴虐天下尽知，他就此说：“本人过去想好而未做好，甚感惭愧。”致歉之余的意思是，他还希望有机会在山东“做好”。 张宗昌回国后的招摇引起了一个人的极大不安，这个人就是山东新的土皇帝韩复榘。韩复榘觉得此人企图在山东卷土重来，对自己是莫大威胁。 草包就是草包，一次席间，喝高了的张宗昌对韩复榘吹道：“俺的许多老部下现在都散驻在山东各处，俺只要去招呼一下，立即可以汇合成一支队伍！”听了这话，韩复榘表面笑容不改，心里倒抽一口凉气，除掉张宗昌之决心已下。 志愿担当此任务的就是1927年被张宗昌杀害的郑金声之子（本为侄儿，过继给郑金声）郑继成。 1932年9月3日，张宗昌收到其母祝氏重病的电报（由张学良指使其姨太太发出），十分着急，韩复榘也显得很焦急和同情，当即派人为张宗昌订了下午5点37分的火车票。此时，郑继成和配合他的陈凤山已在车站埋伏。 韩复榘为了万无一失，大摆宴席为他送行，对他举酒狂灌，席间众人共饮白兰地二十瓶、啤酒二十瓶。张宗昌居然神色不变，临上火车还在对送行的人及记者高谈阔论，他的最后一席话是：“余对于过去的事，自己认错。”以及“东北事变后，日本人约本人出头，并予多少便利，本人不但不干，而且毅然返回……”云云。 张宗昌与送行者握手道别、要登上火车之时，混在人群中的陈凤山一声呐喊，跳上前举枪就打。也许是杀父之仇要让郑继成亲手来报，陈凤山子弹卡壳。张宗昌大吃一惊，拔腿狂奔。郑继成接着连连开枪，击中张宗昌左脊背，子弹从前胸透出。调整过来的陈凤山再度射击，两枪都中张宗昌头部。恶贯满盈的张宗昌污血四溅，一阵抽搐后再也动弹不得。 在乱成一团的人群中，郑继成站在站台上高呼：“我名郑继成，郑金声是我叔父，我过继给他为儿子。我杀死张宗昌，一为革命增光，二为党国争荣，三为山东和全国除害，四为我父亲报仇！”众人闻言唏嘘、感佩不已，报以热烈掌声；一个青年学生走过来激动地说：“郑先生，您真是大英雄，大豪杰！” 到这里，陆荣廷和张宗昌的一生都已尘埃落定。 同为称雄一时的地方土皇帝，两人走过了大相径庭的人生，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口碑。陆荣廷灵柩运回南宁之时，城乡居民沿途设桌迎祭，有人边哭边说：“老帅呀，你以前回乡，总要炒牛下水请我们吃，如今是再也吃不到了！” 而张宗昌毙命之后，全车站的人拍手称快。张宗昌的秘书长叫人拿着五十元钱对众人说：“谁愿意抬走张督办，可得五十元！”回答他的是：“五百也不抬，五千也不抬！”张的老部下又以乞求的口气说：“难道你们也不看在老乡的面子上吗？”众人愤怒更甚，指着张宗昌的尸体说：“什么他娘的老乡！他是杀人的魔王，欺压老乡的民贼！” 第二天，张尸装殓，停灵安徽乡祠，这下激起安徽人的极大愤怒。安徽团体及个人纷纷来电抗议，一电写道：“……张宗昌之生平及被杀事实，盖棺已有定论……安徽乡祠，何等庄严之地，而为张某停尸？” 陆荣廷离世至今已七十九年，张宗昌毙命也已七十三年，这地方历史上独特的一页早已揭过。不要说陆荣廷和张宗昌这样的乱世草莽，就是再大的英雄勋业，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会显出个苍白旧影，倒是记载历史和个人心迹素养的纸墨，一代代流传，活得比人更久，这是文人的骄傲和安慰。有趣的是，陆荣廷和张宗昌这两位文化根基极为薄弱的草莽人物，也有笔墨流传至今。 这回先讲张宗昌。张宗昌统治山东之后，觉得自己身为山东这个出圣人地方的“父母官”，哪能没点文化？于是他拜清末状元、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彭为师，学习写诗，不久就出版了个人“诗集”。这个不用细述，因为那早已做为大笑话流传了几十年，著名的有“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不著名的有“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达”等等。 第32章 也不需要太觉得这些“作品”真是羞辱了他的状元老师。王寿彭之所以得状元，是因为他的名字：寿彭，就是寿比活了八百岁的彭祖。那年主考官为了暮年的慈禧太后高兴，就把这个吉利的名字排到了第一。 可能大家想不到的是，只上过一年学的壮族孤儿陆荣廷后来也拜师学文化、写诗。他请的是广西名宿蔡化文。在蔡化文的精心指导下，到光绪末年，陆荣廷就已经能流畅朗读古文了，《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更不在话下。陆荣廷还请一位姓陈的书法家教他写字，陈老师要求他不管多忙，每日必须写一尺见方的大字三十个。至今在武鸣、南宁、龙州等地名胜上，还留有他并不丢脸的手迹。 现在我们来看看陆荣廷的诗作。个人认为，今天即使专攻古文的人，写旧体诗也不一定有他这样的水平。 反袁称帝的护国运动胜利之后，陆荣廷在“八桂厅”犒赏将士，即席赋诗一首： 北伐雄师共枕戈，锦旗云涌渡湘河。 复回民国偿初志，八桂厅前奏凯歌。 如果你对这首诗歌虽然觉得不错，但也并不十分佩服的话，再来看他1921年写的一首七律： 群飞海水各争雄，区宇何年睹大同。 抚剑悠悠仍报我，匡时滚滚望诸公。 无心统一终兴汉，国运呼三共祝嵩。 眼底孙曹兴废事，与君谈笑酒杯中。 怎么样？服了吧？ 值得叹息的是，陆荣廷灵柩1929年安葬在家乡离武鸣县城四里的啸狮山五十一年后，1980年9月13日夜，盗墓贼掘开了这位“广西王”之墓。武鸣县有关部门第二天赶到现场看到，那二米高、八寸厚的棺木还红漆鲜艳，棺内丝绸衣物色彩如新，死去已五十二年的陆荣廷大腿肌肉还未完全腐烂。 墓外只看到一个破碎的青花瓷罐，到底盗走了哪些宝物，人们不得而知。据了解，陪葬品中最珍贵的是两颗珍珠，分别放在死者口中和肛门中，另有古瓷器和象牙筷等。因习惯上认为金属对尸体有催腐作用，陆荣廷棺内并无金银。 再叱咤风云的人物终究归于土灰，“广西王”陆荣廷的千军万马和神奇枪法，却对付不了死后在他坟上肆无忌惮的小小蟊贼。 最后回到张宗昌。这个人人皆曰可杀的人物是否浑身就没有一处亮色呢？也不尽然。虽然要找他的可取之处十分困难——至于什么“慷慨大方、不吝金钱”之类，不过是劫掠黎民脂膏后收买人心给他卖命。但他的确有一样应予以肯定的突出品格——孝顺。 他的父亲死得早，靠母亲祝氏拉扯大。1925年，在外浪迹多年的张宗昌荣任山东军务督办，“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他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寻找久无音信的母亲。受派的副官连夜赶到掖县，村里人却说“大脚”十年前又改嫁给了一个木匠，随这个木匠到外地谋生去了。 副官按这个线索找了一个多月，终于在诸城县找到了祝氏。一个破烂的小屋，和一个男人，这就是张督办的妈妈家。 副官向她报喜。可祝氏却说，宗昌离家后她无以为生，就跟了这个贾先生；现在可以享福了，但又不能带着贾先生去给儿子丢脸；而抛下贾先生，又良心不安。 副官十分为难，不敢自做主张给张督办带回一个后爹，只好回去如实报告。张宗昌大怒：“混蛋，老子无能，把俺老娘撇在家里，人家姓贾的替我养活老娘，还不该感激人家吗？你为什么不把那姓贾的一起接来？”随后口授一封信，副官一字不改记下，再去接祝氏。 信是这样的：“儿宗昌不孝，自己出外流浪，撇下娘一人在家受苦，真是罪该万死。现在好了，儿已经做了很大的官，和以前的八府巡抚一样大，儿也有钱了，有一辈子花不完的钱，请娘带那位姓贾的大恩人一同来享福吧。等您到来时，儿再向您当面请罪。” 孝子张宗昌被杀时，祝氏闻讯几乎发疯。失去依靠的她因改嫁而没脸回故乡，一度出家为尼；而张宗昌给她的财产，也被其侄糟蹋殆尽…… 激进时代的不公：林纾“反对白话文”的背后 历史是一条长长的河流，在无限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管怎样的人、怎样的事都只能占有一个瞬间。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到后世不过是短短几行文字，多少强健有为的人物到后世也只是一个血肉全无的苍白符号。民国史上的人物，比如孙中山，就是四个字：“推翻清朝”；比如袁世凯，就是三个字：“做皇帝”；比如张勋，就是两个字：“复辟”；比如曹琨，也是四个字：“贿选总统”…… 在人生短暂、时间无穷的对比面前，只能符号般存在的历史人物还有一大悲哀：吝啬的历史只给他们留出寥寥文字倒也罢了，这寥寥文字还时常把他们刻画得走形走神，甚至面目全非；而且，空穴来风的轶事说不定比正事有名，无据可证的野史往往比信史知者广泛。一个人认真地、付出辛劳地做得很好的事，不一定能在后世留下痕迹；一些并未为之殚精竭虑的、甚至完全是因为某个机缘而触发出的事，哪怕不大，却搞不好就被久久传播。 于是，真相被遮蔽了，人物被扭曲了。 生于1852年的福州人林纾（林琴南）似乎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即便是非文史专业出身的人里，也有不少知道林纾这位横亘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的文化名人，这绝不是因为他是晚清最出色的古文大师之一——晚清文言文学状况，有几人愿去关心了解？ 林纾的有名，就在于两件与他那些优秀的文言诗文无关的事：一个是他不懂任何外文，却居然是一位影响极大的翻译家；二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正在兴起的白话文，是抗拒历史潮流的文化守旧派代表。 不懂外文而成大翻译家，这种天方夜谭的事是怎么做到的呢？ 靠的是和人合作。 1897年春，林纾夫人刘琼姿病逝，林纾哀痛不已，家人劝他到朋友魏瀚处散心。在魏瀚家中，林纾结识了留法归来的王寿昌。为让林纾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极佩服法国文学的王寿昌向他介绍了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说你的文笔那么好，我们可以把这部名著合译出来。 在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绘声绘色讲述、林纾走笔如飞形成方块字文章之中，大名鼎鼎的“林译小说”和“大翻译家林纾”出现了。林纾透彻地领悟了原著精神和风格，且调动自己精深的古文造诣和活跃的才思，使浅近的文言译文忠于原著，语句流畅，富于感情，引人入胜。这部译作成书后初印一百本，分送林、王、魏三人亲友，不料迅速流传开来引起巨大轰动，多家书局连连翻印还供不应求，一时洛阳纸贵，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语）之誉。 《巴黎茶花女遗事》翻译成功获得满堂彩，这一良好开端促使他继续与王寿昌、魏易、曾宗巩、陈家麟、力树萱、王庆通、毛文钟等多位通晓外文的人合作，在此后的近二十年中，先后翻译出外文著作一百八十种以上。许多中国人第一次读到并喜欢上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哥特、笛福、欧文、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易卜生、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孟德斯鸠等西方大师的名著，就是林纾的翻译之功。 由于他不懂外文，译作中错译、误译之处当然不少，还翻译了一些不值得翻译的三四流著作；而且因合水平不一，其译作在是否忠于原著方面也质量不均衡。但是，那是一个国门初开，国人对外国文化正如饥似渴的时代，平易浅近的文言林译小说成了中国人看世界的一个窗口，当时的大量青年学生为林译小说而着迷，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民国文化界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坚。 在鲁迅的整个学生时代，他都和林纾翻译的小说相伴，林译小说每出必买，并多次在和弟弟周作人的通信中谈论。而钱钟书走上研究外文道路，就在于林译小说的巨大影响，他读了林译小说，钦服之余又深感不过瘾，觉得如果看的不是译文而是原文该多好，就勤奋学习外文，后来成了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翻译西方小说，对于林纾来说是十分成功的，只是林纾对此难免有“以末技扬名”的悻悻，因为就文章水平论，即便别人说他的浅近文言译文再好，他自己觉得真好的，还是他的古文诗文。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经历为他赢得了“不懂外文的大翻译家”这个趣称。这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很能吸引人们眼球，增强了他的传奇性，百年之后，林纾对此也许还是有些自得的。 而让他“青史留名”的另一件事，却就没有这样让他在九泉之下心安，甚至会让他死不瞑目。 这件事就是今天学生熟知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林纾“反对白话文”，“螳臂当车”，“成了站到时代潮流对立面上的小丑”。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以后没有哪个杂志再能有这样的荣耀——一份杂志开启了一个时代。 这里先要厘清一个概念：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其实有两个，一个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爱国政治运动，通常说的五四运动就是指这个；一个就是始于《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创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简称就是新文化运动。这场划时代的文化运动真正消歇于民国哪一年，学术界至今还没有明确。 民国成立以后，政治制度由封建变为共和，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政治变革不等于能立即带来思想变革，人们的思想状况并没有随辛亥革命得到强有力的改变，民国“国民”的脑子里基本还是传统封建社会“老百姓”的思想意识，再加上北洋军阀政府为巩固统治，不但不愿在刷新民众思想上尽政府之责，反而予以禁锢、误导，公开号召“尊孔读经”，倡导思想上复古。 第33章 1918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博士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归国杂感》，结论是：“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 在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交界之际，新文化运动承担了扬弃旧文化、注入新文化的历史使命，它猛烈批判奴化人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宣扬新文化、新道德、新意识，概括起来就是陈独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口号：“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与科学。 那个自1915年开始的文化上的狂飙突进时代，可以称为“思想文化上的辛亥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重点是文学革命。一方面文学是国人思想情趣、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变革文学就是抓住了变革文化的枢纽；另一方面中国是个文学古国，自古文运关系国运，文学不仅只是个艺术品类，而是民族精神所在，它承担了艺术之外的沉重职责。晚清时国家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探求原因，梁启超就把这怪罪于文学，他写诗痛陈：“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文学革命晚清就在酝酿。 语言是文学的工具，语言也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流传千年的文言文正是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文学革命的核心就是语言变革，即由文言文变为白话文。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高扬文学革命的大旗；1918年开始，《新青年》全部采用白话。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发表大量言论，以极其激烈的态度和言辞把文言文的危害说得触目惊心，他们从不同角度，精心论证和大声疾呼废除文言倡导白话是文化上的当务之急。 新文化闯将的对立面，也就是旧文化人物对此是怎样回应的呢？很意外，我们想象中的守旧派“痛心疾首”、“如丧考妣”的蜂窝被捅状况并没出现，这一半可能因为那时帝制既往，民国建立，尚新、求变、批判传统是文化界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对派们心虚气短，不敢吭气；一半可能也是他们对文言文的生命力有足够信心，不屑于跟这几个喝过几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后生对阵。 民国文化界有个铁杆守旧的名人辜鸿铭。此公出生于马来亚，留学于德国，曾在北洋军界供职，妻子是日本人，因此有“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奇异经历。他精通九种外语，所以尽管思想上顽固不化到宣扬多妻制比一夫一妻制好的程度，还是被采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办学方针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到北大任教授。 他跟军政界的张勋一样被称为“怪物”，而且也同样一直拒不剪辩，拖着辫子大摇大摆，出入“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京大学。以废除文言为核心的“文学革命论”一抛出，新文化阵营希望他暴跳如雷、奋起反驳，好在争论中扩大新派观点的影响。不料这个老怪物一点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他始终懒得撰文表态，只在课堂上随口挖苦白话文语法不通，说：什么“妓女改良”？要把良改掉？要改良为娼啊！ 因此，当时尽管新派人物不遗余力“妖魔化”文言文，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对空挥拳，“废文言倡白话”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观点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影响。 沉寂冷清让新派人物大大着急，他们想出了一个十分超前的创意：由钱玄同和刘半农演一出双簧，一个写反对白话文的文章，另一个写驳斥的文章，在报上展开论战，以吸引社会注意。 可见，今天盛行于媒体的“炒作”，八十多年前新派人物们就已经想到并成功使用了。 1918年2月初的某天，陈独秀、刘半农和钱玄同在北大红楼北边的林德居饭庄“密谋”到深夜。一个月后，这场究竟是要文言还是要白话的“论战”在《新青年》上轰轰烈烈打响。 钱玄同以“王敬轩”的化名和捍卫旧文化者的身份，登出一篇集中了反对白话文观点的文言文章，名为《文学革命之反响》。文章三千四百多字，语言酸腐冲天，连标点符号都不加。同期又刊出刘半农的文章，名为《复王敬轩书》，站在新文化立场，对此文逐段批驳，对文化守旧派大肆嘲讽。 这一策略经过了周密的策划，除了两文都把观点推向极端、形成激烈交锋外，还用了一个比较“损”的招数：刘半农的文章里特意举林纾为例，说古文其实是不通之文，称其为“桐城谬种”，并从林译小说里挑出许多毛病“亮相”。 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集中火力以林纾为活靶子，逗引林纾上阵反驳，改变新派观点抛出后如泥牛入海、毫无反响的尴尬局面。 他们之所以选中林纾来充当这个倒霉的角色，就是因为林纾名头特大。除了其翻译小说在普通读者中风行，更重要的是，他是出色的古文家，1918年之前，已出版《畏庐文集》、《左孟庄骚精华录》、《韩柳文研究法》、《畏庐续集》、《春觉斋》、《左传撷华》、《论文讲义》、《文法讲义》、《文章流别》、《文学史》等大量诗文和学术著作。在当时的文化界，不论是创作还是研究，林纾都可谓是头号古文大师——树一个文言文上最牛的人为靶子来攻击，最能扩大“废文言倡白话”的影响。 林纾被新文化阵营选为“头号敌人”，还在于其他老派人物对新文化的咄咄逼人装聋作哑之时，他已有些回应，对“废文言”颇有微词。他又是最可能站出来代表旧阵营上阵的人。 林纾的厄运来了。他果然按捺不住，参与了这场让他在文化史上身败名裂的论战。 我们知道，白话文的确在短时间内排山倒海般取代了文言的正宗地位，林纾当时肯定失败得够狼狈。这也正是后世所熟知的林纾形象：不识时务，因循守旧，螳臂当车。2005年出版的一本《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论》里说，“林纾对新文学运动的攻击是声嘶力竭而又苍白无力的”。对守旧派代表林纾及其失败的这种描述在大学教材里代代相传，成了他摆脱不掉的“脸谱”。 新文化运动已过去八九十年，今天，可以全面了解这个人物，心平气和地回顾林纾与新派的论战，洗去激进的五四时代涂抹在这个可敬的老人身上的那些不公正的色彩了。 林琴南出生在福州城东莲塘一户贫寒人家，五岁那年，租船运盐的父亲遇到盐船触礁沉没的惨祸，林家倾家荡产赔偿损失，然后父亲抛妻别子，渡海到台湾打拼。 幼年的林纾由外祖母启蒙，他天资聪颖，一走到书塾窗外就舍不得挪动脚步，然而家里没有钱给他上学。林纾爱书，买不起，就借；借来，就抄；还到垃圾堆捡破书，捡来粘好补齐。偶尔，有人送他一两本旧书，他如获至宝，把书读了又读，然后小心珍藏。 他曾在居室的墙上画了一口棺材，旁边写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十六岁时，林纾也到了台湾，和父亲一起经商。他做生意业绩平平，在台湾三年并未赚下什么钱，随即返乡娶妻。岳父希望他光宗耀祖，出资让他继续读书。三十一岁时，林纾才中举。 林纾和夫人刘琼姿育有一女二子。然而，1893年之后的几年里，长子、妻子、次子、女儿相继辞世，命运对他极其残忍。 痛失亲人的林纾幸好还有一群朋友。朋友在他危难之时予以劝慰、帮助，他对朋友的回报也是赤胆忠心。成了大名人之后，五十多岁的林纾得知早年朋友丁凤翔生计无着，靠给人写状纸糊口，就寄信问候，并寄去二十大洋。钱寄到丁家时，丁凤翔正患重病，无钱求医，这二十大洋不啻成了救命钱。林纾闻讯马上又寄去一支人参。此后每年总要寄去六十或一百元钱，一直持续了十三年。 丁凤翔七十三岁那年自沉江中，林纾挥泪写下祭文，尔后尽心尽责抚育他的幼孙。 林琴南还有一个少年时结识的朋友王灼三。清贫的王灼三病逝时，林纾替他办了后事，又拿出四百元给他的妻子，并将其子王元龙领回家中抚养，学业方面给予悉心指教。 林纾先后为亲友抚育孤儿七八人。 在思想上，读古书、写文言的林纾也跟后世所草草描画的“保守者”形象有不小差距。在清末，林纾属于眼界开阔、思想开放的人，他主张维新和君主立宪；他同情中国妇女命运，是中国最早倡导女权的人之一；他还反对官本位传统意识，呼吁实业兴国。另外，他翻译了那么多西方小说，使国人了解了外国的文化与人生，增强了变革的愿望，从这一点上，他也可以说是新文化的先驱。 他更是一个爱国者。1884年，停泊在福州马尾港的法国军舰突然向中国军舰开炮，击沉中国军舰十多艘，中国官兵死伤七百多人。林纾闻讯，与友人相抱大哭，并于三月后在福州街头拦住钦差大臣左宗棠的马请愿，请求查办当初谎报军情、掩盖损失的军务官员，友人形容林纾当时“目光如炬”。1897年德国占胶州湾，就在康有为等“公车上书”之时，林纾与高凤歧等也三次上书御史台，强烈抗议德国强占土地，并陈述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项建议。 吝啬的历史为一个文人留不下那么多篇幅，林纾的这些良好行迹和可贵品德都消失在岁月的烟雨中。 第34章 后人记得他的，就是不懂外文而成了翻译家，以及“反对白话文”。 激进的新文化运动需要讨伐的靶子，几员闯将就缠住了林纾。在攻击林纾的人的心里，未必敢对他有多少小视，只是需要借助他的名气“炒作”；而林纾却当了真，为这帮新锐如此偏激无理而震怒不已，连连出手批驳。 他首先发表一篇《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说“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不读《史记》而作《水浒》，能状出尔许神情邪”？1919年3月，他又发表了致北京大学蔡元培的公开信，历数当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大之罪：一是“覆孔孟，铲伦常”，一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也就是批判孔学和提倡白话两件事。其中心论点是：“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 人到老年思想一般会定型，这并不是什么羞耻事，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想法总是随时局变化而变，很可能不是“开放”，而是本身就毫无思想，或是市侩投机。对他维护“纲常”，这应予理解，不能算做罪状。而他对孔孟纲常的维护，也是有理有据，他说：“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崇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五常之语。”这番辩驳，不算“苍白无力”，更不“声嘶力竭”。 白话文提倡者的有力武器是西方思想理论，特别是进化论。在对抗中，林纾从未使用“蛮夷邪说”等守旧语言；相反，他也从西方史实和文化中寻找支持自己立场的依据。他说：“知腊丁不可废，故马班韩柳有其不可废者。”这个意思是：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也未废除他们的“古文”拉丁文，我们为什么要废除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呢？ 在核心的“文言还是白话”问题上，我们从他的言论可以看到，他认为传统的文言是今日白话的基础，要想把白话写好，必须有相当的文言素养。这种观点，其实是今天的文学常识，即要从古典汲取营养。 然而那是个激进的时代，那个时代需要的是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要捍动源远流长、经典充栋的古文，就必须矫枉过正——把文言说得一文不值，把白话夸得芬芳如花。因此他认真地发表这些观点之后，却没有人和他做学理探讨。 林纾被彻底激怒，行动也升级。1919年初，他在上海《新申报》上连载小说《荆生》，其中写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通哲学，便是影射胡适。这三人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忽然，隔壁一声巨响，一个腿比墙壁还高的伟丈夫荆生斥责三人曰：“汝适何言?……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然后，“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逐个被大肆辱弄一遍，“伟丈夫”荆生轻轻几下就把这三人收拾得屁滚尿流。 平心而论，这是一篇根本不达到林纾实际水平的即兴之作，狂怒下露骨的仇恨和诅咒，反而让自己落在了下风。该文发布后正中新派人物下怀，胡适说：“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 林纾和新文化阵营作战的另一篇小说为《妖梦》，写一名叫郑思康的陕西人(即思念东汉经学家郑玄康成之意)，梦见一个大胡子的人邀他游阴曹地府，“并告诉阴曹大有异事”，“凡不逞之徒，生而可恶，死亦不改，仍聚党徒，张其顽焰”。他们来到一城市，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前大书一联云：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 校中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明显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是指胡适。其人进入学堂，看见门头上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此文对“鬼中三杰”咒骂得比《荆生》更粗鲁，说“田桓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秦二世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极尽丑化之能事。文末旋即请出能啖食月亮的“罗跟罗阿修罗王”直扑白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 林纾在小说之首说：“夫吉莫吉于人人皆知伦常，凶莫凶于士大夫甘为禽兽。此《妖梦》之所以作也。” 今天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件当时引起轰动的文化旧事。看得出，林纾的确是被气疯了，笔下文字除了泄愤毫无可观。他竭力维护的是“伦常”，如果像开始一样，举例说他翻译了那么多西方小说，也从未在洋书中看见有哪个外国人反对仁义礼智信，就会让以西方文化为资源的新派人物不好辩驳；像如今这样恶毒咒骂，反而苍白无力，只让自己出了洋相。 这两篇小说是林纾通过当时的北大学生、自己早年在五城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张厚载在上海发表的。因攻击、丑化的是北大校长、教务长和教授，发表后在北大立即激起公愤。张厚载距毕业只有几个月，但舆论哗然中，被北大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之名开除了学籍。 北大这个举动不够大气，文化论争不应有现实中的借权力报复；何况林纾被拖入论战，本就是北大中人蓄意而为。林纾开展人身攻击和侮辱，也不应将为其送稿发表的一个学生处理得这么重。可见，代表了时代文化潮流的新派阵营，在现实中同样轻车熟路地走了传统权势争斗途径。 林纾大大连累了学生，十分愧疚；又觉得辱骂也不是君子之道，平静下来后，写信给各报馆，公开承认自己骂人的错误，向蔡元培等人道歉。 六十八岁的文化名宿在报上公开致歉，这也反映了林纾明是非、重公理的品德。 不长时间内，新文化运动取得了极大进展，白话文获得了正宗地位。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新文学理论展示了白话文学的前景，鲁迅等人的白话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文，教科书正式采用白话文。 林纾惨败了，“顽固守旧派”成了他的脸谱，“反对白话文”成了文化史上的笑谈。那个激进时代没有时间去探究林纾观点中的合理部分，要的就是变革，反对变革的，甚至倾向温和改良的，都会被胜利者称为“小丑”。 林纾被称为“小丑”，已令我们感到不忍。他学问精深，思想不算很守旧，私人品德也极好（这不也是旧文化培养的吗？），他成了“守旧派代表”，至少有一半是新文化阵营谋略成功的结果。 尤其不公的是：林纾其实并不反对白话文！ 他不但不反对白话文，还是最早用白话写作的人之一！ 1897年，林纾诗集《闽中新乐府》出版，书中收有童谣体白话诗三十二首，比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的胡适《尝试集》早了二十三年，是近代以来最早的一批白话诗！ 最早写白话诗的人被激进时代塑造成了“反对白话文”的守旧“小丑”，这个事实是令人吃惊的。 林纾在新文化运动中与新派人物的分歧，其实不在于要文言还是要白话，而是在要白话的同时还要不要文言——他愿意要白话，可新文化阵营却坚决不要文言。 林纾实在想不通，在提倡白话文的同时，为什么一定要把文言斩尽杀绝？难道新文学的兴起，就意味着传统文学一文不值？ 在新派人物把文言文讨伐得体无完肤的咄咄逼人姿态前，林纾愤怒了，他本能地捍卫起自己钻研一生、从中得到无尽滋养和享受的文言文。同时，他不是普通的受过传统濡染的文人，他是当时著名的古文大家，古文造诣是他的生命价值所在，对古文的全面否定就是对他整个生命价值的全面否定，从个人自尊和安身立命的根基来说，他也容不得文言被弃之如敝履！ 说到底，不反对白话文、并身体力行写过白话诗的林纾挺身而出做了传统文化的代表，站到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其实就是被新派人物激进的态度逼到对立面上去的！ 林纾没有意识到，全面否定文言文只是新派人物的一种策略：矫枉必须过正。传统文化绵延太久，根基太深，要予以革新，就必须把它的弊病强调到极端，让人触目惊心，这样才能为新文学的发展扫清道路。 激进派的观点和态度，推动了白话文兴起的时代大潮，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可是，对传统文学的评价，“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样的言论何尝又公允？这不是人身攻击辱骂是什么？跟《荆生》、《妖梦》有什么区别？林纾为自己骂人道歉，可新文化阵营里有谁为骂人“妖孽”、“谬种”道歉过？ 悲剧人物林纾，以他一生的才学和品行，实在不该要么是不懂外文却成了大翻译家的“传奇”，要么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 全面胜利的新文化阵营在那个激进时代逐渐过去后，对自己的思想观点开始理性的反思，对传统阵营立场、观念中值得重视的部分也开始了认真的研究。而对林纾这个具体的人，在1924年10月9日林纾逝世后，他当年的敌人们一一表露了在心里对他的尊敬。 郑振铎在林纾逝世一月之后，便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文《林琴南先生》，他不仅从人格上称赞林纾是“热烈的爱国者”、“一个很清介的人”，而且对林纾的白话诗《闽中新乐府》、林的小说创作和翻译均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 第35章 郑振铎此举明显地是想矫正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对林纾的“不很公允”的批评。 1925年3月，刘半农在《语丝》上发表《自巴黎致启明的信》，信中提及林纾，说“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了”。 新文化运动的“带头大哥”胡适，于1926年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中说：“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遗憾的是，这些尊敬和赞美来得太晚、太无力了。他们认识到林纾在历史上的形象和评价是不公正的，但林纾已被他们的“策略”和时代的激进塑造成了“小丑”，牢牢刻在人们的印象中，再想改动这一页，该有多么困难。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多少人寄予深挚期望的“汗青”，本身竟如此暧昧不清。 对爱因斯坦和对冯省三：蔡元培的厚道与不厚道(1) 要问谁是对民国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人，我想应该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如果说孙中山是民国之父，那蔡元培就是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1917年到1923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把这座高校办成了“包罗百家，囊括大典”、拥有全国最前沿智慧、集中全国最精华学生、对整个国家都起了巨大引领作用的中国第一学府。[奇qisuu.书]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四运动这两件永彪民族史册的大事，都策源于北大，以北大为主力，这是中外大学罕有的骄傲。 蔡元培之所以能在办学上有如此作为，首先是因为在那个新旧交替之际，他的“资格”无人能取代：文化上，他是前清进士、翰林、编修，又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研修哲学、心理学、美术史；文化遗老服气他，青年新锐也拥戴他。政治上，他是反清光复会的元老，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不管用什么来要求，他都是无可挑剔的。 蔡元培积累下这样的完美资历，仿佛就是为执掌北大而准备；民国创立后基本荒芜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就等这样一个人来开拓。不可质疑的资历，加上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开阔的胸怀，他让大学精神一度照亮了整个民族，也成就了北大足以吃到今天的丰厚老本。 其实蔡元培的业绩不只是办好了一个北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担任教育总长。那个教育部连他自己在内只有三个人：总长，次长和一个秘书；而且堂堂教育部连办公室都没有，借了别的部的两间房屋办公。但在这样的简陋条件下，蔡元培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和政策，迅速把中国的教育从近代推向现代。延续到今天的，别的不说，只说最常见的一个名称——学校，就是蔡元培1912年下令废除“学堂”称呼，以“学校”代之的。 这位杰出的教育家获得了广泛的尊敬。民国人物评价上，海峡两岸都没有分歧、一致肯定的人，好像只有两个，一个孙中山，一个就是他蔡元培。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而且在今天，有出身北大的著名“愤怒青年”频频弑父审母，但在“铁屋中的呐喊”里只要一提起昔日蔡校长，立马换了五体投地、恨不当年受教的情状。 蔡元培获得各集团、各阶层、各时代如此令人高山仰止的评价，我们在崇敬之余，也许会偶尔想到：他更多的不是做为学者，而是做为领导者、管理者而流芳。学者只面对知识、观念、精神世界，爱惜好自己的羽毛，保持一个道德完美的形象，虽然困难，但未必肯定不能；而领导者、管理者天天和现实人事打交道，在复杂的社会和污浊的权利场中周旋，经手那么多的事，真的能够做到“万世师表”而无可指摘吗？ 从对待爱因斯坦和对待冯省三两件事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博学、崇高人物在社会现实前不能免俗、让需要偶像者心情复杂的一面。 1922年11月中旬，爱因斯坦去日本访问，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就在到达上海的那一天，11月13日，他收到荣获该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正式通知。 第二天，11月14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安斯坦（即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文告宣布：经多次联系，爱因斯坦将于新年初来北大讲学！师生闻讯，顿时一片欢腾。 那时中国的自然科学极其落后，北大师生盼望能有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来校讲学；而谁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多数人还不甚了了。1920至1921年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北京大学做哲学专题讲演，罗素在这期间反复说：“要论现代最伟大的人物，那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将爱因斯坦与列宁相提并论，这个振聋发聩的讲座使中国知识界“从罗素来讲演后，从此无人不知相对论”。爱因斯坦成为中国学界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名字。 在1920年，蔡元培就与爱因斯坦接触。当时在德国访问的教育部原次长致电蔡元培，说爱因斯坦有意来中国讲学，北大能接待否？蔡元培立即回电表示欢迎。但后来因爱因斯坦“一时不能离德”而未能成行。 蔡元培1921年3月到欧美考察，临行对学生说，他此次一定要请欧美的名教授来北大任教或讲学。邀请名单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 到德国后，蔡元培携夏浮筠和林宰平专程面见爱因斯坦，表达邀请诚意。爱因斯坦回答说非常愿意访华，但他目前要去美国，为犹太大学筹款；回来途中又要到英国和荷兰作短期讲学，而且他当时担任着物理研究所所长，不便长期离开德国，赴北大讲学事宜希望“期以它日”。 在这次谈话中，爱因斯坦还询问了到北大讲课用什么语言的问题，蔡元培当即答道：用德语即可，夏浮筠就可以翻译。 一年以后，爱因斯坦方面有了消息。这年3月，民国驻德公使致电蔡元培：“日本政府拟请einstein（爱因斯坦）博士于秋间往东讲演，该博士愿同时往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 机会绝好，蔡元培十分高兴，他当即复电表示欢迎；在待遇条件上，提出全包爱因斯坦在中国境内的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一千元”。而当时国内最大牌的教授月薪为四百元左右。 不久在德国的北大教授朱家骅转来了爱因斯坦的回信。这封信由顾孟余翻译过来后有些含糊，爱因斯坦说：“日本约我前往，报酬充裕，……我如果再往北京两星期，便与此相称。”日本开出的报酬很高，希望中国与之一致，这个意思似乎是嫌蔡元培给的条件过低。他还说：“就权利论，你们诚然是先约我的，但是日本人先提出优越的条件（我及妇居住费外，另报酬二千英镑），似乎也有一种优先的权利。”意思是中国先邀请，他理当先来中国，但因日本给出了优厚条件，他可能要先去日本。 在信中，爱因斯坦还表示：“我希望我们两方可以满意的协定办法，并亲眼观看东亚文明的发源地……” 这封回信表明他也很想来中国，但在报酬方面有些意见，希望另订协议。不知是未明爱因斯坦意图，还是出于别的什么考虑，蔡元培对此没有做明确答复。 到了6月下旬，驻德公使馆又转来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中再次表示愿意来中国讲学，并解释了他关心薪酬的原因：“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也就是说，美洲国家的大学开的价都比中国高，如果按北大的条件来，对美洲国家就不好说。 他这回明确了应有的条件：“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 爱因斯坦当时年薪为四万马克，每月三千多马克，且1922年下半年开始，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因此，每月一千美元的薪金，这个要求是相当高的。 蔡元培接信立即和梁启超商量。梁启超大力促成爱因斯坦来华，决定薪金的一半由他的讲学社承担。于是蔡元培向我驻德使馆表示：“条件照办，请代订定。”8月间，我驻德公使来信说，他们已将上述意见通知爱因斯坦，对方明确表示愿“于新年来华”。 现在，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正好路过上海，蔡元培此时发表他即将来北大讲学的通知，人们都认为爱因斯坦“不久可来北京”。可以亲眼目睹这位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大家都兴奋万分。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爱因斯坦，北京大学举办了一系列关于相对论的讲座，有丁西林的《相对论以前的力学》，何育杰的《相对各论》，高鲁的《旧观念之时间及空间》，夏元的《爱因斯坦生平及其学说》，王仁辅的《非欧几里特的几何》，文元模的《相对通论》，张竞生的《相对论与哲学》。这些主讲人都是国内当时第一流的学者。 按照约定，爱因斯坦将于12月中旬来华，然而直到12月30日，爱因斯坦才从日本到达上海；到达上海后的行程叫等待者大大意外：不是北上去北京，而是在上海逗留两天，然后乘船去新加坡，来北大讲学的协议黄了！ 这时最郁闷的人莫过于蔡元培。他一直等不到爱因斯坦的消息，就写了一封诚挚的信去催问，并重申了以前谈妥的条件。 第36章 爱因斯坦的回信更让他摸不着头脑：说上海有一个叫斐司德博士的人，像是受了他蔡元培的全权委托，向爱因斯坦又提出了违背以前约定的要求，因此他不准备来了。如今接到蔡元培的亲笔信，才知道是误会，但他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旅程计划，希望原谅。 事到如今，蔡元培只好遗憾地接受。他对同仁豁达地说，因为爱因斯坦即将来访，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相对论热”，让这一艰深学问为不少人了解，这本身也就是收获了。 为了给望眼欲穿的学生一个交代，他在1923年1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跋爱因斯坦来信》，并附其原信，说明此事非组织不周。他在跋语中说：第一，爱因斯坦计划于今年年初来访，是通过驻德使馆联系的，所以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第二，信中提到的“斐司德博士”，“是我没有知道的事，读了很觉得诧异”；第三，爱因斯坦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十百倍”，所以我们出了每月一千美元的酬金，没想到最后计划还是落空。 八十多年后，人们重提这件令人遗憾的旧事，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斐司德博士”，估计是日本有人作梗；问题的根本在于爱因斯坦在日本看到中国的状况，产生了退意——当时中国军阀混战，财政困难，北京各校的教育经费都已经五个月未正常发放，蔡元培还为此联合其他学校校长到北洋政府索取。爱因斯坦听说这个情况，就感到北大能否兑现约定实在是未知数。他到北大讲学，推掉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如果长途跋涉，最后连路费都无保障，那就不如不来了。 蔡元培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厚道和阔大之风，他对爱因斯坦没有流露任何怨言。在《跋爱因斯坦来信》中，他对师生说：“当我们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我相信爱因斯坦会专程前来访问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懊丧，而应该互相勉励。” 蔡元培在和爱因斯坦打交道的整个过程中，尽显教育家的赤诚，一派君子之风，令人倾服。 在联系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同时，北大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讲义风潮”。蔡元培在这件事中对一个弱势学生的做为，可能就不是他生平的加分因素了。 所谓“讲义风潮”，就是北大决定向学生收取讲义费、引起学生抗议的一场风波。 当时北大学费相当低廉，每人每学期仅为十元，不到私立大学的五分之一，且学生还享受补贴，因此办学经费基本靠财政拨款，计每年七十五万元。而那时军阀混战，财税来源无保障，到1922年9月，办学经费已被拖欠五个月，蔡元培联合其他大学校长向政府屡次交涉，并以辞职为威胁，好不容易索来两个半月的经费。 这个时候，为了节约经费，校评议会（与教授会并立的权力机构）成员联合向校长蔡元培提出：学校每年耗费在印刷讲义上的费用高达一万多元，而在购买图书上的开支却捉襟见肘；如果把花在讲义上的这笔钱向学生收取，节约下讲义费来补充图书，对学校、对学生都有好处。 蔡元培对此很有同感，他还考虑到：因为学校将讲义印好下发到学生手中，学生上课就不用功，到考试时再“恶补”讲义内容，成了一大弊端。于是他当即决定：以后收取讲义费充做图书经费；购买讲义与否，由学生自行决定，如上课能认真听讲做笔记，讲义尽可不购。 这个决定应该说还是很厚道，但“讲义要收钱啦”的消息传出，一贯免费享有的东西现在要出钱，顿时在学生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这是个有“造反”传统的大学，三年前的五四运动这样的大事且不说，就在五个月前，学校规定不缴费不准考试，就有学生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建筑墙上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沈士远！”幸亏刚刚担任北大教务长十五天的胡适出面表示，未缴费者准他们先考，但到月底还不缴费，则成绩无效，把事态平息下去。 1922年10月17日下午，为抗议讲义收费，数十名学生闯进会计室，对职员大肆谩骂恫吓；10月18日早晨，又有数十名学生群拥至校长室，要求蔡元培废除讲义费。蔡元培将收费决定详细解释，并说三日内不收费；但学生寸步不让，双方面越谈越僵，而且校长室外走廊上迅速聚集了几百学生，呐喊起哄，局面一片混乱。 蔡元培又急又怒，一下站起身来，捋起袖口，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然后满脸青筋地步步进逼。包围着他的学生害了怕，步步后退，逐渐散去。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职呈文离开北大，文中说：“……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事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恐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 蔡元培辞职后，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大家都与蔡校长共进退。 为了挽留蔡元培，北大召开了教务会议和评议会紧急会议，教育部次长马叙伦也对蔡元培面劝。最后，蔡元培收回辞呈，讲义费则暂缓收取。 这场风潮并不是以蔡元培完全让步平息的，他坚持要处分带头闹事的学生。 事发时现场混乱，赶来喧闹的学生其实是出于自发，没有什么带头人物。挽留蔡元培时，校评议会开会就抛出了个替罪羊——一个叫冯省三的山东学生。评议会说就是这个冯省三带的头，决定予以开除！ 了解冯省三的师生都知道，他性格单纯、直率，学习用功，只是心直口快，时常说话欠考虑。冯省三之所以被称为“头目”，是因为他在学生围攻会计室时喊了“大家到会计课去把讲义券烧了”，又在蔡元培和学生谈判时在校长室外说“我们打进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件事解决了”！ 这几句话在学校查惩祸首以挽留蔡元培时被人报告，就成了他“带头”的“铁证”。其实，就是跟蔡元培谈判的学生在风潮中起的作用也比他大，他纯粹就是个看热闹瞎起哄的。 然而，蔡元培收回辞呈一返校，就根据评议会决定把冯省三开除。 这个飞来横祸让冯省三傻了眼。他根本没有组织这次风潮，却先被同学出卖，后被校方严惩，现在只好去找原本熟识的教务长胡适求情。 对冯省三受冤，胡适最清楚不过，因为报告冯省三“带头”的几个学生干部在胡家看见冯省三本人时，竟根本不认识他！开除他，就是为了给这个风潮找个负责者，以给尊严受到侵犯的蔡元培找回面子。说白了，就是拿冯省三做替罪羊。 现在冯省三来诉冤求情，胡适就朝他打哈哈：“你既已做了英雄，就英雄到底嘛！”拒绝为他说话。 那么，蔡元培自己是否认真调查过带头者呢？也没有。他开除冯省三后，也听到“其实不是冯省三带头”这样的话，但他一点没有查清真相的意思。如上所述，他就是要严厉处分一个跟讲义风潮有关的学生，一为严肃纪律，杀鸡儆猴；二为自己受学生围攻挽回颜面。 一定要开除一个不该对讲义风潮负责的冯省三，蔡元培后来一句话近乎赤裸裸——“纸老虎哪能戳一个洞！” 他承认他这个校长，在那时朝气蓬勃、斗争精神极强的青年学生面前只能算“纸老虎”，要管理好这帮人，威严就不能受冒犯，受了冒犯必须加倍找回来，否则以后说什么也不灵。 为了维护权威，就拿一个弱势学生做了牺牲品。开除学籍，对学生来说无异判处死刑，这种做法，难说不是草菅人命。跟他对名满天下的爱因斯坦的恭敬、理解和宽容比，讲义风潮处理中蔡元培的厚道君子之风荡然无存。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做人就不要做事，做事就不要做人”。意思是，要保持一个完美的道德形象，就不能沾染现实事务，因为在处理现实事务中，必然会有与道德相冲突的时候；如果完全按道德要求办事，那什么事都办不成。另一句老话“慈不将兵，义不掌财”，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蔡元培做为一所大学的最高管理者，当然是要“做事”的人，无法每件事都跟对待爱因斯坦一样处理。他认为在讲义风潮中不开除个学生，就做不好校长这份事，于是可怜的冯省三就被踢出了北大。 冯省三被开除，校纪有了威严，蔡元培有了面子，闹事学生有了替罪羊，教职员留住了校长，都皆大欢喜。至于这件事在道德上的说法，除了冯省三自己，就只有当时兼任北大讲师的鲁迅著文讨论了。 薄待原配与兄弟反目：鲁迅家事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一颗巨星陨落在东海之滨的上海：中国几百年来最优秀也最痛苦的灵魂鲁迅与世长辞。 鲁迅病逝，是那时最重大的文化事件。10月19日开始，各大报纸的报道以最庄重的语言、最热烈的评价痛悼中国这位一代文豪和旷古巨哲。 “因肺病转心脏麻痹症，文坛巨子鲁迅逝世”（上海《民报》）；“文坛殒此巨人，四海同深哀悼。鲁迅氏不幸于昨晨溘逝。”（上海《辛报》）；“一代文豪归宿，鲁迅下午大殓。今晨瞻仰者仍极拥挤，定明日安葬万国公墓。” 第37章 （上海《大沪晚报》）；“一代文豪，从此永别。鲁迅遗体昨大殓，今日葬万国公墓，定下午二时出殡，蔡元培等将执绋”（上海《立报》）；“胶州路畔空气肃穆。万人凭吊鲁迅。”（上海《大沪晚报》）；“文星殒落各界凭吊殡仪馆内瞻仰鲁迅，‘中国高尔基’棺前夜。”（上海《社会晚报》）；“我国文坛最英勇的战士鲁迅遗榇昨已安葬青年群众自动执绋者六七千人中外各领袖亲致悼词盛况空前”（上海《广东报》）；“巨星落大地！鲁迅出殡，蔡孑民宋庆龄执绋，哀歌声震动了苍空”（上海《大晚报》）；“苏联失掉了高尔基，损失不若中国死去鲁迅大。北平文艺界将发起追悼会……”（北平《北平新报》） 治丧委员会由蔡元培、宋庆龄、毛泽东、马相伯、内山完造（日）、沈钧儒、a.史沫特莱(美)、萧三、曹靖华等九人组成；鲁迅遗体移到万国公墓下葬时，抬棺者为巴金、胡风、靳以、萧军、张天翼、姚克、鹿地亘（日）、吴朗西、周文、黄源、曹白、黎烈文。 鲁迅去世的消息第二天传到北平，在西三条二十一号，一位五十八岁的初老妇人双目含泪，南望上海，再看看她正照料着的一位八旬老太，叹息一声，止住南下参加鲁迅葬礼的愿望，将一间书房布置成灵堂，摆上鲁迅生前爱吃的几样小菜，为鲁迅守灵。 这位毫不起眼的妇人名叫朱安，她是鲁迅的原配妻子。她正照料着的老人，就是鲁迅的母亲鲁瑞；她布置的那间灵堂，正是鲁迅离开北平（当时还叫北京）前的书房。 而此时，在上海接受各界慰问的鲁迅遗孀，是许广平。 在上海鲁迅的葬礼上，在文化界几乎和鲁迅一度齐名的大弟周作人却没有出现，他只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礼堂里参加了追悼会——这不是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鲁迅死时，离周作人当汉奸还有三年。 鲁迅与许广平的故事，了解现代文学的人耳熟能详；但这位原配朱安，却长期被有意湮没在岁月的尘沙里，不为人所知，直到十几年前，才在改革开放的整体社会氛围中，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朱安嫁给鲁迅，那时鲁迅已经家道中落，但在当地还是一个体面人家，鲁迅又是个正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她对这门婚事，没有任何不满；而按她的天生性格，本也很少有不满、怨怒的时候。 比她小三岁的鲁迅是绍兴城里的望族子弟。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先在江西当知县，后升调京城任内阁中书，他家的门头上，醒目地挂着“钦点”、“翰林”的牌匾。他的家产，还有水田四五十亩，可以说是令人羡慕的“官僚加地主”家庭。 但是在鲁迅十三岁那年，祖父周介孚一时昏头，为亲友向负责科举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行贿事发，畏惧这一大罪的祖父先四处避难，后绝望自首，被关押在杭州监狱。接着，第二年，父亲周伯宜突然重病吐血，卧床不起，百般医治无效后于次年散手人寰，留下寡妻和四个儿子。 短短三年时间，鲁迅的家庭从显赫跌入了困顿，身为长子长孙的他在这剧变中尝尽了世态炎凉。及至成年，十八岁的鲁迅去参加科举会稽的县试，在五百多人里名列第一百三十六；在他准备参加绍兴府的复试时，一个小弟弟病亡，使他心情大坏，没去应考。他本就对科举没有热情，此后再未参加过考试。 不考科举，鲁迅去上了在当时人观念里尽是“邪说”、不算“正路”的新式学堂。他先去了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在这个半军校的学堂里呆了半年，见识了把“钊”字读为“钧”的教员，后来在因讥笑说地球的“东半球公转、西半球自转”的教员而在两天内被连记两次大过和两次小过之后，鲁迅转学到矿路学堂。在这里，他真正接触了现代科学，成绩也多半是第一名。 1902年3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日语，后到仙台学医学，再返回东京学德语、读杂书。他在日本呆了七年多。这一期间，鲁迅剪掉了辫子，更开阔了眼界，深化了思想，同时和弟弟周作人在东京结识了房东之女羽太信子，这一切对他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了久远、巨大的影响。 负笈日本时，鲁迅已经二十一岁，在三年前，他的母亲鲁瑞已为他定下一门亲事：女方就是绍兴普通人家的朱安，鲁瑞对她的温和、驯顺和勤劳赞不绝口。 鲁迅对包办婚姻这样的做法十分厌恶，但他对家道中落后承受无数风吹雨打的母亲却非常孝敬。鲁迅一生大约用过一百五十八个笔名，最常用的是“鲁迅”，原因就是母亲姓鲁。他接受了订婚。 订婚后，鲁迅连去见未来妻子的兴趣都没有，尽量拖延完婚。1902年和1903年，鲁迅两次从日本回家，母亲和朱家屡屡催促成婚，都没办成婚礼，鲁迅只叫朱家先让朱安放脚，并进学堂读书。到1906年，鲁迅二十五岁，而朱安已经二十八岁了，鲁瑞觉得再拖下去无法对朱家交代，就使出了强硬手段。 鲁瑞给在日本的鲁迅连连去信，催他回家完婚，有时一天两封。对这门婚事极其抵触的鲁迅苦不堪言，说，“我因为生气和烦躁被搞得神经衰弱”；鲁瑞最后托人再写来一信，说“母病重速归”！ 无可奈何的鲁迅从日本回了家。一进家门，只见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满面春风的鲁瑞哪有一点病容？鲁迅在被母亲安排单独长谈后，立即被人换上礼服，安上一条假辫子，准备迎娶他的新娘朱安。 花轿来了，轿帘掀开，先伸下一只脚，这只脚倒不算太小，不象始终被裹着的。新娘下轿了，一个趔趄，差点跌倒，鞋子掉了，一只标准的三寸金莲露在众人前，掉在一边的那只鞋子里原来充塞了棉花。 为鲁迅始终拖延不肯娶自己而忐忑不安多年的朱安听说新郎喜欢大脚，就在上轿前特意做了这样一番掩饰。刚下轿就败露，新娘朱安的表情极其狼狈。 订婚已七年的鲁迅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女人：身材瘦小，面色灰黄，尖下颌，凸前额，与美丽、青春无关。 呆若木鸡的鲁迅在司仪的安排下机械地和朱安拜着天地。鞭炮齐鸣的热闹婚礼，掩盖着一代思想文化巨匠和一个平凡女子之间就要发生的巨大悲剧。 新婚之夜，鲁迅彻夜未眠。胆怯的朱安一次次只敢小心轻声地说两个字：“睡吧。”换来的是鲁迅无边的沉默。 第二天鲁迅连新房都没进，在母亲屋里看了半夜书，后半夜就睡在母亲屋里。 第三天，鲁迅还是睡在母亲房间。 恐慌和羞耻，惊疑和痛苦，新婚的朱安在空空的新房里手足无措，天天流泪。 没有蜜月，完了婚的鲁迅迅速回了日本；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直到三年后他结束留学生涯。这次他在家的时间，一般认为只有四天，最长也不过半个多月。 谈及婚事，鲁迅对友人周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个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深受现代新思潮浸染的鲁迅，时刻思索着中国人应有的“新的人生”，面对自身命运的这一反讽式安排，内心的痛苦并不在被他冷淡的朱安之下。 对母亲给的这份“礼物”，鲁迅并没有“好好地供养它”。1909年8月，他从日本回国，先在杭州一所师范学校任教；次年7月，回到绍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后任学监，再转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在绍兴工作，离家很近，他却只偶尔在周末回去看看母亲，其余时间就只身留在学校，要么批改学生作业，要么通宵读书和整理古籍。 他是尽量不与朱安接触，他认为这不该是他的妻子。内心苦闷中，三十来岁的鲁迅无心修理边幅，看上去几乎象个老人。 孝顺的鲁迅没有明言埋怨母亲，只曲折地流露心迹。他有一句关于母爱的名言：“母爱就像湿棉袄，脱了嫌凉，穿着又不舒服。”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想的不就是母亲为他包办了一桩完全不符合他心意的婚姻、为他造成了终身痛苦吗？ 1912年5月，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同为绍兴人的蔡元培邀请鲁迅到教育部工作。那时临时政府的大总统由孙中山换了袁世凯，首都已从南京迁到北京。鲁迅到北京开始了十四年之久的生活。 在北京的前七年多，鲁迅独居；朱安则在绍兴家乡，尽心伺候着周老太太鲁瑞。双方的婚姻家庭生活一片荒凉。 1919年11月，鲁迅的经济条件已比较宽裕，他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的一个院子，花费三千五百元。北洋政府时代是公务员工资最高的时代之一，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兼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同志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宜，在1913到1922年，他的年薪收入在二千五百元到三千九百元之间。 三进院落的八道湾胡同十一号使鲁迅在绍兴的家全搬到了北京。鲁迅自己住阴暗潮湿的中院，母亲和朱安住前院，大弟周作人和弟妹羽太信子、以及二弟周建人住后院。 全家团聚，而且鲁迅在那时正逐渐声望鹊起，但他却没有好心情：因为朱安也来了。 以前鲁迅和朱安避开，虽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倒也给了彼此安静。如今到了一个屋檐下，矛盾再也无法避免。 朱安婚后十三年，不但没有和鲁迅过上基本的夫妻生活，甚至几乎没得到鲁迅一个笑脸。她除了日日伺候婆婆鲁瑞，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自己这桩可怜的婚姻，她觉得丈夫和自己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到1919年，鲁迅终于让她搬来北京，她的心里顿时燃起了希望，到首都和“当京官”的丈夫团聚，这让她在娘家和当地也恢复了脸面。 第38章 然而漫长的十三年一点也没有改变鲁迅对她的冷漠态度。鲁迅无比悲凉地知道，这个因母亲的原因而凭空插进自己生活的女人，毁掉了自己向往的生活和终身幸福；尽管自己全副的现代思想主张，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看见朱安，就像看见了自己不幸的根源。 在八道湾的日子，对朱安不啻是恶梦。朱安擅长烹饪，能做一手可口地道的绍兴菜，但她做的菜鲁迅往往不吃，只因母亲在一桌才勉强吃几口；朱安为鲁迅做的衣裤，鲁迅连试都不试就扔在一边，朱安后来不敢交到他手上，只把缝好的棉裤放在鲁迅床上，希望他不经意穿上，不料鲁迅看到后把它扔到了院子里；甚至朱安到鲁迅房中为他铺好被子，他也找茬大发脾气，把被子抖落在地，还要把床拆掉…… 朱安天性温和驯良，这么多年也已习惯鲁迅对她的态度。在鲁迅面前她又有深深的自卑，看着鲁迅和当时的文化名人和青年学生来往、交谈，也的确感到这个男人跟自己熟悉的人和生活完全不一样。她除了感叹自己的命不好，对鲁迅并没有怨恨，维持着家庭表面的平静。 但她堂堂正正嫁给了鲁迅，是正宗的鲁迅夫人，她任劳任怨伺候婆婆，就是实心把自己当作了周家人。因此，她也会在外人面前摆出家庭主妇的身份，比如一些学生来拜访鲁迅在客厅交谈时，她就会微笑着捧上水果点心，然后在学生们“师母”的呼唤中得到满心甜蜜，尽管她知道鲁迅非常厌烦她的出现。 朱安最大的梦想，就是丈夫鲁迅能接受她，和鲁迅成为正常的夫妇。她想接近鲁迅，可又不知该怎样接近。鲁迅心情好时，也和她闲聊。有次鲁迅说到某种食品，说十分好吃；受宠若惊的朱安赶紧接口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真是非常好吃！不料鲁迅的脸立即沉下来：因为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吃的，中国没有。她的凑趣，反而更添鲁迅的恶感。 鲁瑞见鲁迅婚后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她又很想看到鲁迅的孩子在她面前跑来跑去，不免抱怨给朱安听。朱安委屈地说：“大先生根本不靠近我，怎么能有孩子出来？” 早在1914年，朱安知道自己无望生下鲁迅骨肉，怕耽误了周家“香火”，就叫自己的弟弟写信给鲁迅，建议鲁迅纳妾。对这一主张，鲁迅接信甚是恼火，在日记里斥之为“颇谬”，也就是挺荒诞。对朱安来说，这本是“顾大局”的“贤惠”，可跟鲁迅的思想观念判若云壤。两人的距离，终身无法拉近。 不过鲁迅对朱安虽然冷淡，却绝不毒辣。鲁迅始终不断给朱安家寄钱；朱安生病时，鲁迅立即将她送往医院，搀扶着她上下黄包车，看见这一幕的外国医生也很感动。 1923年夏，鲁迅家事中最重大的一件事发生了，这就是后文要说的周氏兄弟失和反目——从此周树人和周作人基本断绝一切来往。 鲁迅决定搬出他买来的家院，他问朱安：你是留下还是回娘家？这个选择对朱安太残酷：周作人已和大哥成仇，凭啥留下大嫂？而回娘家，在那时代只意味着被丈夫抛弃，对女人是一件极无颜面的事。 于是朱安恳求跟着鲁迅搬家，说你总是需要人伺候的。鲁迅也考虑到她的处境，虽不情愿，也就答应了。 1923年8月2日，朱安跟着鲁迅搬进砖塔胡同。此后的生活更加尴尬，因为以前二人间还有个老太太，现在鲁瑞只偶尔从八道湾胡同来走走，只剩下二人四目相对，空气更加紧张。为了减少见面，他们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放要洗的衣服，一个是放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把要洗的衣服放进一个箱子给朱安去洗，再在另一个箱子里拿朱安洗过的衣服。 朱安的一切努力都告无效。最后使她对和鲁迅的婚姻彻底绝望的，是许广平的出现。 和后世对鲁迅原配夫人朱安在一段时间内讳谈不同，鲁迅和许广平的师生恋是做为佳话流传的。许广平不算很漂亮，但极有才华和个性；尤其是，(奇*书*网-整*理*提*供)许广平是为逃避包办婚姻而来北京读书的，她也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在情感上和鲁迅深有共鸣。 许广平出现在鲁迅生活里，对朱安是又一场灾难。本来，鲁迅虽对她冷淡，但在外面从来没有别的女人，这一点虽然让朱安觉得奇怪，但也很欣慰、满足；而许广平的出现使她的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家庭主妇的名份也保不住了，名义上的丈夫也要被人夺走。 1925年夏，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开始明朗，朱安再也支撑不住，病重住院。鲁迅把她送进医院，也与医生讨论她的病情，但很少在病床前逗留。他的心里已全被许广平占满，他说：“原来我也是能爱的。” 在理智上，鲁迅何尝不知道朱安同样是牺牲品，她是个善良温顺的平凡女子，嫁给自己也是命运的安排；他原本已准备自己的幸福因朱安而葬送，此生不做别想。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 现在有了许广平，鲁迅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还有转机，特别是——他心里对爱的渴望并没有熄灭，朱安让自己心如枯井，对现实生活不抱任何幻想，但许广平却让他觉得心里生机萌发。所以他说：“原来我也是能爱的。” 鲁迅极其深沉，然而这样的切身情感经历，在鲁迅的创作里还是得到了隐晦的体现。 鲁迅有一篇短篇小说《伤逝》，这是他唯一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作品讲述了一对男女相爱并克服困难同居，后又因生活压力而不得不分开的故事。人们往往把它的主题解读为“爱必须有所附丽，否则是经受不起现实生活的消磨的”，然而今苏州大学副教授、我在安庆读书时的班主任汪卫东博士却发现这个文本是分裂的：小说的男主人公涓生在开篇以强烈的忏悔者面目出现，接着却就开始为自己辩解，而且越到后来越辩解得振振有词。他认为，涓生就有鲁迅的影子，他的一腔忏悔就是鲁迅发向原配朱安的；涓生的辩解其实也就是鲁迅的自辩，他也是这场悲剧婚姻的牺牲品。 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去了厦门大学；1927年10月，他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已改名北平）探母，告诉母亲和朋友，许广平已有身孕。 朱安的“鲁迅夫人”生涯事实上已彻底终结。知道这一切时，她孤苦无助地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看来这一辈子我只有服侍娘娘（指鲁瑞）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贯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因为朱安的温良和许广平的大度，朱安和许广平的相处十分融洽，许广平尊称她为师母。只是朱安一些和许广平不可避免的观念和处事方式冲突，在一些具体的事上略有不快。比如周海婴出世，朱安也跟着高兴；而在周海婴生病的时候，朱安很焦急，说要把孩子带到自己身边来养，许广平就不太高兴：这不是说朱安是大太太，她是二房吗？ 鲁迅逝世，朱安也是五十八岁的人了，她的美好年华，因为不可选择地嫁给了鲁迅，就这么在压抑、卑微、忍让、孤寂和劳苦中如水流逝。 1943年4月，她伺候了一生的婆婆鲁瑞逝世；虽然鲁迅对她冷淡、嫌恶，但婆婆一直非常喜欢她，这也是她生活中的最大乐趣。现在，朱安只剩下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最后四年的朱安，生活十分清苦。她没有经济来源，尽管婆婆死后，周作人把原先赡养母亲的每月十五元转给她，但她知道周氏兄弟已经失和，坚决不用周作人的钱。许广平时常汇款接济她，但当时物价飞涨，许广平后来又入狱，所得也很有限。晚年朱安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 1944年，年老多病的朱安已欠债数千元，万般无奈，她登报出卖鲁迅藏书，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消息发布后，许广平托人和她面谈，希望她好好保存鲁迅遗物。朱安说：“我不也是大先生的遗物吗？为什么不好好保存我？”来人无语，只说许广平遇到困难，回去一定寄钱来。朱安立即改变了变卖鲁迅藏书的主意，并明确表示要把鲁迅遗物的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为鲁迅付出了一生，最后几年依然在执行鲁迅遗嘱上不折不扣。鲁迅遗嘱第一条就是：“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鲁迅死后，朱安生活困顿的消息传到社会上，面对各界捐款，她严格按鲁迅遗嘱，除了鲁迅好友沈兼士等人的赠款外，她对朝鲜剧人艺术协会理事长徐廷弼及《民强报》记者等人的捐赠，均予以谢绝；对北平《世界日报》欲为她发起募捐，她也说“不便接受”。 对自己一生在鲁迅那里得到的待遇，朱安在去世前反复对人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说起许广平，她说，“许先生待我极好”，“她的确是个好人”。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北平病逝，走完了六十九年的凄苦一生。 她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 此前，她列出了自己死后要穿的衣服清单。就在她逝世的前一天，鲁迅在绍兴时的学生宋琳去看望她，那时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智清醒，流着泪对宋琳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第39章 她还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 许广平操办了朱安的丧事。她去世三日后安葬，此间天天念经；下葬处是婆婆鲁瑞身边，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 有论者称鲁迅为“最痛苦的中国人”，这首先是指他深刻的目光洞悉了中国民众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而在心里产生浓黑的绝望与悲凉。其次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一、家道中落，从小尝尽人情冷暖；二、包办婚姻，葬送大半生的幸福；三、兄弟失和，成为其毕生无法言说的深深隐痛；四、体弱多病，终身被多种病痛纠缠。 这里要说的，就是他那比包办婚姻更痛苦的家事——兄弟反目失和。 鲁迅和周作人，并称“五四双星”，是一对非常杰出、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一个都绕不开的兄弟，因此这件家事也就成了公案。 文人是非常看重自己人生经历和情感的人，也是善于表达的人。按常理，这件使兄弟终身失和的生活大事会被同是大文人的周氏兄弟写成各式文字，或者控诉，或者辩诬，或者愤怒，或者感慨。然而，当事双方对此却能不提就不提，沉默了一辈子。其中的深深隐情，留给了严肃的研究者，以及好奇的旁观者。 1923年7月19日，“周氏兄弟失和”这一公案正式发生。这天上午，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弟弟周作人脸色铁青地走过来，递给他写给鲁迅的一封信，然后转身而去。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相关文献，最直接、最详尽的就是这封信了：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在这封至今完好保存的信里，周作人称哥哥为“鲁迅先生”，要哥哥以后不要再到自己的住处来，叫哥哥“自重”！ 如此绝情、伤心和鄙夷的语言，只有在鲁迅犯下了极端令人不齿的罪错才可写出。 当时已成新文化运动主将、青年导师的鲁迅读到弟弟这封信时，是什么表情和什么心情，没有人知道。 终身保持记日记习惯的鲁迅在当天日记写下了几个字：“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鲁迅的日记，全是语句简单的记载，连许广平生下周海婴、他四十八岁头一回做了爸爸这样的大事，也只以一句话打发：“广平产一男。” 从鲁迅当天日记只可以看出，接到周作人的绝交信，鲁迅想找他面谈，但被拒绝，弟弟根本不与他沟通。 第二天，鲁迅早起四处看房；两周后，8月2日，他借了八百元钱，携带朱安搬进了砖塔胡同的临时居所。 八道湾那座宽敞的四合院，是鲁迅以多年积蓄加变卖绍兴祖屋买来，然后又花了大半年将其改造为适合一家人居住、特别是适合弟弟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日本生活习惯的构架；在鲁迅为改造和装修劳碌不已的时候，周作人甩开两手去了日本探望岳父母。如今，他却从自己出资出力辛苦筑起的家里被逼了出去！ 面对哥哥出走，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自然就是鲁迅，他已连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 到第二年的6月，兄弟关系恶化到顶点。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更严重的事态发生。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一唱一和，当众痛骂鲁迅。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而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 一对亲兄弟，当时中国的两位顶尖文化人，演出了如此一幕活剧。 在场的人为张凤举、徐耀辰、章廷谦和羽太信子的弟弟重九。羽太信子污秽开骂很可能用的是日语，除了章廷谦，在场其他六人都懂日语，但个个对羽太信子的话讳莫如深。 这一反目，一直延续到鲁迅逝世，二人就此终身断绝了兄弟关系。 到底是什么，使兄弟间产生了近乎不共戴天的怨仇？声称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的鲁迅，最后十年以写“骂人”杂文为主，却从不提起一度恨不得要他命的弟弟周作人；而周作人，对此同样避开不谈。 在他向鲁迅递上绝交信的前两天，即1923年7月17日的日记，还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十个字左右，显然是与兄弟反目有关的语句。 如果这十来个字在，真相也许早就大白。 直到1964年，八十岁的周作人才在评价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一书时勉强谈及，他说：“……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当时的熟人多方猜测，后世众说纷纭，因为当事人的讳而不谈、长久沉默，至今没有结论。 二人是否因为生活、观念上的差异而积怨已久？ 相反，周氏兄弟从小感情极好。在祖父入狱、父亲又病重的情况下，十几岁的长子鲁迅就挑起了“户主”的重担，请医生等家中一切事务均由他承担，特别是受人冷眼的典当家产，这样给了弟弟周作人一个安全、宽裕的童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的涉外手续、生活杂事，也全由鲁迅包办。在鲁迅深感做为弱国子民的屈辱的时候，哥哥照顾下的周作人在日本却称心如意，反觉“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 1909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为了在经济上支持弟弟，鲁迅先回国就业，安顿下来后，两年后将弟弟、弟妹接回。 周作人到北大任教授，也是鲁迅向他的老上司、原教育总长、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推荐。 对兄长的照拂，周作人不会不知晓、不感激。 在绝交信事件前的几个月里，兄弟二人在外人看来完全不象潜藏着风暴的模样。1923年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奇--書∧網文章充满感情地回忆童年时代与哥哥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此后，他们还曾共游中山公园，一起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并共同担任该社指导。 7月3日，离反目只有半个月的周作人与鲁迅还同逛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书店。 可见，兄弟二人的失和不是因为生活冲突和观念差异，即使有这个因素，也绝对不可能达到那种反目成仇的地步，这一切必定出自一个非常特别的原因。 该谈鲁迅的弟妹、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了。周氏兄弟失和的具体原因至今无明确说法，但跟羽太信子有关却是众口一词，包括鲁迅和周作人两位当事人后来只言片语的表露。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周氏兄弟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结识了房东的女儿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家景并不好，她为周氏兄弟等几个租住在她家的中国留学生当“下女”、也就是女佣，引起了周作人的爱慕；而她的妹妹羽太芳子，后来嫁给了周建人。 和周作人相恋时的羽太信子，相貌普通，身材不高，圆脸庞，小眼睛，但身子结实，干活勤快，性格热情。她和周作人一起来中国定居时，让鲁瑞和朱安等绍兴婆家人第一次见到了外国人，十分新奇、兴奋。 哪能想到，这个东洋媳妇却成为他们家的一个灾星。 全家搬到北京八道湾胡同后，兄弟二人忙于文教事业，周建人还是学生，周母不熟京城，朱安懦弱不识字，所以羽太信子就成了当然的持家人。 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当家本再好不过，但根据周建人回忆，羽太信子是日本妇女中的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仆人六七个，即使鲁迅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时，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才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 鲁迅将自己的薪水只留下买烟和零用的钱，其余的和周作人的收入一起全交给羽太信子支配。鲁迅和周作人是当时的较高收入者，两人一月收入加起来有六百多大洋，实际购买力相当于今天六万多元人民币。可在羽太信子的奢靡浪费下，家里入不敷出，鲁迅竟要经常去借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为此鲁迅经常提醒要注意家庭开支用度，对羽太信子如此持家感到不满和担忧。周作人的孩子生点小病，羽太信子都要用汽车去接诊价高昂的外国医生来看。看着无必要的汽车出入，鲁迅感叹：我用黄包车拉来的，哪经得起用汽车运出？ 第40章 兄长的意见，侵犯了羽太信子的“执政权”，她对鲁迅十分反感，经常在周作人面前议论大哥的不是，甚至对鲁迅夫妇恶毒诅咒。过往周家的周氏兄弟学生俞芳回忆说，天性驯顺的朱安曾“很气愤地”告诉别人:“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而周作人对羽太信子一辈子又爱又惧，久而久之，她的态度对周作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羽太信子在周作人耳边的谗言能使双方绝交成仇，可见不是一般的谗言。 1924年6月11日周氏兄弟大打出手时，在场惟一不懂日语的章廷谦后来很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 羽太信子的话置鲁迅于一个最难堪的境地——鲁迅对她有不轨行为！ 鲁迅当时正当壮年，虽有妻室朱安，却从来不靠近妻子，因此有人判断其必有性压抑，对共居一院的弟妹羽太信子不轨不是没有可能。 具体的说法是两种：一是鲁迅偷窥羽太信子洗澡；二是鲁迅晚上躲在周作人卧室窗外偷听房事！ 后一种“听床”的说法，羽太信子不仅只跟周作人说，她在时住八道湾的鲁迅友人章川岛面前也公开说起。 是这两种龌龊行为，激起周作人对鲁迅的狂怒、鄙视和终身不原谅，有一定的说服力。 鲁迅的形象如此冷峻，如此高深，如此伟大，这位文化巨人，真的能跟对弟妹“窥浴”和“听床”联系在一起吗？ 在1949年后，由于鲁迅在大陆的特殊地位，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只允许被解释为“有神经质的羽太信子的挑拨和周作人的糊涂”，但在当时这种猜测是暗中流传甚至在周氏兄弟朋友圈内公开议论的，性格硬倔的鲁迅对这一严重损害他人格的传言却始终无一言辩清。 因难言的原因失和以后，鲁迅多么想和周作人能有一次长谈和沟通，可身心受到巨大创痛的周作人就是不给这个机会。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常用一个字：“昏”，也就是糊涂。但直到去世，鲁迅也始终不愿写下一字表示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清白。 如果那是真的，是鲁迅觉得无颜去为自己辩护、只能承受后果吗？如果这纯属子虚乌有，是鲁迅觉得这种言论实在太无耻、太卑鄙，正常人根本无法与之辩驳吗？ 但是有人主动为鲁迅辩诬。章川岛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也就是窥浴和听床在条件上不可能。对失和的真正原因，章川岛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许广平对羽太信子十分愤恨，说她是“由奴隶而做稳了奴隶主”！ 到20世纪90年代，鲁迅逐渐走下政治神坛，这一公案可以公开讨论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 “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两人的说法，足以否定猜测和传言。周氏兄弟失和之谜，依然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我们能确认的，只有周作人的满心愤恨，和鲁迅的彻骨悲凉；这中间，是一个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人。 悬疑重重的周氏兄弟失和案，除了这些见于文献的内容，还有一些更为离奇的传说。 好几年前，我听到这样一个说法：鲁迅和周作人在东京结识羽太信子时，本是鲁迅爱上了羽太信子，并且两人建立了恋情；然而鲁迅有订婚已久的朱安在先，他无法逆拂母亲的心愿抛弃朱安，又舍不下真爱的羽太信子，就与羽太信子串通，精心设计让弟弟周作人娶了羽太信子，这样他既可以遵守婚约娶朱安，又可以在家中日日看到羽太信子！ 从此他把最常用的笔名定为“鲁迅”：“鲁”取自他挚爱的母亲名字鲁瑞，“迅”即取自羽太信子名中的“信”。在南方方言里，这两字读音一致。这个笔名就是他的爱的宣言。 然而明嫁弟、实嫁兄的羽太信子后来真的爱上了这个弟弟，对自己嫁给他只是一场与其兄合作的“阴谋”而深感良心不安，就要求鲁迅断绝和她的暗中往来；鲁迅不愿，羽太信子无奈，就把婚姻真相告知了周作人，于是引起了八道湾胡同十一号里的天翻地覆和周氏兄弟的终身绝交。 这个故事的情节之精彩，不但超过了鲁迅的任何一篇纯文学范畴的小说，而且连琼瑶的通俗言情笔力也要自愧不如。在这个离奇的故事中，鲁迅多情善感、心思深密、行为荒诞而阴暗至极，叫人大吃一惊又啼笑皆非。 家事成为公案，个人隐私成为研究破解的对象，这是名人的待遇，也是名人的代价。不知因深邃敏锐而灵魂永远不能安息的鲁迅，会以怎样的目光看待后世对其家事的不休言说？ 永远的精神家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今天通常意义上的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英文中“university”（大学）一词，是由“universe”（宇宙）一词派生而来。 哪所学校是全世界第一所大学有所争议，一种流传较广的看法是：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创建于1088年，它是意大利、也是欧洲和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 大学需要积淀，今天世界著名大学的校史一般都很悠久。1168年，南宋的宁宗皇帝赵扩出生的这一年，牛津大学创办；1209年，蒙古大军在成吉思汗带领下第三次进攻西夏的这一年，剑桥大学创办，1638年，也就是清顺治皇帝出生的这一年，哈佛大学创办。 在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应是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创办时间为北宋开宝九年(976年)，但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其址上1926年正式建立的湖南大学，跟其更无前后相继关系。 中国出现大学，是在19世纪最后几年的晚清。 中国首家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究竟是哪一所，一般的说法就是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即今天的北京大学。但行家似乎更倾向于认为，1879年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才是中国真正的第一所大学；而清政府1895年在天津创办的北洋西学学堂（次年改称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公办大学；1896年，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这三所大学的建立时间都在北大之前。 进入民国，中国的高校有了长足发展。蔡元培初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在当时的国力下，觉得国家能集中力量办好首都的这所北京大学就已不错，结果高等教育的发展令他自己也意外，国立大学连连创办不说，各省办学热情和能力更是高涨和具备，且不管地方是由何等人掌管，对大学教育都不吝投入，民间私立大学也不断涌现。这个文明古国自古高度重视教育的脉流，在民国延续。 民国前十七年的大学里，挟领导新文化运动之威的北京大学是当时最好的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交通大学等校也开始名声鹊起。 从1927年蒋介石定民国首都于南京，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民国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号称“黄金十年”。这十年里，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办学水平进一步提高。 192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目标；大学分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四种；大学下设的学院分为文、理、法、商、农、医、工、教育等八种，拥有不少于三个学院方可称大学。 这一阶段，中国最好的大学是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这四校不相上下，号称大学“四强”；当时的著名学府还有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山东大学、东吴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等。1937年，全国共有大学及独立学院七十八所，教师六千六百一十五人，大学生及研究生三万七千三百三十人。 大学体制成熟了，栖身大学或大学出身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 接下来的八年漫长的抗日战争时期，是民国高等教育史上特殊的一页，众多大学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辗转搬迁，维持教学：战争烈焰熊熊，大学薪火不灭。 抗战胜利后，大学教育恢复了正常。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到抗战胜利三年后、民国覆亡二年前的1947年，这一年是民国高等教育的高峰，中华大地共有大学二百一十所，其中国立大学三十一所，私立大学二十五所；国立独立学院二十三所，省立独立学院二十四所；私立独立学院三十二所，国立专科学校二十所；省立专科学校三十二所，私立专科学校二十三所。 第41章 全国大学聘任助教以上教师八千九百六十四人，其中教授二千七百人；在校生十五万五千零三十六人，其中研究生四百二十四人，本科生十三万零七百一十五人，专科生二万三千八百九十七人。科学文明和现代思想，在朗朗传播。 一座座学府，一团团浓荫；一个个学人，一片片书声；一个个晨昏，一串串故事。多少学子，在这里笑过哭过，爱过恨过。大学的话题，有关知识文化的传承，有关真理智慧的求索，有关社会文明的提升，有关民族精神的进步，有关人类理想的追求，永远探讨不完。 在民国大学的茫茫海洋里，这里要说的是一所空前绝后的神话般的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一所好大学，粗略来说，杰出的教师是条件，优秀的毕业生是证明。 打开西南联合大学教师的名册，其阵容之豪华叫人瞠目结舌。且把只在学术界享有大名者不表，只说今天社会大众也对其名如雷贯耳的人物，就有：陈寅恪，朱光潜，朱自清，闻一多，钱穆，钱钟书，吴宓，吴晗，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熊十力，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沈从文，吴有训，饶毓秦、叶企孙、吴大猷、华罗庚，周培源，陈省身…… 西南联大的校本部只有一百二十多亩，相当于今天一所中学。在那狭小的校园内，行走着多少聪慧的头脑；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各学科的泰斗级人物，在那里触目皆是。除了西南联大，还有哪所学校具备如此精良的师资？ 再看这样一些名字及受业学校：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和杨振宁，毕业于西南联大；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邓稼先、赵九章、朱光亚等八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作家汪曾琪，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思想家殷海光，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翻译家王佐良，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英语教育家许国璋，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哲学家任继愈，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毕业于西南联大；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国家领导人宋平、王汉斌、彭佩云，毕业于西南联大…… 1940、1943两届清华留美庚款考试，十七名考取公费者，西南联大毕业生占十一名。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八十一位院士，西南联大人占二十六名；院士里最年轻的三位，陈省身、许宝騄和华罗庚，均为西南联大师生；这三人再加上姜立夫老教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五位数学院士，西南联大占了四席。 首批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五位华裔，陈省身、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除了吴健雄出自中央大学，前四人清一色为西南联大师生。 联大师生中，后来有一百七十一人成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 这所西南联合大学，只存在了八年；短短八年，向中国的天幕挥洒了如此灿烂的星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疯狂进犯，大片国土沦丧。在战火中呻吟的土地，再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落入敌手的高校，也只能成为侵略者的教化工具。而且侵略者极恨民族意识最强、宣传抗战御侮最突出的大学，比如南开大学，就被炸得只剩一座楼。 民族危难中，一座座宁静的大学受到了严峻考验。 多数大学采取了后迁的对策，迁入后方的大学计有七十多所。后迁师生披星戴月，风雨兼程，和图书、仪器等办学设备一起，向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侵略者铁蹄踏不进的西部省区转移。 国民政府表达了战火中坚持办学的决心，蒋介石将教育政策概括为：“战时要当平时看。” 北平、天津失陷后，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平津地区三所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搬迁至湖南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 老牌的国立大学北大，前身为留美预备学校、洋气的清华，私立大学的典范南开，这三所各具特色的优秀大学在战火中融到了一起，西南联合大学马上要横空出世。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这一天成为后来的西南联大的校庆日。迁到长沙的三校教师一百四十八人，学生一千四百五十二人。 1937年底，民国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遭遇空袭，国难的硝烟中，临时大学又开始向西南大后方寻找新的办学地。 三大名校合并迁来，让湖南喜出望外；如今临时大学要迁走，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极力挽留，他说长沙绝对安全，即使不安全，也可在湖南另寻校址，湖南省必定尽力支持。而广西得知三校要迁往西南，立即积极联系，希望把学校迁到广西，设于南宁与桂林均可，广西地方同样大力支持。 1938年1月，最后议定的地点是云南昆明，这里位于大后方，气候优良，且有铁路通往国外，是战时办学的最佳处所。 告别了湖南，谢绝了广西，2月中旬，搬校开始。除去参军、辍学回乡和投奔延安的学生，志愿入滇学生共八百七十五人，和教职员工一起分两路入滇：一路是女生和体弱的师生、职员及家眷，乘火车经粤汉铁路到香港，取道越南到达昆明；另一路二百五十多人（其中学生二百四十四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派一名中将为团长护送，徒步穿越三省，六十八天后抵达昆明。 1838年4月2日，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上课。 刚到昆明的西南联大租用本地中专学校教室上课，各学院散布于市内各地，乃至云南南部的蒙自。7月，联大在昆明西站东侧购地一百二十四亩，建立校本部。 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园落成。这里有学生宿舍三十六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五十六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二栋，图书馆?一栋，为砖木结构。这些建筑的设计者是梁思成，因为经费极端短缺，只能一律按最简陋、最节约的原则设计建造，这位建筑大师对此深以为憾。 云南省对西南联大办学给予了大力支持，一次次协助解决校舍问题；省主席龙云将他在威远街的公馆腾出一部分给联大作总办公处，他还专门拨出一辆福特轿车供联大三常委之一的蒋梦麟使用。 永载中国教育史册的一代名校西南联合大学，在南疆开始了它的辉煌历程。 西南联大的成功，固然在于其融汇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秀师资，更在于她那符合大学精神的办学理念和学校制度。 在合并迁校之前，三校都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北大是自由、民主，清华是严谨、认真，南开是开拓、活泼，合并为西南联大后，互相取长补短，开拓出了更为高迈的境界。 西南联大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常委会，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组成；另设校务会议为议事机构，设教授会为咨询机构。校务会议由常委、主任秘书、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院长和与以上人数相等的教授组成；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参加校务会议的教授由教授会选举产生。 由于蒋梦麟和张伯苓常在重庆，西南联大校政其实由梅贻琦主持。这位提出了著名的“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办学理念的教育家，执掌西南联大时说：“吾从众，无为而治。”“众”指的其实是教授，这句话落到实处，就是今天人们呼唤不已的教授治校。 西南联合大学设有文、理、工、法商和师范五个学院，?@?z二?@?z十?@?z六个系，教师三百五十多人，在校生人数在三千左右波动。她的机关却只有三个处：教务处、总务处和训导处，今天高校里的人事处、财务处、基建处、科研处、保卫处、外事办、老干处等等，一律没有；三常委实则梅贻琦一人负责，没有“分管领导”、“领导班子”；各学院和系均只设院长和系主任一人，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 梅贻琦主张通才教育，反对重实用、轻文理的办学思想；他认为，教给学生所谓“一艺之长”，其实是在培养匠人，与大学宗旨不符。 西南联合大学的制度以学分制为主体，具体是“选修课”制和“共同必修课”制。学生四年（或五年）必须修满一百三十二个以上学分、相当于四十门课方可毕业；大一横贯文理的必修课一般为八门（国文和中国通史所有院系都必修），达四十个学分之多；三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要留级，二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则勒令退学。 联大八年中，共开出了一千六百多门课，如涓涓乳汁，哺育了一代优秀青年。 有名师的精心教导，有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青年才俊们十分珍惜这战乱中万分难得的优良条件，他们刻苦勤奋，在这里迅速成长起来。 时任联大物理系教授的吴大猷这样回忆当时的联大学生、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他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做家里的任何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地做完了，又来索更多的。我由他做问题的步骤，很容易发现他的思想敏捷，大异寻常。” 西南联大的精神，除了战时办学必有的“艰苦奋斗”之外，就是“大学独立”。联大的高层和教授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证办学条件，而不应干涉校政。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由教育部安排应设课程、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 第42章 联大对此不以为然，推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执笔抗辩。抗辩函说，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如果什么都由教育部规定，那么“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而且，如果大学内部事务、甚至课程的设置都要听命教育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 抗辩函最后说：“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西南联大不但抵制了国民政府对内部事务的干涉，而且在1942年把大一新生必修的“三民主义”课改为若干专题，不做考试，不计学分。 1940年10月，教育部又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要重新“审查”大学教师的“资格”。这一文件在西南联大教授会上激起公愤，全体教授拒填“审查”表格，导致被扣当年的学术津贴。 为了加强对高校的控制，国民党当局规定，凡担任院长者都必须加入国民党。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教授听到消息，沉下脸来脱口而出：“扯淡，我就不入。” 在这批充满自由思想和独立意识的知识精英的全力呵护下，西南联合大学不仅是战火中的宁静港湾，也是民国末年污浊社会中的绿洲。 一批批学子穿越千山万水，来到西南联大求学。那时的学习条件和生活环境极艰苦，1938年到1944年间在西南联大读了大学和研究生的杨振宁后来回忆道：“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除老师之外，学校最重要的学习资源是图书馆，可联大低矮昏暗的土坯房图书馆只能容纳一百多人，天天要占座，稍微去晚，连站着读书都不可能。 在此条件下，许多学生拿着书本跑到校园附近街道上的茶馆里，花上一毛钱叫一壶茶，就在茶馆里读书、讨论一整天。很多联大学子的回忆里都深情地提到青云街上的茶馆。 联大并不提倡勤工俭学，但清贫的学生们都在寻找赚取生活费的机会，大批的学生在昆明城郊的中学兼课，或者为商店、机关当文书，甚至擦鞋、卖报。昆明的几十所公私中学本来师资不足，此时正好大用价廉物美的联大学生，有些联大学生索性合伙办起了学校。 杨振宁也是兼课大军的一员，他兼课的学校就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中。在他任教的班上，有一个女生叫杜致礼，是国民党重要将领杜聿明的女儿。这位杜致礼同学后来就成了杨振宁的夫人。 教授的生活在联大中期开始也走向贫困。本来，民国时期教授的生活待遇极好，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任教时，月薪达四百多元，而当时一个包吃住的保姆月薪才几块钱。在青岛大学一次学潮中，闻一多认为学生无理，主张严厉处分，激起学生的围攻；学生贴出丑化他的漫画不说，还编了歌谣挖苦他讲课时习惯发出的“呵，呵”声，拿的就是他的薪水说事：“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节课五十分钟，经得起你呵几呵？” 抗战中财政困难，教授待遇开始下降。1941年起，随着入滇难民和军政机构的剧增，以及日军空袭中商品流通的阻滞，通货膨胀席卷了后方；到1942年，教授一月薪水的实际购买力只相当于战前的八元三角，竟降低了百分之九十八！ 国难之中，聚居龙头村的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等教授“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加一汤而已”。就是事实上的校长梅贻琦，也在集体食堂搭伙，“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就很满足”。为节约费用，年过半百的他外出尽量不用车，经常步行一二十公里。 各教授放下架子，纷纷自救。闻一多为得到一套宽敞的住房和每月一百斤的大米，也到中学兼课；由于他精于篆刻，还开出价码为人治印，深夜的油灯下，他往往还在为人刻印。连梅贻琦的夫人也联合潘光旦等教授的夫人长期制作蛋糕，命名为“定胜糕”，由梅夫人提了送到冠生园寄售。 物质条件的艰苦没有侵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要给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补助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学院院长、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系主任一齐宣布国难之时，生活尚可，对此补助不便享受，把送上门的钱拒了回去。 贫困倒不算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日军的空袭。1938年9月28日，日军第一次空袭昆明；1940年和1941年，空袭最为频繁；到1943年，在陈纳德率领的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打击下，才终于消歇。这期间，“跑警报”成为联大师生的“必修课”。 往往正上着课，凄厉的空袭警报突然响起，师生就互相照应着立即向联大后门的山上跑去，等到警报解除，再回教室继续上课；如果警报时间长，一些老师索性就在山间安排学生席地而坐，讲完课程。在这频繁的跑警报中，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搞丢了他呕心沥血写就的《知识论》手稿，只得从头把这部六七十万字的巨著再写一遍。 日机直接轰炸到联大校园有两次，分别是1940年10月13日和1941年8月14日，前一次炸毁了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后一次损失更惨重，宿舍、饭厅、教室、图书馆都给炸得千疮百孔。遭受严重的轰炸威胁一度使再次迁校提上日程，但因劳动太大而未实施。 在猛烈轰炸中，联大把师生住所疏散到郊区，这给教学和生活带来了很大不便。周培源的住处被安排在离城四十里外，为了进城按时上课，他竟自己养了一匹马。 1938年到1941年，昆明民众在日机轰炸中死亡一千零四十四人，伤一千四百一十四人；其中联大师生员工（含家属）大约死十人，伤十人。这个很小的比例，说明联大在防空袭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住最简陋的屋，吃最粗糙的饭；在轰炸下学习，在硝烟中授课。西南联大，如此悲壮。 西南联合大学的魅力在于她的坚毅卓绝，在于她的独立自由，在于她的名师云集和桃李满天下；但还有一个方面，同样是其被后世经久不衰地谈论的原因，那就是那一批文化大师在联大留下的种种掌故轶事。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做出了一个引起震荡的决定：聘请三十六岁的作家沈从文为教授。 西南联大集中了当时全国学界精英，留学欧美名校、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归来的教师数不胜数；没有高层次学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且已经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成绩，他是作家，不是学者，没有任何学术著作。 在学术界毫无过人之处的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授，这种不拘一格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触乃至愤怒，态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国学大师”之誉的著名学者刘文典。 刘文典精研传统文化，尤其是《庄子》，他说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自己，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则就是他刘大教授。 学问精深不说，刘文典脾气暴烈。1928年他任安徽大学校长时，鲜明地提出“大学不是衙门”；11月，安大闹学潮，蒋介石正好来安庆视察。第一次见刘文典时，蒋介石见他外表邋里邋遢，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刘文典回问：“你就是蒋介石吗？”刺激得蒋介石一楞神。蒋介石要求他惩办罢课学生，他说：“我这里只有教师学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负责。”蒋介石大怒，对他拍案斥责；刘文典顿时发飚，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说：“你就是军阀！”竟然扑上来要打蒋介石。刘文典被卫兵拖下后，蒋介石自下台阶骂道：“真是个疯子！” 刘文典看不起武夫，也看不起新文学。在他眼里，现代白话文学浅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价值？而这个沈从文连对白话文学的研究都没有，只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与被他瞧不起的沈从文同为教授，他十分不平，觉得跌了身价。 刘文典公开质问：“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还在课堂上说：“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昆明空袭警报频繁拉响之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大学者陈寅恪离开教室，看到沈从文也匆匆跑出，他当众大骂：“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 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心灵敏感，来联大后自卑而自尊。面对前辈刘文典的屡屡粗暴伤害，他一言不发，只是认真讲授他的写作课，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时常让学生不知其所云，但他还是培养出了和他的风格一脉相承、后来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沈从文今天在文学圈的最大传奇也是最大遗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已议定，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可是在这一年5月，他以八十六岁高龄辞世，而诺贝尔文学奖只给活着的作家。 “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 第43章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马悦然2005年在北京伤感地说。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由埃及的马哈富兹顶了沈从文的缺。 联大校方不拘一格，顶住压力，坚持给了沈从文教授职位，让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生前年轻时候就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让人感佩。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在联大也引起过风波：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放他的教授聘书，将他解聘。 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刘文典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为他嗜食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在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下，他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联大课程一去半年。 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这种做派本已令师生议论纷纷，这次又为了鸦片而旷教半年之久，影响更坏。时任中文系代主任的闻一多坚决主张不再聘用，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为他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哪肯咽下这口气，他一回昆明就赶到北郊司家营找到闻一多论理，两人情绪冲动，争吵汹汹，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因为闻一多寸步不让，加上刘文典平时经常公开嘲笑同事学问差，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很不利。最后，刘文典恨恨去了同在昆明的由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执掌的云南大学，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时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你真有学问才华，自有学府礼聘，而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羁绊约束，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张扬个性的条件；而有个性的张扬，才有智慧的喷薄。在重重“管理”下谋生的人，即便资质优异、勤奋刻苦，也不大可能成为开拓创新之才。 刘文典是资深教授，而在后起之秀里，同样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中离开了西南联大。他就是今天人称“文化昆仑”的钱钟书。 钱钟书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副教授时只有二十八岁，却已经名满学界。他的老师吴宓说，在老一辈学者里最强的是陈寅恪，年轻一辈里的“人之龙”就是钱钟书。钱钟书讲课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或者藏青色礼服，风度潇洒；他讲课只用英语，不用汉语，也从不提问，让学生既倾倒又轻松。 但到1939年夏，钱钟书就离开了联大，改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他离开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他心高气傲，口无遮拦，时常伤人，人际关系恶化。比如他曾这样批评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三人中，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他的恩师，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学问家。 这段刻薄的评论流传甚广，但到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夫人杨绛专文辟谣，声称绝无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联大原拟聘其为教授，最后只聘了个副教授，钱钟书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希望儿子来照顾自己。 钱钟书的确是在不愉快中离开联大的。他后来的小说名著《围城》，就有很大的挖苦西南联大的动机。书中的“三闾大学”，难道不是暗讽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吗？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极强，因此极容易文人相轻。被西方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同样在课堂上臧否人物。他“攻击”的对象是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胡适本被定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只是旋即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此没有在西南联大留下足迹。 这些大师间的纠葛，也许是当事人的烦心事，但流传到后世，已成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 联大学生里同样“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对人谦恭有礼的前辈泰斗杨振宁，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当时同学听到，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大学是智慧和才情、个性的集中地，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批奇人、狂人、怪人，即便其资金再充裕，景致再优美、学风再严谨、毕业生出路再宽阔，其魅力也要减色不少。惟有西南联大，如此充分地诠释了“大学”二字。 大学由校长、教授、学生这三股主要“势力”组成。论人数，学生是主体，学校的面貌，可以说就是学生的面貌，而学生的面貌，绝不仅仅只体现在学习的用功上，朝气、抱负和热血，更是青年的标志。 在那国难当头的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八百三十四人，包括梅贻琦之子梅祖彦。 除了对侵略者日本斗争，联大学生更对日趋走向反动、企图驯化大学生而维护统治的国民党当局斗争。当时全国的“民主堡垒”是昆明，而这座堡垒的中坚就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有一批追求中国政治进步的教授，闻一多、吴晗等著名民主人士自不在话下，即便是理科教授，同样是这样的思想倾向。1945年西南联大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数学家华罗庚发表演讲说：“科学的基础应建立在民主上。”这句话，把“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更发展深入了一层。 在进步教授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宣传带动下，西南联大学生在政治上一贯活跃。西南联大的学生社团有二十多个，经常出墙报，做演讲，表达对时局的意见和理想追求。他们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经常给国民党当局以沉重打击。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沦陷前，大批文化名人滞留香港不得回内地，可行政院长孔祥熙却用国家的飞机把他在香港的家具、保姆以及七条宠物狗先运回国内。消息传到联大，联大学生义愤填膺，掀起了“倒孔运动”。1942年元月6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发起游行，高呼口号：“打倒贪官污吏！”“孔贼不死，贪污不止！”“铲除孔祥熙！”等口号，社会上一时人心大快。 1944年，孔祥熙来云南，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为昆明大学生作讲话。当一白二胖的他讲到“今天我们大家生活都很苦”时，联大学生齐声高喊：“你不苦！”随后起哄声经久不息，更有人喊道：“肥猪！肥猪！” 当天晚饭后，孔祥熙的二女儿代表父亲向联大参军学生赠慰问品。这些慰问品被扔了一地，学生们说：“我们不要你的慰问！” 抗战胜利结束，可内战的阴霾又立即笼罩了中国。西南联大学生又投入到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 1945年11月25日晚，六千多名昆明各学校学生在西南联大举行时事晚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讲演。演说正进行时，国民党军队包围会场，并用枪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数颗子弹擦着演讲者费孝通的头皮飞过，费孝通神色不改，演讲如常。次日，昆明三万学生宣布总罢课，以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 12月1日，大批特务和士兵围攻西南联大，毒打联大师生，并向人群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以及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等四人，重伤二十九人，轻伤三十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激起昆明民众更大义愤，学校罢课坚持继续进行，学生还组织了?一粋s百惗喔鲂釉诔窍缪萁病?12月2日起，社会各界公祭四烈士，一个半月中，参加公祭的各界人士有十五万人，近七百个团体。最后，为平息学生和民众怒火，国民党当局只好将杀害学生的凶手公审后枪决，并将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免职。 西南联大最后的岁月被鲜血染红。1946年7月15日，在纪念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的悼念会上，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他横眉立目，拍案振臂，痛快淋漓地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为和心理，一时山河含悲，风云变色。 当天下午，闻一多就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下，此时离西南联大正式撤销只有十六天。 为躲避战火而由北向南迁移千里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在抗战胜利之后，回迁原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距1938年5月4日开学，联大在昆整整八年。 八年办学，共约八千人在西南联大接受了教育，联大历届毕业生一共二千五百二十二人。 这年7月31日，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宣布结束校史。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悲壮激越的校歌再次唱起，满眼热泪的联大师生深情凝视校园的一房一路，一草一木，告别自己永生的精神家园。 第44章 为了纪念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这最不平凡的一页，留住人生最值得怀念的岁月，三校筹备回迁之时，联大人倾心倾力，建起了一座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一千一百七十八字的碑文是：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掠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碑文由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撰拟，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刻，中文系主任罗庸书丹，号称“现代三绝”。碑体庄严雄浑，气势恢宏，流溢着无言的神圣。 一位花了三十年时间来研究西南联大校史的美国学者，在西南联大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时说：“正当某些国家大量借鉴于西方教育的经验之时，中国人却能以他们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引以自豪；并且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能够产生一所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一座无形的丰碑同时在联大师生及后世的心里巍峨树起。 为报答云南父老八年的恩情，应云南省政府请求，西南联大回迁时将师范学院留在昆明，单独办起了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发展为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就在云南师大本部校园东北角，云南师大本部大门边墙上有朱光亚题写的“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两行金色大字；旧址上今留存有教室两间，纪念碑一座，另有闻一多衣冠冢和“一二·一惨案”四烈士墓。 瑰宝浩劫：清东陵的民国命运 历史千头万绪，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一个答案可以是：人类历史的过程就是一代代人出生又死去的过程。 人总会死，在火葬远未被理解、接受和流行的时候，逝者的遗体总得埋葬起来，这就产生了坟墓。 人是感情的动物，不会让亲人暴尸野外，亲人逝世躺在地下了，还要以阳间的舒适奢华标准来打理其墓地，仿佛死者还能享受到；人是等级社会的成员，死去是人生的完成，便要以墓葬来总结和证明生前地位；人是万物之灵，天生追求“永恒”、“不朽”，总希望自己的功业、思想、精神乃至于肉体能长久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可人生短暂无法扭转，就把这些企望都交付给了死后的墓葬…… 正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情怀和梦想，墓葬，成为凝聚人类智慧和财富的一大历史文化成果。沉睡地下的墓穴，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墓葬文化，在世界各地都源远流长。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把山洞上室做为居住地，下室做为葬地，体现了中国人对墓葬的初步经营；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有南北两处公共墓地，墓葬逐渐形成文化；而在被称之为“东方文明曙光”的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存发现，社会上层分子不葬入普通社会成员公共墓地，而是另外选择地点，被安葬于山顶之上，封土积石，形成独具特色的山上积石冢。 一步步地，帝王将相、贵人富豪那宏大、奢华、精美、神秘的墓葬出现了。 为了这些豪华大墓的建设，开始出现一些专为墓葬服务的工种，比如石工、木工、漆工、窑工、画工以及专门从事制造明器（指专供墓中死者在阴间用的器物）的工匠等；当然，看“风水”的“地师”就更加兴盛。 在社会财富被大量埋藏于地下墓穴陪伴尊贵的死者的同时，一个新的“行业”不可避免地产生——盗墓。 盗墓是和人类道德准则相违背的犯罪活动：一则侵扰亡魂，侮辱尸体；二则不事生产，窃掠财物。更重要的是，墓葬本身包含了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盗墓活动则严重破坏了丧葬文化遗产，使我们本可通过墓葬对历史获得的准确认知无法进行——这也是除了是否由国家组织认可、是否非法占有墓穴财物之外，同为刨坟，考古和盗墓的本质区别。 在世界范围内，由国家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考古活动至今不过一百年左右，而盗墓却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盗墓事件出现在二千七百七十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有人从掘开的古墓中得到一个玉印，上有十字，当时无一人识得；而被盗的最古的墓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距今约三千六百年。 盗墓那神话般的暴利，驱使着人们一代又一代对此“殚精竭虑”。在全国已经发掘的数千座汉墓里，据说目前只有三座是完全没有被盗过的。 盗墓者的“智慧”几乎和建墓者一样发达，甚至更高超。他们是历史学家，能够根据坟墓的朝代、墓主的身份等判断墓穴的建设特征、墓内财物的价值，并做出准确的盗掘方案；他们是技术专家，再牢固、凶险的墓地，都能得其门以入。大墓一般四周坚固不可摧，他们就从墓旁往下挖一深井，再横挖一段至墓底，然后再向上挖，这样就从墓室底部进入了墓室内，这一过程长的会持续一两个月；为了掩护，他们会先在打洞处周边种满高粱之类遮掩，或者在打洞处先买地建上房子，然后在屋内动工。尤其神奇的是，高明的盗墓者能打十几米的深坑而不在地面出现一点挖出的土！ 盗墓的工具也是历代盗墓技术的结晶。著名的洛阳铲，由一个外号叫“李鸭子”的人在20世纪初发明于河南这块历史积淀极其丰厚、墓葬极其丰富的中原大地。这种呈半圆筒形的铲子长二十至四十厘米，直径五至二十厘米，装上富有韧性的木杆后，可打入地下十几米，通过对铲头带出的土壤结构、颜色和包含物的辨别，可以判断出土质以及地下有无古墓等情况。洛阳铲的制作工序有二十多道，最关键的是成型时打造弧度，需要细心敲打，稍有不慎，打出的铲子就带不上土。这种铲子至今也只能手工制造。 在气候湿润的南方，洛阳铲难以发挥作用，一代代盗墓者因此而练就了“望、闻、问、切”的绝活。这四项俏皮地借助中医“四诊法”来概括的技巧就是：望，即掌握看风水之术，凡“好风水”的地方，地下就容易有大型墓葬；闻，即挖出地下的土闻气味，精通者能从土的气味判断出朝代；问，即走访乡村老人，在闲聊古事中获取墓葬信息；切，一是指摸捏尸身，获取从嘴里到肛门里的宝物，二是指以手摸墓内物品，即可判断价值大小。 第45章 在盗墓者如此“精心钻研”之下，大批古墓被盗，多少生前威风无限、奢侈无度之人，死后被刨坟辱尸，价值连城的陪葬宝物更被洗劫一空。而且越是皇帝这样的地位尊贵者，越是盗墓者梦寐以求的目标。出于对墓地被盗掘洗劫的担忧和忌惮，“反盗墓”方法也层出不穷。 最基本的是增加盗掘的难度。比如使用石椁铁壁，让一般金属工具不能破坏；在墓穴边储水积沙，遭盗凿后可以反扑盗掘者；在墓室设置机弩飞箭、伏火毒烟等机关，对盗墓者予以狠狠杀伤。 或者是设置“疑冢”，即建立多个陵墓，释放虚假、混乱信息，让盗墓者不能找到真实墓葬所在。据说曹操就有七十二处“疑冢”；而那个施琅“大将军”，也有七处“虚墓”。 还有蒙古人独特的丧葬方式。他们的大头领死后，派重兵在下葬之处大面积封锁，将遗体深埋，再将地面留下的丧葬痕迹以“万马踏平”。这样的做法，别说让盗墓者束手无策，在那地貌单调的大草原上，就是亲身参加过葬丧的人，过些时日恐怕也指认不出下葬处。所以至今，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是海内外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大谜团。 那么，这样的丧葬方式，后人怎么能找到准确地点来祭祀呢？蒙古人自有其独特智慧：落葬之时，在墓地当着羊妈妈之面杀羊羔一只，完成葬礼后将母羊带走；祭祀之日，再将母羊带来，羊妈妈就会一路哀鸣着奔向孩子被杀的那个地方——也即下葬地。当然，这样的辨认方法无法传之久远。 蒙古族人的这个不留标记、万马踏平的方法虽然很保险，但很难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使用，原因很明显：受不了让万马在坟头上践踏倒在其次，关键是，建个豪华大墓本来就是宣扬死者的气派的事，既是向后人炫耀，又是为后人留下纪念，如果一点标志都不留下，没人知道，那跟不建有什么两样？极尽哀荣的厚葬而不留名留迹，也跟穿好衣服走夜路、发达了而不回家乡一样，一点滋味也没有嘛！ 这真是一个两难的矛盾，多少王公巨室为既要显生前尊贵和身后荣耀、又要对付盗墓贼的黑手而踌躇不安。 不过这个问题在皇帝那里好办一点，因为除了可动用一国之力精心设计、建造森严的墓室，还可以让后代设立守护机构，派重兵四方把守。 问题是，如果这个皇朝完蛋了呢？比如，清朝覆灭了，清朝皇帝的陵寝在民国还有那份安全的尊荣吗？ 从理论上说，应该还是没有问题。根据1912年清帝退位时《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的第四条规定：“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可是在民国那个中国由近代向现代初步转型、一切都远未成熟的阶段，多少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法律都成了空文。从政治意义上说，那是被革命推翻的王朝的陵寝，又不是革命烈士陵园；从文物保护上说，那个时代能有什么像样的文博事业呢？故宫博物院在文化界一帮精英的呵护下能建设成那样，已经是奇迹了。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帝王陵寝，从建陵年代和地理位置，可分为清初关外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三个陵区。 关外三陵都在辽宁，为安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先辈的永陵、安葬着努尔哈赤和皇后叶赫那托（拉）氏的福陵和安葬着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的昭陵。 清西陵为雍正所辟。雍正得位不正，死后不敢葬在父亲康熙身边，就在北京西南方一百二十公里、河北省易县城西十五公里的永宁山下另建陵区，与原有的东陵相对而称西陵。这里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个皇帝及他们的后妃、弟兄、公主、阿哥等八十人。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西北部马兰峪的昌瑞山南麓，西距北京市区一百二十五公里，是中国现存建设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清东陵埋葬着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和同治（惠陵）等五位皇帝，以及慈安（普祥峪定东陵）、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等十四个皇后和一百三十六个妃嫔，面积达七十八平方公里。 清朝历史有漫长的二百六十八年。经过两个世纪又六十八年的搜刮，统治者积累起了无尽财宝。帝后们生前穷奢极欲，死后更把大量稀世珍宝埋进了自己的坟墓，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金碧辉煌、美仑美奂的帝王陵，其实就是人民遭受残酷压榨和掠夺的证明，也是封建罪恶的集中见证。 但是，另一方面，耗费数不清的财富和人类智慧的帝王陵，也是全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的极高价值，对它们的破坏和劫掠，是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历史文化的严重罪行。 清东陵之所以比其他两个陵区出名得多，不仅因为康熙、乾隆和慈禧太后这三位清史上名头最大的帝后埋葬在这里，更多是因为清东陵在民国发生了被盗掘的大案。尤其是1986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叫《东陵大盗》的电影，详细描述了这桩发生在1928年7月的民国大案。那时电影业可不像如今这么萧条，正是其神气活现的黄金时代，一部好一点的影片往往拥有亿万观众，其巨大的传播力让民众对此案和做案人、军阀孙殿英耳熟能详。 我们要问的是：这么一个巨大宝库，在民国乱世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孙殿英动手之前就没别人觊觎、动手吗？孙殿英自己对这种丧心病狂的罪行有什么辩解、说道吗？在孙殿英盗陵之后，还有别人朝东陵下过手吗？ 回答很明确：在孙殿英动手之前，早有人对这座宝库跃跃欲试；孙殿英本人当然不会说：“我就是财迷心窍，所以盗墓！”他自有一番振振有辞、甚至大义凛然的辩护；而在他之后，清东陵不但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反而在1945年底遭受了一次更大的浩劫！ 清朝未亡的时候，清东陵是何等森严、神圣之地。按清王朝规定，凡皇帝陵，保护人员设总管一员、翼长二员，骁骑校二员、章京十六员、甲兵八十名左右。这些官兵每月分成八班，每班有章京二员、甲兵十名，昼夜巡逻。到光绪朝中期，驻扎在东陵的八旗兵总兵力达一千一百多名。 除此之外，设在马兰关的绿营是专门保护东陵陵区安全的军队。雍正元年下辖三个营，随着陵寝的不断增建，到嘉庆五年，马兰镇已下辖八个营，人数由原来的六百名扩展到一千余名，到光绪九年，人数猛增至三千一百五十七名。 除了紫禁城，皇家陵区可称得上是第一禁区，许多保护皇陵的法令、规定，都明文载入《大清律》中，如法令中有“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树株关系山陵荫护，盗砍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俱于山陵有伤，亦大不敬也。不论监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敢对皇陵“大不敬”或者破坏，惩处极其残酷。 在这样严密的护卫下，直到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之时，整个东陵区尽管也有小范围的失火、砍伐、偷盗等现象，但要想钻到墓里去劈开棺材偷宝贝，是痴人说梦之事。 清帝退位之后，根据优待条件中的有关条款，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属于“皇族私产”的清东陵，按照“一体保护”的规定，设有护陵大臣，驻守着八旗陵户，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继续承担陵区的各项事务。 然而清朝已垮，昔日的神圣禁地再也难维持那份尊严。按退位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白银四百万两供清室支配，但由于民国政府的拖欠，以及溥仪小朝廷的挥霍，用于东陵各机构人员的俸银俸米首先减半支付。 勉强维持到1914年，守陵人员以薪饷无着、急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由，推举护陵大臣报请溥仪准予开垦陵区土地，用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当局直接插手盗伐陵区树木，建立了所谓“东荒垦植局”，东陵界内的土地及树木开始受到大规模的毁坏。 在短短十余年中，东陵区原前圈、后龙的“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当年群松苍翠的万顷青山，到1928年已变成濯濯荒山，东陵环境遭到了空前摧残。 更为严重的是，在把持北洋政府的张作霖奉军溃败、北伐军到来之时，东陵处于无人过问管理的真空状态。东陵的地面建筑被各路军阀和当地土匪盗劫拆毁，先是各殿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扇、槛框、窗棂被拆盗一空。 身为护陵大臣的毓彭，见时局如此混乱，也不再尽心守护，开始串通监护人员将各陵隆恩殿前月台上陈设的大型鼎炉、铜鹤、铜鹿等拆运偷售，中饱私囊。 当地居民见护陵大臣都监守自盗，更认为陵寝宫物可自由取夺，于是纷纷涌进陵区，群起拆毁殿庭，肆意盗卖。其间有一伙盗贼趁着混乱，竟掘开了惠妃陵寝，进入地宫，抛棺扬尸，盗走了大量珍宝。 有了这个开头，清东陵好比一块敞开放置的大肥肉，众多军匪、强盗瞪着血红的眼睛垂涎欲滴，东陵浩劫已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孙殿英之前，着手盗掘清东陵的是马福田和王绍义。马福田原为土匪，纠集一帮人靠绑票过日子；1927年，马福田接受招安，带着其六百余人的匪帮加入奉军，摇身一变为团长m跎芤逶缒甑惫弈构そ常佣昶鸺尤敕税铮罄闯晌砀l锏那仔挪文薄? 第46章 br>1928年6月，在北伐军的打击下，马福田见奉军大势已去，便将其人马拉上山重新为匪，在老家马兰峪打家劫舍。他一边干了几起抢夺钱财并火烧十几家商铺的“小生意”，一边派人潜入东陵窥测动静，看有无盗掘的可能。盗掘东陵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梦啊！这个时候正是奉军退走而北伐军还未开来、东陵没有一兵一卒看护的真空时候，他大喜过望，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此刻不干，更待何时？马福田立即率领匪众开进东陵，开始实现他的多年愿望了。 在短短的几日内，东陵地面残存的所有值钱的物件以及黄花山中的几座皇家墓葬，几乎被他率众匪洗劫一空。就在马福田对东陵内帝后的陵寝正要下手之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殿英大帅登场了。 孙殿英本是有来历的人。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绕道入长城，深入京都南，进攻高阳城。告老还乡的明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率家人及全城居民守城抗清，终因清兵势众，城破被俘。孙承宗誓不降清，清军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活活勒死，接着将孙家满门老小和全城百姓屠杀干净。只有孙承宗四子孙镐一支在城破时逃出一个保姆，带出了个男婴。 这个男婴后在河南永城长大落脚，他就是孙殿英的祖上。 孙殿英因出过天花而得外号“孙大麻子”，他幼时父亲又被旗人杀害，生活贫苦。母亲对他特别溺爱，使其从小养成了无法无天的习惯；长大一点就天天混在赌场，以赌博为生，还练就了任何麻将牌他拿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的绝活；后来又从事鸦片贩运，并加入河南西部的民间组织庙会道，凭着过人的机灵逐渐混到庙会道的头目。因肯下血本各方打点，他贩运鸦片、制造毒品远销上海，获利极丰。 1922年，“秀才将军”吴佩孚在洛阳时，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大毒贩，他在洛阳不能立足，就逃往陕州。 他纠集了一批土匪、赌鬼、烟贩等组成队伍，称雄一方。为谋取更大的势力，孙殿英先后投奔过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国民军军长叶荃等人，后又转投“山东王”张宗昌，受到同是土匪出身的张宗昌赏识。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力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殿英为军长。当直鲁联军在北伐军打击下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又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殿英任第十二军军长。 他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军官，率部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1928年初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 孙殿英的队伍是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非蒋介石“亲生”，孙部粮饷被长期拖欠克扣，以至官兵半年没有发饷，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若再不拨粮款，甚至有哗变的危险。在这一严峻的形势前，孙殿英愁断了肠子，近在咫尺的大宝库清东陵不进入他的视野都难。 即使不缺钱，只要有机会，孙殿英也不会放过东陵宝藏，何况正缺钱的时候？不过现在他毕竟是有人管的民国军官，而不是绿林游匪，不能说干就干。 于是他找到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徐源泉屡屡催饷；徐源泉也没有办法，只能说些空话拖延；孙殿英越催越紧，徐源泉不胜其烦。终于，孙殿英摊牌，说粮饷久不发放，士兵已苦不堪言，有人建议掘开东陵，以陵内珍宝充军饷度过难关！ 徐源泉吃惊过后，也怦然心动，他知道如真的这么干，这个孙大麻子就不用再向他催命一样催饷，更重要的是，财宝肯定也少不了他的一份，于是哼哼哈哈，不表明态。孙殿英知道他不反对，立即召集手下师长谋划起来。 这样，前文提到的马福田、王绍义企图盗宝，正好成为孙殿英进入东陵区的绝妙借口。他马上命令手下师长谭温江，以“剿匪”名义向马福田部发起进攻。两方在马兰峪镇展开激战，马福田部被击溃。马、王二人眼巴巴看着吃不到嘴的东陵宝藏，含恨退走。 随即，孙殿英以搜索敌人、检查武器为名，名正言顺开进陵区。接着，他四处张贴十几张告示，宣布为保护东陵安全，要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陵区将全行封闭。 在以“军事演习”为名下，陵区严密封锁，震惊国内外的炸陵盗宝开始了。 陵区内那么多座墓，他首先看中的当然是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一是因为慈禧太后的穷奢极侈在王朝帝后中最为突出，其陵寝必然豪华万状；二是慈禧太后安葬时间很近，下藏情况奇书-整理-提供下载民间还有线索，进入地宫比其他陵墓容易。 7月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自己也从来不知地宫入口，此事老旗人也许知道。孙殿英感到有理，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 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然后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样的折磨，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道出了离此地十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古时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的匠工，往往都会在竣工之时被埋在地下，以求秘密永不外泄，这也是封建皇权极端凶残的表现。 而这个这姜石匠实在命大。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八十一人留下作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立即知道死期将至，既然被选中干最后一道工序，就别想活着出去。姜石匠几天前乡里人给他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现在要他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死过去。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赶紧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连滚带爬跑回家，这样捡了一条命，并保存了地宫入口的秘密。 六十出头的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他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本来应该对刨慈禧坟感到大快人心的姜石匠就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百般引诱也不起作用。孙殿英火了，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姜石匠跟那两位老旗人一样经不住用刑死了，还有谁知道墓道入口？于是他转睛一想，把桌子一拍：“不说？把你儿子抓来，看老子不扒掉他几层皮！”这招抓住了姜石匠最脆弱处，还没等士兵出门，他就一声哀嚎，竹筒倒豆子般吐露出了秘密。 在姜石匠的引导和炸药的千钧神力下，硝烟弥漫中，做为永久性工程的坚不可摧的定东陵敞开在这群匪兵前，统治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的神秘陵寝大难临头。 不必去描述地宫宝藏的繁盛与珍贵，中国最顶尖的物质财富几乎都集中在这里。进入陵寝的士兵每人手上本都拿着一只大电筒，而在满室珍宝光芒的映射下，电筒的光全都失去了作用。 所有殉葬宝物很快全部被一抢而空，匪兵又发疯般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木打开，满棺的珍宝陪伴着这位面色如生的中国近代第一女强人。然而，此时的慈禧太后不过是网一具任人蹂躏的僵尸罢了。她的嘴里含有一颗巨大的夜明珠，据说正是这颗夜明珠致尸身不腐。士兵伸手去取，不料宝珠向喉咙滑去；于是，几只粗黑的大手按住她的头颅，一只拳头击在她的脸上，咯咯两声，慈禧满嘴牙齿尽落，宝珠却未滚出；再是几根大手指粗鲁地掰开她的嘴，宝珠抠出时，她的脸颊也被撕破。 劫取棺内宝物过程中，她的尸骸被抛出棺外，脸朝下趴在泥水中，一手反扭在身后。 无尽宝藏展开在眼前，众官兵发疯般劫掠着。孙殿英规定先将宝物集中再分配，谁也不得私藏。但在这旷代财富的强烈刺激下，人们哪里还能控制自己？孙殿英咬牙切齿，下令谭温江向疯狂撕抢的官兵们开枪扫射，尸体不断倒下，终于控制住了局面。然而还是有人将珠宝偷藏在内衣里，含在嘴里，甚至塞在肛门里…… 这可能是史上最著名的盗墓活动。在那阴森神秘的地下墓穴里会发生什么，留给人们极大的想象空间。最令人瞠目的传说，可能不是墓内宝物的神奇，而是慈禧太后被奸尸！ 据说，慈禧棺木打开后，看到她面色如生，肌肤白皙饱满，一名盗墓士兵居然动了兽欲，扯下裤子就行奸；不料尸身因见空气，瞬间萎缩如鬼，让这个性欲超强的盗墓兵立即败了兴。 生前最为穷奢极欲的慈禧定东陵盗毕，孙殿英又命去挖清朝最盛时期乾隆皇帝的裕陵。挖法与前一样，也是用炸药开墓道入口。 乾隆的地宫果然规模更大，更富丽堂皇。开棺之后，死去一百二十九年的乾隆尸身已腐，仅剩发辫、头骨和肋骨等。匪兵们同样迅速将满室宝物抢劫一空。 和慈禧墓中不同的是，乾隆是清代最为风雅的皇帝，他的陵寝内还有多幅珍贵字画。 第47章 匪兵只识金银珠宝，这些艺术珍品被野蛮地毁坏殆尽。 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说顺治帝于生前出家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没有宝物，便没有下手。接着再准备盗康熙的景陵，不料还未挖到地宫，就流出黄水，越流越汹涌，顷刻间地上已积水二尺多深，匪兵们就没敢再继续。 以军事演习为名严密封锁着的清东陵内，经过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7月11日，孙殿英满载而归。 这次疯狂盗掘到底劫走了多少财宝？因为东陵的殉葬物没有一个完整的清单，盗后对盗取的宝物也没有详细登记，因此没有准确资料。 在盗墓之前，孙殿英先致函遵化县知事，说原准备就地筹集军粮，但他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请遵化县代雇三十辆骡马车就成，这样以便他们从其他地方装运军粮。遵化县接函还很高兴，立即按孙殿英要求把骡马车备妥。盗出的财宝，把这三十多个骡马大车装得满满的。 被盗的乾隆裕陵和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的殉葬品数量，如今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内务府档案及其他资料也有记载，尤其是慈禧墓记载比较详细。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一百五十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繁丰珍稀。内廷大总管李莲英一直参与其事，他的嗣长子李成武也是慈禧太后的贴身侍卫。李成武写成《爱月轩笔记》，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十八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一百零八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二百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 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奇+書网-qisuu.］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八点四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二点二万两；翡翠荷叶估值八十五万两；陀罗经被铺珠八百二十颗，估值十六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一百二十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八两，玉佛每尊重六两，翡翠佛每尊重六两，红宝石佛每尊重三两五钱，各二十七尊，共一百零八尊，约值六十二万两；翡翠西瓜二枚，约值二百二十万两，翡翠甜瓜四枚，约值六十万两；玉藕约值一百万两；红珊瑚树约值五十三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四两重的大珠系外国进贡，价值一千万两，总价约一千零五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五百粒，小珠约六千粒，估值二十二点八万两。 这样一个惊天大案发生之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要员正在离东陵仅一百多公里的北平，举行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孙殿英本也提心吊胆，盗墓开始后的第三天，专门派谭温江到北平打探风声，见一片风平浪静；谭温江立即返东陵禀报孙殿英，孙殿英更加放手盗掘。 直至7月11日盗墓部队将定东陵和裕陵洗劫一空，北平方面仍一无所知。 在盗墓进行中，东陵附近居民听到两次爆炸的响声。因宣布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在先，人们也未多想，主要是想不到堂堂一个国民军军长竟会动用国家军队，干起土匪盗贼才干的刨坟盗墓之事。 8月初，谭温江到北平委托珠宝古董商黄百川销赃，东陵珍宝在市面大量出现，北平警备司令部介入调查，一下就逮捕了正在交易的谭温江和黄百川。同时，一个叫张歧厚的参加盗宝的士兵在分得一些珠宝后，觉得再不需要当这个兵了，就开小差做逃兵溜回家乡，8月4号他和另两名逃兵在青岛销赃时被抓。 清东陵被大规模盗掘！最早披露这一大案的是路透社，该社于8月5日以醒目标题将消息刊出，之后全国各大报均于8月6日予以转载，顿时全国哗然，海外震惊。 清王室的总代表、末代皇帝溥仪于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当时寓居天津张园。听到东陵被炸开，祖宗被辱尸，陪葬宝物悉数被盗，溥仪肝胆欲裂，立即传护陵大臣毓彭来责问。毓彭在任上碰到如此惨祸，哪敢去见溥仪，躲起来不见面。溥仪此时早无生杀予夺大权，只能将其开除族籍。 宗室和遗老得知这个噩耗，在溥仪电召下，纷纷赶到张园和溥仪商议对策。众人号啕大哭，然后在张园内设置乾隆和慈禧的灵位，每天祭奠三次。他们两天两夜召开“御前会议”，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去电要求严查罪魁、赔修陵寝，同时通电各报馆，施加舆论压力。 “御前会议”决定派宝瑞臣、耆寿民、陈诒重等人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8月18日，宝瑞臣等七十余人乘车赶赴东陵。 到东陵后，所见场景惨不忍睹：陵区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里都留下了挖掘的痕迹；定东陵地宫内到处是残棺烂木碎衣破衫，珍宝被洗劫一空；慈禧的尸首被扔在地宫的西北角，脸朝下，一手反扭搭在肩上，长发披散开，遍体霉变生了厚厚一层白毛，且脸部口唇处被撕烂；在乾隆的裕陵，数节白骨浮于泥水之中，重敛者仔细寻找，先后找到头骨五个，发现水中孝仪皇后尸骸一具，被确认为是乾隆的那个头骨下颌碎为两块。 宝瑞臣等痛哭流涕之后安排复葬。原打算按长幼辈序，先葬乾隆，再葬慈禧，但因当时乾隆的裕陵地宫积水很深，需排干水后才能复葬，故先葬慈禧。直到8月31日，乾隆遗骨才被重新安葬。 清东陵被盗掘，这不仅是清室的损失，也是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大犯罪。盗案披露后，许多民众团体纷纷指斥盗陵者为民族败类，电请国民政府从速查惩主谋。人们马上感到，这一史上“手笔”最大的盗墓行为，必有官方背景，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指出：乾隆、慈禧帝后陵寝工程坚固，断非少数人最短时间所能掘破！国宝整理委员会则吁请当局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 蒋介石、阎锡山迅速行动起来。越是参与人数多的案件越是好查，首先，被逮的逃兵张歧厚供认，“是由军长带着两旅人去的……由军长下令叫工兵营用地雷将西太后及乾隆帝二陵炸开……”接着，8月10日，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调查人员到达东陵，在裕陵墓道捡到铁尖锄一把，这种尖锄系工程兵所特有，非农民之物；又在村民中了解到，7月4日到11日间到街上购燃料的军人，人人腿脚都沾有地宫灰泥；再有人报告，7月9日、10日两天，见到孙军长夜间乘汽车从马伸桥至马兰峪。 东陵盗宝案至此已真相大白。对孙殿英恨之入骨的清室派人与平津卫戍司令部交涉，要求重办罪魁。 然而当时蒋介石和阎锡山明争暗斗，都想收拢掌握一部分军队的孙殿英为己效命，谁也不想朝他发难。在当时官方就此事的往来函电中，对盗墓部队番号与孙殿英的名字讳莫如深。 孙殿英在盗墓之时，已考虑如何善后，此时便发挥有钱能使“磨推鬼”的手段，从盗得的东陵宝藏中拿出珍品，向国民党要员四处打点。他将乾隆颈上一百零八颗朝珠里取出两颗最大的送给戴笠，一把九龙宝剑托戴笠送给蒋介石，慈禧枕下的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慈禧嘴里的夜明珠送给宋美龄，朝靴上的两串宝石送给孔祥熙……另外，他送给阎锡山价值五十万元的黄金。 如此一来，大家都在这案中“受益”，孙殿英更难受惩处。为了应对汹涌的舆论，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审判长为上将商震。1929年4月20日预审开始，6月8日结束；6月15日，全案卷宗封存送往京城，嫌疑人收押，等待军政部军法司宣判执行。 判决迟迟没有下达。其实这样的审判完全是做个样子，孙殿英始终未被列入嫌疑人，在军事法庭成立前就没事人一样被派去打他的老上司张宗昌了，此期间他又收编了?两万多人，越发势大。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前，孙殿英看到反蒋力量很强，就倒向了阎锡山和冯玉祥，当上了安徽省主席，也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当局对此案的办法就是拖。当时群情愤慨，但舆论毕竟是股“软力量”，虽一时很可畏惧，时间一长，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开了，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参与此案而被捕的重要一点的人物就是师长谭温江。 第48章 孙殿英出任安徽省主席之前，他的参谋长提出，我们既与中央（指蒋介石）对敌，“法律已无遵守之必要”；他建议孙殿英以“谭师长手中的宝物都是从土匪那里查获的”为由，救出谭温江。 孙殿英一拍大腿，说只顾招兵买马打仗，差点把还在牢里的老谭忘了！于是他立即堂而皇之地向阎锡山交涉，随手写个呈文说案发期间谭温江不在现场，所以根本不可能作案。呈文里罗列了1928年7月4日到7月11日谭温江的“行踪”，都是到了蓟县、北平、渠头、郭家府之类的地方。阎锡山知道这全是扯淡，但正是用他之际，也就满足要求，不几天谭温江大摇大摆地出狱，回到孙殿英手下继续当他的师长。 一个如此重大的案件，竟然如此结局：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作案的头目，却没有一个大盗墓贼受到应有惩罚。 眼巴巴等待严惩罪魁祸首的溥仪气得要疯，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在灵堂里郑重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然而此时，他怀有再大的仇恨，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盗掘东陵案中他没有得到公道的一个后果是：1932年春，日本为掩盖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欲抬出他来充任“满洲国”皇帝，他就投日叛国了。面对很多人的极力劝阻，他只要想到祖坟被刨而求告无门之仇，就什么劝告也听不进去了。 犯下盗掘东陵、劫掠横财之罪行的孙殿英不但秋毫无损，而且官运亨通，当然得意不已。他四处吹嘘自己多么了得自不在话下，还为盗陵给出了个振振有辞的理由：“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老殿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你如果斥责他这是为财迷心窍而破坏古迹的罪行强行辩护，他可以还有说辞：明十三陵不是就在旁边吗？我咋就不盗明陵呢！ 还有个传说，也对孙殿英十分有利：说孙殿英驻扎马兰峪后，当地一老道找到他，对他说：“清陵完璧，恐满廷将有复辟之事，汉室危矣。将军急图之！”因此他立即掘了东陵，断了清廷“龙脉”。从此清室彻底衰微，再不成气候。这当然是好事者的杜撰了。 孙殿英逃脱惩罚，继续他的军阀人生。中原大战开始后，时局对阎锡山、冯玉祥很不利，他又投靠了张学良；抗日战争中，开始他倒有好表现，通电呼吁团结救国，在河北、河南与日军多次作战，并在热河与日军血战七昼夜；但1943年又率军投降了日本，当起汉奸；抗战胜利结束后，孙殿英部被蒋介石编为第四路军，追随蒋介石打内战。 1947年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二野)进攻河南汤阴，汤阴守将就是孙殿英。孙殿英筑起五道城防，还是在半个月内即兵败城破，他本人则被活捉。 逍遥法外近二十年，这回他终于做了被关押的囚犯。 被捕的孙殿英因军阶高（少将）而受到一定优待。他随身带着两个箱子，吃喝拉撒睡都寸步不离。因他当年炸清东陵而几乎成为国际名人，二野方面一猜就知箱子里头有什么宝贝。 旅长肖永银去审查，和颜悦色地跟他说：“孙司令，听说你有两个宝贝，拿出来让我也开开眼嘛。”孙殿英恭恭敬敬又呆若木鸡，思考半晌复点头哈腰：“兄弟愿献宝，兄弟愿献宝！” 一只箱子里是一个他从慈禧墓里盗出的玉石西瓜，这是当年外藩进贡清朝皇帝的礼物；一只箱子里是一支古剑，这支剑是三国赵子龙用过的！肖永银看过后对他说：“孙司令，真对不起，这些宝贝是国家的，必须交公呀！” 孙殿英显出了守财奴相，哀求道：“我太喜欢这两件宝物了，你不知道自从有了这两件宝物在身边，我活着都像有了精神头儿，能不能再让它陪我两天！” 这一要求被拒绝。随后他先后被押送到中原野战军总部和涉县关押，生活上对他以优待，其间刘伯承特意见了他一面。 因嗜食大烟不能得到满足，加之年老体弱，1947年秋，孙殿英病死。因盗墓而家喻户晓的他，终于自己也走进了坟墓。 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以盗墓出名的军阀，却有一个当了教授的独生儿子孙天义。孙天义教授一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自强不息，出版有《罗斯福传》、《张伯伦传》、《戴高乐传》等八部译作。他曾任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兼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为保护名胜古迹不遗余力。他说：“父亲破坏文物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正因为如此，更增加了我保护文物的责任感。” 1933年，溥仪在日本的扶持、操纵下粉墨登场，当上伪满洲国的皇帝。他三岁登基，三年后在清朝覆灭中退位；十二岁又在张勋的一通胡闹中复辟，十二天后再次退位。当“满洲国”皇帝，已是他一生中第三次登基称帝了。 东陵被盗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大，再次上台的他当然不过是日本人手里一傀儡，但护卫祖陵的能力还是有了。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军”强行进驻东陵地区，把东陵划归“满洲国”热河省管辖，并在这里设置了“东陵地区管理处警察署”。已被严重破坏、并仍然让无数匪徒盗贼眼红欲滴的清东陵，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安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末日来临的日军和“满洲军”纷纷向长城以北退去，伪警察机构也立即溃散。此时日本人的统治已经终结，国民党没来得及接收，而八路军也未在此地开展工作：东陵地区再次出现管理真空。 1945年底，一刻也不忘记东陵宝藏的盗贼又开始磨刀霍霍，砍伐陵区树木、撬拆地面建筑等零零星星的盗墓活动逐渐出现。这个苗头一动，中共冀东区党委立即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前往守卫；不料后来因国民党军队进攻玉田、武清，护陵部队紧急开往前线。 庞大、奢华、珍贵的清东陵，又一次失去了所有呵护，暴露在历史的风雨中。 1928年，马福田、王绍义匪帮正准备掘开陵寝，却为孙殿英盗陵做了嫁衣。孙殿英以围剿马、王盗墓匪帮为极好由头，开进东陵自己大干了一把。马、王被孙殿英击溃后，其团伙做了鸟兽散，但骨干分子一直贼心不死，特别是年轻时当过陵工、熟悉陵寝构造的王绍义。 因溥仪对东陵的严密保护，王绍义多年来无从下手。1937年，已过不惑之年的王绍义定居东陵附近的新立村，和两个儿子种地为生，农闲时弹棉花补贴家用。看似金盆洗手的当年匪首王绍义在农家生活之下，依然与周边地痞时通声气，只等机会来临的一天。 东陵护理真空一出现，狐狸般灵敏的王绍义一跃而起，抓住这难得的缝隙机遇，紧锣密鼓地筹备起盗陵事宜。清东陵一次更大的浩劫就要降临。 王绍义首先串通一帮惯匪、地痞和流氓，以他们为盗陵主力；又勾结地方基层干部为靠山，主要是八路军十七团敌工部部长张尽忠、蓟县八区区长介儒、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等人。[奇qisuu.书]张尽忠在抗日中有过不小功劳，但胜利后，在东陵珍宝的巨大诱惑下，被王绍义拉下了水，成为1945年东陵第二次被盗大案的主犯之一。 王绍义也考虑到事发后的对策，他没有当年孙殿英恃以自重的军队，就想钻个“法不责众”的空子，拼命发动民众参与。除了素有联系的旧匪外，他串联了包括村民、村干、民兵在内的大批人等，仅附近十五个村镇，参加他这次盗陵的就有二百多人。 庞大的盗墓大军在王绍义、张尽忠带领下，在明楼内影壁墙下挖开一处洞口，沿石陵而下，然后用炸药炸开石门，入室劫掠如山财宝。 不说陵寝地道的复杂构造，单是帝陵石门共有四层，后陵石门也有三层，每道石门厚达一尺半，均为汉白玉、大理石制成。帝后棺椁放入地宫后，用粗绳牵引石制千斤顶入槽，将石门禁闭，陵寝便永久封闭。这番坚固，非人力所能掘破。 强烈盗宝欲望的驱使，让王绍义团伙“克服万难”。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道道石门被炸药炸开，一座座地宫被掘破，一具具帝后棺椁被劈烂，昔日肃穆万分的清东陵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无数珍宝被盗出。张尽忠、王绍义规定，参加者人人有份，但必须由他们俩先挑。 打开康熙的景陵之时，一个叫田大化的旗人，平日在一些闲书中看到康熙墓里有个稀世之宝——九龙杯，在盗陵中就不断嚷嚷他啥也不要，就要这个九龙杯！ 景陵洞开，田大花的儿子田广坤和同村的一个村民一马当先，奔到康熙棺前，瞪着血红的眼睛二话不说就拼命撬棺；棺木刚被撬开一条缝，两人急不可耐就朝棺中看去，不料棺中设有机关，一团绿火忽地喷出，将两人脸部烧个稀烂。 到分配财宝之时，虽二人被烧伤后中途退出，但给大家做了回挡箭牌，也有“功劳”，财宝也给一份。康熙墓里还真有个九龙杯！就分给了田广坤，他爸田大化也就真的得到了这个他日思夜想的稀世之宝。 这伙财迷心窍的匪徒在陵区肆无忌惮劫掠达三个月之久。头一次孙殿英盗陵，用七天时间掘开了乾隆、慈禧二陵；而在这次大规模的盗陵犯罪中，数百人盗掘了康熙的景陵、咸丰的定陵、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和同治的惠陵，一共四座！ 第49章 清东陵再次被盗，因是发生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社会注意力还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中，其社会影响远没有孙殿英那次大。但蓟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了侦察。 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整个蓟县（当时东陵地区划归蓟县）公安局的所有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公安局长云光和警卫员赵蔚就轮流骑着这辆车，你带我一程、我带你一程地赶到了现场。 现场一片凄凉，曾经云集的盗墓贼早已一哄而散、逃之夭夭。云光、赵蔚和民警唐建中、李和民等人先来到康熙的景陵，从地宫被盗的洞口往下看去，满目都是横七竖八的石条，再向下就全是水，无法入内查看。 再打着火把下到同治的惠陵地宫，墓道一路空空荡荡。到了陵寝，只见两具被劈开的棺椁，右为同治，左为皇后。十九岁去世的同治棺内除了一把骨头，别无他物；二十二岁去世的皇后却尸身完好，一丝不挂、长发披散地趴在棺内。后来翻过尸身，发现她已被开肠破肚，肠子内脏流了一棺，这是那些盗匪听说皇后是吞金而死，就在她肠胃里找金子的结果。 公安部门判断：这必是地方惯匪纠集一帮愚昧群众干的。随后的追查表明正是如此，附近那么多参与者，在进一步侦察中纷纷浮出水面。 当时缉捕人犯的政策是：“首恶必抓，胁从不咎。”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从犯只要如数交出所得珍宝赃物，就不予追究。 在强大的攻势下，张尽忠、王绍义和一些盗墓骨干闻风逃走，一部分参与的民众自首，陆陆续续上缴了一些赃物。 下葬时间最近的慈禧墓多少留下了一些殉葬品资料，孙殿英的吹嘘也能让人知道一些概况。但这次被盗的四座帝后陵，到底损失了多少珍宝就根本无法统计了。案发后收缴情况仅为：金戒指、断开的小金塔、金凤凰、钿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等大半脸盆，用十六两制的旧枰称为五斤十四两；其中最别致的是一个翡翠扳指儿，把它投入水盆中，顿时满盆绿光。 上缴的另有一些珍珠，有一茶盘之多。 所有上缴赃物中最珍贵的就是康熙墓里那个九龙杯。这个九龙杯白玉质地，长方形，高三厘米，宽四厘米，长六厘米，有盖；四角各雕二龙戏珠一对，杯把手上又雕一龙，杯身共雕龙九条，工艺极其精湛。因得到这个九龙杯乡里皆知，田大化为求保命，在公安人员的工作下交出，同时还上缴康熙的鸡血石镇纸一只。 可以看出，收缴到的珍宝数量很小，总体价值不高，盗贼们在风头上交出了少量并不太珍贵的赃物以求过关自保而已。大量的珍品藏在民间，或者流通在海内外。 东陵瑰宝，经过1928年和1945年这两次浩劫，受到了巨大摧残，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经过严密的侦察缉捕，除了主犯张尽忠、王绍义父子及杨之草、关增会等人在逃外，其他主要犯罪分子全部被捕获。1946年2月1日，即农历大年三十，已捕获的六名主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六人里有五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败类，他们是区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区干部刘恩、李树青，裕大村副村长贾正国。另一人为惯匪穆树轩。 为扩大声势、教育民众，行刑当天上午9时，一个营的八路军全副武装，吹响军号押送人犯奔赴刑场，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声音鼎沸。刑场就设在康熙景陵的大碑楼南面。参与盗陵的区长介儒、区小队队长张森等十多人陪绑。 经过这样一次对盗墓犯罪的声势浩大的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对保护清东陵起了积极作用。此后，人民政府为加强清东陵地区的管理，专门成立了“清东陵护陵派出所”；后来，东陵地区划归遵化县管辖，东陵派出所也就由遵化县公安局管理了。 因为这次恶性事件发生在中共区域，国民党闻讯立即大做文章，诬称“中共盗陵”，蒋介石为此还在旧政协会上指责中共代表周恩来。中共《冀东日报》立即发布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澄清事实，回击国民党。 对这次盗陵的案犯，国民党也开展打击。军统局长戴笠得到报告后，责令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郑思普和特务张树庭“全权调查东陵盗宝案”。主犯张尽忠，逃往唐山躲避一时后，被军统特务抓住，押往北平审讯，不久病死狱中。 接着北平市警察局在全市展开大搜捕，抓获马兰峪一带到北平销赃的疑犯四十四人，收缴珍宝八百多件。 两大主犯之一的王绍义，携三把手枪畏罪潜逃，几次逃过抓捕；五年以后，1951年初，终于在遵化和蓟县交界的黄花山其姘妇家中被捕落网，随后在马兰峪镇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被执行枪决。逃亡中，他把康熙陵中一个鼻烟壶拿到马兰峪集市上卖了两斗玉米，把一件玉如意卖了五斗玉米；另一案犯刘维廉，则把一个精美的金凤冠砸扁后按黄金价卖出…… 第二次东陵盗宝案，至此划上了句号。 清东陵经历了这样两次浩劫，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横遭蹂躏，无数民族瑰宝散失流落，这是人类的贪欲、野蛮和愚昧共同犯下的罪行。清东陵的民国命运充分说明了文化传承的艰难，以及正常社会秩序的可贵。 历史的一页翻过。2000年11月30日，清东陵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但愿这份珍贵的遗产在再不遭受盗匪和兵火洗劫的情况下，也少一些现代商业污染，以其历史原貌代代相传。 今年的七八月份，我在昆明度过了平生最舒适的一个夏天。这座南疆春城没有剧烈的四季更替，常给人以时光停滞之感，但我的胸中奔流着历史的长河——我在一篇篇写下系列历史散文《民国多少事》。 就像烟波中的远景在回望中总是美的，逝去的时代总让人感怀，即便是民国这样的乱世。没有人喜欢动荡混乱，但人对平淡的常态生活却又总有一份不满足，因此乱世风云总有一股无言的魅力。从这种普遍的心理出发，我开始走进民国这个比三国更精彩的时代；所收获的，远不止“比假小说更精彩的真历史”。当一个个非常熟悉的姓名、脸谱、符号、概念化为有血有肉、可触可感的形象和场景，既有观念不时被颠覆，连受震撼之下，我才知道我们多数时候远远没有真正了解民族的往事，歪曲、偏见、误解和简单化的认识遮蔽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民国这样的复杂时代，它的光亮不该全消失在漆黑的历史夜空。 起念把读民国史所得写成这样一本书，源于我在安庆师院读书时的同学周宇的建议。他看过我一篇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章后，十分激动，几番“怂恿”我就民国往事写一个系列，直说到我心动。 开始写作之后，我边写边把部分初稿发布在网络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版。没有想到的是，得到了人们的热情支持、鼓励，许多网友日夜追看，频频催促，写下了大量滚烫的留言评论，并将其转帖到网络各大论坛，以至于今年9月下旬网上即出现了多处需要付费下载却远不完整成熟的盗版电子书《民国多少事》。我本不算勤勉，没有大家的激赞和鞭策，可能难以一口气写完。对网友们我深怀感激。 网络对我的帮助还不止如此。本书的主要参考文献除附录中已列出的外，还有一些资料来源于网络。书中《曾经热血：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始末》一文的主干材料来自海外一位林姓学者的著作，这部著作我是从网上读到；在陆荣廷治桂、孙殿英盗墓等篇目中，采用了“百度百科”里的几段相关内容；还有一些零散资料也是从网上所得。另外，网络在检索资料、核实记忆上的方便迅捷，极大提高了写作的进度和效率。 历史散文不是虚构性作品，议论、描写、抒情内容之外，史料必须起码是我自己认为可靠的出处。因为资料的繁杂，我无法把出处一一详尽列举。尽管历史散文不是历史论文，在引文注释上没有学术论文那样严格的要求，但我仍要向未提及的原材料致以歉意和谢意。多少学人的孜孜不倦，使我辈后学得以汲取丰富的营养；受益于他人劳动成果，我们不能有“资源共享”的心安理得。 还应感谢著述等身的著名历史作家梅毅（笔名赫连勃勃大王）先生。梅先生为本书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以我当不起的评价给我以大力支持。 我以古代文论为研究方向，写民国题材的历史散文，应属不务正业。我的导师张国庆教授是一位严谨而敦厚的长者，他督导我们学好专业之外，又为我们提供了宽松自由的读书环境；在看过我的一些文章后，张老师几次对我说：“我很喜欢看你的东西。”这对我是一种鼓励。还应提及我的父亲，他的历史知识一贯让我这个文科生汗颜，在写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几次想拨通他的电话。 民国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笑谈之中，历史仍会显出它的沉重与悲怆。这本书写的是历史，而写这本书于我也已成了历史，我怀念那段劳碌充实、随笔下文字心潮涌动的时光。在九州出版社郑闯琦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的辛勤努力下，拙著在不长时间内即出版面世，有了这个开端，对历史文化我将更怀虔敬之心，继续前行。 谢轶群 2007年11月初于云南大学 更多精彩好书，更多原创手机电子书，请登陆奇书网--isuu.